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题记] 古代历史著作提到某些名称（有些是专有名词），不只是命名，言语配置往往承载额外的负荷。词与义，舛互移位亦常见，语义关系的罅隙中闪露难以确认的叙述迷径，或仅仅成为某种符号性修辞。暧昧之处直如文字涂鸦，不期然代入晦涩的隐喻和暗示。

　　风雨怅然，只为古人犯难。读书也是折磨，无聊中又捡拾风化剥蚀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词语之生成与扩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记忆。当然，若干疑问依然未解，抑或无解。

　　外? 戚

　　所谓“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亲属。《词源》释义：“帝王的母族、妻族。”这个定义涵盖后妃本人及其家族，此条举例便是《史记》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笔下的“外戚”是以后妃为主名，又间或述及其家人行状，故司马贞《索隐》谓：“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后妃捎带后族，原是拢到一起来说。

　　太史公所记外戚，乃汉初至武帝时诸帝后妃（有谓“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吕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窦后、王美人，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陈后、卫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钩弋夫人等，凡十余者，传述各自身世及宠幸之事。但吕后地位特殊，《史记》另有《吕太后本纪》，主要写高祖崩后其临朝称制，及诸吕作乱，终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灭。《外戚世家》兼及外家事况，但诸吕只简略带过。文帝窦后昆弟前后故事記载稍详，如窦长君、少君如何被上手段监控，以防“效吕氏大事也”。

　　《汉书》无“世家”一体，胪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传》，列于《西域传》之后。这显然是另册处置。汉代外戚干政是大问题，班固对汉家宫闱亦颇鄙夷，其传末曰：“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乌嘑！”《汉书·外戚传》所记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与《史记·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对读，记事详略互见。

　　值得注意的是，于《外戚传》之外，《汉书》又单置《元后传》，讲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传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传》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大书特书，亦是因为身份特殊，她是王莽之姑，对王莽篡汉柄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莽新朝只十几年，而这王政君却是汉兴以来临朝最久的宫闱政治家，有谓“历汉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称制后，改国号“新”，以洛阳为新室东都）。

　　《史》《汉》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称后庭，“后妃”之目大抵始于陈寿《三国志》，抑或司马彪《续汉书》。彪书早佚，清人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从《御览》中辑出司马彪所记后妃二十九人，想必专立名目。司马彪与陈寿是同时代人，其书与《三国志》孰先孰后不好说。陈氏奉曹魏为正统，《魏志》置《后妃传》，蜀吴二志各置《二主妃子传》《妃嫔传》，但各志均无《外戚传》，盖因魏蜀吴三方实无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九月，诏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有鉴于两汉外戚擅权，曹丕于开国之初作此规训，以免后患。三少主时期，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诏令预事，看似已不再遵守成命，如《后妃传》谓：“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但这不能说是后族乱政，司马氏父子诛曹爽搞废立诸事，实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锅而已。郭氏父兄尽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马氏天下，没有外戚恣横的空间。

　　蜀吴闺庭不成典规，但外戚未起风浪。东吴孙权临终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吕后专制故事。可孙权尚未咽气，她就被缢杀。《吴志·妃嫔传》说是宫人所为，注《通鉴》的胡三省认为是“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历史不乏阴谋或阴谋论。

　　陈寿之后，范晔撰《后汉书》亦不以“外戚”作后宫叙事，单列《皇后纪》（含妃嫔），将后妃提升至帝纪规格，如太史公《吕太后本纪》。东汉太后临朝几成常态，权位庶乎诸帝。东汉外家权势熏灼，范书却无“外戚”之目，乃将邓训、邓骘、窦宪、窦武、何进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列传。从辑佚的《续汉书》残篇来看，司马彪已有成例。之前《汉书》将后妃作“外戚”，而霍光、卫青、霍去病等外家人物亦各自立传，

　　由内及外，及至内外剥离，词义变化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刀光剑影。后世撰史，将“后妃”与“外戚”分别设传，大抵始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其后唐人撰《晋书》，亦照此办理。之后，史家所称“外戚”，仅指后妃娘家人，不包括她们自身。

　　校? 事

　　三国官制有“校事”一职，用以伺察臣民言行，具体说就是侦察、检举、处置言论不当和心怀不轨的官员和士民。曹氏魏国初建即设校事官，曹丕称帝后权任更重。东吴亦有这类职事，谓之“典校”。以后延至两晋，又称“校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七月“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孙权置校事，司察群臣，谓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关于校事、典校，《三国志》记述散见于魏吴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晓传，吴之顾雍、步骘、朱据、潘濬、陆凯、是仪、诸葛恪诸传（包括裴注所引诸书）。如，《魏志·高柔传》谓：

