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一八八一年六月，澳大利亞天文学家约翰·特步特（John Tebbutt）宣布了他的科学发现，即日后以他本人命名的“特步特彗星”。消息传出，欧美天文学界颇为震惊，一向以观测见长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深受刺激，开始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从前“养在深闺”的天文学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居然一跃而成一门“显学”，天文台也与时俱进变为对公众开放的景点。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访客：小说家托马斯·哈代。

　　哈代此行的目的是为他的小说《塔中恋人》（Two on a Tower）搜集素材。根据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的研究，与一般小说家不同，建筑师出身的哈代对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学进展“长期保持关注”，其笔下人物也像他本人一样热爱科学—早期代表作《一双湛蓝的眼睛》（1872）和中期代表作《林地居民》（1887）分别是关于一位地质学家和一位业余自然科学家的爱情故事。而他未能发表的处女作《穷汉与淑女》以及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1895）中的男主角职业则同为自学成才的建筑师。

　　《塔中恋人》最初于一八八二年五月至十二月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连载，这是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唯一一部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连载的小说。同年十二月，小说在英国出版，结果“因其不道德和反宗教的内容”而饱受攻讦。《文学世界》（The Literary World）的一位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糟糕的小说，毫无品位可言”;《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哈丽雅特·沃特斯·普雷斯顿（Harriet Waters Preston）指责哈代刻画了一个缺乏道德感的“病态”女主角—她比男主角年长十岁。这一年龄差距在今日读者看来或许无关紧要，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名成熟（且已婚）的女性故意接近并挑逗年轻男性实属“伤风败俗之举”。日后评论家更将《塔中恋人》和同时期的《司号长》（1880）、《冷漠的人》（1881）一道，列为哈代“笔力最弱、最不受欢迎的”小说。

　　《塔中恋人》描述了乡村贵妇康斯坦丁夫人和年轻天文学家斯威辛的一段罗曼史。康斯坦丁夫人多愁善感，在丈夫远赴非洲后越发感到孤寂。斯威辛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乡间与外祖母同住，为了便于展开科学研究，他在康斯坦丁夫人庄园内一座废弃的古塔上搭建一个小型天文观测台。有一天康斯坦丁夫人外出散步，无意中发现正在进行星象观测的斯威辛，立刻被他专注的神情所吸引，随后更被他献身科学的热情所打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位年轻人实现人生梦想。

　　康斯坦丁夫人斥资购买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极大地便利了斯威辛的研究工作。在二人单独相处的过程中，康斯坦丁夫人发觉自己坠入爱河。此时恰好传来她丈夫在“突然失踪”后不幸亡故的消息，于是她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情感，对斯威辛当面表白。出乎意料的是，斯威辛一开始并不领情—担心她的深情会妨碍他专注于天文研究，但后来终于被她的真情感化，二人去往巴斯秘密成婚。

　　造化弄人。二人成婚之际，康斯坦丁夫人接获官方通报，确认其丈夫日前“病故”—这也意味着她与斯威辛结婚之时她的丈夫尚且健在，因此这段婚姻并不合法。与此同时，她又获悉斯威辛的叔叔刚好在他们结婚前去世，临终时留下一份遗嘱：只要斯威辛在二十五岁之前未婚，他便将获得一大笔遗产—专供他从事科学事业。

　　康斯坦丁夫人面临困境。根据法院告示，她丈夫在非洲的殖民冒险以失败告终，并欠下大笔债务—为偿还债务，康斯坦丁夫人被迫变卖家产，再也无力资助斯威辛的科研项目。计出无奈，她建议斯威辛暂时离开英国，去南非（及美加）等国继续科学研究，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回国团聚。斯威辛走后，康斯坦丁夫人猛然发现自己已有孕在身，为保全声誉，她毅然决定嫁给一直苦苦追求她的曼彻斯特主教。

　　三年之后，功成名就的斯威辛返回庄园，约定在古塔与康斯坦丁夫人重聚。见面之时，原本以为可以重续旧好的斯威辛惊讶地发现康斯坦丁夫人早已容颜不再：“她的面颊不再拥有充满青春活力的紧致轮廓，曾经乌黑的秀发如今变为一片斑白，仿佛午夜的银河。”起初，斯威辛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他又谎称这次回来是要再次“正式”迎娶她。康斯坦丁夫人闻言激动不已，过去种种艰难苦恨一扫而光。由于过度惊喜，她猝然倒在斯威辛怀中，平静而幸福地死去。

