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文

　　绪? 论

　　太史公写《史记》，有严谨的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世称五体结构。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内容丰赡，详略得当，条理分明，全面而系统。但是有一个人物，太史公写他的时候，在五体结构中把握不住他的属性。这个人物就是范蠡。

　　范蠡助越王勾践称霸，他的事功，比起留侯张良助刘邦称帝，不遑多让。越王勾践对范蠡说：“孤將与子分国而有之。”看起来就像京剧里所说的“一字并肩王”的许诺。若如此，将与留侯一般，入世家系列。但是在“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方面，范蠡的做法，比张良尤甚，拒绝勾践封赐，挂冠而去。没有传世爵位，难以入世家，这是明显的。然而，范蠡毕竟功高盖世，品行高洁，无论如何他应该像伍子胥那样，在列传中名垂青史。但是在《史记》七十列传里，我们找不到一篇“范蠡列传”。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史记》里有范蠡列传，在《货殖列传》中。不错，《货殖列传》开篇讲的就是范蠡。但是我还是要争辩，不说其寥寥数语，语不成传，单说列传之名，是商人鸱夷子皮，是巨富陶朱公，而不是与越王勾践打天下称霸的那个范蠡。

　　这么说来，太史公是不是忽略了范蠡呢？不然。我们读《越王勾践世家》（以下简称《越世家》），差不多勾践一出场，范蠡就出场了，而且在所有关键时刻，范蠡都料事如神。勾践违背范蠡，就失败；遵从范蠡，就成功。

　　笔者简单统计了一下《越世家》的字数，算上现代标点，有四千五百余字。写勾践的部分，去掉范蠡的内容，一千五百余字。单独写范蠡的部分，字数也是一千五百余字。这一部分内容，独立于《越世家》，相当于列传里的合传。从太史公所花费的笔墨来看，事实上是把范蠡与勾践同等对待，当作“一字并肩王”来写的，远远超出协助其他世家称霸的那些功臣。如果我们用《史记》的体例来说，它应该算作是《越世家》的“合世家”，虽然在题目上没有范蠡的名字。在太史公撰写的《越世家》“颂赞”中，对勾践的评价是：“不可谓贤哉！”对范蠡的评语是：“名垂后世。”

　　除了把范蠡与勾践同等对待之外，太史公还有一个让人惊愕的做法，那就是花费大量笔墨写了“陶朱公救子”一事。在写范蠡的一千五百余字中，陶朱公救子就有一千余字，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范蠡作为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的事迹，这些内容本该属于《货殖列传》，与越王争霸了无干系，不知为何被太史公放在了《越世家》。本文尝试逐段逐句解构它的内容，以期阐明太史公的用意。

　　陶朱公救子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

　　少子即小儿子。陶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定陶现在已经是山东菏泽的一个区（为叙述的方便，我们用今天的地名，虽然不是很准确）。朱公的小儿子是在定陶出生的。开篇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后面再回来讨论它的意义。

　　朱公在老年的时候，他的二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的国都。其时楚国的国都在郢，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朱公派他的小儿子去办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

　　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

　　“职”，《尔雅·释诂上》解作“常”。王念孙认为，这里的“职”也当作“常”讲。常的意思是常规，固定不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律令。《古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职”作“职责”讲，“责”的意思就是分内应做的事，其意与“常”同：自然如此，理所当然。杀人就得偿命，这是杀人者的责任，自然如此，理所当然。

　　但是，陶朱公又说：“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听说富贵人家的人，是不能死在刑场上的。听谁说？当然是听“大家”说。“大家”是谁？是所有人，然而也是无此人。“大家”就在众人之中，预定了一切判断和决定，从“本人”那里卸除一切责任。“大家”能够最容易地负起一切责任，然而当责任到来时，又找不到对事情进行担保的人。“大家”就是听起来无所不在但找起来不曾存在的人。

　　朱公说：“杀人而死，职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自然如此、理所当然的事。“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是“大家”都说的，质言之，是社会世俗要求富贵之家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古代，“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类似“刑不上大夫”一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进行了说明：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这是从社会治理的积极方面来说的。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果富贵之家的人在刑场上被斩首，这个家族就会遭受社会舆论的轻视、贬斥和讥嘲，一个大家族从此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朱公明知杀人偿命理所当然，却又被社会舆论、世俗流言所左右，花费重金让儿子脱罪。朱公明明知道顺从舆论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但他是一家之主，不仅要为自己负责，更要为这个庞大的家族负责，他不得不派他的小儿子“往视之”。

