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在宋代，晏殊可以说是最为幸运的词人。他生活在宋真宗和宋仁宗统治的年代（991-1055）。这段时期，外患逐渐减少，经济有所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的地位也愈来愈高。这一来，文官内部因利益不同，政见不同，“党争”也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晏殊在少年时代，即被视为“神童”，应顺时势，十四岁便中进士，踏进了文官的阶梯。此后，仕途尽管有起有落，但多数时期，他在中枢机构工作，大体上一帆风顺。晚年还升官拜相，门第风光。欧阳修说他“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见《晏元献公挽辞》，“元献”，晏殊的谥号）。据知他为政稳重，毛晋在《珠玉词跋》中说他“赋性刚峻，遇人以诚，一生自奉如寒士”。他又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宋史》本传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注意“兴学”，也确是晏殊的一大功德。

　　在词作方面，晏殊写有《珠玉词》三卷，现存词一百三十多首。这“珠玉”的名字，和他提倡词风要展现“富贵气象”的主张，是相称的。不过，请勿就此以为他主张在创作上鼓吹宣扬“珠”“玉”等表现财富的姿态。刚好相反，他反对在词作中滥用过多艳丽缤纷和玲珑纤巧的字句，认为这是俗陋的作风。他提倡的是在词作中呈现出优雅闲适，亦即只有士大夫才有的情怀和气度，需要有贵族般的高雅胸怀，而鄙视浓妆艳抹、以声色示人的伶工气习。这种主张，和当时词坛上一些人为适应歌伎们演唱流行曲调的需要，过多使用纤巧的辞藻、争妍斗丽的手法，有所不同。这种主张，也表明宋代词坛在创作上有了新的进展。上引的《浣溪沙》一词，恰好是他所倡导词风的代表作。

　　这首词，开始便说“一曲新词酒一杯”，语气平顺。作者只记述了自己的两个动作：听歌伎唱了一曲新的词，喝下一杯酒。据叶梦得说，“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稍阑，即罷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见《避暑录话》卷上）。这番话，恰好是晏殊词中所写这两个动作的注脚。至于是他听了一曲新词，还是写了一曲新词，便喝了一杯酒，这不重要。是否仅喝了一杯酒，还是频频举杯，也不重要。晏殊只突出地写这两个细节，从而让读者进一步品味这娴雅举动包含的意思。

　　按一般的写法，作者是会接着表明他喝酒的举动或思想状态的。但出人意料的是，晏殊说“去年天气旧亭台”，只点出当下听曲喝酒的天气和地点。原来，他当下面对的一切，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这七个字，既没有动词，也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字眼，但出现“旧”和“去年”两语，让它与首句出现的“新”字，相互对应，也就暗示着这里景色依旧，但人事已非。这巧妙地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一面对酒当歌，一面想着过去的日子，怀念着旧时的事，思念着过去在这里与他共醉的人。于是，这不带情感色彩，不露痕迹，只是平顺写来的两句，却让读者觉察到作者在笔底之下，泛起了淡淡的愁思。这也就是他所提倡的娴雅优游富贵人家的格调。

　　接着，晏殊又提出一句：“夕阳西下几时回？”这一问，很有意思。首先，“夕阳西下”一语的出现，说明他饮酒听曲，逐渐到了黄昏。天色昏暗，他的心情也变得黯淡，于是提出了“几时回”的疑问。

　　这提问，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太阳下山，明天又会升起，这是常理，也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不过，联系到这词前边两句作者流露出的物是人非的情愫，面对前景，他在主观上却捉摸不定，于是问：明天的太阳，会是和今天同一个样子吗？它没有任何变化吗？这一点，晏殊曾在另一首《清平乐·秋光向晚》中提出：“暮去朝来即老。”显然，他在这首《浣溪沙》上片结句的提问，也流露出对前景没有把握，感觉物是人非、时光易老的忧愁。

　　过片后，晏殊写下了广为人们传诵的两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联，写得如行云流水，隽永深刻，意味深长。它既承接上片所表现的百无聊赖的感情，又进一步深化展示思想的矛盾。

　　按说，“无可奈何”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大白话，是人们主观的心理状态；“花落去”则是事物的客观现象。在春天，花开朵朵，良辰美景，让人们十分爱惜。但是，鲜花总归是要落下去的，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们虽然希望春花永不凋落，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惜花人只好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面对这不由自主的局面。当然，人们希望春花不会凋谢的主观要求，和春花必然落下的客观存在，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一对矛盾，又不是对抗性的。我认为，晏殊运用“无可奈何”一语，实在精到，因为，对待这非对抗性的矛盾，作为主观方面的人，只能降低自身对矛盾的态度去适应调和。如果用过于悲切激烈的态度来对待，或者以无动于衷的语言去表达，都不能确切地解决这非对抗性的矛盾，唯有用“无可奈何”这看似寻常却又非常微妙的表达，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无法抗拒，而又惆怅失落的心态。这心态，和上片的结句对“夕阳西下”的提问，在情绪上是互相照应的。

