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虞廷清韵”，冯登府、吴兰荪、叶恭绰、徐少峰、吴振平、赵涛递藏

一、“虞廷清韵”琴的出现

　　文人雅士不管会不会弹琴，书房里照例要挂琴一张;若出而为官，治理一方，最爱用的一个典故，便是“鸣琴而治”，既见教化之功，又得潇洒之趣，会不会弹琴尚非首要。宋琴“虞廷清韵”最早见诸记载，就是缘于在一位名学者的宦游生涯里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清道光辛丑（1841），冯登府（1783-1841）为自藏古器写了一篇《十二客者传并赞》。“十二客者”，其中一位便是：

　　宋琴一，长七尺二寸，背有“虞廷清韵”四字、“复古殿”三字，高宗御书也。嘉泰元年周平园有题跋，盖余家故事也。主人昔宰三山，停琴不张，归而挂诸壁，是为清风鸣廉之客。（《石经阁文续集》卷四）

　　据《冯柳东先生年谱》，冯登府“宰三山”（任福建将乐县知县）在道光四年（1824）三至五月，备此一琴，自然不无模仿宓子贱的用意。而琴挂在墙上，风过而弦振，必发清鸣，就有一派清风、廉洁自鸣的寄托了，所以才谓之“清风鸣廉之客”。这里提到的周平园，即南宋名相周必大（1126-1204）。

　　“虞廷清韵”再次进入文人视野，已是冯登府“宰三山”百年之后，在他故乡嘉兴邻近的苏州。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吴湖帆日记云：

　　下午在恭甫处正社画会第三集，晤邓孝先，吴兰荪。兰荪携宋周必大题“霞庭清韵”古琴来，弹一曲，殊佳兴也。（《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此处“霞庭清韵”，无疑为“虞廷清韵”之误识。“霞”“虞”形近，“庭”“廷”音同。“虞”者“虞舜”，以“虞廷清韵”名琴，系用“舜歌《南风》而天下治”之典，寄托政治清明、关心民生的圣主情怀。吴兰荪

　　《今虞琴刊》扉页

　　吴湖帆提到，携琴与会者是吴兰荪（1883-1960）。这是一位行伍出身的湖南琴人，当时在苏州定居已逾二十年。他在江南琴坛很活跃，参加了一九一九年苏州怡园琴会、一九二0年上海晨风庐琴会。从《怡园会琴实纪》可知，他所携琴为“虎阜梵音”“衡阳晓钟”（卷六第二叶）;从《晨风庐琴会记录》可知，他所携琴为“衡阳晓钟”（卷上第六叶），均未展示“虞廷清韵”。因此，虽然他得到“虞廷清韵”的始末不详，但可以推测，时间大致在一九二○年秋至一九三三年初春之间。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今虞琴社在苏州成立，翌年出版《今虞琴刊》。其中《古琴征访录》为目前所见“虞廷清韵”最早的公开著录（第274页）：

　　琴名：虞廷清韵

　　式样：准伏羲式

　　长广弧度：长三尺七寸，广六寸半

　　面底木质：桐

　　断纹漆色：蛇腹断，原系朱色，现为退光色

　　声音：洪亮松古

　　徽轸岳、尾掌足：紫檀木徽岳，玉质轸足

　　年代款识印章：腹内有宋“开宝戊辰”四字，池下有“复古殿”行书及方章“御书之宝”篆。

　　斫者、修者：似重修，面少断纹

　　藏者：吴兰荪

　　這份《古琴征访录》的整理者是吴兰荪的琴友庄剑丞。六年后，庄氏以“琴痴”为笔名，撰《复古殿琴》（《江苏文献》第1卷第3-4期，苏州省立图书馆1942年4月28日）笔记一则云：

