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女儿性”，主要出现在《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锁记》《小团圆》。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例子。
一、《倾城之恋》白流苏
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在娘家受了欺负，离了婚，老公又死了，钱又被嫂嫂用掉了。所以这时，她作为女儿，去求母亲帮忙。“女儿性”在这里体现得最直接。老太太睡在那里，女儿求妈妈同情、帮忙，但她妈妈装着不理她，过了一会儿才对白流苏说了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是，你是有家、有老公的，应该到男方家里去等着继承财产……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倾城之恋》所有的故事都基于这一点。设想，要是白老太太很尽母亲的责任，安慰白流苏说，你放心，谁也不能欺负你，等等。白流苏还有跟范柳原进行“恋爱战争”的动力吗？可是现在她没办法，妈妈不肯帮助她。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不是缺席的，就是负面的。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按照鲁迅的说法“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他们成为作家后，都把母亲看作是启蒙老师，作品中的母亲也都是正面形象。而父亲呢？除了冰心的父亲和朱自清的《背影》，有几个现代作家说自己爸爸好的？但是妈妈呢？有哪个作家写自己母亲不好的，写生活上自己走投无路，母亲很冷酷地把他排斥掉的？
但白流苏就碰到一个。被母亲拒绝以后，白流苏上楼，到阁楼上去照镜子。镜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各种用途。她这一次照镜子就在阁楼上看着自己，说自己胸比较小，但脸是永远都不见长大的娃娃脸，是男人最喜欢的。总而言之，白流苏是在用一些男性的眼光打量自己，并由此建立了重上男女战场的决心。这是比较浅的一种读法。
要是再参考一些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文章，说女性对自己的认同有一种女性的标准。那么，白流苏在镜子里看到的不只是男人的眼光，她“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有了信心，重新出征，進入了第二个阶段“妻性”。这里我还要加一个字“拼”，拼“妻性”。
按鲁迅的说法，“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被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妻性”在张爱玲笔下也是被逼成的。就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母亲不能保护她，老公也死了，她还要重新上“战场”，重新拼。对于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张爱玲后来特别做了解释，她心里想的白流苏其实三十出头，但是不敢这么写，怕读者不接受。她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觉得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差不多是一个人最后可以出去打拼的阶段了。
我们来看看白流苏怎么拼“妻性”。人家给她妹妹介绍男朋友，她抢去跳舞，还留下了联系方式。接下来就跟着范柳原，坐了船的头等舱，来到香港，住进浅水湾的酒店。到了香港，海景房有了，跳舞，吃饭，走到花园散步。外面夜色灯光，鸟语花香，如此背景下，差不多应该接吻了吧。可范柳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夏志清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有钱，形象也好，但他不愿意“胜之不武”，要学习五四文人。于是，范柳原把白流苏拉到一座荒凉的山上，在一堵断墙那里开始背《诗经》。他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地老天荒，直到世界毁灭那一天，我们还能见出一点真情。这些话把白流苏讲得一头雾水。
白流苏的拼“妻性”，目标非常明确，碰到一个有钱的男人，要跟他结婚，把他改造成长期饭票。《倾城之恋》这部小说魅力经久不息，也最受读者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张爱玲作品里唯一有好的结局的，还因为它实现了一个愿望，先小人后君子。白流苏一开始摆明了，没路可走，被迫出来拼。当天晚上，白流苏回到酒店，范柳原夸她说，你低头的样子很好看。后来她就一直低头，范柳原看到了，又说她一直低头，脖子会起皱纹的，她就生气了。她幻想着自己月光下低头的美貌，范柳原却在旁边嘲笑她。白流苏生气回到了房间，这里出现一段非常关键的独白，有文学史意义。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这段话是五四女性人物觉悟的倒退，却是女性主义现代文学的一个进步。把白流苏和莎菲女士、子君来比，境界好像是低了。当时的男性作家觉得，要跟女性谈恋爱，对方玉洁冰清，睁大着美丽的眼睛，听得懂雪莱、拜伦。相比之下，白流苏假装低头，肚子里在盘算买房子的事情。但之前的男作家，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郁达夫，谁都没有看见女性低着头在拼“妻性”的这份委屈。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启蒙的光芒，抱着救国救民的胸怀，女性在他们的眼里是被拯救的人民的象征。所以五四的爱情小说，第一位的是爱情，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启蒙，把男女的关系比作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作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茅盾的《创造》等，基本都是这样。