　　与“花落去”照应，下片的第二句即写“燕归来”。燕子是候鸟，传闻它在冬天，会从北方较寒冷的地方，飞到南方。一般在春天时分，又凭感觉飞回旧巢。燕子回巢，这是自然界客观的现象，人们往往把“燕归来”，视为眷恋旧情和不离不弃的比喻。让人们最担忧的，倒是它去而不复返。所以《诗经·邶风》写“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人们也害怕燕子归来时，找不到旧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而晏殊则直说“燕归来”，他看到了燕子毕竟南归，这景观让他舒了一口气。他不是在词的上片，感慨景色依旧，人事已非吗？有意思的是，晏殊在这“燕归来”的前面，又加上了“似曾相识”这看似普通的定语，那么，就诗人的主观方面而言，这景象又具有了不确定性。他看到的燕子，是回归旧巢为他熟识的燕子，还是新来乍到的燕子，他没有把握能辨认清楚，但眼前出现的情景，又并非完全没有重寻旧事，恢复过去理想状态的可能。这一来，“燕归来”的自然界客观存在，和诗人的主观认知，又存在矛盾。当然，这一对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如果晏殊以确切性的语言给予表述，反而不能准确地展示他主观情绪的复杂性。也只有用“似曾相识”这模棱两可的词语，才能显示他有所希冀，却没有落实的疑问。这种状态，典型地展示了他在复杂的环境中忐忑不定的心态。

　　我们知道，[浣溪沙]原是唐代教坊曲调，属黄钟宫，音色明亮，节奏悠扬，更重要的是，曲调灵活，可以有多种变体。所以，在宋代，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的词人，填词时都喜欢使用这一曲牌，因为词人可以根据自己所要表达感情的需要，使用这既有正体又可变体，既可明快又可舒徐，灵活性较大的曲调。

　　若按[浣溪沙]的正体，下片开始两句，应为对偶句。若用变体，则可做非对偶句。而上引晏殊的这首《浣溪沙》，最为重要的是下片开首两句，从字句的词义而言，大致对偶，却非工整。它是对偶句，却又非完美的对偶句。固然，“花落去”与“燕归来”，是对称的；但“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这对词组和句式，则不成搭配。而这参差中见整齐的对偶方式，却让语言节奏既具有齐一性，又具有灵动性的艺术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这相互对应的两句中，上句情绪有所失落但不至于哀伤，下句则有所希望却不至于兴奋。上句与下句的思想状态是互相对立的，但它們之间的关系又不是对抗性的，这两者既有矛盾，又互相融汇；两者在对立中虚虚实实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觉得作者只是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把句子顺手拈来，便充分地展示出内心既感失落，又有所期待忐忑难安的微妙心态。卓人月说：“实处易工，虚处难工，对法之妙无两。”（《古今词统》卷四）晏殊《浣溪沙》这虚写作者心态的对偶句，收到上下呼应浑然一体的效果。

　　这首词的结句是“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在写他经过一番感慨后，再以行动描绘自己的心境。他不再听新曲，不再饮闷酒了，而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走出了亭台，在花园的小路上独自徘徊。在这里，他强调“独”字，指他没带随从，没有同伴，只是一个人，独自在还有花开着的小路上彳亍。“徘徊”一词，运用得十分准确，把他一面来回踱步，一面沉默思考的神韵展现无遗。这一句，其实是晏殊正面点明自己创作这首词时的心态。

　　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优悠雅淡，没有华丽的辞藻，特别是“无可奈何”两句，好像作者只是信手拈来，不经意碰着了恰当的字眼，幸运地写出了成功的词句。其实，哪里是这么简单！刘熙载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而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见《艺概》卷四）这说得颇有道理。表面看来，晏殊写这一对偶句，的确“似触着者”和“如不炼”之笔，实际上，它是“极炼而如不炼”而已，如果不是经过认真的思考，诗人是不可能获得如此深刻的神来之笔的。

　　在诗词创作中，人们常把字和句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他的意见，许多人表示赞同。清代的刘体仁在引述陆机的意见后，认为词的创作，也应如此，“词有警句，则全首俱动”（见《七颂堂词绎》），他把“警策”，理解为警句，晏殊“无可奈何”两句，便属警句。

