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二次“留学”跟第一次相比，区别在哪里？第一次留学鲁迅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求知青年、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现代思想、现代技术、现代文化，然后回到中国从事现代文化启蒙。而在内山书店的第二次“留学”，鲁迅完成的是政治观、历史观、整体价值观的最终定型。鲁迅第二次“留学”的意义不亚于他第一次留学形成的启蒙转型。“二次留学”呈现了鲁迅朝着“无穷之远”的革命道路再度出发的向度和力度。以下结合新著《文学的个人史》（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来展开有关“二次留学”的探讨。
抵沪之前与《朝花夕拾》
讲鲁迅的“二次留学”，不妨先从第一次留学谈起。
鲁迅的第一次留学在《朝花夕拾》这本个人回忆录里有说明，怎么到南京去读的书，怎么去留的学。简言之，鲁迅从绍兴到南京新学堂学成后，获得了现代思想的基本训练，有了崭新的人生觉悟。一九○二年，他获得公费批准，赴日留学。先是进了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语言和基础知识。一九○三年三月，拍摄了著名的“断发照”，矢志投身民族解放革命。到了一九○四年，鲁迅就怀抱理想转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去学医。后经历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他决定弃医从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又回到东京，进入了一所德语学校。平时专门从事文化思想活动。在个人生活方面，一九○六年他就结婚了，原配夫人是朱安女士。留学回国前后，他跟周作人合译的一部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两册出版了。但是这个小说集的影响力不是太大，据文献所记，当时大概只卖出了二十本。鲁迅留日期间最有名的作品可能是《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几篇文章。主题多在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浪漫派文学精神的弘扬方面。
这是鲁迅第一次留学的基本梗概。第一次留学中，他获得了现代知识和思想较为全面的教育，同时也利用现代资源开始翻译和写作。一个面向社会、诉诸文化启蒙而进行创作的鲁迅，在第一次留学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那么鲁迅的第二次留学从何说起？我们该从女师大学潮说起。
一九二五年间，女师大学潮爆发。历史上的每一次学潮，倒霉的都是校长。这一次女师大学潮倒霉的就是杨荫榆校长。她因为在学潮中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但杨荫榆女士其实是一个多面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女性职业发展、民族气节等方面，杨荫榆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女师大学潮实际在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担任校长时就开始了，许寿裳离任举荐杨荫榆接任校长，认为她是一个难得的现代女性，一位能够胜任现代学校管理的专家，执掌女校应该更合适。但没想到杨荫榆当上校长后，学潮往更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将鲁迅等兼职老师们也卷入其中。
当时鲁迅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另一个则是女师大的聘任兼职老师。因卷入学潮反对当权者，教育部的总长章士钊就将鲁迅免职了。鲁迅认为这是无理免职，就向平政院行政投诉。一九二六年，鲁迅最终胜诉。那是一个乱世，政府首脑和各部长官不停更换，时局对鲁迅的安全也有威胁。当年就发生过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有段时间不得不躲进外国人办的医院避难。
学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鲁迅与许广平确定了恋爱关系。
鲁迅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日记里写：“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鲁迅的日记一般都是流水账，谁来了，给谁写信，写了一篇什么文章，诸如此类。但是在极个别地方，鲁迅会流露自己的情绪。“害马”指的就是许广平，这个词来自学潮，杨校长骂学潮的学生是“害群之马”，许广平是学生领袖，所以也是害群之马，鲁迅就戏谑简称她是“害马”。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鲁迅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来记录这件事，一定是有深意的。那一天应该发生了改变两人关系的重要事件。
魯迅早在一九二三年跟弟弟周作人决裂分家，搬迁住进了新居，自己所居的房间叫“老虎尾巴”。什么是“老虎尾巴”？其实就是北京四合院里自行扩建的临时房间。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就是一个违章建筑，鲁迅就住在这里，跟自己的母亲，以及朱安，分房居住。就在这“老虎尾巴”里，鲁迅接待他的朋友，同样也接待了许广平，他跟许广平的热恋也发生在这里。如果要缩小空间进行表达的话，“老虎尾巴”正是鲁迅爱情的发源地。同时，这里也是他从北京到南方去的出发地。
随着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深度卷入，以及跟许广平的恋爱关系的确立，鲁迅必须决定今后如何与许广平一起建立自己的生活。种种公私原因使得鲁迅下定决心，要离开北京到南方去。此时，正好南方的厦门大学有朋友帮忙做了引荐，鲁迅得以到厦门大学去任教，正式开始了职业教师的生涯。
不过，鲁迅在厦门大学也只当了四个月教师，很快就到广州去了，在广州他与同样南下的许广平会合。在广州，又待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中山大学任教也不到半年。最终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乘船抵达了上海。
鲁迅的《朝花夕拾》差不多就写成于这一时期。这本书的写作，与他北京的最后一段生活相连，是他在离开北京前夕的写作。鲁迅自己也说《朝花夕拾》开始写的时候，有几篇是写在“流离”当中。什么叫流离当中？因为在北京卷入了各种是非，包括学潮，鲁迅有时已经不能在自己家里安住，不得不跑到别的地方，以躲避可能的迫害和危险。也就是说，是在避难的不安定过程中，鲁迅开始写作《朝花夕拾》的。然后，在厦门完成了整本书的内容，而后又过了一年，在上海完成了出版。这是一本诞生在生活不断变轨过程中的个人生活“回忆记”。