　　余友吴君尝蓄一琴，名“虞廷清韵”，遍体粗蛇腹断纹，漆色黑紫，音洪亮透松，古物也，背镌“复古殿印”印一。偶阅叶调生《鸥陂渔话》，有“复古殿英石供”一节，云：“陈氏颐道堂旧藏英德石砚，山背镌‘复古殿印。鉴赏家据《南宋宫殿考》，谓复古为理宗殿名，宫中储藏翰墨之地。然《老学庵笔记》云‘绍兴间，复（按：原文误作后，径改）古殿供御墨，乃高宗时已有此殿。盖复古殿本射殿，高宗建，理宗修，见《宋史》，则此殿未可专属之理宗，亦未必定是穆陵供御之物。又《武林旧事》：元夕灯火于复古殿张挂，禁中避暑多御复古殿，亦非专藏翰墨也。”观此，则此琴为宋物无疑。

　　这是目前所见对“虞廷清韵”最早的研究，最终认定“此琴为宋物无疑”，其依据是琴背的“复古殿印”。既然有这样的皇家背景，名为“虞廷清韵”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此，“虞廷清韵”为世人所知虽不甚早，但著录与研究已然兼备。

二、九十年内五易其主

　　庄剑丞说“余友吴君尝蓄一琴”，“尝”是过去式;《复古殿琴》其实还有最末一句未引，那就是：“闻吴君近以此琴赠番禺叶氏矣。”既言“近”，大概是发表出来的一九四二年四月前一两年内的事。

　　番禺叶氏，即当时一度寓居苏州的收藏大家、前交通部总长、广东番禺人叶恭绰（1881-1968）。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古琴一门，并不在叶恭绰的兴趣范畴之内，而吴兰荪偏偏以“虞廷清韵”相赠，当别有缘由。在过去的文人语境里，“赠”可能是人情往还，可能是以物易物，可能是抵押，也可能是转让的委婉说法。但显然，叶恭绰并未保存多久，“虞廷清韵”很快迎来了它可考的第四个主人。

　　叶恭绰《宋开宝琴》云：

　　余曩岁居吴门，曾得一琴，龙池上“虞廷清韵”四字行书，内题“开宝戊辰”字，盖宋太祖二年也。尾题“复古殿”三字，下有大方印“御书之宝”四字。满身作断蛇纹，背有周必大长题款，曰：“嘉泰元年辛丑平园老叟周必大识。”余不谙弹奏，后以赠徐少峰，弹之，果极清异。徐传海虞琴法，其居沪时，有街警午夜间叩门，徐惊问何事，警曰：“余每值夜班，耽听君弹奏，今不禁叩门聆教耳。”时传为佳话。（《遐庵谈艺录》，1961年）

　　叶氏未记来源，但结合前文，必是来自吴兰荪无疑。他用的是“得”，也可见所谓“赠”，不是毫无缘由的。到手后，他可能只是把琴当作雅玩，因为从“余不谙弹奏，后以赠徐少峰，弹之，果极清异”一句来看，一直到徐少峰弹“虞廷清韵”，叶氏才第一次听到此琴的声音。

　　徐少峰（1888-1960）是张子谦《操缦琐记》中经常提及的上海琴人，早期今虞琴社的重要成员。张子谦说他“能琴善画，琴擅长《渔樵问答》，指法沉着有力，韵味高古，为李子昭得意弟子”（《操缦琐记》，1960年8月3日）。他的职业是牙医，主顾中沪上文化界人士极多，吴湖帆、张葱玉日记，龙榆生、袁安圃诗词集中均涉及他。通过此条记载，又可知他与叶氏也有密切的接触。叶氏所记街警午夜听琴叩门的佳话，或许正是得之于徐氏本人。此琴之赠，大约也不外乎上述几种情况。

　　然而，在徐少峰生前，“虞廷清韵”已经易主，新主人是上海的今虞琴社同人吴振平（1907-1979）。吳振平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之子，初名珑，又名锦生，长期从事印泥的制作。一九五五年夏，郑珉中曾在他家中见到“虞廷清韵”（《蠡测偶录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可见此时已归吴氏。《操缦琐记》一九五五年五月（原文误写为六月）二十七日提到了郑珉中的这次沪上之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不久的四月八日，张子谦“晤景略，知少峰之‘霹雳琴已以新币一百五十元之代价让与伯炎之弟羲培”。徐少峰在不长的时间内，至少让出了两张好琴，不知是否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

