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湛

　　说到野果，我们想到梭罗；说到花草分类，我们想到林奈；说到鸟类，我们则想到奥杜邦；至于翻飞的蝴蝶与攀缘中的猿猴，则有达尔文的贡献浮现眼前。但每每面对山林中的一片吱嘎虫鸣，最不能忘却的人，还是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他与前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处于当时尚且稚嫩的“博物学”朝着各个精细门类的阶段性转型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站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观察，法布尔可能只是个平凡的老人。在法国南部的赛利尼昂，人们总能见到他手持放大镜趴在田里，模样足够古怪，但他笑着回答：

　　您会在我们的孩子中间找到我，我在给他们上课；您会在我的昆虫中间找到我，我耐心地向它们提问，但并不能总得到宽心的答案。我有我的昆虫，它们每天教给我新的东西，我希望你在远离世俗的烦恼的隐居中，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摆脱岁月的忧伤，您可以培养植物，那自然很有趣，但我更喜欢动物，因为有更直接的交流。（《给德拉库尔的信，1897年10月14日》，见《法布尔传》，[法]乔治-维克托·勒格罗著，杨金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我们今天不解，这会是怎样神奇的一种交流呢？

　　在法布尔看来，昆虫懂得人类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他感慨昆虫飞翔的动作如此協调、完美，他凝视着它们极小的心脏和肺的律动，他一一记录昆虫的“食谱”，例如，豆象只吃豌豆和蚕豆，黑刺李象专咬黑刺李，而榛栎象则仅食用橡栗或榛子……

　　于是，每日太阳东升西落，只要有合适的气温与降雨，连远足都不需要，小小花园就堪比富饶的观测源泉，他能从中汲取的灵感可谓无穷。

　　描绘各种昆虫群居习性、微观建筑与家族繁衍的文字，古已有之，但有时只是略显粗糙和感性化的记录，远不如对哺乳动物的丰富描写。必须承认，十七世纪中叶显微镜的发明（与列文虎克的改进）是个重要创举，不知不觉间，投射往“昆虫学”幽暗迷宫的熹微之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密。

　　二○二三年，我们迎来了法布尔诞辰二百周年。

　　昆虫不仅如我们了解的，能辨别干燥或湿润，隐蔽或暴露，脆弱或坚硬，它们也有人不具备的本领。对此，法布尔格外津津乐道：毛虫不是渊博的气象学家，对天气的感知却比当时观象台预报的还精确；小黑腹狼蛛自然不可能了解天文星宇，却能从太阳光中直接吸收能量……蜘蛛结的网和鹦鹉螺的壳一样，均使用了对数螺线，这些“几何学家”并没有上过一堂几何课呢！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壁蜂愿意产雄卵就产雄卵，愿意产雌卵就产雌卵—它们预先审查了孩子的体型和所需的空间，并根据住处宽敞与否决定孩子的性别—莫非基因里真的被镌刻下了一些等同于生物学家与建筑设计师的能力？砂泥蜂在蛰毛虫时迅如闪电，且连蛰九个神经中枢都不会错，这恐怕是拥有最高超医术的人也做不到的。

　　那么他又是怎样观测到的？人们既钦佩好奇，也觉得不可思议。

　　《昆虫记》第四卷，法布尔在描述蜡衣虫球象的幼虫时，写道：“在它诞生的一刹那，薄囊破裂成两个十分对称的半球。”

　　捕捉这电光石火般的瞬间，可能仅凭一把放大镜。法布尔坚持的观点之一很朴素：“研究动物本能只需要时间，耐心，不需要什么其他代价。”有一年，议会和省长批准了一些省农业化学实验室的精密设备无偿赠予他使用，他无动于衷，一生中很少使用。哪怕是最简单的温度计，他都不怎么用；而那台由化学家迪马赠予的高级显微镜，可能还不及他的一把简单的放大镜！