鲁迅在厦门完成《朝花夕拾》以后，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与许广平两人之间的通信，即《两地书》中的部分书信。鲁迅与许广平之间，不仅仅是情人关系，两人同时也是同志，而且是在当时危难的社会政治斗争中，受到迫害的同道同志的关系，最终才发展成恋人的。《两地书》是鲁迅自己编选出版的，内容虽然是他跟许广平的通信，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书。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到厦门、到广州以后，对未来自己的生活，其实都没有确定。他跟许广平的感情生活应该如何处理，他自己的职业生涯要如何选择，到底是当老师还是从事其他行业？鲁迅没有确定，所以他让许广平给他“一条光”，一个决策建议。两人之间似乎颠倒了关系：在学潮中两人的最早通信，许广平是求助老师的学生，现在，老师需要学生指点迷津了。这就是爱情了。新生活就在眼前，到底应该做什么呢？
看得出，从北京到厦门、广州，再到上海。鲁迅身上同时进行了几条线索，写作的、恋爱的、革命的，职业教师生涯，一直到职业作家生涯。其中有交替，也有叠加，最后在上海合而为一。鲁迅最终定格在历史上的形象，其实就经由了这段漂泊和磨砺的过程而形成的。他是在和许广平的恋爱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的生活走向。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现在流传的大多数鲁迅画像，都不太满意—一个横眉冷对的老头，好像时刻都在骂人。这并不是鲁迅。鲁迅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鲁迅跑过很多地方，留学日本，又长期在北京当公务员，然后又跑到厦门、广州，再到了上海，留下了很多生动的生活印记。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便会遇到饮食问题，有时他很不习惯当地的饮食，他抱怨过仙台的食物，对厦门的饭食口味也不满意，他还把这些不满写在给许广平的通信里。鲁迅是个对生活细节有感知和感性反应的日常生活者。
也可以说，鲁迅是一个很善于日常生活的人，到上海后，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很适应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的左翼知识分子。鲁迅在谈到陶渊明的时候，就说，论诗论文一定要全面，“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不完全是平和的，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鲁迅的多面性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否则很多事就容易产生不解和误会。
在生活层面上，也许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使得他们最终决定定居在上海这个魔都。
“二次留学”与“革命文学”论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和许广平抵沪，八日入住景云里寓所。当时他的三弟也在景云里。鲁迅在景云里一共住了两年七个月。一九三○年五月三日，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搬到了拉莫斯公寓。一九三三年迁到如今的鲁迅故居—大陆新村9号。
鲁迅住到景云里以后，就与内山书店建立了特殊联系。
内山书店是日本侨民内山完造夫妇创办的。内山完造本来是一个药品推销员，结婚以后，一九一七年，夫妇两人在上海开起了书店。最早是在如今的四川北路1881弄，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经历了两次扩建，一九二九年才搬到如今的四川北路2050号。一开始，内山书店售卖宗教书籍和医学书籍，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内山书店开始售卖人文社科著作，其中有大量的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书籍，还有鲁迅一生最喜欢的夏目漱石的作品等。内山书店与鲁迅，与中国的左翼文化，有着很深刻的关系。郭沫若也曾经避居内山书店，后来他流亡日本，每个月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费，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转到日本的。此外还有方志敏在南昌狱中的书信文稿，也是通过关系转到内山书店，再由鲁迅从内山书店转到左翼党组织的。
按照现有记录，鲁迅抵沪后的两天，十月五日，第一次造访了内山书店。从此，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首先成了他的“世界图书之窗”，是他买书、接触世界各地图书的书坊。而且，内山书店一度还成为鲁迅著作的代理发行店。其次，内山书店又是鲁迅交游的“社会公共空间”，是他公私兼顾两用的“会客厅”。鲁迅经常在内山书店约会、接待朋友。萧军、萧红第一次到上海来跟鲁迅见面，就是在内山书店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那么，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为什么说内山书店的经验可以说是鲁迅的“二次留学”？
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鲁迅日记里记：“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迁居景云里的当天，鲁迅搬完家，下午又去了内山书店，记录买书“三种四本，九元六角”。十日下午，鲁迅到内山书店买了“《革命艺术大系》一本，一元”。这似乎预示了某种征兆。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他去内山书店买书的次数，仅十月到沪后至当年底，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去了二十八次之多，平均两三天就要去一次；有的时候，因为前一天没去，第二天就会去两次。我把鲁迅日记、鲁迅的书账、在内山书店的所购书目，再结合鲁迅此后的左翼翻译，做了整理后恍然大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形成了鲁迅“二次留学”的概念。