　　现存《操缦琐记》的记时跨度（1938年8月-1963年8月），正是张子谦与徐少峰、吴振平来往密切的阶段，《操缦琐记》又意在“凡会琴、抚琴、习琴、访琴诸端，事无大小，咸笔之于册，以志不忘”（《操缦琐记序》），所记名琴不下百数，偏偏对近在咫尺的“虞廷清韵”未着一字。若说未曾见着，固然很难想象，但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据刘赤城回忆，吴振平曾对他说，“‘虞廷清韵的音色远远好于他的其他藏琴，比他自己收集的唐琴都好，所以很少示人”（《万里赤城霞：刘赤城先生回忆录》，刘赤城、刘铭芳编著，中国书店出版社2022年）。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刘赤城又说，浩劫中“虞廷清韵”曾被抄没，“文革”后期被吴振平追回。他第一次见到此琴，已是吴振平去世（1979）之后，与其他几张琴，同挂在家中的遗像之后。一两年后他再去吴家，叩门无人，听邻居说，吴夫人也去世了。

　　人亡琴存，名器自有命运。一九八五年春，来上海访琴的香港琴人沈兴顺在冯舜钦那里看到了“虞廷清韵”，其《弦外杂录》“海上修琴名手”条云：

　　乙丑孟春余初访先生（按：指冯舜钦）于沪，不意漏巷斗室，竟悬古斫数十，且不乏宋元佳器，名琴“虞廷清韵”“苍（沧）海龙吟”皆在其列。余曰：“‘虞廷清韵乃宋太祖御制，昔为吴兰孙（荪）所藏，《今虞琴刊》具载之;‘苍（沧）海龙吟亦宁藩旧物，《琴学丛书》记丁君叔雅以千金市归者也，俱在是耶？”先生闻而谓：“琴置吾所有年，人莫识之，能道其源流者，唯君而已。”先生以余同具嗜琴之癖，遂订交焉。自云……今满室所悬，泰半非其所有，皆友辈倩请重修者也。（《古琴纪事图录》）

　　这里只说冯舜钦修琴，不无委婉之处。其实当时冯氏在公交司机的正业之余，做古琴收售的中介。这正是“漏巷斗室”所悬的“古斫数十”“泰半非其所有”的原因。不过以理度之，大概总有小半为其所有。“虞廷清韵”是吴振平家属托冯舜钦出售，还是已被他买下，暂不可考;只是沈兴顺惊鸿一瞥，没有拿下，从此便芳踪渺然了。一直到二十世纪末，郑珉中还在文中感慨：“今吴振平先生已故，所藏之琴亦已分散，这张最早的北宋‘官琴不知流落何所了。”（《蠡测偶录集》）

　　二00六年五月，“虞廷清韵”重现人间，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以五百二十多万元拍出，为香港企业家赵涛所得。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九十年，“虞廷清韵”的递藏情况大致如是。

三、前人考察之平议

　　郑珉中《两宋古琴浅析》将“虞廷清韵”定为“最早的北宋‘官琴”，并作描述与考察：

　　琴为伏羲式，桐木斫，黑漆。琴背现鹿角灰胎，发蛇腹断纹，在长断纹间现细小牛毛断纹。圆形龙池，长圆凤沼，其项腰上下边际楞角皆为圆楞。从背面看，其形式风格、断纹特点、池沼规模俨然是一张唐代制作，惟觉长短宽厚略有过之。池上刻有行书“虞廷清韵”四字，池下刻行楷一行，为“复古殿”三字，再下刻大印一方，篆九叠文“御书之宝”四字，池之左右并刻有南宋周必大的长题。池内刻隶书腹款“开宝戊辰”四字，书体镌刻皆古穆自然，腹款格式位置与中唐宫琴“大圣遗音”完全相似。开宝戊辰为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的第九年，琴为改元开宝时所造，故名“虞廷清韵”。可惜这张仅存的、北宋最早的官琴，在流传中重修时不幸为劣工所毁，琴面及两侧的漆胎断纹被完全去尽，易以新漆，光亮如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复古殿为南宋临安所建殿堂，由此可证此琴曾藏南宋禁中。（《蠡测偶录集》）