但有两个女作家把这个模式打破了，用了不同的方法。丁玲的打破方法是，听男性说话的时候，没听见他说话，“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指嘴角）”（《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强调女性意识的一种打破。第二种打破就是张爱玲的方式，一种现实的方式。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过去了几十年、一百年，张爱玲写的又都是家庭里细细碎碎的事情，还会有这么多人痴迷她的作品？这是因为张爱玲有清醒的认识，她不是写超人，她是写常人；她不是写斗争，她是写和谐；等等。
所以，白流苏的拼“妻性”拼得很辛苦，夜半三更跑到海边听男朋友讲《诗经》，可这样辛苦地谈完以后还不起作用。触及实际问题的时候，范柳原很清醒，他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为什么要花钱娶一个不爱我的人。香港有一次演话剧《新倾城之恋》，结束后导演安排我和刘绍铭、李欧梵在台上回答问题。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学女老师，她们的核心问题是白流苏为什么喜欢范柳原。对这个问题，我在《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本书里有很详细的分析，白流苏的目的非常明确，不拘手段，步步为营；而范柳原有男人的通病，他只注重过程，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到最后就像一场足球比赛，范柳原占尽优势，结果白流苏最后关头进了两个球，赢了，我称之为“以弱胜强”的很好的社会学案例，这就是女人的拼“妻性”。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当白流苏在为“妻性”打拼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对母性的某种未来的规划？换句话说，她要得到范柳原，不只是为了想要这个男人，而且是她想的房子，以及再接下来的东西。所以她的“妻性”上，是不是像鲁迅说的，已经有了做母亲、建立家庭的潜意识？张爱玲早期写的《私語》，讲她对她母亲的看法，母亲是一个漂亮的、潇洒的、现代的女性，可是女儿隐隐责怪她母亲没有尽职。我开始读张爱玲时，被这个现象迷惑。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抽鸦片、讨小老婆、没啥用的男人；她母亲倒是懂法文，去欧洲，教女儿弹钢琴，接触新文化。照理说张爱玲应该投向母亲的怀抱，痛责父亲，尤其父亲还不爱她，打她，她最后是从父亲家逃出来的。可是，仔细去看张爱玲写的文章，她对父亲充满原谅，甚至留恋，对母亲则苛刻挑剔，一直有隐隐对她母亲审判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
《第一炉香》葛薇龙
“女儿性”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炉香》，里面的女儿也找母爱，但是“母亲”完全不尽责，因此也改变了女儿的生活道路。《第一炉香》里，薇龙生活困难去投靠她的姑妈。在现实生活当中，张爱玲最亲的亲人就是她的姑妈，比父母还要亲。她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散文里说，她的姑妈家是天长地久，是她最寄托的。在小说中，姑妈嫁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为了他的钱，熬了这么多年，老公死掉了，钱都留给她了。姑妈徐娘半老，跟不同男人来往。以我们人之常情，身边毕竟来了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侄女，完全可以对她好一点，留她在身边，等等。但这次，不像白流苏碰到了一个不尽责的母亲，葛薇龙碰到的“母亲”过分尽责，把薇龙变成一个“接班人”，一个“长三堂子”里的“讨人”。
这部小说的重要性是什么？这里要讲到文学史，要稍微扯开一点。
在鲁迅之前，晚清时期大部分所谓的“爱情文学”，其实叫“青楼小说”。那时，一个男的如果要找女的，只有三个基本途径：第一，相亲找老婆，见都不用见，只要付“定金”；第二，去风月场，花钱购买性服务；第三，谈恋爱，但那基本没有希望，因为缺乏社交媒介，没有机会。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到风月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用了三句话概括这批文学作品。第一类，《花月痕》等，是“溢美”，把风月场中的女子和进去的男子都理想化。这些男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想的爱人，但在这样的场合他们能找到，而且每个人都会写诗，爱情也是长久的、非常伟大的。第二类是“溢恶”，如《九尾龟》之类，关于这一点，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有详细的介绍、分析。第三类，就是“近真”的《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晚年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第二是要把《海上花列传》翻成国语。《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里没有主要人物，琐琐碎碎，零零乱乱，分不出好人坏人，从中我看到了近年兴起的、我称之为“碎碎念细密写实主义”的来源，例如《繁花》《一句顶一万句》等。这种写法，现代文学中很少，萧红的《生死场》算一个；当代文学中却已经变成一个潮流，去年得奖的《潮汐图》，贾平凹的《古炉》《秦腔》都是这个写法。这种写法，直接传承自晚清的《官场现形记》和《海上花列传》。