　　最著名的是法布尔对蜘蛛、毛虫和蜜蜂的观测；不只是红棕色绒毛的蜜蜂，蛆虫在他的笔下也是优点众多；此外，他还称有着炯炯目光的蟾蜍为“荒石园的哲学家”。

　　当他借助小小的放大镜和巨大的耐心，趴在意大利蟋蟀群落栖息处观察着它们中的每一员。他忽然发现蟋蟀的两片鞘翅都是干燥的半透明薄膜—上下鞘翅的摩擦点时而是粗糙的胼胝，时而是四条平滑的放射状翅脉中的某一条。鞘翅与身体接触程度的不同，使得它们有了可以“调音”的乐器。法布尔称赞这种蟋蟀的啼鸣比蝉的更清澈通透，那是由有着数百个“齿”的四个“发音器”同时震动之结果；按他的看法，蝉的发音更粗糙一点，而蟋蟀的鸣叫，具备着音量的强弱与音质的明暗，故而才显出音乐之美来。

　　在法布尔之前，昆虫学从来是默默无闻的学科，起码，没有人会如此通俗而生动地阐释小虫子的鸣叫。

　　简而言之，法布尔格外钦佩昆虫身上那种高明的、来自“无意识”的天赐成果，并期待其他人与他一样欣赏它。我想，兴许令他迷醉的，是其中一些最能超脱世俗的“精神游荡”成分吧？不管如何，这些系统性的观察，之于昆虫学这一专业学科的开拓意义，在十九世纪无可替代。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颇具科普意义的书，如《天空》《地球》《木柴的故事》《保罗叔叔的化学》等，它们之中，有些被指定为法国教材，一度很畅销；书中虚构出的保罗叔叔，像是一种自况，我们读之觉得幽默与难忘。

　　一八七○年，对昆虫研究的专注，令法布尔放弃了大学教职，开始自行编写科普书籍；此后，他又辞去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即便最爱的儿子朱尔去世，这样的“微观观测”也没有全然停滞。他甚至还用去世孩子的拉丁文名字，命名了他最喜欢的那三种蜜蜂。

　　可是，受到命运打击后，法布尔的身体一直不见好转。一八七九年，他放弃了都市生活，搬到塞利尼昂，并将居所取名为“荒石园”，当时的他已经五十九岁。搬到荒石园的同一年里，他出版了《昆虫记》的第一册；一八八二年，第二册问世；一八八五年，妻子去世，他开始绘制蘑菇水彩画，之后，《昆虫记》第三卷、第四卷依次出版，其中都搭配了他自己的画作。

　　一八八九年，教科书的版税相对变丰厚了，勉强可以容许法布尔更安静地研究他的虫子；一八九三年，他最专注研究的是大天蛾、粪金龟与象鼻虫；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他开始在荒石园的家中自行启蒙教育三个年幼的孩子。

　　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法布尔孜孜不倦地完成了整整十卷本《昆虫记》，为人类留下了一部优美的“昆虫史诗”。这部作品也奠定了今天（英语甚至汉语）小学教材里人们所见识到的“法布尔写作风格”。

　　实际上，法布尔在三十二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昆虫学论文，是关于蜜蜂的。他纠正了昆虫学家杜福尔的一个错误。在杜福尔的理解里，节腹泥蜂给它们的食物注入了某种“防腐液”，使之可以长时间保持新鲜。法布尔则认为它们只是在猎物的神经节处蜇上一针，麻醉了它；猎物并未完全死去，只是成了一种更新鲜的、活的食物，多高明！

　　当他用这样兴味盎然的语句娓娓道来，文采简直可以评上任何一项文学奖：

　　刚刚做完一件事，必然就会接着做另一件事，以使头一件事更加完整。事情已做，便成为过去，不会重新开始，如同钟表的指针不会倒转……水不会倒流上陡坡，也不会逆转回源头。昆虫和水流非常相似，它不会重复已经完成的行为。