　　字和句，对诗词创作是重要的。当诗人要把意象化为文字符号，大脑皮质细胞紧张活动，会有多种信息在记忆区中闪烁。而哪一个符号更能恰切表达意象，缔造意境，诗人有一番斟酌选择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炼”。而近体诗和词须炼字和炼句，是解决有限的篇幅和要求包孕无限内涵的问题。一般而言，所谓炼字，是在诗句中选择了最具新意和最能表达意象的词语，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都是属于在炼字方面成功的例子。所谓炼句，不是提炼某个文字符号，而是追求在作品中让句子最能明确表现出具有思想感情的典型性。我认为，在诗词创作中提炼出警策、警句，往往比提炼出个别新奇巧妙的“字”，更不容易。因为它要诗句既是流畅的，又能概括地展示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态。潘德舆说：“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达之妙也。”（见《养一斋诗话》）确实，诗人在进行艺术构思的时候，能够提炼出警句，亦即能够用语言在诗句中曲尽事物的情态，能够把人之情、物之理最为幽微深刻之处，传达出来，让读者能够领悟诗作内涵的精妙。

　　我们一再申明，晏殊的这首《浣溪沙》，整首词没有任何尖新奇巧和华丽的辞藻。词中有些句子，甚至是把前人的诗句随手拿来，像“去年天气旧亭台”，就是唐代郑谷《和知己秋日伤怀》诗中的一句，晏殊把它拿过来，就用上了，它与“一曲新词酒一杯”之句，相互对应，连成一气，也颇自然。

　　但是，请勿以为看似平顺而有深意的字句，作者可以信手拈来。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王安石也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都是经验之谈。

　　如果以为晏殊“无可奈何”这两句是看似寻常的警策，很容易写成，那就错了。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引出一段传闻，说晏殊赴杭州时，“道过维扬”，知道都尉王琪的诗写得很好，“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又荐馆职，遂跻侍从矣”。这传闻未知真假，退一万步说，“似曾相识”一句，是晏殊在王琪的启发下写成的，也说明晏殊为了提炼这一警句，确实经过了长期的思索。如果这传闻属实，那么，晏殊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问题是，他曾“弥年未尝强对”，花了一年的工夫，还找不到合适的诗句。这起码说明晏殊创作这首词，是经过了长期思考的，一旦受到别人的启发，茅塞顿开，这“不炼之炼”的警句，才脱颖而出。从他“弥年未尝强对”到他解决问题时高兴痛快的情状中，可以窥见他提炼这一警句的艰辛。因此，即使晏殊受到王琪的启发，从而发为佳句，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他长期思考锤炼的劳绩，承认这警句的创作权属于晏殊。

　　在文学史上，作者在别人作品的基础上，加工提炼点铁成金的情况，是时常会出现的。像汤显祖《牡丹亭》的名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其实出自宋代聂冠卿的《多丽》：“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问其间、赏心乐事，就中难是并得。”可见，一经名手借用点化，很普通的句子，也会熠熠生辉。有关晏殊采纳王琪意见的传闻，如果属实，我们也不能抹杀他的著作权。

　　不过，晏殊这首《浣溪沙》的警句，也只有在整首词所包孕的总体意象中，才能显出其精警，如果胡乱使用，则并不显得出色。这一点，在晏殊自己，就有过教训。看来，他很喜欢这一偶句，于是在《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一诗中，又重复使用了一次：

　　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

　　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

　　这首七律，其中三句，竟然在《浣溪沙》中都出现过。但即使他把“无可奈何”这两句放在诗中，却毫不显得出色，这首诗一直寂寂无闻。有人说，这两句只适用于词，而不适用于诗。其实，关键在于这诗的前言后语，和“无可奈何”一联所表现的空灵幽淡的气象，全不搭配。你看，这律诗写清明时分，诗人一个人在幽径徘徊。为什么失落徘徊？他没有说。然后，颔联写春寒下雨，已经喝醉了酒的他，还禁不住再去吃酒，至于以“斑斑雨”对应“滟滟杯”，也显得生硬。转进颈联，晏殊又说喝醉了酒的自己，忽然又有“无可奈何”的淡淡忧愁，又会模棱两可地有所希冀，这使读者感到异常突兀。

　　上面说过，在《浣溪沙》一词里，上片最后一句“夕阳西下几时回”，词人一面叹惜好景不长，但对明天又有所企盼。他无法左右一切，忐忑难安，最后才以“小园香径独徘徊”，以踽踽独行的举动，抒写百无聊赖的心境，在默默无言中表现出欲说还休的韵味。而在律诗中，这对联的出现，则过于突兀。至于在诗的颈联后，晏殊直截了当地吩咐友人，说这地方人才不少，应不惜血本地选拔。这样的写法，实在没有多少诗味。可见，警句的创造，必须和整首作品的含义结合起来。晏殊在诗词创作上的成败，很值得后人记取。