我读完《海上花列传》，忍不住想，这部小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张爱玲翻译这本书，到底出于什么想法？张爱玲好像看到了我的疑问，在整个书结尾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长文章《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其中有最明显的两句话。第一，从小说里看，她们进到上海的风月场，是有一定选择的，其选择不比当时的妇女婚姻状况要少。第二，她们后来离开青楼，也是拼“妻性”。她们的典型故事是当了红牌，就有男人留住她，两人互相忠诚，女的不会再接别的客，男的也不能找别的青楼女子。
我什么时候感到《第一炉香》有意思呢？是我对当代文学中类似的现象解释不通时。
张贤亮的《绿化树》是讲一个右派劳改释放犯，得到一个女性劳动者拯救的故事。这个模式来自中国历来的文人落难，风尘女子相救。但问题是，马缨花怎么算风尘女子？小说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情节，马缨花给“我”一个实面馍馍，“我”拿到馍馍以后，看到馍馍上面有指纹，是箩不是箕，眼泪就掉在了馍馍上面，“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但马缨花很实在，就说了一句话，“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基本上是中国版的最实在的爱情宣言。
但我后来仔细再读，发现马缨花同时跟三四个男人有来往。有一个长得很猥琐的仓库保管员，定期会送吃的过来；还有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跟章永璘打了一架；马缨花自己还带着一个小孩，我们不知道小孩的爸爸是谁……这样一个女子，救了一个被迫害的右派，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喜欢的小说核心情节。
这么整理一条文学史线索，不难发现，当中起中转关头作用的就是《第一炉香》。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第一炉香》比较正气，比较忽略“长三堂子”的概念。电影里，俞飞鸿饰演的姑妈和乔琪乔暧昧，跟他的爸爸是旧情人，和司徒协是老相好，还勾引了一个大学生，她要应付整个场面，照理说可以拍出很多像法国颓废沙龙的戏份，可是导演把它拍得非常光明，小说的颓废情调也就没有了。反过来，拼“妻性”的风险性也被降低了。因此，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一个“恋爱脑”女主角碰到了渣男的故事。
简单来说，想做女儿的，母亲不帮忙，“女儿性”就无法发挥。像白流苏这样二十八岁最后一击，都已经是不容易了。因此家中的“女儿性”没有办法发挥，出去就是“妻性”。张爱玲比较扫兴，不写一些美丽家庭、甜美爱情，让读者看到了寻求“妻性”过程中的打拼，所以叫拼“妻性”。拼“妻性”以后有家了，做母亲了，女性的命运是不是就变好了呢？
《金锁记》曹七巧
刚才我们说到，张爱玲一直在暗暗审判她的母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审判最成功的就是《金锁记》，傅雷也最称赞《金锁记》。我一直觉得《金锁记》好，句子好，情节设计好，但是我还是没把握它的核心。
中国的小说在五四之前是很明显有几大类的：写政治争斗的有《三国演义》；描述官民冲突、忠勇侠义的有《水浒传》；解析世情男女的有《红楼梦》，甚至包括《海上花列传》；神魔奇幻的有很多，《西游记》之类。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文学又出现这四种派别，互联网上也有“当代四大名著”之说。“三国范儿”的有《白鹿原》，逐鹿中原。“水浒范儿”的竞争最多，我们看到官民关系的《活着》《平凡的世界》，写土匪有莫言的《红高粱》，甚至金庸的小说都可以归为忠勇侠义。第三类世情男女，《长恨歌》《繁花》《一句顶一万句》《废都》。神魔奇幻的当然就是《三体》了。
那中国的小说什么时候不存在四大类？那就是五四以后，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四以后基本上只留下一派，就是批判写实。“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基本写作方向是一致的，手法也是一致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鲁迅写得最好，鲁迅这座山挡住了后面很多座山，但张爱玲是一条河。张爱玲可以勉强归在之前很繁荣，后面也一直在发展的世情男女这条线索。也就是说，张爱玲的作品和五四的主流似乎不在一条道上。我对此持相反观点。张爱玲有很多作品，是不考虑民族的危机的，她觉得那些不是她写的东西。但是有意无意当中，张爱玲有两个地方触及我们现代文学的主流。《金锁记》的曹七巧是其中一个。
晚清文学的主流基本可以概括成“士见官欺民”，知识分子见到官府在欺压民众，《老残游记》是其中最好的例子。鲁迅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四五类，不都是抗争的。有像狂人这样抗争的；也有像《祝福》里的“我”，看到祥林嫂被害，没有做什么事情帮她，所以小说到最后充满了主人公的忏悔内疚；第三种，就是《孔乙己》，读书人活得比老百姓还惨，被众人批评。《孔乙己》既批判科举制度，更批判世人的凉薄，周围这些人都是劳苦大众，包括叙述者他们对孔乙己的这种凉薄，这个词很难用别的词来代替。还有一种人物，《阿Q正传》的最后，阿Q被抓，看到前面审他的官，不自觉地跪了下去。这时候，旁边有一个穿长衫的人，用鄙夷的神情说“奴隶性”。《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成功，小说中穿长衫的这个人后来就参与了对阿 Q的审判。换句话说，鲁迅写知识分子不仅是抗议的，不仅是沉默的，不仅是自己也混得不好的，还有做帮凶的。
