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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大疫与赤壁之战

时间:2023/11/9 作者: 书城 热度: 18998
刘文荣

  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古诗文里写得轰轰烈烈,如李白《咏赤壁》云:“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苏东坡《前赤壁赋》称:“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又《念奴娇·赤壁怀古》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然而,赤壁之战真是一场轰轰烈烈、“一时多少豪杰”的大战吗?且看史书里面如何记述。

  赤壁之战几乎未战

  世人所知赤壁之战,大凡得知于《三国演义》。确实,《三国演义》讲赤壁之战,整整讲了八回,即: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其中“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中计”“孔明借箭”“庞统连环计”“诸葛祭风”“义释曹操”等,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宋元两代“说三国”的说书先生加入的噱头,《三国演义》则是集说书先生的“话本”之大成,三分真七分假,“演义”而已。真实的赤壁之战,则由晋代人陈寿在《三国志》里记述。

  《三国志》是纪传体史书,由一系列人物传记组成。因而,关于赤壁之战的记述,须到相关人物的传记中去查找—也就是说,会有好几处讲到赤壁之战。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得二十二字: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意思说:曹操到赤壁,和刘备一战失利。此时瘟疫流行,曹军将士多有死亡,故而曹操便領军回去了。这里既没有说到和周瑜的东吴军有什么战事,也没有说到“火烧赤壁”。

  再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得稍多一点,六十余字: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说到刘备与孙权结盟(“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说到“火烧赤壁”(“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同时也说到,曹军根本没做什么抵抗就败退了(“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再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得三十六字:

  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意思说:孙权很乐意与刘备结盟,派周瑜等人领军三万,随诸葛亮去见刘备,并一起抵抗曹操。曹操在赤壁兵败,领军回邺城,这里根本没提曹军是怎么兵败的。

  再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也仅得五十余字: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

  注意这里提到“公烧其余船”(曹操烧掉了其余的船);也就是说,“火烧赤壁”还不完全是周瑜烧的,部分是曹操自己烧的,因为他已准备撤退,原因就是“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再查《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里记述得较多,但也不过几百字: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看来,《三国演义》里讲了整整八回的赤壁之战,大概就是从这几百字“演义”而来的,只是故意疏漏了“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为的是要彰显诸葛亮、周瑜等“一时多少豪杰”。其实,曹军并非为周瑜的计谋所破,周瑜只是接受了黄盖的火攻和诈降建议而已;至于诸葛亮,只是替刘备联络孙权,并没有直接参与此战。至少,根据此段记述,情况就是如此。

  不过,此段记述本身好像也有疑点,说黄盖放火烧船后,“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实际上,火烧曹军船只并不会消灭多少曹军士兵。因为按常理,此时的曹军士兵不可能全在船上,烧掉的大凡是空船。再说,两军隔江对峙,进攻方须先渡江登陆,然后再进攻对方。现在,黄盖烧掉曹军的船只,只是突破了曹军在江上的第一道防线,接着他肯定要面对曹军在岸上的第二道防线。然而,按此段记述,曹军好像根本就未在岸上设防,而是一下子就败退了。说是因为“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也不合常理。第一,曹军营地不可能紧挨着江边,总会有一定距离。这样的话,靠在岸边的船烧起来,怎么可能烧到营地里去呢?第二,就算火能“延烧”到营地,此时的曹军也不可能全在营地里睡觉,毫无防备,等到火烧起来,乱作一团。那是电视剧里的场景。军队总是有防备的,何况还在战时,怎么可能放一把火,仗就打赢了?