　　这些行为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按必要的顺序紧密相连，后一个是刚刚发生的前一个的必要补充，就像环环相扣的一串回声，此起彼伏……如同胃不知道自己精通化学，昆虫也不知道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它筑巢、织网、捕食、螫刺并麻痹猎物，就像胃消化食物、分泌毒素，吐丝作茧、制蜡筑巢。（《昆虫记》第四卷，转引自《法布尔传》）

　　也许从一开始，法布尔所做的并没有和“昆虫学”挂上钩。他只是觉得所有平时不起眼的小生命，都有独特的魅力。

　　让我们捋一下当时的背景。在一八四○年前后，民众中下层接受教育还很不容易，小学教员的年薪不超过七百，更无足够的退休金。所谓的“博物学”，地位有限，存在感相当之弱。

　　听听这个有意思的笑话（显示了人们对细菌的好奇和对博物学的嘲讽）：博物学家说，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在咬它；更小的还有更小更小的在咬它，乃至于无穷无尽……

　　不过，如笛卡儿这样的大师，不就是从格物致知中走来的吗？

　　爱好古典哲学的读者知道，在欧洲地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希望将动植物完美分类的人之一。之后成功的植物分类学主要局限在根茎叶形态较明晰的植物，而藻类和苔藓的分类，总是相当麻烦的，于是它们都被一口气“派发”到了“不完美的草本”之下。

　　就通俗意义而言，比法布尔早出生半个来世纪。出版过《法国植物志》的拉马克显然幸运多了。他二十四岁时，因植物学与给时代带来了激烈革新的法国宗师卢梭结缘。毕竟，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七世纪末，欧洲的植物图志已经从六千种膨胀到了一万八千种（作者从加斯帕尔·博安[Gaspard Bauhin]到了约翰·雷[John Ray]）。

　　到了一七九四年，拉马克才接触到了昆虫领域，契机是他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开设的一场生物学讲座，其中谈及“蠕虫和昆虫”。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后，他完成了这次讲课，为他在一八○○年写出《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一书奠定了基础。

　　法蘭西一直是生物研究的兴隆之处，这一部分归功于十九世纪初航海活动的昌盛，而图录艺术家、设备条件、数据记录步骤都在趋于完善；另一方面，也应当感谢法国私人收藏家们与官方科研机构的有力推进。

　　相对于这位法国前辈，法布尔的聚焦有所不同。他是先有浩瀚的观测记录与标本收集，后有洞察力深厚的文笔叙述接续之。他写过从云、雷电，到蛾、蛇与蝎、猫、蜜蜂、苍蝇、细菌等，人身边的一切“自然”几乎全部包纳，堪称早期版“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见证过从基础科学普及化到科学家职业化过程的他十分明白，每次所谓的“动物学分类”，都是对动物既有形态理解的大挑战。四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鱼类、贝类、昆虫，包括十七世纪以后跃然而出的微生物，即便仅将重心放在小昆虫这个门类，可写的东西依然太多太多。

　　与人类有所差别，昆虫是集体意识极强，甚至可算是对集体生存率的追求高于个体生命价值的生物群体；它们数不胜数、遍布整个生物界的活动，常常与我们那自以为绝妙的智力相对立。甚至，它们还在不为所知的情况下，控制着植物传粉、花朵、粮食收成乃至地貌的变化。它们才是苔藓地带、辽阔牧场、繁茂草丛和湿地沼泽真正的主人。

　　昆虫的许多行为都符合数学上的最小值理论；如今生态学里所提出的“生物龛位”（ecological niche）定义，是石蜂和条蜂先天就懂得的。它们会利用前辈修好的坑道安顿蜂群，知道借宿废弃旧巢的实惠，常常用最小的代价挑选住所。

　　这种本能的“配方”，是一定程度的智慧、高超的嗅觉与空间感、记忆力，加上非凡的集体协作？或者难道说，这正是万物有灵的显现，如一杆秤在均衡着各项天赋？

　　法布尔对这些“无意识”的成果自有一种冷静的判断。他说，昆虫不具备智力—如果有，智力也是很有限的。归根结底，它们仍是在遵从完备的生活习惯和群体劳动常规。假如昆虫平日的生活习惯被打破，“就会变得非常愚笨，一对复眼当中，只有疑惑”。