　　这里以形制风格佐证了“开宝戊辰”（968）这一腹款的可靠性，堪称定论。此前数年，他还有一句极有意思的话：

　　其（按：指“虞廷清韵”）风格特点几与唐琴完全相同，如果不是有“开宝戊辰”的四字腹款，完全可能把它错定为唐琴的。（《蠡测偶录集》）

　　其实，开宝戊辰即开宝元年，为宋朝开国第九年。所以，“虞廷清韵”可能不仅仅是“最早的北宋‘官琴”，而且很可能是现存的“宋代第一琴”。此外，乾德六年（968）十一月癸卯（廿四日）才改元“开宝”，所以开宝元年实际仅有一个多月。换言之，“虞廷清韵”应该是在这一个多月里署款的。换算为公历，实际时间应该在公元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次年一月下旬。

　　综合《琴刊》、庄剑丞、叶恭绰、郑珉中四家之说，可以发现一些差异。

　　其一，关于琴式，《琴刊》所记式样为“准伏羲式”，大致可以理解为接近伏羲式，郑珉中则直接说是伏羲式。《琴刊》的参照标准，可能是《五知斋琴谱》卷一中的《历代琴式》，对比可以发现，《五知斋琴谱》“伏羲”式，琴腰为一凹，而“虞廷清韵”则是两凹。实际上，“伏羲式”是现存唐琴中最常见的琴式，几乎全是两凹，今人多以此为伏羲式，并不完全泥于古谱。

　　其二，关于断纹，《琴刊》提到“似重修，面少断纹”，正与郑珉中所云“在流传中重修时不幸为劣工所毁，琴面及两侧的漆胎断纹被完全去尽，易以新漆，光亮如新”基本一致。那么，庄剑丞所谓“遍体粗蛇腹断纹”、叶恭绰所谓“满身作断蛇纹”，就不够准确了，至少琴面是没有的。

　　其三，关于漆色，《琴刊》所记为“原系朱色，现为退光色”，庄剑丞说“漆色黑紫”，郑珉中则说是黑漆。今观实物照片，确系黑色。但“原系朱色”未必不可能，漆色会随着年份日久而慢慢改变，通常是浅者变深，深者更深乃至化为黑色。“漆色黑紫”的“紫”，也许正是朱色变深的结果，而“黑紫”又正是化为黑色前的状态。此外又有在朱色漆面上加髹一道极薄黑漆、或在黑色漆面上加髹一道极薄朱漆的工艺，年日既久，下一层颜色便会渐渐透出，而漆面在不同程度的光线照射下，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层次，也增加了准确记录的難度。《鸭头丸帖》宋高宗御题落款是“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钤“御书之宝”印

　　其四，庄剑丞描述不尽准确，琴背非镌“复古殿印”印一，实为行楷“复古殿”三字，并“御书之宝”印一，但他引《鸥陂渔话》卷六“复古殿英石供”条关于复古殿的考证很可贵。“复古殿英石供”条所引《老学庵笔记》见卷五，但引《武林旧事》则是节译、撮述。“元夕灯火于复古殿张挂”见《武林旧事》卷二，原文为：“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往往于复古、膺福、清燕、明华等殿张挂……”“禁中避暑多御复古殿”，则见于明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这张“虞廷清韵”，大约是建炎南渡、定都临安后，御府收拾旧京劫余文物的成果。穆棣《〈韭花帖〉系列考》指出，《韭花帖》钤有“御书之宝”印，与《鸭头丸帖》中宋高宗御题上所钤“印文篆法小异，而风格差近”的“御书之宝”印，应当都是高宗御玺。“事实上，徽宗、高宗诸御玺中文字相同而篆法略异之例甚多，徽宗印如‘宣和‘宣龢‘政和‘政龢等即是;高宗印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绍兴连珠印之不同篆法至少有四五种以上。”（《名帖考》卷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虞廷清韵”上的“御书之宝”印，篆法又与此二者略异。有意思的是，据徐邦达先生的研究，《鸭头丸帖》的高宗御题系从他处移来，但“书法极精，确是真迹”。（《古书画伪讹考辨》第一册，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此题的落款是“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御书之宝”印基本居中，押在中间三个字“申岁复”上。同时出现“御书之宝”印与“复古殿”款，“虞廷清韵”是又一难得之例。

