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钤印是世界藏书文化历史中共同的好尚与艺术，不论是我国的阴阳文章还是西方藏书家的墨印、盲印甚至藏书票，都在各自文化史上有重要的规模。其中，我国古代图籍的藏印文化传统更为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便已颇具规模，明清以来的章石材质、印文内容更是变化莫测，臻于高峰。关于古典藏书印的审美、鉴赏、流变，及其相关古籍传抄、历史传承、人物生平等诸多话题早已成为显学;除了出版图谱、专著外，近年各大馆藏单位与学术机构也纷纷上线了藏书印相关数据库，使得古今藏书家们的掌中之宝能轻松一览无余。
相比古典藏印被关注的火热状况，近现代尤其是机构藏印与藏书，却一直不为学界重视。诚然，在审美艺术层面，近现代机构藏印远无法与古典印章相提并论;但其背后的藏书文化及近现代机构，特别是学校、科研单位的藏书史、学科史，仍颇有其特别的学术价值。甚至，因为不少知名学校、机构早已撤办以至消失，馆社多亦不存，这些留在旧藏上的印章则不啻为近现代机构藏书的印记，更可以视作近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实物遗产。笔者因整理复旦大学旧藏文献，于馆藏中发现一套近现代的英文期刊，其单册期卷中竟保留十余种不同机构的藏书印章，当是从不同机构的藏书中归并复旦大学馆藏的。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复旦吸收了华东地区多所新老高校的院系、师生以及中西藏书，其中大部分院校在当时已停办，今天从旧藏文献中翻检出来的旧藏书印，无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这套藏印丰富的藏书，为英文期刊，名叫《今日英国》（Britain To-day），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收录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一年间期卷，一九五一年后期卷因时事原因未藏，所藏区间内颇为连续完整。现存一百四十三份有效单册，其中重本四十一册，除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刊、五月刊分别有六本、五本以外，其余一般只有一至两个副本。通过图书藏印可知，复旦大学馆藏期卷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收藏源头;除了一九四九年前的复旦藏书外，馆藏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业已消失的沪上知名旧大学，如震旦、沪江等院校，皆因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同时其中还保留了最早的捐赠来源，多与二战时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涉外机构有关。这些都是研究大学教育史、图书馆藏建设历史尤为珍贵的资料。
二
《今日英国》是在当时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支持下，于二战期间推出的英语新闻期刊，自一九三九年起，印发了十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停刊。此刊最主要的作用是承担英国二战时期对外文化宣传的功能，并在战时发挥过一定作用。杂志刊登了不少战争题材文章，其目的是呼吁同盟國的支持，抵抗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起初，《今日英国》每期只有四篇短文和少量插图，一九四二年改为月刊后每期推出七篇社论，增加了书评栏目，探讨戏剧、艺术和电影。除社论外，所有文章都有署名，其中不乏英国各界知名人士，比如著名影评人迪莉丝·鲍威尔（Dilys Powell）定期发布对新影片的评价，她去世后伦敦影评人协会每年都会颁发迪莉丝·鲍威尔杰出奖以作纪念;记者艾弗·布朗（Ivor Brown）也经常在该刊上讨论战时英国剧院文化和戏剧，他曾是英国戏剧协会主席;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阿波克比（Patrick Abercrombie）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乡村保护的文章，他为战后城市重建、乡村振兴做了许多工作;此外，还有剑桥大学政治系教授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谈工业社会的成人教育;诗人同时也是东方艺术研究家、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馆馆长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描绘饱受战火摧残的英国乡村等。可以看出，《今日英国》的主要受众还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探讨的话题也较为深刻，涉及英国内政和社会各方面，诸如社会福利、住房、教育领域的改革。
战时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出版的另一本外宣杂志《英国公报》（Bulletins from Britain）可以算作《今日英国》的竞争对手，该刊纯粹关注战争，并于一九四二年改版为更面向大众消费的杂志《英国》（Britain）。此刊销量一度超过了《今日英国》，但最终由于行政改革而遭裁撤。《今日英国》战时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大量免费发放，即便在发行量最好时也亏损严重。二战结束后其曾经的战时宣传功能也不再受用，最终于一九五四年停刊。（Alice Byrne： Britain To-day， Bulletins from Britain， and Britain： Some Semi-official British Periodic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eriodical Journalism as an Instrument of Cultural Diplomacy of Informational Diplomacy： the Example of Britain To-day [1945-1954]）二战时期，作为盟国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无疑也收到不少来自英方赠阅的《今日英国》，复旦、震旦、沪江等校藏本上都钤有此藏书印章。
复旦大学藏书印
复旦大学藏书印震旦大学藏书印及英国文化委员会印章三
期卷藏书印最多的为复旦大学馆藏印章， 共计三十本。从日期判断，当为复旦西迁重庆夏坝转国立之后开始的。其中尚有吴南轩校长所赠期卷，更可以佐证为复旦渝校而非沪校所藏。除此之外，还留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国立复旦大学杂志室”“复旦大学政治课参致室”“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馆资料室”“中苏友好协会苏联知识阅览室”等校内机构的钤印。