　　法布尔继续发问，对于某种小动物而言，其日常生活轨迹外的一切事物好像皆处于蒙昧之中，这可悲吗？但所有人都清楚，它们的生活依然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反而是朝着高智能进化的人类，在用发达的理性，以及各种的艰辛去对抗庞大、不可知的世界时，一旦产生恐慌，倒是格外的举步维艰。这是多么反讽！

　　法布尔不怎么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内心似乎更加愿意相信，是本能引导着昆虫变得如此神奇。毕竟新理论常摧毁过往的观察结论，或者使之无法发挥作用。

　　拉马克把蠕虫和昆虫两类无脊椎动物分纲，不经意间成了进化论的先驱者；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出进化论；魏斯曼于一八八三年提出“种质论”；同时，人们逐渐觉得，法布尔更确切地说像是“昆虫观察学家”，而不是又一个达尔文。

　　一八九九年之后，随着时代科学的精神愈加严密，反对“万物有灵”的呼声愈强，法布尔所撰写的教材逐渐淡出市场，他的经济收入有所降低，有时候甚至需要求助孩子和科学之友协会的救济。虽然表面上，这些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文笔优美的教材里，他谈到了自己所在村子的屋子。它们很有特点，茅屋顶上都有一定的倾斜度，茅草都被日光晒成了鲜亮的黄色。在他的屋子旁建筑巢穴的昆虫有很多，法布尔最喜欢的要数“舍腰蜂”（又名泥水匠蜂）；在他的描述里，这种头部有两只触角、胸如圆柱、尾部细长。末端膨大的蜜蜂，不单是所有蜜蜂中身形最矫健的一种，建筑品位也很高。当它们挑选安家的屋子时，宁愿挑选农村里那些充满烟灰的炉灶（烟筒），却不喜欢城里别墅的雪白新炉灶。

　　读着读着，我简直觉得法布尔也是一类泥水匠蜂般的勤劳生物。既然富丽或简陋是一种人为的定义，而非所有生物必须持有的追求；既然有人愿意待在条件优越的环境里，也就一定有人愿意去风餐露宿、离群索居泛舟游弋在水流湍急的大河上；在科学史上，我们一再自问这样的问题：学位重要吗？设备重要吗？资本和财源重要吗？

　　答案很复杂。早期动植物生理学与生态学研究多不具备物理化学实验的精密性。正如现代鸟类学科的建立，缺少了法国布里松和布丰伯爵早期粗脉络的积累性开创，怕是毫无可能的。与之相仿，昆虫学一开始并不具备什么分支系统学和进化分类学的主张，最多也只是粗糙的生物纪事和标本总结罢了。更何况，实际上每一次完整规划生物分类体系，都会与当时盛行的哲学基础体系产生剧烈沖突。

　　二十世纪后，昆虫研究工作日益精细。例如，在蚂蚁群落上投入了大量心血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昆虫的社会》的作者）对蚂蚁家族体系的描绘无疑比法布尔系统化了许多；随着大国海外殖民扩张，跨国出行条件进步，读者群的扩大，标本接受与贡献的兴盛，以及劳动分工与转型上的诸多利好，也都让昆虫学家更“高效”了。再例如，厄克特（Frederick A. Urquhart）研究蝴蝶的迁徙时，一开始弄不明白，那些漂亮的黑脉金斑蝶冬天都飞去了哪儿。一次远足到了墨西哥，蝶群中的一只令他恍然大悟，那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起飞”的、一只被志愿者做过序列编号的蝶。

　　我们能这么认为：二十世纪自然博物馆里壮观的外来物种展示，与各式期刊总览、名录，见证了生物与自然科学研究从沙龙式到研究学会式的转变，其中资本化和赞助模式的作用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

