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感”文化及其表现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问题和话题。这从“情动转向”（affect turn）的说法中就可见出端倪。“情感转向”风靡一时，影响遍及诸多学科，几乎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势头最大的学术潮流之一。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转向”是后现代文化研究之一种，直接受到诸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等人的理论的启发。但如果往历史深处去看，对“情感”的重视和勘探甚至应该上溯至十七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和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情感研究（emotion studies/affect studies）的取向在多个学科（特别是哲学和文化研究）中逐渐兴起，理论家以“情动”（affect）作为主要的理论概念，从人体的意识和感官感觉出发，批判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原子化的个体身份为基础的主体性，寻找身体感官、认知及意识中的可塑性（plasticity）和液态性（liquidity），强调前话语状态的可能性。“情动”概念与更广义的“情感”分析，已经显示出其在文本解释和文化批判上豐富的能动性，同时也带动了对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理性与道德，认同与伦理以及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再思考。锋芒所及，不仅挑战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理性与情感二分的身体范式，而且慢慢汇集起一整套对于情感与主体性、身体、媒介、文学之间的关系的新理解，在方法论上也暗示了“理论之后”的突破。“情感研究”不仅作为领域和对象，更作为视野和方法，对传统人文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刺激;并且通过与认知、心理和神经等研究相连接，正在召唤一种“新文科”的可能样态。
比如，在历史学界，二○一二年十二月《美国历史评论》邀请了几位历史学家，组织了一场有关“历史学情感研究”（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的学术对谈，提出历史学界存在“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事实上，历史学中对于情感研究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法国年鉴学派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历史研究的看法。一九八五年，两名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和卡罗尔·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甚至宣称一个名为“情感学”（emotionology）的历史研究新学科的诞生。福柯的疯癫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些研究多涉及历史发展的心理学因素、情感表达与社会价值规范、家庭及其他社会单元与个体规训等，也与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范式相关。
又如，“情动”的过程性与扩展性等问题，也成为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的重要思路。不同学者通过把情感与各自关心的议题相结合，发展出了很多新颖而有影响力的论述。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中重点讨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情绪与心理反应，对自卑、妒恨等情感的分析，突破了原先对殖民结构的政治解释，也启发了此后的后殖民探索。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贡献的概念“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在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他提出，“（情感结构）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然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情感和心理领域的介入，另一方面更深刻地解释了感知领域的变动对于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威廉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作家作品中解读出“一代人思想与感受的形成”，特别突出了个人情感与身体经验对于思想的塑形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整全的生活方式”。对意识与关系中的感情元素的重视，突破了早前西方思想史中长期的“感觉”与“思想”的二元对立，“思想作为感受，以及感受作为思想”的理解方式在文学解读和思想史分析中尤其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到法学和政治学。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就特别强调了文学想象所催生的“同情”感对于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公共生活的意义。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的《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则把“文明的地图”的生成一定程度归因于“情感的地图”。而像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虚拟的寓言》中那样，从运动与感觉的关联出发，引出“自然文化连续统一体”的认识，更是为“表演”的意涵开拓了新的向度。
中文学界对于“情感转向”以及情感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已经有一些介绍，也陆续涌现了不少原创性的研究。比如，汪民安、陆扬等学者较早就有介绍文章阐述理论的背景和脉络，《生产》第十一辑中“德勒兹与情动”专辑的专题讨论，《文化研究》第三十八辑（2019年秋）中一组涉及情动理论的谱系追溯，以及《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关于情感史研究的一组文章，等等。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关于“抒情传统”议题的讨论，关于解放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也常常涉及情感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情感、情欲、情理等问题近年来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切都表明了在知识生产方面中国与西方在“情动”话题上已经发生互动与共振，同时也对如何依托中国经验参与到理论的重新界定、重新解释和重新对话之中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在选编这本有关情感研究的论文选集时，初衷是既要涵盖“情动转向”及相关辩论反思，又要包括对情感在早期现代中的嬗变转型的讨论。本书涉及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现代情感、意识、感官知觉、书写阅读等中西历史与理论，同时也突出后现代和媒介融合情境下情感与媒体、图像、电影、当代社会的关系。坚持理论的历史化、跨学科取向以及人文与科学的关联性，是本书的显著特色。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情动转向”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将德勒兹引介入英文学术界的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文章，以及理论家马克·汉森（Mark B. N. Hansen）的文章。这些是普及性质的，也是国内介绍“情感转向”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的。
