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

　　

　　对于社交媒体或其他科技应用所带来的危害的忧虑与批判，构成了网络文化领域一个长久不衰、常讲常有的主题。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可以整理出一连串书单，从反思技术异化、人文缺失到批驳信息零碎、思想浅薄，这些作品虽然标靶不一，但靶向大致相同，即尝试揭示互联网弊端和科技阴暗面，向人们发出警示。如今，在这个观念阵营里又新添一位成员，来自英国北爱尔兰的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他的新作《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以下简称《推特机器》）聚焦于社交网络的成瘾性和传播机制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为。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理查德·西摩是一个远方的陌生人，但这并不会妨碍他在政治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声望。除《推特机器》之外，西摩还撰写了《谋杀的自由主义辩护》《反紧缩》《科尔宾：激进政治的怪诞重生》等书，他的文章散见于《卫报》、《雅各宾杂志》（Jacobin）、《伦敦书评》、《纽约时报》和《前景杂志》（Prospect）等知名媒体。

　　对于新书的名字“推特机器”，西摩直言是从保罗·克利（Paul Keel）那里得到的启发。后者是一位活跃于二十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者，曾经创作了一幅题为《鸣啭机器》（The Twittering Machine）的画作。“在这幅画中，一排棍子形状的鸟紧紧抓着由曲柄把手转动的轴条，在这一发出刺耳叫声的装置下方，有一个通红的坑。现代艺术博物馆对这幅画的解释是：‘作为诱饵，这些鸟的作用是把受害者引诱进上方盘旋着机器的坑里。’”西摩接着写道：“如圣乐般婉转的鸟鸣，在通过某种方式被机械化后，被用作将人们打入地狱的诱饵。”整一段构成了全书正文的开篇，也给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颇为巧致和有趣的是，从图画到本书的议题，恰好构成一对重合的隐喻。在保罗·克利创作这幅画作的多年以后，埃文·威廉姆斯、比兹·斯通和杰克·多西在创办微博客网站时，竟然以“鸟叫声”（Twitter）为灵感，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社交工具实时、轻巧的特点。这两项在当时而言崭新的技术工具，都产生了畸变，无时无刻不在收割着生命体的注意力，诱导它们一直不停地劳作、生产乃至书写，乃至遗忘行为的初衷和自身的意义。

　　不过在西摩这里，“推特机器”是别有所指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推特。在书中，他写道：“它是写手的体系，书写的体系，以及与写手们栖居的反馈闭环的体系。推特机器凭借其高速、非正式和互动的特点蓬勃发展……”在这样一种被西摩称为“社交工业”的新秩序下，推特既不是开始，也不会是终结。自在线社交平台被推出后，尤其是“点赞”的玩法和“集赞”的心理促使人们愈加疯狂地生产内容—不管是图片文字，还是音频视频；也不论媒体平台是推特、脸书，还是微信、抖音，写手们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对此，西摩提出了一个极为精彩的设问：“每天进行数小时这样的书写能得到什么奖励？……平台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来代替工资呢？是什么让我们沉迷于其中？认可、关注、转发、分享、点赞。”

　　

　　单就书写而言，本身并没有错；即使有奖励回报，也该是一种有效的激励、良性的反馈。西摩敏锐地观察到，数字时代人们的创作、书写，一方面大量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被网络平台的规则算法牢牢牵引。在西摩看来，“社交工业巨头”极其懂得利用那些基于行为心理学的实验成果来发明、改善它们的各种在线应用，以便让用户更容易“上瘾”。当越来越多的人汇入其中，带来的不光是源源不断的流量、“信息过剩”时代的“注意力经济”，还有他们的原创作品、生活轨迹和个人隐私等。这套流动、运作机制貌似协作互惠，平台攫取利益，作者博得名利，但实际上“推特机器越扩张，我们的生活被其殖民的程度也就越高”。西摩指出，“在注意力经济的竞争中，‘赞’就是‘斯金纳箱’这种奖惩管理机制的核心。‘赞’就是对上瘾经济划算的安排”“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利用人们对‘多巴胺冲击’的渴望来操纵人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来说，每个人的“现实被重写，只是为了排除系统认为不能被接受的行为”。

　　西摩无情地戳穿了在线经济一大部分虚幻泡沫，并从“瘾”的角度切入，分析、阐释、揭露“推特机器”让许多人成了“瘾君子”，乐此不疲地像拉磨的驴一样去游戏、购物或“监视”朋友。西摩的论证采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框架，这样一来，他避开了医学病理层面的探讨，也拓展了上瘾的维度，而不是被简化为单纯身体感官的享乐、愉悦。根据西摩的阐释，上瘾行为跟意识、跟欲望、跟情绪、跟本能有关，同时也被平台、资本、监控、技术等一些隐性力量左右。