　　[高柔]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高]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赵]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

　　这里说到的校事卢洪、赵达二人可谓恶名昭著。曹操赋予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的权力，以致大小官员无不畏惧。鱼豢《魏略》记录当时曹营流传的一句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太平御览》卷二百四一引）这是人人自危的局面。高柔为官一向“明于法理”，认为赵达等人“以憎爱擅作威福”，严重破坏官场职司，向曹操进言当废止校事之设。老曹明知他们是坏人，却想着坏人有坏人的用处，整人的事情贤人君子做不来，只能任用赵达这些恶棍。这是他用人驭众的机窍。不过，将之比作叔孙通以群盗壮士助刘邦争天下，实是不伦不类。

　　赵达作恶太多，最后还是被曹操处理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刘慈、刘肇等为校事。《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高]柔皆请惩虚实……”又，《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一例，叙文帝时校事刘肇在成皋县敲诈勒索，与县令衙吏发生械斗。直至明帝、齐王芳时，这班人依然猖獗，高柔、何曾等大臣曾一再奏劾。嘉平中，黄门侍郎程晓（曹操谋臣程昱的孙子）上书痛陈其害，才罢去校事官。

　　东吴自孙权设置典校，起初有吕壹、钱钦数辈，亦是操纵权柄，擅作威福。如，《吴志·步骘传》谓传主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据传》曰：“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朝中将相几乎都被监视告密，有人竟因不断告密而获几种罪名。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等都曾被监视，甚至丞相顾雍因告密竟被拘禁。典校如此猖獗，太子孙登屡次进谏请罢校典，但孙权一直不听，诸大臣没人再敢说话。后来大臣李衡在孙权召见时，口陈吕壹多条奸罪，长达数千言，致使孙权面有愧色。之后，孙权终于狠下心，诛杀吕壹，以平群臣之愤。

　　孙权死后，其少子孙亮继位时才十岁。大将军诸葛恪辅政，为笼络朝政，废除典事。但及至吴末帝孙皓即位，不但恢复典校，后又听张俶建言，加设称为“弹曲”的纠察官。《吴志·孙皓传》天纪元年（277）裴注引《江表传》曰：“[张]俶表立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张俶其人靠告讦上位，做了主持弹劾官员的司直中郎将，很快又身败名裂。如谓：“[张]俶奢淫无厌，取小妻（按，指妾）三十余人，擅杀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谮白别人竟并不掩饰自己胡作非为，实滥权导致变态。

　　魏之校事，似乎不属正式职官序列，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将之列为魏相府散属。据《御览》引《魏略》，校事后改为抚军都尉，比二千石，第四品。此说不见于《魏志》纪传。吴之典校，属中书省，本是校核官府文书的职事，案牍中爬梳剔抉，扯出无中生有的故事。

　　开? 府

　　曹魏建国后，有一种作为官员加衔的赐命，就是“开府”，官称“开府仪同三司”。开府，字面意思是开建府署，辟置掾属。两汉制度唯三公开府，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东汉皆去“大”字，大司马改太尉），亦称“三司”。但汉末战乱改变了固有体制。献帝初平三年（192），李傕、郭汜、樊稠攻陷长安，共秉朝政，各以将军名号开府，时谓“与三公合为六府”（《后汉书·董卓传》）。或为将军开府之先例。

　　其实，曹魏享有“开府”或“仪同三司”的官员并不多，拢共算来只是以下数例：魏景初三年（239），黄权（蜀汉降将）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正始元年（240），刘放以中书监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孙资以中书令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正始二年，王凌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嘉平二年（250），郭淮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甘露二年（257），孙壹（东吴降将）拜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其中“开府”连带“仪同三司”者，仅孙壹一人。

　　这里有一个疑问：“开府”之号，是否等同“仪同三司”，二者是否同位语关系？或“仪同三司”是否作为“开府仪同三司”之缩略写法？

　　“仪同三司”始于东汉殇帝时，《后汉书·邓骘传》谓：“延平元年（106），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又谓：“[仪同三司]始自[邓]骘也。”车骑将军秩二品，位于三公之下，称“仪同三司”，即品秩及相关待遇援引三公仪制，自是赐位特进。但《邓骘传》未有“开府”之名，许多学者以为“开府仪同三司”起于蜀降将黄权。其实《黄权传》亦未见“开府”名号。至于“仪同三司”是否作为“开府仪同三司”之省略用法，清代学者于此颇有争议，但看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魏方镇年表》，明显是用“仪同三司”表示“开府”之义。