第二部分，批评“情动转向”。考虑到国内在引介西方理论的时候，较为缺乏对这些理论在西方学术脉络中位置的考察，这样容易导致理论讨论中过度抽象和空泛，为此，我们特意选择了来自威廉·埃金顿（William Egginton）和鲁斯·莱斯（Ruth Leys）的文章。埃金顿突出了“情动转向”的历史性，将其历史化为早期现代“剧场性”（theatricality）出现的时刻。莱斯是研究神经科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等生命科学及其与人文学交叉的历史学家，她的这篇文章从二十世纪美国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对提出“情感转向”理论的马苏米等的认知和文化前提提出了严格的批判，在英文学界影响较大。
第三部分，早期近代与情感。在讨论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们尤其注意到它的历史性，并结合文学、历史、修辞学、科学、媒介、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讨论。这是我们组织这个读本的基本思路。在早期近代部分，我们选编的几篇文章分别来自芭芭拉·罗森韦恩（Barbara Rosenwein）、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M. Gross）、乔治·塞巴斯蒂安·卢梭（G. S. Rousseau）、林凌瀚（Ling Hon Lam）。罗森韦恩作为中世纪研究的大家，对历史学中的“情感史”研究中的“文明的进程”范式提出了批评，并以中世纪研究为出发点，提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结构中丰富对“情感史”的考察。格罗斯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霍布斯的理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情感表达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这是对十七世纪笛卡儿和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提出的情感范式的批判。乔治·卢梭是科学史研究的大家，认为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文学文化中出现的情感话语的大爆发实际上起源于十七世纪末期基督教以及医学中有关情感、感知、靈魂等的讨论，这与欧洲大陆上的变化（笛卡儿、医学等）有密切的联系。林凌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任教，将埃金顿讨论欧洲早期近代“剧场性”的理论概念引入到明清文学的研究中，认为明清文学中对于情感的规训是从空间的层面上展开的。这种思考对于我们重新讨论明清与近代的关系会很有启发。
第四部分，情感与现代性。其涵盖的历史时期是十八世纪及至二十世纪上半期，主题包括了康德启蒙哲学理性与情感、浪漫主义抒情与感觉感官、进化论、唯美主义，以及数理逻辑学家怀特海（1861-1974）对康德的美学批判。查德·威尔曼（Chad Wellmon）的文章以诺瓦利斯的诗歌出发，讨论十八世纪德国浪漫派关于感觉（sensibility）和知觉（perception）、自然、人性与现代性带来的碎片化以及理性之间的关系;他的另一篇文章讨论到康德的问题。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讨论的是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将达尔文关于情感的修辞性把握与英国小说《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al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1768）联系起来，突显达尔文讨论认知时采用的修辞模式，论证意识是局限于大脑—身体—世界连接体中，并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提出的“基本情感”（Basic Emotions）模式及其衍生出的“面部行为编码系统”（the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批判。本杰明·摩根（Benjamin Morgan）讨论晚期维多利亚时期唯美派批评家弗农·李（Vernon Lee，1856-1935）所提出的生理共情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艺术作品在激起身体运动感觉时是令人愉悦的，其目的在于理解语言是如何协调身体经验的。他认为李提出了一种共情式细读方法，并论证这种阅读方法乃是新批评派的反情感修辞的一个重要批判对象。这篇文章也涉及十九世纪晚期西欧语境下“同情”（sympathy，或译为“设身处地”）与“共情”（empathy）之间的关系。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通过重新挖掘怀特海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纯粹情感批判”（critique of pure feeling）的美学层面内涵，形成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着重于情感与美学、现代文学、启蒙哲学、文学研究方法及二十世纪初期生理学的关系，以现代主体性形成过程为中心，检讨了现代情感、意识、感官、知觉、书写、阅读等之间呈纠缠状的关联。
第五部分，情感与当代问题。这部分讨论情感与媒体和图像、电影、当代社会和劳动生产方式及问题的关系，突出的是在后现代和媒体融合的情形下。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研究了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关于情感与性别问题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讨论。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将情感形势（emotional situation）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后工业社会来临之中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形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提供的是一幅政治经济学图景。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从马克思批判传统出发，讨论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中的劳动、价值和情动（affect）的关系。马克·汉森（Mark Hansen）讨论数字媒体、情动与视觉文化的关系，这是他新媒体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部分。李文石（Ira Livingston）则从末世论（apocalypse）出发，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为框架，以诗人般的敏锐，捕捉当代生活的情感政治劳动。
第六部分，二十世纪中国的情感问题。情感在中国语境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在思想史、历史、文学等领域中多有讨论。我们选择了讨论情感与中国文学（以现代为主）方面的几篇文章，试图提示一些在我们看来值得注意的方向和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情感不只是精神分析或身体领域所处理的内容，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政治、法律、美学关系的建构，换言之，是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复杂的、带有文化政治特质的话语实践。编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化、跨学科，坚持人文问题与科学问题之关联性，重点介绍讨论情感与主体性、美学、媒体、生命科学之间关系的文章。我们希望，对于情感研究的讨论可以推进历史的深度，拓展情感物质性和媒介性的维度，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的关于情感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理论思考。作为中文学界第一本以情感研究为主题的读本，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情感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国际学术前沿的课题的理论背景、发展情况和研究前景。我们衷心希望这个读本能进一步推动关于情感与中国历史经验，情感与文学和文化表述的重新研究。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