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兴

　　

一

　　如果要评选世界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小说人物，鲁滨孙·克鲁索（又译鲁滨逊）必定是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直至今天，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他，思考这个形象的意义。许多人把《鲁滨孙漂流记》视为“现代性的寓言”，把鲁滨孙当成现代人的原型，致力于透过鲁滨孙洞悉现代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有許多人把鲁滨孙当成“我们”的一员，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体会到强烈的现实感。在他们眼里，鲁滨孙是一位市井英雄。与我们一样，鲁滨孙拥有普通人的欲望、恐惧，乃至希望;他也有着普通人的弱点、才智与德性;他既如普通人一样脆弱，也如普通人一样坚韧。他的邪恶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堕入的罪恶处境，他的荣耀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实现的成就。他只是社会中寻常的一员，他像一面镜子，既反射出人性的恶与善，也映照出社会的结构与根基。鲁滨孙不是超人，他无法超越历史，他生活在具体时空中，展现出时代的精神、危机与命运。

　　当然，还有人关注鲁滨孙代表的殖民史内涵。一九八六年，J. M.库切出版了《福》（Foe）。在这部小说里，他解构并改写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他把场景设定为丹尼尔·笛福创作《鲁滨孙漂流记》的经过，借苏珊·巴顿之口重新讲述了“荒岛余生”的故事。苏珊的讲述显得笨拙而质朴，意在本真地刻画她与鲁滨孙、星期五在荒岛上的生活。然而，身处帝国中心的笛福先生却有更多考虑。他的读者是英国人，他必须让故事生动有趣，适合英国人的品位。笛福所处的时代无疑是西方的辉煌时刻：殖民势力向“新世界”大举扩张，大西洋上商船络绎于途，频繁往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苏珊·巴顿的女儿被人拐卖。为了寻找女儿，她前往巴伊亚，因此历经磨难，流落荒岛，遇到鲁滨孙和星期五。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生活贫苦而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劳动却没有收获。星期五的命运最为悲惨，他是一个奴隶，还被人割去了舌头，丧失了诉说自身际遇乃至痛苦的能力。最终，在笛福笔下，这些小人物的悲惨人生像星期五的舌头一样遭到了切除。他们也都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在写作《福》的时候，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预设，这本书的读者也一定是笛福的读者。倘若离开了妇孺皆知的《鲁滨孙漂流记》，他新写的故事就没了根系与土壤，变得不知所云。在《福》与笛福的互文对比中，他对写作与事实的追问就得以浮现。他希望读者走出笛福刻画的鲁滨孙形象，去思索真实的历史，并理解小说如何“以文学形式实现了对海外领土的美学控制”（王敬慧《〈福〉译后记》）。

二

　　库切将笛福的写作视为帝国权力的延伸。其批评固然重要，但谁又能否认，库切的写作不是另一种虚构？所以，在接受其解构与批判前，若不对笛福的作品与意图做一番分析，我们恐会误解笛福，也可能错失他想传递给读者的历史信息。

　　据说，库切在小时候十分迷恋笛福，深信鲁滨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历史。由于他在南非这一英国前殖民地的生活经验，随着年岁渐长，库切越发关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开始反思文学在精神上具有的殖民力量。毫无疑问，在《福》这部小说中，库切想要表达这一洞见：欧洲的文学经典篡改、抹除了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与历史，使之在精神上沦落为西方文明的附庸，在现实生活形态上则沦落为一个低劣的西方版本。“真实的历史”构成了库切思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一个枢轴，他在年少时的阅读体验，以及成名之后的反思都围绕着这一枢轴旋转。丹尼尔·笛福（1660-1731）

　　实际上，对于笛福的写作来说，“真实的历史”也是一大枢轴，是笛福意图借助小说来刻画、呈现的对象。为了让他的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笛福强调自己只是故事的记录者，他记录下来的事件正是“由事实构成的历史”（a just history of fact）。在笛福笔下，鲁滨孙是一个殖民者，他通过鲁滨孙的航海来呈现殖民帝国的结构、实质和危机，并指出帝国的可能未来。库切批判小说的真实性，剑指欧洲在精神上的殖民。笛福自陈，他在刻画历史，并剑指欧洲在政治经济中的殖民。就其对欧洲殖民的批判而言，两者实有共通之处，或者，笛福与库切实在一个统一阵营当中。“历史”将笛福与库切勾连起来。正是因为对真实历史的追问，库切才要重新写作鲁滨孙的故事。库切强调并批判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张力。然而，他的强调与批判也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也应该正视笛福对“历史”的强调。