　　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

　　在《司马相如列传》里，司马迁写了一个当时的俗语：“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在《袁盎晁错列传》里也写了这个俗语：“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坐不垂堂”的意思是，千金之家的成员，尤其是孩子，不要坐在厅堂的屋檐下，以免瓦片掉下来，砸伤了人。引申为富贵之人，性命金贵，不要涉险。由此可见，家有千金，那是富贵之家。当司马迁写到“黄金千镒”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一定是有一个基本概念的，那就是超越了富家的财产。可能有人会问，陶朱公拿出这么多钱来救子，岂不是倾家荡产？关于朱公的家产，太史公说：“赀累巨万”。“赀”即计算。“巨万”，《集解》徐广曰：“万万也。”也就是“亿”。朱公的家产累计算起来是亿金，是普通富贵之家的十万倍。

　　朱公派小儿子去办这个事，小儿子年纪及壮，是能够托付这件大事的。看起来事情很简单，这么大手笔的救子，当然是钱到人回。可是事情却发生了波折。朱公的长子不干了，坚持要自己去办这件事。朱公却坚决不同意。冲突再一次来临，这次是父子之间的冲突。

　　长子的诉求

　　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

　　朱公大儿子说，长子是一家的大管家，长子临大事而不任，定然会被社会世俗之见视为不肖。由此引发的舆论海啸，长子今后在家庭中的威信将不复存在，地位势必动摇，如此一来，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长子说，如果不派他去，他就自杀。

　　朱公长子在撒泼胡闹吗？不然。朱公长子是一个心智成熟、经验丰富、卓有主见，同时也是一个稳重的人。在《货殖列传》里，太史公还写道：朱公“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朱公救子时是“年衰老”之时，可见此时长子作为家督，率领一家人经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朱公长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也当是一个精于算计、长于交涉、行为果决之人。

　　长子威胁要自杀，是具有身份地位的人在为自身尊严所进行的抗争。朱公的妻子知道儿子的决绝之情，劝朱公道，派小儿子去不一定能救回二儿子，却让大儿子先白白的死了，你说怎么办？

　　朱公为什么不派长子前去？后文有交代，他是基于人的本性的考量，断定长子不是合适之人。

　　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范蠡本是楚国人，年轻时在楚国郢都，曾结识了一个朋友庄生。范蠡给庄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救助次子。临行前，朱公谆谆告诫长子：“到了郢都，把千镒黄金送到庄生的家里，听从庄生的话，千万不要同他发生任何争论。”总而言之，顺其自然，千万不要自作主张。长子虽然点头应允，然而出发时却暗自多带了数百斤金子。

　　朱公的长子是家督，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社会经验当然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在临行前，朱公还是再三叮嘱，反复交代，仿佛是教育一个第一次出门的未成年人一般。“慎无与争事。”千万不要跟庄生争论。知子莫若父，朱公对长子的禀性是相当了解的，担心儿子会不听庄生的话。

　　果不其然，长子“亦自私赍数百金”。长子自己也私下带着数百金。“私”的意思是没有跟朱公商量，甚至刻意瞒着朱公，不让他知道。尤其这个“亦”字，更得神韵。“亦”的意思是“也”，“也”表示的是并列，长子潜意识里与父亲争高下，还没有开始出发，就已经不听朱公的话了。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到了楚国郢都，朱公长子得知庄生家在城墙边，料想甚为惊愕。富贵人家都住在城里，住在城边的都是穷人。及至庄家，果不其然，房子周围长满了野草，看起来生活十分贫困。如此贫穷之人，无权无势，如何救出一个杀人犯？长子的心里定然极为失望。但是长子还是听从父亲之言，拿出书信，进呈千金。庄生看完信，对长子说：“速速离开楚国，不要停留，如果你弟弟放出来了，千万不要去打听是什么原因。”长子离开庄家后，再也没有去拜访过庄生，但是他也没有听从庄生之言离开楚国，而是在楚国住了下来。又通过亲朋好友打通关节，找到了一个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将自己私自带来的金子送给了他，请他帮忙救出弟弟。