四、所谓“周必大长题”

　　经过前面的梳理不难发现，《今虞琴刊》和庄剑丞《复古殿琴》都绝口不提周必大在琴背的铭文，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若说庄氏重在考证“复古殿”，还勉可解释;但《琴刊》“年代款识印章”一栏之下都不提，未免说不过去。“九霄环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角”，胡若思旧藏

　　不妨先来看看“周必大长题”的内容：

　　雷氏斫之，肇自开元。冯氏宝之，不知几传。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于内，手应乎弦。故声和可以仰马，意杀形之捕蝉。岂特此哉，大而歌《南风》，小则治单父，举不出于斯焉。嘉泰元年辛丑平园老叟周必大识。

　　这里的“雷氏”，自然是指那支享誉琴史的唐代斫琴世家。然而此琴斫于宋初开宝，“雷氏斫之，肇自开元”又从何说起？再者，嘉泰元年（1201），稍微翻检一下即可知岁在辛酉，而非辛丑。这是两个极其明显而又绝无可能自圆其说的疑点。有这两大疑点在，《今虞琴刊》不提这一铭刻，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真相却又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这一铭文并不伪，可见于《平园续稿》卷四，题为《冯轸元方琴铭》，原文除无“嘉泰元年辛丑平园老叟周必大识”款识外，与此琴所刻全同。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此处题下有小字“嘉泰辛酉四月”（《周必大全集》，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不但没有铭刻中出现的错误，还是最接近周氏本人的版本，并无可疑。冯轸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历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主簿、建德府知州，绍兴九年至十年（1139-1140）任浙江严州知州。周必大青少年时，冯轸已至暮年，二人未必有直接接触，从“冯氏宝之，不知几传”一句来看，周氏为之作铭的这张琴还在冯家。冯氏一门科第鼎盛，六代八进士。在为此琴作铭之后的三十年内，冯轸还有两个侄孙中了进士，巨族高第的声势始终不衰。因此，“冯氏宝之”的阶段估计至少百年，而且很可能贯穿了整个南宋，那么入藏复古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从这一点来看，此铭并不像是为“虞廷清韵”而写。

　　其次，“虞廷清韵”亦非刻有周必大铭文的唯一古琴。此外可考者还有两张，一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九霄环佩”，一为胡若思旧藏“清角”。二者的铭文与“虞廷清韵”一致，仅款识略有不同：“九霄环佩”为“嘉泰元年四月辛丑平园老叟周必大书”，“清角”为“嘉泰元年辛酉平园老叟周必大识”。三者对照，就文字逻辑而言，大致可以推定“虞廷清韵”袭自“九霄环佩”，镌刻时遗漏了“四月”二字，又将“书”改作“识”;“清角”袭自“虞廷清韵”，发现了嘉泰元年是辛酉而非辛丑，遂加改正，沿用了“识”字。“九霄环佩”的“四月辛丑”是很重要的，既对应上了《冯轸元方琴铭》所系年月，又明确了辛丑是记日而非纪年。嘉泰元年四月辛丑为廿二日（1201年5月25日），如此一来，“虞廷清韵”的疑点来源也就洞然可明了。《欧阳氏谱图序稿》，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者相较，在内容上无懈可击的，唯有“九霄环佩”铭文了，然而也不能说全无疑点。首先是笔迹核对这一关。今存可靠的周必大墨迹，为清宫旧藏的《欧阳氏谱图序稿》，今归辽宁省博物馆。《欧阳氏谱图序稿》首为北宋欧阳修的两件诗文手迹，其下为周必大短跋，再后又有元明时期的张雨等人题跋，已经王瑞来《欧阳修、周必大手稿的价值》（《光明日报》2019年1月18日第16版）考订无误。以之与“九霄环佩”铭文相比，墨迹纯楷，端正整饬，镌刻则间有行草，偏秀润一路，满是赵（孟頫）字的味道。如果说，同一位书写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笔墨会有差异，而将手书镌刻出来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都可以理解，但墨迹呈现出整体左低右高、收笔较重的特点，在镌刻中却很少体现，就不能不令人存疑了。何况周必大去世后五十年，赵孟頫才出世，他又如何写出一笔赵字呢？