　　在《福》中，星期五的舌头是一个重要隐喻，它象征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及其自我表达的能力。就此而论，星期五的沉默自然也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库切笔下的星期五与笛福笔下的星期五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库切想要借此表明：笛福篡改并美化了西方殖民的历史，非但没有正视殖民地土著民族（及其文化）所受的摧残、奴役与伤害，反而将他们抹除了。星期五是一个奴隶，他虽然被奴隶贩子割掉了舌头，但他却成了库切的批判之舌。库切把他所遭受的无法言说的苦难从历史中打捞起来，用以展示西方扩张背后的野蛮与残忍。在《福》中，星期五虽然无法自我表达，只能在苏珊·巴顿的讲述中现身，但他是无可置疑的主角。他是库切用笔墨刻画的焦点，也是库切用心打造的一个窗口。借助这一形象，库切可以展现“身体本身就是符号”（J. C.坎尼米耶《J. M.库切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土著文化的某种神圣性，以及殖民造成的压迫与罪恶。所以，星期五是他的堡垒，从这里，他可以向笛福喷射批判的烈焰。在某种意义上，星期五也是一个战场，围绕着殖民帝国中的主奴关系，他和笛福在此交战。然而，他对笛福的解构与批判是否公正呢？或者说，他的批判之火是否射向了正确的靶子呢？

　　

　　

　　在《鲁滨孙漂流记》的序言中，笛福煞费苦心，试图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笛福不会承认他有意忽视或篡改历史，不会接受库切的批判。他必然要否认他美化了殖民，或刻意切除了殖民带来的压迫与苦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笛福笔下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星期五对鲁滨孙的感恩与自愿服从呢？如果我们把故事比作乐曲，那么，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围绕主奴关系，笛福谱写了一首由多个乐章构成的变奏曲。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交往只是这首变奏曲的一个片段罢了。鲁滨孙的精神史也在主奴关系的变奏中展开。在这部小说中，鲁滨孙经历了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一直在成长、改变，甚至一度经历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与“重生”。所以，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认为星期五代表了笛福对奴隶的历史认知。相反，只有理解了整首乐曲以及每个乐章想要表达的主题，理解了鲁滨孙的完整的精神史，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笛福对殖民帝国的态度。J. M. 库切

　　对于笛福而言，奴隶问题至关重要。鲁滨孙是为了走私贩卖奴隶才遭遇海难、流落荒岛的。这次不成功的奴隶贩卖行动使之由一个殖民者沦落为荒岛的囚徒，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也为他带来重生的契机。在此之前，他也曾遭遇海盗，被捕为奴。死里逃生，重获自由后，他又将给予他帮助、与他合力出逃的另一个奴隶苏里卖给拯救他的恩人。不仅如此，在成为种植园主之后，他也购买了黑奴，役使奴隶为其劳作。正是因为种植园规模扩大，劳动力不足，他和其他奴隶主才滋生了走私奴隶的念头。所以，怒海沉船，孤岛余生是鲁滨孙前半段人生的归宿，而其前半生的核心主题则是主奴间的战争。拯救和教化星期五已经是他后半生的际遇了，此时的鲁滨孙已因信仰而获得了新生。我们只有以前半生的经历为背景，在比较之中才能窥见笛福赋予星期五的意义。

三

　　在《鲁滨孙漂流记》的序言中，笛福不仅提醒读者留意他的历史笔法，还特意强调这部作品的道德和宗教意味。“故事的讲述谦逊而肃穆，且像智者诲人那般，常常以身说法，揭示遭遇之中的宗教寓意，在我们一切多变的境遇中斗争并荣耀上天的智慧，而不管事情的发生是顺心还是逆意。”笛福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写作的历史是时代的精神史。他要通过鲁滨孙的出海游历来呈现时代精神，展示主宰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进而对之做出道德判断。