　　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曾为其父辩白：“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见赵与旹《宾退录》卷一引《诗眼》）这话说得有点勉强。作为名士，在歌楼舞榭中，偶与歌伎们酬酢势所难免。事实上，在晏殊的词集里，也有表达男女之情的作品。不过，晏殊的词风，确与专门从妇女角度表达情痴爱恨的作品不同，他往往通过写歌伎的遭遇，抒发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另一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中，写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样怀远伤时的句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认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句，和《诗经·蒹葭》一样，“最得风人深致”，而且显得“悲壮”。他还视此句可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然经过三种境界之一。一辈子忧国忧民的王国维，如果不是看出了晏殊词作具有深刻意义的一面，是不可能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的。

　　晏几道为其父辩白，虽然说过了头，却也说明在宋代的词坛上一些作者和评论者，已经不认同那些“作妇人语”、热衷于为歌伎们炮制“流行曲”的词风，而推许词作直接抒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事实上，从张先、晏殊等人的词作看，当时词坛的风气，与宋初受晚唐花间派影响，以及与柳永等人热衷于表现市民审美态度的情况，大不相同。晏几道强调晏殊作品不“作婦人语”的姿态，标志着宋代词坛风气发展的另一种趋势。一方面，为寻欢买醉者“作妇人语”的流行音乐，依然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更多的词人，已和唐代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一样，把词这一体裁，作为宣泄个人感情、揭露社会和时代矛盾的载体。就此而言，由晏殊等人开始的宋代词风中的新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

　　就上引晏殊的《浣溪沙》看，它的确没有“作妇人语”，有的只是作者抒发的淡淡哀愁，以及对人生前景忐忑难安的忧虑。这首词有很深刻的思想内容吗？没有，但整首词，特别是“无可奈何”两句，却典型地展示了在社会矛盾中，一些混迹官场人士的思想状态，也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性的复杂性。

　　欧阳修不是说过晏殊是“富贵闲人”吗？不错，他们是好朋友，晏殊也多次提携欧阳修；但他们的政见不尽相同，晏殊也不满欧阳修过激的言行。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欧阳修说他是“富贵闲人”，当然是贬词，有说他的词作无病呻吟之嫌。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晏殊家势确属富贵，但他却不是闲人；他确是在呻吟，却不是无病。幸而，欧阳修也说了半句公道话，他不是也说到晏殊“明哲保身存”吗？晏殊的这种态度，和他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真宗、仁宗时代，在朝廷还没有过多地限制不同思想的文官，以及杀戮敢于犯颜直谏者的情况下，长期处于各种矛盾中心地位的晏殊，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即使在表面上比较承平的年代，在封建王朝内部，也不可能不存在严重的冲突。如何处理各种利益的冲突？在深刻的历史变革和各阶层的激烈冲突中，晏殊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长期处在火山口上貌似“富贵闲人”的晏殊，其实内心是忧心忡忡的。这一来，如何避祸解厄，就成为他心中无法摆脱的话题。在晚年，即使他当了宰辅，还不是被赶到下面当地方官吗？为了避免在官场斗争中出现种种危险，作为长期担任高官的他，竟然还写过长文《解厄鉴》。这是一篇在封建时代为官作吏的经验总结，他告诫人们：“厄者，人之本也；锋者，厄之厉也。”他还警告，为官要“慎言”，“言之祸，无论优劣也；语之弊，由人取舍也。君子不道虚言，实则逆耳。小人不表真心，伪则障目”（《慎言》）。总之，为官之道，最好什么也不想，“一念之失，死生之别也”（《戒欲》）。很明显，这是晏殊为官之道“明哲保身”的总结。这也足以说明，如果不是他身居高位，具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是不会写出这解厄避祸的心得的。这也说明，似乎是“闲人”的他，长期处在危机中，实在有许多难言之隐。所以，像上引的《浣溪沙》，以及《珠玉词》中的不少词作，表面上写得平淡娴雅，其实在严酷的社会斗争中，作者内心隐藏着深沉的苦闷。“无可奈何”一联，正是他既担忧失去一切，而又有所期待，这特有的矛盾心态的概括，是人性微妙复杂的具体表观。夏敬观说，“殊父子词，意浅情深”（《二晏词·导言》）。确实，看似浅近的意思，包藏着深沉的感情，这正是晏殊许多词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