  总之,这里疑点重重,曹军败退的真正原因不可能仅是黄盖的火攻,倒是另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即:黄盖火攻时,曹军已在撤退,而孙刘联军以为自己打败了曹军,于是紧追不舍。但曹军抵达江陵城后,守住了该城。赤壁之战就此结束。

  曹军不战自退,其原因是前面《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里已经说到的“大疫,吏士多死者”“疾疫,北军多死”“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以及《周瑜传》也说到的“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即曹军到达赤壁,染上了瘟疫。所以,是瘟疫,使曹军刚到赤壁时,“与备(刘备)战,不利”(《武帝纪》),“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周瑜传》)。面对这种情况,曹军开始撤退,而就在此时,并不知道曹军正在撤退的孙刘联军,开始实施自己的进攻计划。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异景象:周密计划而又气势汹汹的孙刘联军,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一支正在撤退的敌军,还自以为“大破曹军”,大获全胜。

  那么,有史料证明曹军是主动撤退吗?有。据《三国志》引《江表传》称:

  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孙权)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曹操说,他不为撤退而羞愧(孤不羞走),船是他自己烧的(“孤烧船自退”), 周瑜是“虚获此名”。他这么说,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但赤壁之战确实很怪异:在此之前狼狈奔逃的刘备,到了赤壁竟然就能使曹军“与备战,不利”,好像一下子强了起来;后来周瑜、黄盖又在江上放了一把火,竟然就能使几十万曹军仓皇逃窜,太不合常理,其中一定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呢?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那就只能相信曹操所说,是因为曹军“值有疾病”(遭遇疾病)。

  其实,不仅曹操这么说,当时随从曹操出征的“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后来也是这么说的:

  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建安七子集校注》)

  曹操还有掩饰失败的可能,阮瑀则没有必要过了几年再去编造“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气,烧船自还”的谎言,因而是可信的。

  但是,《三国志》里还是说船是周瑜、黄盖烧的。还有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人裴松之,也说:

  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贾诩传注》)

  这里说到赤壁之败的两个原因:一是“疾疫大兴”,二是“凯风自南”。说有第二个原因(即在冬天竟然刮南风),就等于说船是周瑜、黄盖烧的。(若是曹军自己烧船,还要说什么风向?)

  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曹操、阮瑀之言可信,还是陈寿、裴松之所说可信?很可能,两者都可信。

  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曹操下了烧船命令,阮瑀在旁边是听到的,但该命令有没有执行,或者有没有完全执行,就不得而知了。最有可能的是,该命令还没有来得及执行,黄盖的船队已经过来了,接着就放火烧船,并以此为“赫赫战功”。而曹操则认为,既然已下了命令,船当然是曹军自己烧的。至于陈寿,他记述赤壁之战关于烧船一节的原始材料,很可能就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周瑜、黄盖一方的相关记录,于是也就照此记述了烧船经过。

  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人说谎—无论是曹操、阮瑀,还是周瑜、黄盖,还是陈寿、裴松之,都没有说谎。遗憾的是,这不过是推测而已,没有任何证据可资证明。

  好在不管是谁烧的船,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曹军实败于瘟疫,而非孙刘联军。因为即便船是周瑜、黄盖烧的,前面已经说过,单纯烧船是不足以使几十万曹军迅速败退的,所以曹军败退的根本原因,只能是瘟疫。

  那么,问题来了:曹军会感染瘟疫,孙刘联军难道一点也没有感染?其实,孙刘联军也难逃瘟疫,如《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

  建安十三年(即赤壁之战当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只是两军感染的程度不同而已。就赤壁之战而言,当时赤壁一带,是疫区。孙刘联军的将士大多是当地人或附近地区的人,而瘟疫(某种传染病)可能在当地已经流行多年,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地人大多已对该种传染病有了不同程度的“免疫力”,而曹军,是从北方进入该疫区的外来者,几乎全无免疫力,因而在当时情况下,几乎全军都有可能感染。

  这对于正准备作战的军队来说,是极其可怕的。只要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生病,仗就不用打了,因为还要派其他士兵去照顾生病士兵,兵员减少就不止五分之一,可能是十分之三。除了兵员减少,更为要命的是,那么多生病的士兵还会使整支军队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所以,当曹军中有一定数量的士兵染病时,这场仗就无法打了。要知道,打仗总指望打胜仗,如果毫无胜算,还不如不打。曹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了烧船撤军的命令,致使赤壁之战还未开打,就已收场。

