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傅光明先生编注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下）二○二二年十二月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部书我期待已久，快读一过，果然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于是写了以下三则札记。

　　一

　　陈西滢（1896-1970）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非可有可无，他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与鲁迅展开过激烈论战；他的《西滢闲话》是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作品；他是出色的翻译家，译过俄国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英国梅立克的小说集等。现代作家大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陈西滢也不例外，虽然他认为自己的日记“只是备忘录而已”。

　　这部日记集所记的这几年，陈西滢先在美国，后在英国担任“中英文化学会”主任，与在英美的各界华人和关心中国文化的英美人士广泛接触，颇多交往，往往会在日记中记下中外各路豪杰的妙言隽语，先说其中摘录的沈从文一通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西滢在伦敦香港楼宴请喜欢徐悲鸿画的英国人Major Longden，由《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等作陪。萧乾与沈从文关系密切，饭后萧乾把沈从文最近的一通长信交给陈西滢，让他“带回寓来看”，因为“里面说到的人很多”。陈西滢就在日记中详细摘录了沈从文这封信：

　　对于冰心、老舍，挖苦特甚。说老舍“写诗过千行，唯给人印象更不如别人三五行小诗动人”。从文说“京油子”，花样多，即此一事也可知国内文坛大略矣。

　　他说“之琳最有成就。对四小姐恋爱不成功，保留一股劲儿，一股生命力，转而为译著，成绩超越可以预料”。

　　他们自己生活还好。“同时都嚷着生活挡不住，我们情形似乎还可支持到战争结束为止，不必借债，不必卖东西和书籍。”

　　他称赞萧乾说“在此常常与三姐谈及，生命发展得宽，还数你（不仅脚走的新地方多，心走到什么女孩子心中的机会也多！），之琳虽能向深处思索，但生命窄，经验少，成就也必受限制。他也许能写精致作品，可未必能写真正大作品。巴金不大求深，文章读者多，是否经久还看机会。健吾易受幽默分心，且工作杂，不集中。在国内聂耳明日成就也必可观。……这里有个小朋友金隄，还只二十三岁……英文很能用，人极可爱……清华有个王佐良，书读得很好，见解也好。北大又出个杨周翰，也特别有希望。”（本段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笔者注）

　　他的小说有英人白英与金隄同译。他梦想“我这本书若在国外出版成功，有相当销路，还可继续译其他的。我打算让三姐用我应得版税出国读几年书，我也希望有个机会来住两年”。

　　这封信的信息量真大，引号中的话应该都是沈从文信中的原话。他对萧乾可谓推心置腹。信中对冰心、老舍评价不高，却很推崇诗人卞之琳，“四小姐”指“张家四姐妹”中最小的张充和，卞之琳苦恋张充和未果，现在当然已人所皆知，当时沈从文信中这样透露大概是很早的，而“三姐”则是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在此信中，沈从文一口气评论了萧乾、卞之琳、巴金、李健吾等有名作家，以及金隄、王佐良、杨周翰等文坛后起之秀，未必句句精当，但他对金、王、杨的期许，证之以他们后来的成就，足见沈从文眼光的独到，只可惜他们都未能看到沈从文对他们的赞赏。

　　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金隄与白英（Robert Payne）合译的他的小说集《中国土地》（后于1947年在英国出版）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借此书版税送张兆和出国留学，而他自己也很想出国住两年，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

　　二

　　这部日记集的精彩之处当然还有许多。不妨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陈西滢曾与鲁迅论战一场，在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记中会不会也出现鲁迅呢？

　　不出所料，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陈西滢日记中曾数次写到鲁迅。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日记云，因金岳霖到华盛顿，“适之请我们到一家头等的法国饭店Voisin吃饭”，席间金岳霖说了如下一段话：

　　岳霖说胡步曾还是佩服适之，因为他说只有四个人写白话文写通了，适之是其一。其他三人为鲁迅（？记不清了），潘凫公与张恨水！

　　胡步曾即五四时期反对白话文的“学衡派”主要人物胡先骕，步曾是他的字。金岳霖转述的胡先骕这段话很有意思，胡先骕虽然不赞成白话文，但也承认有四个人把白话文写通了，其中就有鲁迅，虽然陈西滢在日记中打了一个问号，还加说明“记不清了”。这就有点微妙，按例鲁迅名字不会当天记日记时就那么快记不清的，但他还是记下了“鲁迅”。

　　鲁迅第二次在陈西滢日记中出现是同年八月十七日。那天他与周鲠生等去胡适处，一起“在Longchamp吃饭。后来又在他那里谈至十一时许方散”。这场长谈中的一个内容，日记中是这样记的：

　　适之收到书店送他尚未出版的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五百余页，他读了些部分给我们听。有些故事是不可能的。我也翻阅了一会。里面称颂鲁迅，Bob Lim，Stillwell， Chenault，朱，毛，张学良很多。

　　原来陈西滢与胡适讨论史沫特莱即将出版的《中国战歌》一书，史沫特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與鲁迅有不少交往，“称颂鲁迅”并不奇怪，陈西滢这是客观记录。