其他藏书印分别来自震旦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沪江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其中震旦大学二十七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五本（包括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及昆明办事处），沪江大学外文系两本，国立中央图书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各一本。
藏书印中的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的高等学府。其中震旦大学前身为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创办于徐家汇天文台旧址，一九○八年迁至卢家湾，一九二八年，升格为震旦大学，并发展成为一所近现代知名综合性大学，下设有医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文学院。震旦图书馆藏书甚富，尤其早期法文书刊为其特色，一九三九年《公教学校》的“震旦大学图书馆之小统计”中写道，震旦大学图书馆自沪战以后，已成市内大学图书馆中唯一大图书馆，图书馆藏书中法文书共约九万本。该馆一年接待读者六万七千六百七十六人。一九五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被裁撤，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同德医学院在原址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法学系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其余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震旦与复旦的渊源颇深。从以往史料也能发现当时的震旦藏书之多，《今日英国》藏书中在复旦大学馆藏印章之外，震旦印章的数量较多也就不难理解，这些藏本历经战乱坎坷并在院系调整后被复旦接收，保存完好留给今人品读，实乃一大幸事。
沪江大学外文系藏书印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藏书印沪江大学始建于一九○六年，设有教育、宗教、社会、商、理共五科，一度为沪东地区最知名的高校之一。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入沪江大学，校园遭到洗劫。学校曾迁至租界勉强维系，光复后才迁回原址。一九四七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沪江大学图书馆报告称，抗战期间馆藏略有损失，胜利后重新整理，较战时中文书损失约百分之三十，西文书损失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分归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图书大部分入藏复旦图书馆;校园由华东工业部接管。如今看到的钤有沪江大学藏书章的刊物为一九五○年十二月刊、一九五一年一月刊，约在沪江停办之时。
藏本中另一种高校印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该学院是由天主教圣心会创办于一九三七年的女子大学，抗战时期仍于沦陷区办学。学院开设教育系、经济系、英文系、中文系、化学系等，于一九五一年并入震旦大学，藏书一并转入震旦大学，又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复旦馆藏。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藏印仅到一九四九年期卷，即为其撤办时间。
除了高等院校藏印外，部分藏本还存有捐赠机构及个人印，计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处藏印，以及 “吴校长捐赠”“伍蠡甫赠”笔迹。其中，“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所赠藏本同时盖有震旦大学等学校藏书印，当为战时赠阅的期刊。
五本钤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印的《今日英国》单册中，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刊本的鈐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刊本上钤“国立北平图书馆”印;一九四四年一月刊本上，除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的藏书印外，还有“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新闻处”印章，当为大使馆新闻处所赠。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月刊上也同时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印章。战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多地设立办事处，盖与其整个发展历程一脉相承。
英国文化委员会印章及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印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为创建于一九○九年的京师图书馆，一九二八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为保护珍本文献，副馆长袁同礼率部分馆员南下，在湖南长沙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合作办馆。一九三八年，因战事吃紧，图书馆随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记载，该馆订购之欧美专门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均分别陈列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一年，昆明馆舍被敌机炸毁，遂将部分珍本迁往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设立办事处（罗德运《抗战时期的三大国立图书馆》，《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1期）。