  然而,正是曹操的这道撤军命令,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道理很简单,曹操这次率军南征,本是要阻止孙权、刘备各自割据一方、对抗朝廷,而结果不仅没能重创孙权和刘备的势力,也没能缩小乃至收归孙权、刘备割据的地盘,反而使孙、刘两家扩大了各自的领地,势力大增。故而,赤壁之战之后,孙、刘两家与曹家分庭抗礼,已成定势,即魏、蜀、吴“三国鼎立”的雏形。而魏、蜀、吴三国形成之际,也就是东汉王朝的覆灭之日—致使曹操下这道命令的原因,竟是谁也没料到的瘟疫!

  反過来说,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曹操或许会剿灭孙、刘两家—这样的话,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继续以东汉丞相的名义统治天下,东汉王朝将会继续在名义上存在而不会有什么“三国”;二是他废汉自立,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魏朝”或者什么“朝”,这样也不会有什么“三国”。

  建安大疫与建安二十二年

  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军感染的瘟疫,史称“建安大疫”。建安大疫其实早在汉灵帝建宁年间就已发生,后来断断续续,少则一两年,多则十来年,一次次反复发生,一直延续到西晋太康年间;也就是说,整个建安时期(二十五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六十年),都在瘟疫期内。下面是从不同史书中查出的瘟疫记载:

  (东汉)建宁四年(171),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后汉书·汉灵帝》)

  (东汉)熹平二年癸丑(173),春,正月,大疫。(《资治通鉴·卷五十七》)

  (东汉)光和二年己未(179),春,大疫。(《资治通鉴·卷五十》)

  (东汉)光和五年壬戌(182),春,正月,辛未,赦天下。二月,大疫。(《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东汉)中平二年乙丑(185),春,正月,大疫。(《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魏)黄初四年(223),四月,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会天大疫,帝悉召諸军还。(《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太和五年(231),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青龙三年(235),春正月,京都大疫。(《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吴)赤乌九年(246),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吴)建兴二年(253),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吴)建兴三年(254),自改年及是岁,连大疫。(《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西晋)泰始九年(273),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竟达十万。(《晋书·五行志》)

  (西晋)咸宁元年(275),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晋书·五行志》)

  (西晋)太康三年(282),春,疫。(《晋书·五行志》)

  瘟疫最严重的当然是建安年间,其中又以建安二十二年的曹魏,疫情最为惨烈。关于这一年的疫情,《太平御览》中有一篇曹植的短文,题为《说疫气》,似非全文,只有一百多字,抄在下面: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文中称:“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意为染病者多为贫寒之人,少有富贵之家。其实,曹植所说的“鲜焉”也不少。《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云:

  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

  “干、琳、玚、桢”,即“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皆于建安二十二年染病身亡。又从第二年(建安二十三年)曹丕的《与吴质书》中证实,此四人皆死于瘟疫: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此四人被曹丕称为“亲故”,绝非“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照样难逃瘟疫。连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样的“上层人士”也一个个“罹其灾”,普通百姓当然也就“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了。

  正因如此,第二年四月,魏王曹操颁布《瞻给灾民令》曰: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此即官府抚恤灾民的法令,因为瘟疫过后,留下许多寡妇和孤儿,其中七十岁以上丈夫和子女均死于瘟疫的寡妇,以及十二岁以下父母兄弟均死于瘟疫的孤儿,需要官府赡养和抚养。还有许多因瘟疫而病残的穷人,妻、子、父、兄均死于瘟疫,也需要官府养活。

  据现代学者研究(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自东汉后期至三国未年,汉人总人口从六千多万直线下降至三千万,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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