韩晓征

　　曹汛先生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营建系（建筑系前身），师从梁思成，毕业后曾任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三年前，读曹先生所著《中国造园艺术》一书，其中总结中国造园艺术精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夏，读这部《林徽音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于作为建筑家的林徽音生平，亦自深感兴味。

　　《年谱》所记林徽音，亦即以文学才女闻名的林徽因。然而，在其投入毕生精力的建筑领域，她的造诣和贡献，如今或许知晓者不多。曹汛这部《年谱》，紧紧围绕作为建筑家的林徽音生平而展开：从少年时候确立志向开始，一直到盖棺论定时候的追问，都是以建筑事业的红线贯穿始终。

　　《年谱》的书名首先就为谱主正名。自一九三五年起，因为与一位男性文人林微音名字相近，为显示区别，她忍痛将父母所赐、来自《诗经》“大姒嗣徽音”的原名改为“徽因”。本谱则以一九三五年三月为限，之前作“徽音”，之后用“徽因”，书名则是坚持用“徽音”，以示尊重（本文亦采用“徽音”）。

　　《年谱》在记述谱主每年大事的同时，旁征博引大量材料，例如林徽音本人涉及建筑、文学的作品及书信，其家人、友人的回忆，尤其是参考了大量建筑文献，例如《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作者治学严谨，比如一九三二年五月间，林徽音致函胡适先生，说自己“赶了几日夜两三处工程图案”，作者考证：“所说‘两三处工程，今知有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改造室内外装修及彩画工程一处，为一九三二年所作，余不详。或传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及地质馆也是本年设计，但无确证。”再如，作者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搜寻林徽音少作，“考订林徽音第一篇文章《夜莺与玫瑰》译文过程，从而将林徽音最初发表作品时间从一九三一年提前到一九二三年。是年林徽音二十岁，这样方与一位早熟早慧的才女形象相符”（《年谱·编后记》）。如此言必有据，使得《年谱》具备一种实证精神。

　　另外，从作者身份而言，虽系梁思成弟子，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先生逝世，同年七月他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未有机会见到林先生”（《年谱·编后记》），这在作者虽引为憾事，但也让《年谱》叙事显示出了相对客观的特质。

　　十年前的夏天，我拜访五台山南台西麓的佛光寺。从五台县乘车，东北行三十二公里，才抵豆村镇佛光山，面包车扬起一路烟尘，颠簸之中，听友人讲起一九三七年六月，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发现佛光寺的艰辛。如今阅读《年谱》才知林先生对佛光寺东大殿断代的贡献（“梁上的唐人墨书题记是徽因发现迹象”），不禁感慨作为建筑师的林徽音求美求真的刻苦耐劳，似乎与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所讽刺的那位养尊处优的交际花形象相去甚远。林徽音（因）

　　仿佛为了呼应谱主的外在与内在之美，本书的精心设计亦令装帧与内文相得益彰：封面、扉页和内文纪年页面，满铺古建琉璃瓦的沉郁深绿，象征林徽音艺术生命的典丽长青;封面压凹、烫金工艺的装饰元素，都源于林徽音手绘建筑纹样;扉页开出一扇雕花小窗，隐约透出青年林徽音凝睇遐想的写真;每一个纪年，内文都包含大事记述、相关事件照片，以及作为插页的林先生文字作品节选;插页采用半透明宣纸印刷，尺寸略微缩进，表明从属于本年度，在时空上营造了一体感……展读摩挲之余，由衷认可这是一册由建筑家所撰，为建筑家设计，充满“建筑意”（林徽音语）的纸书。

　　《年谱》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逐年撰写的生平细则，后一部分为作者所撰《骄傲的辉煌—林徽音和她的建筑世界》，概述了谱主作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师、设计师的一生成就，兼述其文学创作事迹，正如林徽音在诗歌中的夫子自道：“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建议读者从作者这一总括大文看起，先对谱主一生有整体印象，随后再逐年细读。