又，《今日英国》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刊上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印。一九三三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建于南京。一九三七年上海失陷后，南京岌岌可危。该馆奉教育部之命将重要图书南迁长沙，未及前往，又接西迁重庆令，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运抵重庆。一九四一年馆舍竣工，自二月起对外开放（同上）。该藏本的出版日期在图书馆西迁重庆之后，推测其当来自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
藏本中还有两位复旦老师捐赠的记录。一为一九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间藏本上的“吴校长捐赠”字样，大概率是由时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捐赠。吴南轩（1893-1980），江苏仪征人，心理学家、教育学博士，留洋归国后一度在国民政府任职，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国立复旦大学校长。其主政复旦期间，正逢抗战西迁之际，学校在其主持下辗转赣湘川渝，保住复旦血脉，功绩卓著。光复后复旦大学于江湾（今本部）燕园建“南轩”，即为纪念吴南轩校长而为，并沿用至今。
吴南轩捐赠
伍蠡甫捐赠另，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一九四六年一月刊上发现“伍蠡甫捐赠”的记录。伍蠡甫（1900-1992），广东新会人，著名翻译家、美术理论家，抗战时加盟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任复旦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任外文系主任，这几册应该是光复前后于重庆所得。
一部分抗战前后的藏本，由英国驻重庆、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英国文化委員会捐赠。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月刊上钤印为“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新闻处”，其中一月刊如前文所述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所藏，当为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三月、五月刊物上同时有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新闻公使图书馆（Press Attache?s Library British Embassy）及复旦大学的印章，当为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赠给国立复旦大学。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月刊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赠予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本，剩余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刊皆为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处同时赠给复旦及震旦的藏本，其中复旦大学十三本，震旦大学二十本。这一时期的藏本多有重复，一九四七年二月、五至八月、十月，一九四九年二月至四月刊除了复旦自藏，还有震旦旧藏，后因院系调整全部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
另有六本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刊本，扉页均有“上海北京西路1320号”字样，据考察该地址为原雷士德医学院;同册期刊上还分别钤有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国立复旦大学图书馆杂志室的藏书章。
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亦作雷士德医学院或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建立，以英国旅沪建筑师、地产商和慈善家亨利·雷士德的遗产建造并命名。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英国人，长期侨居上海，除医学院外，还为上海捐建了雷士德工学院与仁济医院主楼。战时医学院被日军占领，人员及仪器设备散失，光复后其址移作他用，一九四九年初《今日英国》杂志上的地址章，未透露具体单位情况，俟更多材料。
结语
本文仅罗列馆藏《今日英国》之藏书印，该刊入藏来源丰富，“百衲”而来的期卷，囊括当时多种不同文化机构，沪江、震旦等昔日名校的藏印悉数在列;也发现了这套期刊在中国发行背后的支持机构，这些话题在近现代出版物史研究中并不常为人提及。但至少从复旦馆藏旧英文期刊的情况来看，英国文化委员会绝对是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而民国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流入复旦馆藏在之前校史记录中同样闻所未闻。
从钤印考察近现代馆藏图书，进而考察近现代学科、思想、知识等话题，无疑是思想史界颇为前沿的话题，许多之前仅能利用档案、回忆录考察的近现代学术机构，增添了藏书研究的维度。比如考察战时重庆时期的国立复旦学风，似比地处上海江湾时更为开放西化，藏书中西文书刊藏量明显激增。本文所及《今日英国》藏本从年代及信息判断正是国立复旦时期的入藏，并有战时重庆、昆明等地其他机构藏本，则可以判断战时西南文化单位、学校与外界尤其欧美联动的活跃度，甚至超过了战前，则未来对战时学术界、文化界的讨论，可能也会新增更多的视角与方法。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新闻公使图书馆及民国复旦大学藏书印当然，更多新的研究话题背后，是浩瀚的馆藏西文旧书刊文献，其中大部分单册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及之后有限的几次清点工作后，再也没有被翻开，更遑论研究关注，书中的秘密被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伴随着一些基础的翻阅查询工作，这些旧大学、旧机构的藏书归属及藏印开始慢慢浮现，也会开始诉说它们代表的一段思想历程。
本文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复旦馆藏教会大学书刊文献研究”（202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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