　　与一般出于文化、道德立场讨论数字行为全然不同，西摩仍是在其擅长的政治的话语体系，将社交媒体的负面效应以更新颖的视角、更高远的站位予以论述。譬如，西摩认为，推特机器“以全新的方式”将现有的社会问题“集体化了”。“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打乱了原有的等级制度，人们不再因违背了权力结构认可的“权威神圣文本”规范而受惩罚或遭社会排斥。但随着“推特机器”的转动，人们的集体社交体验越来越被机器的逻辑左右。我们按照机器的奖励机制和它中意的写作用语，為我们的公共人设编排剧本。大型科技企业将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参与行为转化成“商品”，而个体则成了这些商品中抽象的数据点、代码。

　　西摩的呼声显然是刺耳的。至于他是寓言《国王的新衣》中的那个孩童，还是神话中的那个“预言者”卡桑德拉，就取决于对谁来说了。

　　在“作者的话”中，西摩表示自己“决定避免使用参考文献和学术研究，以防这本书读起来像是一篇论战或者学术论文，我更希望它被当作散文来阅读”。的确，西摩文笔优美、语言流畅、字里行间充满睿智、洞见，并且，西摩也非常善于用文学修辞来推出他的观点—“推特机器是意义的熔炉”；“网暴的反讽从来都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它从不冷漠，而只是被用来掩盖模棱两可的一种手法。反讽的内核基本上一直都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投入”；“喷子，一直以来都是玩弄文化碎片的高手”……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韩炳哲，身为德国新生代思想者，韩炳哲擅长运用深奥的哲学理论、概念、话语，转向对时下生活、时髦文化以及流行事物的智识考察。在网络文化、数字世代的议题上，韩炳哲同样没有缺席，写出了《倦怠社会》《在群中：数字时代的大众心理学》《娱乐何为》《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等。如果说这两人中，韩炳哲是以哲性思辨见长，那么西摩则是以华丽生动、意蕴流长为特色。他用散文式的书写风格，让《推特机器》成为一部直面数字时代的、富有启发性的精神分析学作品。

　　不妨回头来看看西摩究竟在关心什么—“我们彼此相连”“我们都是瘾君子”“我们都是网红”“我们都是喷子”“我们都是骗子”“我们都在消亡”“我们都是书写动物”……这里所列举的都是书中的章节标题，很明显，西摩敏感又机警地捕捉到了我们在网络空间业已沉溺的言行与数字反乌托邦特质的纠缠。在抨击每类现象时，西摩既不拐弯抹角，也不会手下留情。他从一开始就提出中心论断—“《推特机器》是一个恐怖故事，虽然它所讲的技术本身不好也不坏”。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

　　其一，西摩历数数字技术带来的对公民生活的种种入侵与冒犯，如漫天的虚假新闻、遍地的网络愤青、鬼魅的网络诈骗、横行的网络霸凌，以及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等，这些正改变乃至重塑着人们的想法、言谈和西摩所看重的“书写传统”。其二，即使是这样，西摩也并未将祸责归咎于技术，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具有魔力……如果这是一个恐怖故事，其中的恐怖，一部分与使用者有关：这一分类包括我，或许也包括本书的大部分读者。”西摩检视的重点是推特机器的蓄意泛化与放大效应。

　　通常，对于西摩的一系列“指控”，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期待他直截了当地给出解决方案，或者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惜这本书均没有提供。在结语篇章行将收尾处，西摩不无动情地援引了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作《选择如星辰之物》（Choosing Something Like A Stars）—

　　当“众人被操纵，把赞美或责备搞过了头”，那时“就让我们选择如星辰之物”来守护我们的心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信息的热点洪流中脱身，从不断的变化与轰炸、表情包的泛滥和史无前例的信息接收中全身而退，从数据末日和任何可被理解之事终将被攻占的命运中逃出生天，奔赴至远方那点未知之处。

　　最后西摩问道：“如果我们闭着眼坐在教堂里，如果我们躺在睡莲上什么也不干，会有人因此报警吗？”这正是西摩这本书的“答案”—如果说，问话本身够得上是一种态度彰显、立场表达。西摩建议我们应着手人文反思，时刻关注并思索使用数字工具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会真正明白转动“推特机器”的是谁，以及谁在表演、谁又在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