　　上文说到，救弟是长子自己要求的，态度极为坚决，目的是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和尊严，就其本心而言，是坚决要完成救弟任务的，否则就会坐实了他的“不肖”。质言之，长子与其说是救弟，不如说是救己。在庄生之外，又求助楚国贵人，他这是要求得一个双保险。

　　长子为何要求得双保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箩筐里正是成功商人的定式思维。更何况庄生乃是贫贱之人，在长子看来，父亲所托非人。他要用自己的能力来救弟。一方面是不放心，另一方面是证明自己。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虽然居住在穷街陋巷，家境清寒，但是为人廉洁正直，从楚王到百姓，无不将其尊为国师。当朱公的长子给他金子时，他接了过来，不是要贪墨这些金子，而是以金子为信义，表示他答应了朱公的重托，帮助救子，事成之后再还给朱公。所以当金子送到他家后，他对妻子说：“这是陶朱公的金子，就好像病人不斋戒，不参与祭祀，不接近祭物一样，不要动这些金子，事成之后，我们要归还陶朱公。”

　　朱公与庄生的关系是“故所善”，过去的朋友。朱公拿出千镒金子给庄生，他的意思就是对老朋友有千金重托，庄生接受了千镒金子，表明他接受了老朋友的千金重托。朱公送金和庄生接金，是一种信用行为，而不是一种交易行为。太史公花费不少笔墨，刻意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

　　庄生“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廉即清廉，不贪财。庄生虽然接过了金子，但是接而不受，太史公用了一个特别的比喻“病不宿诫”。不仅不贪受，甚至连碰都不碰，像病人不得接触祭物一样。

　　太史公说，庄生“以廉直闻于国”，如何理解庄生的“直”呢？庄生接受故友之托，帮助杀人犯脱罪，太史公怎么能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呢？难道说庄生的正直体现为个人的情义？什么是“直”？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正见也。从十从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申说：“从十目，谓以十目视者，无所逃也。”在古代，十表示全数，今之所谓十全十美是也。十目所见，意为所有人所见。所有人认同的事情，才是正直的事情。庄生以“直闻于国”，以至于举国上下都以他为老师，正说明他之所见，是以国人所見为见，而不是以个人所见为见。春秋时代的确崇尚情义，但是个人情义，绝不能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

　　为什么庄生会接受范蠡的委托，为其子脱罪呢？在让长子拜访庄生的时候，朱公除了让他携带千镒黄金之外，还带了一封信。信中写了什么，太史公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明说了“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里的“朱公曰”没有说明对话的对象。他的对象至少有三：一是朱公对自己说的，坚定他救子的决心。二是对家人说的，告知自己的决定。第三个对象就是庄生，激发对方的义务。

　　楚王的大赦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找机会进宫面见楚王，说：“现在某颗星正处在某个位置，对楚国十分不利。”楚王向来信任庄生，问：“现在怎么办？”庄生说：“只有做一件对人民有恩德的事才能免除灾害。”楚王说：“先生回去吧，我将照您说的去做。”于是派人把金库封了起来。朱公长子拜托的达官贵人知道了消息，立即传告：“楚王即将发布大赦天下的命令了。”长子问：“您是怎么知道的？”达官贵人说：“每次大王宣布大赦天下的命令，都要封存金库。昨天晚上，大王派人去封金库了。”朱公长子想，既然大赦天下了，弟弟就会被赦免释放，千金重礼就白给了庄生，而庄生什么事也没有做，还是把金子要回来。于是就去了庄生的家。庄生见到长子，大吃一惊，问道：“我不是告诉你立即离开楚国吗？你怎么没有回去？”长子道：“我本来就没打算走。当初是为了救弟弟的事来拜访您，现在大家都在说朝廷要大赦天下，弟弟自然就释放出来了。所以来告诉您消息，向您辞行。”庄生知道长子是来要金子的，于是道：“你自己到房间把金子拿走吧。”长子立即进到庄生的房間，把金子都拿走了。庄生没有任何推阻，长子心里既高兴又庆幸。