据学者统计，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鲁迅一共去了内山书店五百多次，总共购买了一千多册书。这还未包括一九三六年的数据。其中，一九二八年，是鲁迅购买、阅读书目的分水岭。一九二八年开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苏联革命相关的著作等，在鲁迅的购书目录中成批出现，形成一种结构性的主流图书。由此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结论，内山书店是鲁迅在当时了解世界革命前沿资讯的重要文献环境。他到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聊闲话，也不是来休息的。内山书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理论文献，成为鲁迅最终投身中国现实革命和左翼政治活动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
很多人说，鲁迅到晚年有一个立场的转型，但我并不完全认同，我更多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政治“定向”。鲁迅一直在找方向，他在思想上、实践上已经与左翼、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联系。鲁迅的思想探索在北京后期，经由厦门尤其是广州的经验，本就与左翼近于同向而行。因此，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鲁迅定居上海后思想发生的并非剧烈“转向”或“转折”，而是逐渐完成了此前路向中的一种“定向”确认，确立了此后的终极方向。但要说到这种思想定向的资源支撑，如果没有内山书店的文献环境，鲁迅恐怕也不可能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明确完成他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的定向。内山书店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理论文献，为鲁迅成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自信与武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是在内山书店完成了他左翼思想的“留学”。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日本语文化空间，我把内山书店比作鲁迅的留学教室，名之为鲁迅的“二次留学”；广而言之，内山书店也就是鲁迅的“上海日本”。
再來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实动因，鲁迅到内山书店，对这些国际左翼理论图书感兴趣，也是有直接原因的，他不完全是自发地看上了这些左翼书籍。革命的现实刺激才是鲁迅思想“左转”定向的第一推动力。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到“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或者说革命文学运动，既是中国革命的政治发展形势在文化领域的“转场”表现，也有着十分浓重的日本背景，主要体现为革命文学的发起人员及团体，多是留日返国学生构成的。无论是鲁迅还是另一方的郭沫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都有日本留学的背景。这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革命文学家，回到国内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而鲁迅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所以革命文学运动从批判鲁迅开始，也是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这是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从此，中国文学的理论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就成为左翼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自觉争夺对象。
这场论争发生在上海，也只能发生在上海。它的发生离不开上海这一国际化开放的文化环境。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上海环境的重要支持根源—当时，在上海，至少有一百五十多家报刊媒体参与了这场革命文学论争。而且，这和报刊所持的政治立场并无必然关系。产生这样大规模的媒体论争，一定是要在一个现代媒体传播业发达的国际都市才能出现。有人专门统计过上海民国时期的各种报刊媒体，在二十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上海总共出现过三四千种报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媒体都市。就媒体业的发达而言，上海这个国际化的都市，与世界信息前沿保持了一致的态势。所以，也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具有国际性现代传播力的都市，革命文学论争才能以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方式蓬勃发生。客观上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正是在这次论争中，左翼的各种思想产生了交集，并最终汇成合流。一九三○年，第一个文学的政治共同体—左联，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而这也正是内山书店与鲁迅交集的具体社会环境。
从五四《新青年》、“新潮”，到左联的成立，是中国文学运动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上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就可以看到中共领导地区的意识形态及文学力量，两者已经联手站上了现实的文化前台。鲁迅也从启蒙文学的先驱，定向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
“过客”的归宿与“新生”的诞生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从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开展文艺运动，其中有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他的翻译。贯穿鲁迅一生的文艺工作方式，主要就是翻译及跨文化传播。早年的启蒙文学翻译和后期的左翼理论翻译，两者一脉相承。而且，就是从翻译的路向上看，鲁迅一生探索人生的多重方向的自觉性，也能一目了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种践行的可能性，包括“拿来主义”的方式，只不过最后形成的主要方向是左翼的革命道路。