　　作者在介绍谱主家世和早年所受中西教育之后，对林徽音、徐志摩的情感际遇有简要交代，并对《一代才女林徽因》等书的“喧嚣、无聊和浅薄”予以批评。继而，介绍林徽音参加欢迎泰戈尔活动并发表诗作赢得才女令名，随后详述林徽音虽然“喜爱文学和美术，她最终选定了与文学和美术关系最密切的建筑艺术，而不愿意以纯粹的文学和美术为单一的终生职业，不能不说是一个英明果断的选择”，这也是林徽音遵从父亲教导“要报效祖国改良社会”的务实选择。

　　作者把谱主一生，自学成归国始，总结为五个时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东北大学时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北平和营造学社前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昆明及李庄营造学社后期;抗战胜利后复原回北平清华大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林徽音担起“两担云彩”，在建筑世界里“骄傲的捧出辉煌”，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营造学社前期，四十年代李庄营造学社后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大学时期。

　　林徽音的建筑学论文，逻辑谨严，表述清晰，遣词雅驯，不时透出诗意;她的新诗及散文，语言灵动，意绪遄飞，富于画意;她的剧本关注女性与平等，充满人文精神;她的小说，又于布局谋篇的框架组织上，显示出作者在一种“建筑意”审美影响下的结构意识。

　　受到《年谱》触发，我回顾林徽音小说《九十九度中》的结构，领悟作者极有可能从中国古建的“攒尖式圆形屋顶”布局汲取灵感，单个的人物，好比那一垄一垄的筒瓦，转着圈，有序攒集在“九十九度中”或曰“热”的“宝顶”周围（这“宝顶”的内核是对生命无差别的慈悲），而那些一沟一沟，与筒瓦环环相扣的板瓦，则是其中细密的人物关系，循着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条分缕析地勾连推进。

　　林先生对于生命的同情与慈悲，不仅贯穿于文学写作中，也贯穿于她的建筑设计实践中。

　　例如，《年谱》一九三五年记载，梁思成夫妇应邀设计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徽因心细，考虑女生手小，楼梯扶手比一般细小，体贴入微，备受赞誉”。在《年谱》一九四九年的记载中，“北平解放后，徽因仍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她教授‘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她非常关心普通劳动者小面积住宅等合理设计问题，亲自做了多种方案”。

　　读览《年谱》，有如阅读浓缩的传记：林徽音少年时候随父亲游历欧洲，倾心建筑之美，青年时候与未婚夫梁思成携手赴美求学，直接影响了梁思成选学建筑专业（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音转入绘画系）;学成归国后，两人一起在大学教书，创建营造学社，创建清华大学营建系;抢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奔波于中原古建筑探访与测绘;协助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写作;由于“京派”作家群同仁间的相互砥砺，文学创造力得以集中迸发，于短短数年间如文坛黑马般佳作频出，给人惊喜，确立了自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林徽音更多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及教学，参与国徽设计和景泰蓝传统工艺的抢救与改良，协助梁思成完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致力于古建保护工作……周旋于女儿、妻子、母亲、教师、建筑师、设计师等多重身份中。

　　同样令人感慨的，或许还有《年谱》中的戏剧性。

　　比如一九三一年，“7月30日，谢冰心写了《我劝你》一诗，渲染浮言，伤人感情，9月20日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造成两家不快，不再说话……冰心后来又发表了《我们太太的客厅》”。

　　查阅肖凤著《冰心传》，关于《我劝你》，说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却又带点儿玩笑的口吻，来规劝那类意志薄弱、心猿意马的女人，请她们要当心那些轻浮的浪漫诗人引诱你去做的感情游戏;否则，假若你不谨慎，就将给老实的丈夫带来痛苦，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还引用了其中的部分段落：“最软的是女人的心，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从字面来看，这里的“调弄”“逗露”用词丝毫不见严肃态度，且以今天的眼光看，即便是“严肃规劝”，也属干涉他人私事，越出了朋友的边界，更不要说公开发表了。

　　关于《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传》里有这样的概括：“把本阶层的一群无聊男女，描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矫揉造作的俗物。”据李健吾回忆，这部小说发表时，林徽音“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当年对于“太太客厅”的讽刺作品，还有钱锺书《人·兽·鬼》中的《猫》，止庵在《插花地册子》一书中有所评论，认为钱锺书作品“其中浅露的成分，在《猫》里看得更清楚……《猫》影射了很多名人，都只涉及皮毛，像拙劣的漫画”。