　　哈代曾自承《塔中恋人》是一部“梦幻罗曼司”，也有评论家据此将它归为当时文坛流行的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或惊悚小说），但如此归类显然失之于粗疏。众所周知，奇情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流派，通常以秘密婚姻、伪造遗嘱、重婚、勒索、谋杀、隐藏身份以及其他继承自十八世纪晚期哥特式风格的元素—欺诈、盗窃、绑架和监禁—等煽情手段来达到“震撼读者”（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语）的效果。与该派代表作家如威尔基·柯林斯和玛丽·伊丽莎白·布兰登等人相比，尽管哈代在小说中迫不得已也使用了部分元素（报刊连载要求每一期至少要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卖点”），但这类元素主要服务于推动故事情节—借助于此哈代得以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情感，并展示他的创作理念。

　　在《塔中恋人》第二版“序言”（1885）中，哈代坦言：他打算“将两个微小生命的情感史置于浩瀚星空的巨大背景之下，并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对于人类而言，在对比鲜明的星等（magnitude）之间，可能星等值越小越重要”。换言之，作者的目的是要展现在广阔的、非个人的、永恒的宇宙，与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短暂而悲剧性的）存在之间—“那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小说表面描绘的是贵妇与青年的爱情罗曼司，但实际上作者关注的是人类普遍生存状况（及其隐患）。借助于一位天文学家的视角，小说家试图揭示，即便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人文情感的意义和作用仍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柯林斯等通俗作家，哈代堪称是一位哲理小说家—对他而言，人类的情感、欲望和亲密关系（intimacy）比宇宙法则更重要。

　　在小说“题记”部分，哈代引用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爱的星象学》（Love?s Horoscope）中的名句：“我的心落入她的眼，/她教我新的星象学。/无论爱情何时到来，/不管星象如何交汇。/只消她那秋波一转，/便注定我爱恨绵绵”—事实上已点明全书的主旨：即科学与人性之关系。男主角斯威辛是维多利亚时代天文学家/科学工作者的缩影，他的一系列天文科研活动，包括搭建实验室、观测彗星、论文写作与投稿、海外学术交流等在现实生活中皆有迹可循，他本人的人生轨迹与当时的科学进展也紧密相连。

　　故事一开始，斯威辛对乡邻颇有担心—“要是他们知道我钻研天文学，会说我成天不切实际”。在教区农民看来，斯威森观测星象属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家人亲友也都希望他能“做点实事”。可见，科学研究虽然是高大上的事业，但在生活中时常会遭人误解。身为科学家的斯威辛陶醉在自己的研究乐趣中，根本不屑为自己辩护，也无暇与人沟通，久而久之，越发形成自我隔绝的生活习惯，甚至变得迂腐可笑。

　　相反，康斯坦丁夫人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勇毅果敢—她在整部罗曼司中扮演“主动出击”的角色，一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家中天使”的形象，可谓惊世骇俗。与此同时，她也敢于承担责任：她在危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做出自我牺牲，从而确保斯威辛可以顺利完成研究计划—正如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等小说中的笔法一样，与怯懦自私的男性相比，温婉而刚强的女性总是更能展现人性的光辉。