　　人们还注意到，即便到了晚年，住在荒石园的法布尔也算不上闭塞和与世隔绝。例如，他还坚持每天阅读别人定期寄来的《时代》杂志，以了解最新的思潮……那些新科技进步的确会让他不太舒服，因为它们大多与纯粹的大自然相对立，采取的方式与追求的目的又随着潮流不停悸动。

　　就个性而言，法布尔喜爱宁静与孤独。所以，他的从容和乐观让人惊叹，也常常让人怜惜。他曾经总结说，喂养昆虫的工作，最适合卑微研究者从事—喂养一只蝙蝠大约需要一千只苍蝇，而喂养苍蝇则毫无难度，不是这样吗？他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很节制，偶尔的乐趣是喝一些小酒，并配着开胃的菜肴。

　　在昆虫以外，他对植物的观测也很细致，论工作条件，虽然不如拉马克任职的巴黎皇家植物园那么优越，但是《植物记》《农业化学》等书籍，也是一流的，堪比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普及作品。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囊括自然与抽象世界的大体系，然而岁月却往往偏袒像法布尔这样忠实于热土、生活清贫且乐于接受磨炼的科学家们。也许终究是科学家教会了我们，研究方面，智商和情商是一回事，耐心、勤劳与意志力又是另一回事。写出《美洲鸟类图鉴》的奥杜邦（John Audubon，1785-1851）一度在小村庄幽居；立志去两极和冰原地区的科考队，也始终坚定地认定，不管前人滋养我们的知识源泉多么丰富，这星球上也总有新事物值得去发现。

　　在遥远的征途中，他们常常只携带少量的衣服、食品、燃料，以及画纸、日记本、测绘工具等，是为了更自如地工作。他们会在人迹罕至的苔原上，在散落的空树莓、芦苇秆里寻找着某些痕迹，用电筒照亮一些久远的菌群，倾听另一些地下生灵的呢喃或怨鸣。

　　这些默默无闻的“法布尔”们，一篇文论出炉时，人们觉得他们毕生所研究的不过是一些狭窄品类的微生物或作物罢了。然而，当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所有奉献与后人，作为引路的标记，那些他们踏过的热土与上面生长着的一草一木，也就开始信赖和忠实于他们了。在灌木丛边，在柞树、椴树、橄榄林、槭树和柑橘树下，在丁香花盛开的河岸边，在海岛上，在沙漠里，在雷电、霜风和雨雪下，当千百张昆虫翅膀嗡嗡地掠过头顶，你很难否认这正是一种对动植物研究者的报答。

　　从深层意义上说，不止昆虫是集体意识唯上的物种，人类在宏观意义上走过的千百年也都是如此。犹如收到无意识的召唤，每位做一行便爱一行的“法布尔”挣脱出了上一代的知识泥潭，许多无法以世俗言语去形容的新事业便得以完成。从地球上的每次仰观与俯察，到破解生物呼吸与体循环的密钥，早期自然科学发展莫不是如此。

　　小小昆虫身上，折射了人对生命基本原动力的浓烈好奇心，尽管昆虫的活动细小、繁忙、琐碎，却没有“磁石吸引磁铁”那样千篇一律，而更加接近于一些宇宙隐秘和神秘力量的缩影（想想吉尔伯特提出的磁性物理世界）。动物学、植物学与生态学，是另一种“炼金术”，从事它们的，也不是纯然的创造者，而是通过劳作与瞬间的直觉，催发出不寻常理解力的“多边形战士”。

　　法布尔之后，DNA与基因序列研究成为主流，“隐秘”力量开始显露真容。新世纪的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以更绚丽高明的构思和不亚于前人的耐心与毅力，凭借着比法布尔更优越的观测条件，肩负着去打通“地球村”里种种隔阂的责任。是他们一代代地传递着“接力棒”，组成了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太阳系里的知识体系，那曾经不起眼的一点一滴，最终汇聚成了伟大的罗盘、不灭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