同时，鲁迅写的官要比晚清少得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没有时间涉及。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官员，一九四二年以后小说的主人公又有官员，一直到今天为止，知识分子、农民和官员都是小说中中国社会的基本三角关系。但是唯独五四到延安这一段，除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家不写官员，偶然有《华威先生》，但是屈指可数，对官员进行淡化处理。
在一百年的文学史上，鲁迅这一代是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批评得最严肃、最苛刻的一个时代。例子大家最清楚了，《阿Q正传》在整个文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主人公从一个纯粹的无辜的被欺负者，变成了一个被人欺负，但也欺负别人的人。
所以我认为，张爱玲和五四文学的主流有关。《金锁记》里，七巧的人生分为上下两段。她的前半段就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她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家里人贪财，把她卖给有钱人家，老公却是个残疾。虽然七巧脾气不好，但她就是个弱者，她的“女儿性”被漠视了，她的“妻性”打拼得辛酸艰苦。她跟她的小叔子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他的肉都是软的，用抱怨她老公的话来和小叔子调情，是非常辛酸、酸苦的。可是她成功了。她从“女儿性”的失败，“妻性”的打拼，最后变成了一个掌握权威的“母性”。她是一个母亲，有钱了，掌握了全部的权力，开始欺负别人。她欺负谁？她没人好欺负，只能欺负自己的子女。
鲁迅在《灯下漫笔》最有名的一段话，把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接下来，鲁迅引了一大段《左传》里面的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最妙的是，鲁迅说到了最后一等，没有人来伺候他了，但别担心，他有老婆，有孩子；孩子长大之后，还会有他的老婆，他的孩子。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鲁迅这段论述加了一个漫长的注解。七巧没有人可以迫害。于是，她把她的小脚放在她儿子的脖子上，拿小脚拍打着儿子的脸，大概意思是，养大了，现在不孝敬了。儿子说当然不会，一边给她烧鸦片，一边把他跟媳妇在床事上的细节告诉她。七巧听了以后还在打麻将的时候，跟家里人、亲戚分享。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难找到这么一段“颓废”（李欧梵语）的画面。这就是她对她儿子的控制。
而且连鲁迅都想象不到的是，张爱玲提供了一种情况，曹七巧对儿子女儿的控制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对儿子，是要什么给什么。要女人给他找老婆，老婆死了就再找一个；要鸦片马上给烟让他烧，就这样活生生地把姜长白折腾成一个鸦片鬼。七巧对女儿姜长安正好相反，要什么就不给什么。要放脚偏要叫她裹腳，要读书就去学校捣乱，要找男朋友，就把男朋友叫到家里来—小说里，七巧把童世舫叫过来，对他说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把这个留洋知识分子吓跑了。
没有一个作家像张爱玲这样来反省“母性”。我总结了张爱玲反省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控制。第二个层次是索取感恩。对父母、对伟大的事物表示感恩是一种美德，但是倒过来要求感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人恐怕都在家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怎么怎么了”。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要不是为了“母性”，“妻性”就可以充分发展。听的人会很感动，现实人生也正是这样。但是索取感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让人觉得天生就欠了债，要无限地回报。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吊诡的一个，她描写母亲和女儿之间有性方面的竞争。《小团圆》里的一段情节，教授送了八百块钱给女儿，女儿很高兴地跟妈妈说，教授送给我一笔钱。妈妈把钱留下，过两天赌钱输掉了，女儿就跟妈妈绝交了。这段情节在后来的《雷峰塔》里写得很详细，原来是女儿把钱拿回去的时候，妈妈断定她和教授有染，中间还描写了她在洗澡，她妈妈冲进来，打量她的身材，女儿觉得受了很大的屈辱。
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产生了很多问号。首先，中国人不会忌讳到连妈妈都不能看自己身体？第二，妈妈这样打探女儿，这个情节和张爱玲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香港大学的黄心村教授做了很多资料考察，在《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一书里挖掘出许多史料和照片。此外，这本书也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张爱玲写作之前，香港这段生活给她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
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简单来说“女儿性”就是被爱、可爱，“妻性”是要打拼的，“母性”我们都说是伟大的，但仔细想想“母性”也是动物性的一种，动物都有“母性”。所以其实，“女儿性”“妻性”和“母性”，三种都很伟大。
本文根据作者二○二三年四月十九日在北大书店的讲座整理而成，刊发前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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