　　斯威辛的自私与冷漠在小说前四章已暴露无遗。比如在更换观测设备后，他告诉康斯坦丁夫人借助于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两千万颗星星（而在此之前，仅能看到万分之一），并发表感慨：“所以，无论星星的用途是什么，它们的存在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赏心悦目。万物皆是如此;没有什么是为人类而生的。”随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在无边无际也无形的宇宙里，还存在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质量衰变。一切最终归于寂灭……倘若你积极乐观，并希望一直这样乐观下去，那就要远离天文学。在所有的科学之中，它最骇人听闻。”康斯坦丁夫人闻言大感震惊：“就是这种想法让你如此难过吗？我认为天文学这门研究并不适合你，因为它让你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竟然无足轻重。”很显然，正如她担心的那样，斯威辛热衷的科学极有可能将他引入“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职业刚刚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者大多是有闲阶级，而斯威辛显然不属于这一阶层。这也意味着，即便他在天文观测方面有所发现（比如一颗彗星—透过卧室窗口，他首先看到“微弱的火光”，然后“火团核占据了大片天空，直至完全笼罩”），但由于缺少资金支持，通常也难以为继。因此，康斯坦丁夫人的出现恰逢其时—后者对他的科学事业深信不疑并愿意为之慷慨解囊，斯威辛也欣然接受（连同她的爱意）。尽管如此，斯威辛仍然固执地认为她影响了自己的研究：当他们在塔上共处时，她总是使他分心。于是，康斯坦丁夫人很快发现相比于她本人，斯威辛更热爱天文—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他轻启的双唇，说出的都不是爱，而是千里之外的东西;他的双眼时常深深凝视，凝视的不是另一双眼睛，而是其他的世界。他的脑中存在许多思想，但都与女人无关，它们不过是关于星球和星座的排列。”

　　不仅如此，斯威辛甚至将自己科研事业遭遇的挫折也归咎于康斯坦丁夫人。比如在启动新设备不久，他便获得科学灵感：根据变星理论，他写出名为“一个天文新发现”的论文，并抄写三份，将“一份寄给格林尼治，一份寄给皇家学会，一份寄给当代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结果却发现他的一名对手早在几周前就官宣了同样的发现。论文遭拒使斯威辛陷入绝望的境地，同时也使他益发坚信：他的科学研究与康斯坦丁夫人的爱，无法共存。一连数日，他情绪低落，直到“一颗新彗星出现在天际时，他才重新振作起来”。

　　这一情节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一八四五年前后，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和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Le Verrier）几乎同时独立计算出海王星的轨迹，但由于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疏忽”，亚当斯的计算结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勒维耶则通过与柏林天文台的合作抢先一步发现了海王星，并将相关科研成果公之于众。一八四六年，皇家学会授予勒维耶“科普利”（Copley）奖章—这是英国科学界最古老也是最高的奖项，但本土科学家与这一奖项失之交臂无疑令英国人大为不爽—哈代此处的描述难掩激愤之情，道理正在于此。

　　根据安杰莉科·理查森（Angelico Richardson）在《哈代与科学》一文中的考证，哈代一向留意当时的科学进展，他的笔记中“充满了对新科学的讨论、评论和注释”。从叔本华那里，哈代注意到，“人就像顯微镜下水滴里的纤毛虫一样”，微不足道。从主张“动物权利”的亚瑟·赫尔普斯（Arthur Helps）那里，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人无论如何也不配自诩为“万物的灵长”。此外，他还摘抄了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相关论述。海克尔认为生物学在许多方面与文学艺术极为类似—比如单细胞生物中的放射虫完美展示出自然界的“对称”，这一点对哈代本人的艺术创作也很有启发。

　　哈代感兴趣的科学领域相当广泛。他曾摘抄“均变论”倡导者查尔斯·莱伊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地质学原理》（1830-1833）中的若干段落—莱伊尔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的，而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这一论断直接批驳了“创世论”，也间接预示了进化论。一八五九年，《物种起源》公开发表，哈代时年十九岁，日后他在自传中回忆，他是“最早为之喝彩的人”（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一八八二年，即《塔中恋人》发表的当年，哈代应邀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达尔文葬礼。事实上，达尔文也是他终身崇拜之人。在一次访谈中，哈代曾列举对他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排在首位的是达尔文，随后是“赫胥黎、斯宾塞、孔德、休谟和密尔”。

　　正如他在小说中展示的那样，哈代对宇宙能量衰变问题也颇有研究—批评家一致认为，这也是导致他作品中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色彩浓郁的主要原因。一八七五年，他和友人莱斯利·斯蒂芬（弗吉尼亚·伍尔夫之父）的谈话就围绕着“衰落的、已死的神学，各种事物的起源，物质的构成，以及时间的非现实性”而展开。在谈话中，哈代曾引用天文学家里查德·A. 普罗克托（Richard Anthony Proctor）的相关论述证明自己的判断。在哈代的笔记中，摘自宗教作家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服务人类：面向未来的宗教随笔》的一段话最能体现这一思想：“衰败和死亡不仅给人和他的作品，而且给他周围的一切都打上了记号。自然本身—阿尔卑斯山—太阳—从微生物到银河系都在衰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就是最广泛意义上对知识的寻求和对自我的认知—在一切古老的、确定的东西（正统教义、价值观、等级制）处于崩溃状态、新的知识前景日益引人注目的时代，小说家坚信，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一样不仅能够揭示自然奥秘，而且有助于人类更深刻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