　　笛福为鲁滨孙设定了具体的时代背景。他于一六三二年出生，一六五一年第一次登船出海，一六五九年开启在海岛上的孤独生活，一六八六年离开海岛，次年乘船返回英国。鲁滨孙的一生都在与海洋和贸易打交道。在他所生活的这段历史时期，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开始大举扩张海权。在这段时期，欧洲国家越发意识到海洋贸易的重要性，纷纷加入海外殖民的洪流。它们彼此竞胜，争相打造海洋与商业帝国。这是一个怒海争锋的时代，也是新旧海洋帝国更迭的时代—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开始下行，荷兰与英国正在崛起。时代的喧嚣、欲念与冲突都融入民情，进而熏染并塑造个人的心灵。所以，在笛福笔下，个人心灵与时代精神高度同构，鲁滨孙的出海历程也与海洋帝国高度同构。

　　鲁滨孙是一个海洋人，打小开始，他就渴望出海远行。尽管老父苦心规劝，但他仍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海，一脚踏入帝国旋涡。鲁滨孙在航海中获得成长，修习并锻炼了技艺，因此具有不同的身份。鲁滨孙几经历练，先后成长为水手、商人、种植园主和贩奴者。他的每项“技艺”都对应着帝国经济的一个环节。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美洲种植园生产、非洲的奴隶构成了帝国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层级式的帝国架构。殖民地贸易是海洋帝国最外在的表象。实际上，输往欧洲的商品由种植园生产。种植园的土地是欧洲殖民者武力征服的结果，种植园的劳动力则主要由奴隶贸易提供。如果社会中的一切财富都由劳动创造，那么，奴隶贸易与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就构成了这两大海洋帝国的根基。亦即，一种彻底的压迫关系支撑起了帝国与贸易。

　　鲁滨孙的航行结构折射出帝国的结构。在被命运无情地抛上荒岛之前，鲁滨孙的出海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他都会遇到灾难。第一阶段，他离开家乡，从赫尔乘船前往伦敦，途中遇到风暴和沉船。第二阶段，他离开英国，两次前往几内亚，历尽坎坷，最终来到巴西，成为一名种植园主。对鲁滨孙而言，这个阶段最为重要，他成长为一个水手、商人和种植园主，成为一个殖民者。正是在这一阶段，他遭遇海盗，变成一個“可悲的奴隶”。第三个阶段，他离开巴西，前往几内亚贩卖黑奴，却中途遇险。他的同伴全部葬身海底，他虽然活了下来，却不得不栖身在荒无人烟的海岛，开启长达二十八年的孤独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次航行中，鲁滨孙逐渐深入地走进海洋帝国的腹心。与此同时，他遭遇的灾难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按照鲁滨孙在岛上的反思，这些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借此，我们不难领会到笛福的言外之意：鲁滨孙一步步走进帝国深处时，他也一步步走进了罪恶的深渊，而这帝国就是由罪恶驱动并搭建起来的。究其实质，鲁滨孙对自身罪恶的反思乃是对帝国罪恶的批判。

　　笛福对奴隶与奴隶贸易的讲述扯掉了贸易帝国的伪装，揭示了海洋帝国奴役、不义，乃至荒谬的实质。奴隶是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因为它只是一件工具、一件商品，是奴隶主所能拥有的物与财产。奴隶意味着最悲惨的非人生活。按照十八世纪的道德观念，对人身与道德自由的尊重是自然正义的基本前提。所以，奴隶与奴隶贸易也是彻头彻尾的不义。然而，令人讽刺的是，笛福告诉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打造的海洋帝国中，奴隶贸易不仅是堂而皇之的合法贸易，甚至是需要国王特许令的垄断贸易。“那时买卖黑奴刚开始成为一门生意，还没怎么展开。贩卖黑奴需要定约，并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王的准许证的，在公共市场上市的一门垄断的生意，因此巴西买进的黑奴极少，而且价格奇高。”（《鲁滨逊漂流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虽然只是穿插在故事中间的一段评述，但这已经足够说明帝国的实质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王室不仅承认贩卖黑奴合法，还试图借此追求垄断利润，为垄断商人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所以，就其意图而言，这一帝国既将另一个民族置于奴役地位，也极为粗暴地剥夺国民的利益，从而具有双重不义。

　　鲁滨孙只是帝国投下的黑影，他的罪恶反映、发源于帝国的不义。你看他，因为不愿意在巴西支付高价购买奴隶，就伙同其他种植园主一起，整饬装备，缔结契约，前往几内亚走私黑奴。这是何等贪婪、违背人道的行为！殊不知，在他逃难的旅程中，几内亚海岸的黑人一度向他伸出援手，为之提供食物和淡水。在一颗邪恶的心中，黑人的淳朴反倒成了遭受奴役的原因。我相信，在刻画鲁滨孙的心思时，笛福的笔一定吸饱了讥讽的墨水。