　　卢弼《集解》于《蜀志·黄权传》“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句下注释援引诸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开府”可追溯到东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以骠骑将军辅政，班固作《奏记》表賀，有“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宜及府开，以慰远方”数语（《后汉书·班固传》），即证为后汉开府之始。明帝是东汉第二个皇帝，照这样说，刘苍开府比邓骘还早半个世纪。

　　查《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开府”与“开府仪同三司”分作两个词条，因为撰写者不是同一人，行文有差异。一谓：“凡开府，地位即与三公相当，品秩、俸赐亦与三公相同。”一谓：“仪同三司，谓开府之仪制援引三公成例。”看上去是一个意思，也没说区别是什么，不明白为何要设置两个词条。

　　赤? 壁

　　赤壁所在，古来聚讼纷纭，主要轇轕于蒲圻、嘉鱼二说。二十世纪末，蒲圻被命名为赤壁市，似乎了结一桩公案。当然，另有黄州一说，过去颇有影响，主要缘于苏轼赤壁二赋。从蒲圻到苏轼谪居的黄州是好长一段江流，赤壁寻址千里邈邈，讨论者多不介意是在南岸还是北岸（江左还是江右）。其实，南北也是问题所在。

　　按蒲圻、嘉鱼诸说，赤壁在长江南岸。《水经注·江水三》谓：“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江流自西而东，其“右迳赤壁山北”，表明其地在南岸。《水经注》所记之处在蒲圻下游，大致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27页，三国吴荆州）标示“赤壁”的地方（但第六册第28页，北宋荆湖北路，又在蒲圻近旁注记“赤壁山”，大概是出于保留历史争议的考虑），这是学者将赤壁定于南岸的主要依据。

　　记述赤壁之战的《三国志》对这个地名未作说明，亦未给出具体方位。关于战事本身，陈寿记述过于简率，而裴松之注主要引述《山阳公载记》《江表传》，虽有所增补，并未能让人窥识整个战局。读者对赤壁之战的认识，更多得之于小说《三国演义》。史书缺省处，小说家有酣畅淋漓的发挥。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借东风，火烧赤壁，华容道关羽释曹……这一步步推演，除去火烧一节皆为小说家结撰。

　　陈寿撰史多为曹公讳，老曹失利之事不多说。《魏志·武帝纪》仅寥寥二句：“[曹]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另如，《蜀志·先主传》先是提到孙权派周瑜程普率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然后亦三两句交代过去：“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而《诸葛亮传》对于战事本身仅“曹公败于赤壁”一语带过。

　　《吴志》各传叙述稍详。《吴主传》谓：“[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但从这段文字看，此役规模并不很大。其余如程普、黄盖、韩当、周泰、甘宁、凌统诸传，只表各自参战有功，未作具体陈述。《吴主传》说曹操撤退时烧了剩下的船只，而《先主传》则谓刘备一方“焚其舟船”，明显不对茬。《吴志》诸传唯独《周瑜传》对战局有细节描述，其谓黄盖用诈降之术发起火攻，略似小说家笔墨：

　　……[孙]权遂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虽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威，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据此推断，曹军船舰曾渡江抵南岸作战，“遇于赤壁”或即此义，按此其地在南岸。然而，“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接下去的战事应发生在江北。黄盖放船延烧曹军及岸上营寨，战火即起于贴近江北的水面上。再看，先头“遇于赤壁”一句，乃提挈语，指周瑜、程普与刘备“并力逆曹公”的决胜之局。参互《先主传》“与吴军水陆并进”云云，可知当东吴水师在江北登陆之际，刘备所部即自陆上出击。

　　刘备的部队就在夏口。据《先主传》《诸葛亮传》：当阳之战后，刘备南撤，集合刘琦部属万余人俱到夏口，而并未渡江至南岸集结。夏口是汉水入江处，位于长江北岸，在《三国演义》中这地方称“三江口”，即所谓“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之处。陈寿书写“遇于赤壁”或“战于赤壁”，未予具体定位，而小说虽将战事置于江北一线，却亦闪烁其词，实未展示“赤壁”之场景。“赤壁”所在，终究是一种符号性存在。

　　孔? 雀

　　孔雀产于岭南及域外温热地带，古人视为稀罕之物。《汉书·南粤传》记载，汉文帝派陆贾去安抚粤王赵佗，粤王以藩臣贡献诸般珍物，其中有“孔雀二双”。又，《西域传》谓罽宾国出产孔雀（作“孔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则谓滇国“多出鹦鹉、孔雀”。