　　

　　这也是《塔中恋人》题中应有之意—《塔中恋人》的主要背景是“空旷原野上凌空兀立的高塔，它那远离人寰、比肩星空的态势，仿佛预示着小说人物可以超越时空，直接进入浩渺宇宙”。由此，明显能够看出小说家的匠心和用意。正如哈代致好友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信中所说：“我把这本特别的书送给你，相信你会认识到（如果别人都不会的话）我的目的所在—使科学不单单成为浪漫故事的填料，而是要成为传达浪漫故事的真正媒介。”

　　与同时代作家对科学抱有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相反，哈代通常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科学。由于家贫，他本人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入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自学继续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他最喜欢的两门科目是数学和生物）。从十六岁到三十二岁，他一直从事建筑业，是一位熟练的绘图员和执业建筑师—对建筑形式和设计的敏感，使得他的众多小说“结构精巧，堪与司汤达媲美”。诚如纽约大学科学史教授安妮·德威特（Anne DeWitt）在《道德权威，科学人和维多利亚小说》（Moral Authority， Men of Science，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2013）一书中所说，哈代不仅依靠建筑师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小说提供素材，而且其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主要“源自他复杂而精妙的文本结构”。

　　事实上，终其一生，哈代一直致力于寻求将科学与文学艺术“合二为一”的创作途径。一八九一年发表在《新评论》（New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他称这种统一为“小说的科学”（“The Science of Fiction”），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在他笔下，《意中人》里的皮尔斯顿（Jocelyn Pierston）是一位精通几何学的艺术家;《林地居民》里的菲茨皮尔斯（Edred Fitzpiers）是一位富于人文理想主义的医生;《卡斯特桥市长》里的法尔伏雷（Donald Farfrae）既是歌手又是机械师，后来转型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哈代认为，人性复杂幽微，唯有综合考察，方能获得“最高类（summa genera）的共相”，抵达对人性全面而透彻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唯有掌握这一技能的小说家，才是真正的“天才小说家”。

　　在哈代看来，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共同纽带是想象。借助于想象，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可以崭新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说，“地质学家、古文物学家和农夫在看一片风景的时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诗人和藝术家也一样”。因此，“从宇宙历史的角度看待我们的时代，从地质时期的角度看待历史，从天文学的角度看待地质学—这是思想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著名学者莱文（George Levine）所说，以狄更斯、哈代等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小说堪称是维多利亚科学的“文化孪生子”（cultural twin）。

　　如果说哈代早期小说如《计出无奈》等尚未能跳脱柯林斯“奇情小说”的窠臼，他的中后期小说则可谓别开生面，气魄宏大。当然，作为清醒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哈代深刻意识到当代科学的问题在于“情感匮乏”—斯威辛狂热追求科学新“发现”，可是直到故事结尾才醒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其实一直就在他身边。在一八八一年的一则笔记中，哈代承认，自己“不断尝试将科学的和情感的、精神的人生观调和起来，以便它们不会相互破坏”，结果却发现：“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感情本没有位置。但残忍不公的是，感情却偏偏在这样的世界里产生。”

　　哈代的悲观和幻灭或即由此而生。《无名的裘德》问世后，像此前的《塔中恋人》等作品一样，又遭受道德家猛烈抨击，并被责令公开焚毁，哈代心灰意冷，加之与妻子埃玛感情出现裂痕，于是决然放弃小说，转向诗歌创作。诚如文学评论家帕特里夏·墨菲（Patricia Murphy）在《科学阴影下》（In Science?s Shadow）一书中所言，小说中的斯威辛如同生活中的哈代本人，他们“发现科学的人生观和感性的人生观无法相互妥协”—在哈代看来，或许这也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