　　再从铭文的完好程度来考察。在髹漆好的琴背施以镌刻，客观上破坏了原有漆灰的力学均衡，可能会导致漆灰剥落、所镌文字及印章湮灭等一系列后果。通常而言，对此影响最大的因素，不外有三：漆灰的坚硬程度、经历的岁月长短、保护的环境好坏。恰好，制作于明崇祯中晚期（1633-1644）的潞王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潞王琴漆灰用特殊工艺（八宝灰），以密实坚厚而著称，至今不足三百九十年，保存至今的几乎都没有出现铭刻崩坏的现象。而“九霄环佩”铭文也是如此，每个字都完好无损，老化程度有限，很难想象这是八百年前南宋中期就刻上去的。若说它再早也不会早于潞王琴太多，反而较为合理。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钱载（1708-1793）在京城给孤寺东的吕家看紫藤花，在藤荫下看到一张周必大铭的雷氏琴，后来又重见于“翁家药栏”，遂作《周文忠公铭雷氏琴歌》（《萚石斋诗集》卷三十二），小序照录周必大铭文，与“九霄环佩”完全相同。有学者就此推测，钱载所见，正是国博的这张“九霄环佩”（吕伟涛《坐上琴心：中国历代古琴文化鉴考》，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2年），是很可能的。明末至乾隆前期二百年内的一位好事者，从周必大文集中找出《冯轸元方琴铭》，刻在“九霄环佩”上，以增其重，或许是最大的可能。

　　“九霄环佩”“虞廷清韵”“清角”三琴，都收录于《中国古琴珍萃》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中。本文推测“九霄环佩”铭文镌刻在先，但比较三者可以发现，反倒是“九霄环佩”的铭文最为清晰，“清角”尚可，“虞廷清韵”则多漫漶。若镌刻时间相距不远，倒未必是镌刻在前的老化、剥损得更为明显，而受漆灰成分的基础条件、保存环境的外在条件影响更多，此为一证。若谓作伪者在镌刻时有意做出这样的效果，也未尝无此可能。不独如此，三张琴的铭文，转行之处有差异，笔迹亦不同，“虞廷清韵”更是以行草为主，“清角”则较为接近“九霄环佩”。换言之，“清角”的铭文内容似从“虞廷清韵”而来，而笔迹风格似从“九霄环佩”而来，令人怀疑作伪者是见过“虞廷清韵”和“九霄环佩”的原琴或图像（拓片等）的。

　　考察“虞廷清韵”的周必大长题，不容回避它与“九霄环佩”“清角”的关系。但对于“九霄环佩”“虞廷清韵”这样的唐宋名器而言，伪刻亦不足以掩其光华，只不过不要再借彼之光、增我之色便是了。《今虞琴刊》不及此跋，岂不正是此意？

附记：

　　《中国古琴珍萃》增订本中，编者以“虞廷清韵”的铭文款识“辛丑”当作“辛酉”，自是共识，但又以同样理由判定“九霄环佩”的“辛丑”亦然，显系不知此处用以纪日。本文亦推测“九霄环佩”的铭文为伪刻，但结论并非从文字本身得出。此外，书中又将“清角”识读为“清風”，这是沿袭了拍卖图录《勰一斋长物—胡若思藏古琴专场》（北京匡时拍卖公司，2010年12月4日）的错误。拍卖图录还煞有介事地解释“清风”的出典，幸亏古诗浩如烟海，想怎么说都足够采摭。

　　壬寅大暑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