　　古代大赦也并非对一切罪犯加以赦免。说是大赦天下，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也有限制。先秦的大赦条件，因为缺乏材料，我们无法详细得知，从后世皇帝发布大赦的诏令来看，对如下一些罪犯不予大赦：一是造反。这是危及王朝安危的重大犯罪，不会赦免。二是故意杀人或者说谋杀犯。三是以下犯上杀亲，包括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等。这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古代国家以孝治天下，杀亲是绝对禁止的。除了以上三种之外，还有毒杀、蛊杀、魇魅等，利用这些手段杀人，都是不可赦免的。

　　由此可见，大赦天下就是以德代法，通过赦免罪犯的罪行，让他们感恩怀德，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从而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个制度在秦朝至清朝的两千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施行一次。在先秦如何呢？或者说，在春秋时代的楚国施行的情况如何？楚贵人说：“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每当楚王大赦时”，这句话就说明，楚王已经多次采用大赦的方式治理国家，其使用之频繁，已经到了下属官吏掌握其大赦规律的程度。由此可见，大赦天下也是楚国惯常的治理方式，国家经常使用的合法制度。

　　朱公次子虽然犯了杀人罪，但属于可以赦免的罪行。这一点，我们从“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和“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楚贵人还是长子，都认为次子之罪，属于大赦之列，“固当出”，是理所当然可以赦免的。

　　朱公的长子是一个商人，按照商人的逻辑办事。在他看来，朱公是在与庄生做一桩生意。朱公给他钱，庄公拿钱办事。要钱和还钱的细节，太史公的描写非常传神。“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长子说：“固未也。”本来就没有想回去！这个“固”，我们上文说了，从朱公交给长子这件事以来，长子就没有想按照朱公的方式救人。其次，这个“本来”表明，长子对庄生是赤裸裸地无视和鄙视：我根本就不会走。我凭什么要按照你说的话去做？

　　庄生的做法也十分惊艳：“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庄生不待长子开口，主动还金，并且让长子自己到他家里去拿那些金子。上文说到，庄生对他的妻子说：“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从长子把金子交给庄生到长子取回金子，自始至终，庄生一家真正做到了碰都不碰金子。

　　与庄生的冷然相反，“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长子的心里，或许想过千万遍如何费尽口舌，才能把钱拿回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不费一言一语，庄生主动把金子还给了他。“独自欢幸”，一个“幸”字，写尽了长子作为商人的无限算计。

　　失败的救助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庄生被儿子辈的人出卖，极为羞愤，于是立即进宫去见楚王，说：“我前几天跟您说过某星的事，大王说打算用修德的方法来报答上天。可是我今天出门，听路上的人都在说，定陶的富商朱公的儿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家里人拿了许多金钱贿赂大王身边人，所以大王不是为了体恤我们楚国人而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令，而是为了要赦免朱公的儿子。”楚王闻言大怒，下达诏令，杀掉朱公的儿子，第二天才颁布大赦令。结果，朱公长子只能拉着弟弟的尸体回家。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长子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邻居都十分悲痛，只有朱公一个人笑了。他说：“我本来就知道大儿子一定会害死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他的心中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舍弃。他从小与我一起劳作，受过苦难，知道生活的艰辛，难以舍弃钱财。至于小儿子，一生下来就看到家中富有，哪里知道钱财是如何来的！所以能够轻易放弃钱财，毫不吝惜。原来我想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够弃财啊！但是大儿子做不到，所以最终害死了弟弟。这是必然之理，用不着伤心悲痛。我本来就天天等着二儿子的尸体回来呀！”

　　整个事件发生了惊天的逆转。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朱公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朱公说，长子之所以不能救回弟弟，是因为他“重弃财”，幼子能救回弟弟，是因为他“轻弃财”。千百年来，人们把重点放在“弃财”二字上，认为朱公长子因为“惜吝”害死了弟弟。然而这种“贪金害弟”的观点，既不符合长子的人设，也完全违背了太史公写作本文的用意。长子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上文说到，他花数百金打探消息，是一个出手豪阔的人，并不是一个守财奴。此外，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还写到，朱公家“十九年中，三致千斤，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再”的意思是两次。朱公家两次把三千斤黄金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亲戚。朱公是家长，决策诚然由他作出，但是长子是家督，事情当然都是他亲办的。由此可见，长子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连太史公都表扬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那么他为什么舍不得把金子给庄生呢？其实，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就可以看到，太史公说得非常清楚。因为问题不在于“弃财”，而在于“重”和“轻”。在长子这里，该弃的财，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不该舍弃的，他一分都不舍弃，这就是太史公所说的长子“顾有所不能忍者也”。长子不能忍受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忍受？