　　我们也不免惊讶，在筹划走私黑奴的时候，鲁滨孙难道已经忘记，当他被摩尔人俘虏，沦落为奴时，自己多么向往自由？他当然不会忘记，但那只是他自己的自由。对他而言，其他人都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正如对摩尔人而言，他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此时的鲁滨孙只受贪念主宰，并无推己及人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笛福想要告诉我们，奴隶鲁滨孙和奴隶主鲁滨孙是同一个人，他们信奉着相同的原则：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他人只是牟利的工具，在这个世界人待人如豺狼。

　　所以，当他逃脱摩尔人的奴役，在海上获救后，他毫不感念小奴苏里与他共同经历的患难，转手就把他卖给了葡萄牙船长。对于鲁滨孙的无情之举，不少读者大感震惊，却认为笛福在此阐释了冰冷的“经济人”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荒岛上的改变，再对比他与星期五之间的情谊，我们就会明白：此时此刻，这个无情无义的鲁滨孙是笛福的批判对象。我们切不可忘记笛福在序言中的提醒：《鲁滨孙漂流记》是一则反思历史的道德寓言。鲁滨孙的贪婪、冷酷、不义展示出海洋帝国在精神上的败坏。这样的鲁滨孙们驱动着帝国的征服与贸易。他们把彼此奴役视为通则与常理，对他人与其他民族的奴役与压迫正是帝国的基本精神。但是，彼此奴役的结果是无尽的战争与冲突。若不加节制，它也必将摧毁一切秩序与道德。君不见，西班牙、葡萄牙人奴役美洲人、非洲黑人，摩尔人奴役英国人，英国与西班牙为战，甚至国王还要借垄断奴隶贸易来剥削国民。这不都是笛福刻画的奴役、战争与剥削吗？这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法律秩序下的国王与臣民之间还有一丝正义与公道可言吗？哪里没有赤裸裸的主奴战争与利益冲突呢？所以啊，这样的鲁滨孙如何能够承载作为商业社会基础的人性原则呢？

　　种植园主远赴非洲贩卖黑奴是这一帝国乐章的最高潮。然而，他们大部分人命丧黄泉，只留下鲁滨孙一人流落荒岛。承载帝国事业的航船不敌风浪，被“疯狂的大海”吞没。这喻示着，以奴役为基础的帝国必将被内在的战争逻辑吞噬，陷入危机，走向穷途末路。鲁滨孙则成为重塑帝国的唯一希望。

四

　　重塑帝国的前提是重塑自我。刚上岛时，鲁滨孙从沉船上搬运下来一些必要的物资。但是，面对岛上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漫长的没有社会供应的生活，这些物资仍然相对匮乏。尽管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岛，甚至在好几年中，鲁滨孙都没有见过其他人，但是，他无法摆脱既往的战争思维，仍保留着一个社会人的想象。他有着社会人的戒备、欲念与恐惧。他时刻担心自己受到攻击，担心财产受到侵犯。所以，一上岛，他就忙着修筑工事，把居所打造成一个堡垒。这座不断完善，变得日益坚固、隐蔽的堡垒正是其内心恐惧的写照。他在荒岛上劳作不休，克服种种困难，让自己生计无忧。然而，他始终不能让自己免除忧惧，也无法驱走孤独。他长久地处在这种矛盾与分裂之中：他既害怕他人又依赖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是荒岛的囚徒。

　　很长时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所历的劫难是出于偶然，也情愿受这种偶然性主宰。所以，尽管随行同伴皆葬身大海，自己也孤悬世外，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的惩罚与恩典。终于，在登岛后的第二年，他遭遇地震，复而身染疟疾。他先是见证了自然重造山海的伟力，后又感受到自身的极度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心开始苏醒。他开始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整个自然都受到一个更高的理性支配。他开始努力去理解创造、管理万物的神意。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心灵大受震动。他幡然悔悟，认识到前半生的罪过。上岛之前，鲁滨孙是帝国的缩影，他也要依靠冒险与征服，依靠奴役他人来成就自己。对他而言，一切人与社会都只是工具。于是，他抛弃父母、离开祖国，舍弃苦心经营的种植园。甚至上帝也只是一种手段，他只在危险中祈求上帝。危险一过，他就将之抛到九霄云外。