　　同年九月三日陈西滢日记中也写到鲁迅。那天下午“五时半与鲠生去适之处”，“饭后仍回适之处谈话至十一时余”。正是在这次谈话中，陈西滢发现：

　　他（指胡适—笔者注）有《鲁迅全集》。我取出翻看。他要我带回看，我没有接受。

　　胡适处的《鲁迅全集》无疑是一九三八年首版的《鲁迅全集》，以胡适《新青年》时期与鲁迅的关系，他有《鲁迅全集》很自然。陈西滢“翻看”大概较为投入，以至胡适建议他把《鲁迅全集》“带回看”，但陈西滢到底还是没有借阅。这就又一次有点微妙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陈西滢访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教的王际真，日记中云：“他说他译的阿Q，只销了七百本。”阿Q当然指《阿Q正传》，这是间接写到鲁迅。同年五月二十二日，陈西滢日记又云：“到东方学校的小图书馆，想找几本鲁迅的小说史略之类的书。”二十三日日记即云：“赵德洁为我借了小说史略等书。”二十四日云：“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数十页。”二十五日又云：“晚饭后看小说史略。”二十七日再云：“十一时上楼。看小说史略。”三十日还云：“我看小说史。”由此可见，陈西滢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间读了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他十九年前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中曾指摘鲁迅此书“整大本的剽窃”，引起鲁迅极大的愤怒，虽然事后陈西滢得知误信了他人的谗言。但这次为何又读？很可能与他将要在英国作一次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演讲有关，他还读了《金瓶梅》《今古奇观》等。

　　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瑞士参加“第九届公共教育国际会议”的陈西滢，在日记中又不经意地写到鲁迅。友人胡天石在家中设午宴招待陈西滢，出席者还有正在瑞士留学的戏剧史家齐如山的女儿“齐小姐”，日记中是这样记的：

　　胡家有肉，有大锅鸡汤。齐小姐是崇拜鲁迅的，发现我是谁，大有趣。胡夫妇实在并不知道。

　　齐小姐“发现”陈西滢是什么人，陈西滢为什么感到“大有趣”？显然因为陈西滢曾是鲁迅的论敌之故。“大有趣”虽然只有三个字，联系上下语境，颇有深意。倘若再联系陈西滢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女儿陈小滢信中所说“姆妈能告诉你，我因写文章骂过人以至吃了不知多少亏”，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在。

　　三

　　这部日记集中对陈西滢与英国学人和在英华人作家交往的记载颇多，也十分有趣。

　　陈西滢与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有多次交流。日记记载，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萧乾设宴，陈西滢与韦利交谈，“他说他对于中国近代小说看了不喜欢，所以也不想翻译。中国现代小说都有propaganda或sentimentalism，都不喜欢。与过去小说大不同”。认为中国现代小说都属于宣传和多愁善感之列，这是韦利的一家之言。另一位年轻的哈罗德·阿克顿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迷，曾在北京住了八年，与陈世骧合译了《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1936）。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英译本。一九四五六月十二日，陈西滢请阿克顿与自己的学生叶君健午宴，日记这样记载：

　　他劝我们多介绍中国东西，可是他又不赞成中国人自己翻译。他说王际真的太不成。他说Edgar Snow的小说选，选择既不凭文学，译文也毫无文学气息。《金瓶梅》的译本也太糟。我问中国人译文有没有要得呢，他说梁宗岱的法译陶渊明诗极好。孙大雨译的孙过庭《书谱》也要得。温源宁的小文，用字用句颇佳，只不知他能否翻译，后来他说公超译的之琳一篇小说，也要得。

　　这段记载信息量也很大。前已写到王际真译过《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他还译过《现代中国小说选》，但阿克顿评价不高，对埃德加·斯诺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的批评更是严厉。《金瓶梅》的英译本当时已出版了两种，一种是埃杰顿（Clement Egerton）译的《金莲》，翻译曾得到老舍的帮助；另一种是米艾尔（Bernard Miall）据德译本转译的《金瓶梅：西门庆和他六个妻子的历险史》，均问世于一九三九年，尚不知阿克顿认为“太糟”的指哪一种或两种都是。梁宗岱译法文版《陶潜诗选》曾得到罗曼·罗兰激赏，阿克顿英雄所见略同。孙大雨译唐孙过庭的中国书法名著《书谱》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出版的英文《天下》第一卷第二期，阿克顿读到了，而且还很肯定。“温源宁的小文”当指温源宁在上海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文字选集《不够知己》（又译为《一知半解》），阿克顿的意思是温源宁的英文人物素描固然“用字用句颇佳”，但他中译英能否胜任，还在未知之数，后来温源宁好像确未从事中译英的工作。至于“公超译的之琳的一篇小说”，当指卞之琳一九三九年一月作于延安的短篇小說《红裤子》，被誉为卞之琳写得最好的小说，后由叶公超译成英文，刊于英国的《人生与文学》杂志。

　　当时在英国长住或短期逗留的中国作家不少，蒋彝（仲雅）、熊式一、萧乾（炳乾），以及杨振声（今甫）、孙毓棠等，陈西滢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日记中也多有详略不一甚至不足为外人道的记载。如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陈西滢与蒋彝同车自剑桥返伦敦，日记中记两人车中一席对话就别有意味，当中说到的英文戏剧《王宝钏》正是熊式一的代表作：

　　与他（指蒋彝—笔者注）一路谈到伦敦，他谈海粟、悲鸿、语堂、式一。他对于式一极不满意。说欧战初起，李亚夫、陈（真如子）Tan等合资演《王宝钏》。式一是导演，一切由他调度。结果大失败。如一二周结束，亏累当不太大，不意他们维持了二个月，每人亏累一二千镑。他们三人是年轻人，没有经验，而且陈是熊的ward，以为式一自己也是一股，谁知式一自己非但没有担任损失，而且向他讨上演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