　　在朱公看来，人的行为处事，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人的本性，是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形成的。长子的成长经历，第一是农民。“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在长子看来，有劳作才有收获，财富都是劳动得来的。相应地，贫穷者都是懒惰无能者。庄生身居穷街陋巷，一贫如洗，应该是一个懒惰无能之辈。长子的成长经历，第二是商人。“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商人的本性，就是对价交换。长子给楚贵人数百金，只是打听来一个消息，简直是浪费，但是长子并没有觉得这数百金是浪费，因为他的对价就是打探消息，他付出了金子，得到了消息，买卖按照对价完成了，他也就满意了。庄生就不一样了，拿到那么多金子，“殊无短长”，什么都不交代，就打发他走人。长子认为“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钱财打了水漂，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必须要把金子要回来。有人可能会问，得知楚王大赦的消息后，长子为什么不问问庄生，为什么有这么凑巧的事，楚王大赦是不是他去说项的。首先长子不可能问，其次即便庄生告知是他的说项，长子也绝不相信，更何况庄生绝对不会告诉他。长子的本性甚至决定了他连向楚贵人打听一下庄生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朱公说：“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长子的不能忍，就是不能忍受懒惰贪婪的人，不能忍受不完成对价交易的人。长子救不回来弟弟，这是“必然之理”，是其本性使然。

　　陶朱公的笑

　　二儿子没有被救回来，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就连邻居也跟着一起悲伤。然而，朱公的反应却让人惊讶：“唯朱公独笑”。朱公为什么要笑？这一个“笑”字，非常无情。太史公为什么非要加上这一句不可？虎毒不食子，即便是一个孽子，也是自己的儿子，不悲痛也就罢了，朱公为什么要笑？尤其是最后一句，朱公说：“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这么说来，自从同意长子救弟开始，朱公就知道次子必死无疑。朱公为什么还要让长子费尽心力、徒劳无功地走这样一趟？如果这项任务不是救子，那么这是一项什么任务？

　　朱公在笑什么？我们还是回到文章的开头。次子杀了人，朱公的第一反应是：“杀人而死，职也。”杀人应当偿命，次子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这不是一个父亲的本能反应。一个父亲遇到这种情况，本能的反应必定是，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儿子救出来，他首先是儿子，然后才是罪犯。杀人偿命，这是执法者的第一反应。对于执法者来说，罪犯就是罪犯，不管他是谁家的儿子。范蠡原是越国的上将军，是军令如山的战将，是令行禁止的执法者。杀人偿命，这是范蠡的第一反应，是他的军人本性决定的。紧接着朱公有了第二反應：“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是豪门巨贾的反应。最后才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反应。次子虽然是个孽子，但是也是自己的儿子，虎毒不食子，一定要把这个孽子救回来，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得知次子杀人被囚，朱公就处在深深的纠结和困扰之中。无论是作为上将军，还是作为大商人，严明法纪、信守诺言、担负责任，都是朱公的本性要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必须大义灭亲。用金钱去扰乱司法，是违背良心、违背自己的本性的。当朱公不得已派长子去救子时，朱公就从纠结中解脱出来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本性在进行，顺之自然，没有比这更顺心的事情了。“杀人而死，职也。”次子担负起他应有的责任，被处死了，维护了正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长子认真地去救了，虽然没有救回来，但是他按照他的本性，尽到了家督的责任。次子能不能救回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公必须把救子这段程序走完，只有走完这段程序，才能完成每个人的宿命。这也是陶朱公期望的，所以朱公笑了。