　　秦汉以前鲜有提及孔雀。《诗经》中出现的鸟类多达二三十种，如：雎鸠、鸠（鸲鹆，即八哥）、鸤鸠（布谷鸟）、鹑（鹌鹑）、鹊、鹤、黄鸟（黄雀）、鸮/鸱鸮（猫头鷹）、燕子、鸨/雁/鸿雁、鹳、鸿（鸿鹄、黄鹄）、雉/翚、鵻（鸽）、鸳鸯、鹈/鹈鹕、凫鹥（野鸭、鸥鸟）、乌鸦、脊令（鹡鸰）、桑扈（斑鸽）、鷻（雕）、鸢（鹰）、鷮（长尾雉）、仓庚（黄莺）、鵙（伯劳）、鹭、桃虫（鹪鹩）……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凤皇（凤凰），但就是没有孔雀。《诗经》的风雅颂都产生于北方，那时北人没见过孔雀，而再往南去的荆楚之地亦未有此物，故屈原未将孔雀引入诗中。但《九歌·少司命》有“孔盖兮翠旌”之句，注者多将“孔盖”释为孔雀翎毛制作的车盖，未知确否。

　　汉语文献最早提到孔雀大概是《山海经》和《逸周书》，如《海内经》有谓“孔鸟”者，郭璞注曰“孔雀也”；《逸周书·王会解》亦云：“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但《山海经》《逸周书》都经汉人羼补（尤其《海内经》明显是后来增入），不好说是否两汉时期之见闻增广。唐段公路《北户录》“孔雀媒”条称：“《周书》曰：成王时方人献孔鸟……”这里说的《周书》就是《逸周书》，《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未见“方人献孔鸟”之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曰：“火离为孔雀。”而同书卷九十引是书曰：“火离为鸾。”这么说孔雀也就是鸾。古人所说的鸾鸟是一种虚拟的珍禽，即凤凰、玄鸟一类神鸟，可见汉代对于孔雀的认识仍羼入想象的成分。不过，那时已知孔雀产自南方。如，《盐铁论·崇礼》讨论如何接待蛮夷来朝，大夫说要以“列羽旄，陈戎马”的场面以示威武，贤良则谓“羽旄”那类装饰蛮子不稀罕—“南越以孔雀珥门户”。

　　以孔雀（孔鸟）入诗赋，大抵亦汉代诗人所为。枚乘《七发》，吴客向太子描述登景夷台所见景物，即有“孔鸟”等飞禽。刘向《九叹·远游》亦见“孔鸟飞而送迎兮”之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则有“鹓鶵孔鸾”之名，按张揖训释，“孔鸾”即孔雀与鸾鸟。这是混合虚构与非虚构的混沌叙事。诗人想象楚地已有孔雀，上林苑之无限空间何其不有。

　　汉末乐府古辞《孔雀东南飞》（《玉台新咏》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开篇以孔雀为起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诗序介绍，此诗是写“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的婚姻悲剧。这里有个问题，汉末建安时庐江是“郡”而不是“府”，其地在今安徽西部（三国魏吴双方在江北江南各设庐江郡）。作为行政区划的“府”，是唐以后才有的设置，可以肯定此序必是后人窜补。

　　《辞海》条目说，孔雀在我国仅见于云南西部和南部。這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留鸟，其自然分布未见于长江流域。诗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俨然作为迁徙性的候鸟来描述，况且自西北往东南方向飞行，亦不合其习性。当然，史书多有西域献孔雀的记载，一不留神从西北飞来亦未可知。当然，贤哲说读诗不能抬杠，这里用作起兴或毋庸细究，但不妨作想，此句抑或另有来源。

　　鹈? 鹕

　　古代史官记述自然界反常现象，称之祥瑞或灾异，以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正史中这类记事通常分别载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但《三国志》未列志篇，祥异现象主要记录于帝王纪传。譬如，魏文帝曹丕登基前，各地相续出现黄龙、白雉、凤凰、麒麟等物，这些祯祥似乎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但什么是祥瑞，什么是灾异，有时候官方的解释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譬如，诸臣亟劝曹丕代汉践祚之际，太史丞许芝普大喜奔来报告—蝗虫来了，这下可好了！灾异如何成了祥瑞？因为蝗虫亦被视为受命之符，古人以为此物乃“阳气所生”，介虫之孽就被解读为鼎革易祚的消息。