鲁迅说过，他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空间上说，文学性的表述就近于“过客”的形象。因为自己长期是一个“过客”，进入左联，意味着自己终于有了一种归属感。所谓“过客”，是在鲁迅写过的一本书《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过客》。“过客”是什么意思？说一个人是“过客”，那他肯定不在故乡，而是在旅途或异乡，一定是在不确定的漂泊途中。而且，只是“过”客而已，没有定性和定向，短暂的路过，难得留下痕迹。这样一个惆怅的过客，是一个中年男人，“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过客”不知道朝哪里走，这时他遇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他就问老人，前面是什么地方？老人说，前面是坟地。文学性的理解，老人的生命就要进入终点了，所以他的答案不出意外就是“坟地”。过客又问小女孩，小女孩说，前面全是野花，很漂亮。当然，小女孩的生命刚刚开始，她看不到坟地，即便是坟地，也只能看到更加茂盛的鲜花。
显然，过客对这两个答案都不满意。在过客看来，“前面是野花”这个答案太天真烂漫了。从中年人的视角，看到的世界已经太多都是黑暗的，他已经是一个受伤的人了，被命运驱使着踏上了过客的道路，哪里再能相信鲜花的世界呢？往哪走，走什么路都不知道。但是，对于“前面是坟地”，他也不甘心，难道生命就终结于此了吗？过客的行走意义就为了把自己的生命安置在一块莫名的坟地里？
过客执着想要追问的是，越过了坟地的前面是什么？他说，坟地的前面是什么所在？小女孩没有经验，没有阅历，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老人庸碌的生命也没有足够的思想高度和觉悟来回答这个形而上的追问。但这恰恰是鲁迅这个过客想要顽强追问的终极之问。他想要追问的是人生无穷之远的远方，不是具体的目的，也没有终点。越过了生命的有限性，精神的远方会在哪里出现亮光呢？现在，我想象一下，人类世界哪怕出现了ChatGPT-4，依旧还存在着无穷之远的远方。这就是鲁迅要投身的事业和道路。哪怕他并不知道现实的目标会在哪里，不知道生命的终点会在什么地方等待着。只要生命还能走上路途，依旧要越过鲜花和坟地，走向不可知的无穷之远。“过客”鲁迅的践行和坚韧就体现在这种充满悲剧性的精神上。好像是在一种历史的悲剧中呈现性格的力量，无惧最后也是一个悲剧。
也仿佛两三千年前的孔子，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弄了个破车子，带着一群学生在中原大地跑来跑去，又没人理他。他想干什么？其实他早就知道，什么也干不了了。但无穷之远的远方依然还在远方，他必须去寻找不可实现的理想。这是他的宿命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上下几千年，孔子与鲁迅的“过客”精神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一个理想、难以实现的目标，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兑现心中的承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也许认为左翼—左联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可成为自己栖身的归宿。精神奔向了无穷之远，我们的身体不能不留在现实的大地上。
然后，又为什么说是鲁迅的“新生”呢？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弃医从文回到东京，想与朋友们一起办一本杂志，起名《新生》。原本是想发起文艺启蒙运动，但最终没有成功，空留了一个办刊的幻想。这使鲁迅多年后仍耿耿于怀。当鲁迅一九二七年到上海以后，在这样一个现代媒体发达的都市，社会条件、技术条件、组织条件都使他能够实现过往的理想。他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和创办了许多刊物，后来还自费出版，成就了编辑和出版的事业，早年文艺运动的“新生”初心在上海收获了现实的回报。也可以说，鲁迅留学时代的文艺运动理想，在晚年凭借着强烈的政治激情而得以新生，并成为现实的革命事业。
就这样，鲁迅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他的理想。这理想也发生过转变，早年是思想启蒙的理想，晚年则是左翼运动的社会改造理想。最终在上海，“过客”找到了归宿，“新生”再度诞生，这是鲁迅给予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鼓励。
再伟大的人生，也要走向生命的末路。在生命的最后留下什么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晚，鲁迅身体严重不适，预感不好，于是挣扎着写了一份便条，让许广平把内山完造先生请来—
老板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鲁迅的为人品格在细节里也能体现出来。临死之前，鲁迅还在为自己不能去第二天的约会道歉。与之关联的另外一个细节，是这里提到的须藤先生，即须藤五百三医生。最早大概是从一九三二年底开始，须藤五百三先给海婴、后来也一直给鲁迅看病。根据一些事实证明，这个医生的水平可能不是太高，鲁迅的死可能与他的误诊有关。当时周围的朋友，都建议请其他西医来为鲁迅看病。但是鲁迅不同意换医生，鲁迅认为须藤给他看了这么多年病，这个时候如果把他换掉的话，就太不够朋友之情了。这也可以看出鲁迅日常生活中的交友之道。此时此刻，一个人的品德高下是难以作伪的。
不过，作为文学作品的绝笔，鲁迅留下的则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章太炎去世以后，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中对章太炎的评价非常有名，叫“有学问的革命家”。过了几个月以后，鲁迅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一篇，但是这一篇却成了未完成的绝笔，现在还在大陆新村9号鲁迅的书房桌子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留日时期的革命生涯，也就是说，鲁迅一生最后留下的一篇作品是回忆他的留学生涯的。從第一次留学，到上海内山书店的“二次留学”，日本的经验一直关联着鲁迅一生的生命轨迹。文化和政治革命，中国和世界，如此深刻地缠绕在鲁迅的生命中。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九十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录音整理：本刊责任编辑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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