　　现在他认识到，这座栖身的海岛是神的安排。他远离社会，接受自然的教育，理解文明的自然根基，滌除了他从帝国社会带来的虚荣和妄念。他开始游历并考察全岛，只为认知神意，理解自然的理性以及上帝对他的关爱。他开始观察并在劳作中认知自然法则，也掌握了当地气候变迁的规律，并以此指导谷物的耕种。他仍然在岛上劳作不休，但不再是为了修筑抵御危险的堡垒，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家园。他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制作面包、烧制陶器，他在岛上成长为农夫、牧人、工匠。他从一个志在驰骋怒海的征服者变成为勤劳的生产者，他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岛上打造出文明社会的各项技艺。通过劳动，他也洞晓并展示出财富与文明的奥秘。鲁滨孙驱逐了内心的孤独，海岛也由“监牢”变成他的家园与王国。

　　自此之后，神意智慧就成了思考财产权、社会关系，甚至国家与帝国秩序的依据。锻造了新的自我之后，他便在这个神圣的道德基础上锻造文明与帝国。在梦的启示下，鲁滨孙救下了星期五，并与之确立了主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就他们之间的臣属关系而言，服从的基础并非强迫，而是认同与感恩。或言之，笛福费尽苦心，为星期五的服从设计了一个道德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也极为特殊，完全不似鲁滨孙亲身经历过的那种压迫关系—摩尔人对其人身与劳动的完全占有。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立体的、复合的，融主仆、师生、伙伴、君臣于一体。鲁滨孙改造了星期五，使之厌弃野蛮的习俗，学习劳动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最后，无论在生活方式、劳动技艺，还是宗教和道德德性上，星期五都与文明人无异，甚至比文明人更为真诚卓越。

　　在星期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鲁滨孙的感恩与忠诚，看到他对父亲的孝敬与爱，看到他嫉恶如仇，看到丰沛而敏锐的道德情感。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身手矫健、勤劳勇敢、刻苦好学，看到他对宗教与道德义理的深思，看到文明开化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卓越的天赋与高贵之德性。与凶残、野蛮的食人生番形象相比，这样的星期五具有云泥之别。当然，通过星期五的讲述，笛福也试图告诉我们食人部落野蛮风俗的根源：宗教祭司制度的欺骗遮蔽了他们的高贵天性。所以，星期五也是笛福为读者打开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野蛮民族的社会结构、道德基础，更真切地观察他们的情感与理性。笛福要告诉读者，食人生番虽然具有野蛮的习俗，但我们不能粗暴地据此推测他们天性卑劣，因此是自然的奴隶。相反，笛福展示了野蛮人的高贵天性，也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

　　鲁滨孙与星期五在海岛上共同劳作、深入交谈、彼此启发，建立起深情厚谊。对笛福而言，这一独特的主仆关系至少具有两大用意。首先，他批判了既有海洋帝国对土著民族的压迫与奴役。因为，尽管美洲或非洲的土著民族在商业技艺上较为落后，但与欧洲人相比，其道德与理性能力毫不逊色。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对他们的伤害与奴役缺乏道德基础，实乃极端的不义。其次，他也展现了一种“文明帝国”的可能性。在生产技艺和生活方式上，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洲人具有某种“文明”优势，能够为土著民族带来好处，并因此获得权威。笛福也强调，星期五服从鲁滨孙，既因为他感恩，也因为他对文明生活的认同。

五

　　继星期五之后，鲁滨孙又救下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他也因此建立起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微缩版的帝国。“我的岛上现在有了人丁，我觉得自己部下不少了。每想到这我就喜不自禁，看上去多像一个国王。首先，整片土地都是我的财产，因此我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其次，我的臣民都极为顺服—我绝对是主人和立法者—他们都欠了我的救命之恩，如果有必要，都准备为我献出生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一个新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和食人族，西班牙人是一个天主教徒。”（《鲁滨逊漂流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个帝国容纳了不同的宗教、种族与习俗，它也将土著文明与欧洲的商业文明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

　　当然，与世隔绝的荒岛是一个隐喻，鲁滨孙在这里建立的帝国也只是一个隐喻。魯滨孙与星期五的主仆情谊是整首主奴变奏的终章。尽管它是一则寓言，是对未来秩序的勾勒，但是，它也足够有力地表达出对殖民帝国的批判，以及对土著民族与文化的同情。就此而言，笛福与库切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