　　曹丕做了皇帝的第四年，亦即黄初四年（223），又出现了一个奇异景象，《魏志·文帝纪》谓：“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灵芝池方于上年建成，有说在洛阳，有说在邺都（《历代宅京记》持前说），这不去管它，反正是宫苑之景。鹈鹕，又名塘鹅，是一种大型水禽，喙下带有可伸缩的喉囊，样子蛮可爱。成群鹈鹕聚集皇家园林，难道不是好事？可曹丕就觉得是不祥之兆。其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这里所说的“曹诗”，指《国风·曹风》的《候人》一诗。其中“维鹈在梁，不濡其羽”一句，以鹈鹕翅膀不沾水喻悖逆之象。如毛传云：“鹈，洿泽鸟也；梁，水中之梁（按，梁，鱼梁，捕鱼筑的水坝）。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郑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曹丕逼献帝禅位而登基，其合法性打了折扣，这是他心头的一个梗。“维鹈在梁”或是上天借鹈鹕发出警示，亟须检讨“远君子而近小人”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当初劝进的那帮小人马屁拍得太过分，现在要找“俊德茂才、独行君子”做门面。当然是史家在给他找平衡。

　　鹈鹕之事亦见《魏志·王朗传》，是谓：“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王]朗荐光禄大夫杨彪……”御座自省，引发求贤与举荐的君臣互动，王朗要让位杨彪，华歆要让位管宁，忙着向文帝表忠心。《宋书·五行志三》记曰：“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谓睹妖知惧者也。”杨、管二人有古君子之誉，一向与曹魏政权不能啮合，文帝欲拜太尉，皆不受。

　　鬼? 目

　　东吴末帝孙皓迷信巫觋占验，《吴志·三嗣主传》记述其在位时不断有祥瑞现世，甚至闻说某处野菜疯长也被视为吉兆。如，天纪三年（279）八月记事：

　　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虑草，遂以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

　　东观（中书省机构，藏文书经籍，掌修国史）官员们根据图例判识，鬼目和荬菜皆“瑞草”，因之黄、吴两人都被召进宫里做了郎官。（以汉制论，“银印青绶”属高阶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其实，这里所说的两种野菜并非罕物。后者又称苦荬菜、苦苣菜、败酱草，是南北常见的菊科野生植物。但前者称之鬼目者，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苻”之一物，《尔雅·释草》曰：“苻，鬼目。”郭璞注：“茎似葛，叶圆而毛，子如珰也，赤色丛生。”今之《辞源》释义：“鬼目，草名。即白英。俗称白草子，蔓生。叶似王瓜（按，即土瓜），有茸毛；子赤，圆如龙葵。入药。”这跟《尔雅》的解释对得上，这鬼目菜是一种茄科野生植物，亦南北皆有，只是长得如此高大，世所罕见。

　　《齐民要术》卷十有“鬼目”一条，说的应是另一物。贾思勰引郭义恭《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又引《南方草物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李，小者如鸭子（按，鸭子应是鸭卵，此句疑前后倒错）。二月花色，仍连著实，七八月熟，其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也。”其所引《南方草物状》好像不是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今本《草木状》未见此条。又引裴渊《广州记》曰：“鬼目益知，直尔不可噉，可为浆也。”接着就提到《吴志》记载孙皓时黄耇家那株长达丈余的鬼目菜。然后再引顾微《广州记》曰：“鬼目，树似棠梨，叶如楮，皮白，树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齐民要术》此卷记述种种稀见草木（所谓“非中国物者”，即非中原之物），皆引晋人著作，抄撮他书，存其名目而已。

　　贾氏这里介绍的“鬼目”，应是一种乔木状果树。此条中间插入《吴志》所言黄耇家巨型鬼目，分明胡乱羼入，是将木本和草本鬼目混为一谈—鬼目菜既“长丈余”，便误以为是某种树木。其实，从这夸张笔墨中不难领会撰史者讽喻之义。黄耇家鬼目菜长成“祥瑞”的第二年，东吴就亡了。

　　按《本草纲目》记载，“鬼目有草木三种”。李时珍是将木本鬼目称作“麂目”（见卷三十一果部），另有白英和羊蹄草两种为“草鬼目”（见卷十八草部）。

　　所谓“木鬼目”，不知究竟为何物，如今不见说起。《齐民要术》引《南方草物状》举其产地，均为南方温热地方。交趾、武平、九真三郡，两晋时属交州（三郡均在今越南中部），兴古郡在宁州南部（今云南省砚山、文山一带），可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第四册，两晋时期）。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