　　不能否认，《猫》与《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作者，承袭的都是英国文学的讽刺传统，从尊重自由表达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不过，读了《年谱》，发现上述两位作者描绘的人物特点，都在其中得到了相应匡正。比如，《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我们太太”几乎没有女性朋友，除了一位友情时好时坏、相互争风吃醋的西洋女性，就是一位几乎是陪衬人的邋遢艺术家。而在《年谱》里，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对林徽音大为倾倒，在其生前身后，都撰文盛赞其才华—“（林徽音）是当时你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艺术家”，“她美貌、活泼、可爱，和任何人在一起总成为中心人物”，而林徽音则于肾病手术前写下诀别诗相赠;另外，林徽音对杨绛小说处女作很是赏识，推荐发表于《大公报》，据《年谱》记载：“是年（1949），杨绛回清华任西语系教授，拜会徽因。”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杨绛的夫君，正是《猫》的作者。对于“沙龙”的来客，《猫》中写道：“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是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这一段，若与《年谱》一九四九年初的一段相互参照，则耐人寻味：“解放军围城期间……徽因、思成不仅担心北平文物建筑，还非常关心困在城里的朋友。1月28日，徽因、思成居然通过朋友关系，设法将沈从文从城里接应到解放了的清华园来，住到老金家中，大家悉心照料，帮助他缓解紧张情绪。”这里的“紧张情绪”，指的是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见林徽音夫妇与老友们的深厚情谊贯穿一生，不因空间阻隔和人生起落而改变。至于客厅中可能展开的话题，两部讽刺作品几乎只涉及了闲聊与调情，范围极其狭窄。

　　实际上，只需随意翻开《年谱》的一页，比如一九三八年的这张合影：“思成、徽音等一大批知識分子辗转逃难到昆明。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就可以发现，“太太的客厅”里云集的，多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包括此前北平时期的座上客：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沈从文、常书鸿、钱端升，他们之间的话题，可以想见其弘富与广博，比如，周作人与胡适都推崇宽容理论;胡适与金岳霖之间可以探讨杜威的学说;胡适与林徽音、梁思成可以讨论历史文物的断代;金岳霖与陈岱孙、钱端升可谈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周作人与沈从文之间，可以聊性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据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注释所载“沈从文根据周作人关于初夜权的性心理学理论，写出了《月下小景》这篇湘西传奇”;周作人、林徽音同为《文学杂志》编委，不乏巨细兼备的话题;与林宰平、郁达夫一样，徐志摩也是沈从文进入文艺界的引路人;查金岳霖年谱，徐志摩与金岳霖之间，也有办杂志的合作;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林徽音、沈从文之间，亦多有编辑与作者、设计者之间的过从;至于林徽音与沈从文之间，除了文学，还可能有关于中国传统服饰、纹样等美学话题;林徽音、梁思成与常书鸿之间，更可以聊聊他们夫妇一直向往的敦煌……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既是京派作家（多为“太太客厅”中的常客）作品迭出的时期（详见止庵《“京派”的三幅漫画像》），根据《年谱》记载，这也是林徽音发现和提携年轻作者的时期（如卞之琳、李健吾、萧乾、杨绛），更是林先生本人六部小说集中发表的时段。北平林徽音的客厅那种风云际会、激发创造的魅力与活力，其实有些类似巴黎斯泰因的沙龙。

　　掩卷之际，林先生的音容笑貌，让我不禁想起《诗经·硕人》中的诗句：“……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古代的硕人再美，身份只能凭借其与男性的社会关系来定义，而林徽音作为我国五四以来第一代独立女性，至今依旧难于被确认其独立的学术地位，这一现象，难道不引人深思吗？曹汛先生这一部《林徽音先生年谱》，正是要彰显谱主的一生成就：中国现代建筑界的开山鼻祖之一，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者，古建文物的保护者，传统工艺的传扬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界集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文学家……其中的任何一项，均可作为某人引以为傲的终身成就，而林徽音一肩独揽，树立了中国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典范，树立了硕人自己定义自己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