　　太史公的使命

　　陶朱公救子是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陶朱公到底是不是范蠡，也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历史上，有不少人质疑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据《史记会注考证》载，清代学者梁玉绳《史记志疑》引陈大令言：“赦中子杀人一节，必好事者为之，非实也。徇儿女子之言，而致中男于死，为不仁；以褊悻之庄生，而託以爱子，为不智。岂具霸越沼吴之识，竟失算若是乎！庄生之不廉不直，无足为友，更弗论已。前贤亦尝论之。”陈大令的质疑，是从儒家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方面来审视的，认为这个故事是编造的，反映了历代学者的基本看法。但如果这个故事如此荒诞不经，那么太史公为什么要用如此大的一个篇幅，把这个故事写进了《史记》之中，将其作为正史的一部分？

　　太史公写作《货殖列传》的主旨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首先，范蠡在经商之时，固然是“布衣匹夫之人”，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在此之前，他是名满天下的越国大将军，从身份上来说，他诚然是一个商人，但是从其本性来说，他是政治家与商人的合体。其次，救子这个故事，与“政”和“百姓”相关。处理得不好，就如长子所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商业交易行为，就会害己害人害政。

　　太史公为什么要把一个传说中的救子故事，作为家国天下的大事来写呢？作为国家的史官，《史记》记录的是实际发生的国家大事。太史公把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写到正史之中，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强调的是，《史记》这本书，不是一个个体的作品，而是太史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

　　什么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司马迁作了最好的表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讲了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层层递进，水到渠成。要成一家之言，就得通古今之变，要通古今之变，就得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是一个历史哲学命题。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常规命题。但是到了西汉，它成了一个突出的核心命题。其原因，太史公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从理论和实践上“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事件，没有比范蠡和勾践称霸更有说服力的了。勾践欲伐吴，范蠡对曰：“‘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勾践不听劝告，以为人力无穷，定能胜天，执意伐吴，最后被吴王夫差困在会稽山。此时他的想法与项羽相同，想自杀。在人力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转而投身天命。范蠡劝住了勾践，最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最终灭掉吴国，称霸中国。关于天人关系，范蠡的看法独成一家。左丘明《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为勾践出谋划策的话，就是一篇“究天人之际”的论文：

　　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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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治理國家会遇到三种情况，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治理方式。当国家稳定的时候，需要保持强盛，使其长盛不衰。当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需要扭转局势，使其转危为安。当国家发展的时候，需要节制行事，按部就班，不要揠苗助长。保持强盛时，要效法天道，盈而不骄。扭转局势时，要效法人道，能屈能伸。节制行事时，要效法地道，生长有时。聪明贤能的人按照相应的时机行事，就叫作抓住机会。敌国的状态处在强盛时期，没有转衰，就不要起兵去攻打他。敌国的人和谐与共，没有发生任何动荡不安，就不要发其事端，去招惹他。

　　按照阴阳二气的恒常变化行事，遵从天地的运行规则，柔软但不屈服，强健但不刚烈。奖赏和处罚都按照规则行事，公正公平，前后如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循天地变化，天道盈而不溢，地道节事不滥，顺者生，违者死。越王勾践“未盈而溢，未胜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勾践一意孤行，最终“妨于国家，靡王躬身”。损害国家，危及自身。天地规则因人而发生改变，聪明贤能的人能够根据天地的变化把握时机，获得成功。

　　在范蠡看来，天地人是治理国家的三种不同方式，这三种方式分别符合天地人的秉性。天盈而不骄，人能屈能伸，地按时而作。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按照不同的运作方式行事。要成功就顺从它，要失败就违逆它。

　　我们看到，在朱公救子的整个过程中，取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这个本性，就是人的自然之性，是人自身本有的，他人是不能强加的。所以在太史公看来，顺从自然，这是无可改变的“常理”。但是，太史公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人的禀性，或者说人的自然之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吗？太史公认为，是后天养成的。这个后天“养成”，并不是修身养性而成，而是在生存的过程中，通过与人和事物打交道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生存的职业中养成的，而不是刻意去修身养性形成的。太史公的这种思想，与范蠡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道有常，人通过领会这个“常”而改变事物的发展的“非常”，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太史公的“天人之际”的思想。朱公救子的故事，就是要从“齐家”方面来阐述太史公的这种“天人之际”的思想。

　　所以，在总结范蠡的生平时，太史公最后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范蠡一生从越国的大将军到躬耕海畔的农民，再到定陶的富商，发生了三次变化，每一次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是仅仅顺从自然，无所作为，而是通过了解自然之道，奋发有为，所以才能名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