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诗是唐代文化的最高代表，研究唐史，最好是诗，其次是文，然后是禅宗思想。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便是通过诗来研究唐代社会的。如今，黄天骥先生的《唐诗三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集唐诗之精华，用独特之方法，为读者敞开了中国诗歌的宝库之门。

　　清初编集的《全唐诗》，计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经过后人的考索增补，估计现存唐诗应是五万五千首左右。《唐诗三百年》选析了唐诗名篇三十多首，除了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大诗人各选入两首作品外，其他诗人都只选一首。所选的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考虑到现代一般读者的喜爱，所选的也以近体诗中的律詩、绝诗居多。读《唐诗三百年》，仿佛聆听明师教诲，诚为大学唐诗赏析课的典范。读深了，更会发现学者的创见层出不穷。数十年的研究，唐诗精髓已进入作者心灵深处。解诗，流露的是自然的心声。

　　唐诗名篇，自来解者无数。黄天骥先生在解诗时，充分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又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唐代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后世评价越来越高。闻一多甚至认为它是“诗中的诗，顶峰的顶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闻一多说，张若虚这几句诗，具有“宇宙意识”。黄天骥则说：“其实，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中外古今的人都在叩问，在探索。大科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提出‘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早在一八九七年左右，欧洲象征主义大师高更，便以此为标题创作了一系列大幅油画，以梦幻的记忆形式表达对这问题的迷惘。科学家和文艺家，思维各异，但都又以不同的形式，追求解释同一个疑问，看来又谁也回答不了。”事实上，中国不同时代的诗人，也都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苏轼不是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吗？李白还写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思想深邃的诗人，都会对这极具哲理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李白，他感到明月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同样，在张若虚，他看到明月是永恒的，人世也代代无穷，这是月与人一致的地方，但作为个体的人，生命是短暂的，这是月与人矛盾的地方，似乎他更多考虑个人生命的问题。黄天骥通过纵横古今的分析，认为：“诗人们往往热衷于叩问有限人生和无限宇宙的对立统一，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进程有关，和审美受体的“接受史”有关。“我只隐约感到，明中叶以后，思想界、文学界，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对传统观念越来越怀疑，越来越感到理想与现实的疏离。儒、道、佛三教在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中，使中国的哲学思想有了更系统更细腻的发展，人们对人生乃至宇宙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而儒、道、佛三教，即使最具异端思想的人，也离不开‘天人合一的理念的主导，有人领悟到天与人的亲和，有人则慨叹天与人的疏离。此两者，实质上都由‘天人合一的观念派生。我们从亲和感与疏离感的两类诗中，可以看到哲学理念对创作的意义。”（《唐诗三百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天骥先生在读唐诗时，往往亲身探访古迹。读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天骥说：“十多年前，我到过永济县，自然慕名登上了鹳雀楼。楼有三层，我也不禁‘欲穷千里目，登上了第三层的最高处。可是，只见平畴开阔，丘陵起伏，却没见到黄河的身影。我便想，怎么王之涣有‘黄河入海流的描写呢？当然，我也知道，离开鹳雀楼南方的好几公里处有黄河故道，黄河确曾在这一带奔流，当年，王之涣登上鹳雀楼，顺着黄河望过去，遥望眼前景色，觉得十分开阔，却没有说它‘极高。”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黄天骥说：“多年前，我曾到过苏州的寒山寺。记得一进寺门，便看到寒山和拾得的画像，这两个人，衣衫褴褛，形容古怪。不过，现在寺门外已属市廛，车水马龙，再没有清幽宁静的景象了吧。”重访写诗的场景，进一步重寻唐人心史，便别有一番体悟。

　　黄天骥先生的另一专业是中国戏剧史，他善于运用戏剧的观点来观察诗歌。王翰《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黄天骥作了类比：“欲饮，不是未饮，也不是已饮，而是写那将官拿着白玉杯将饮而未饮。如果王翰写将官未饮，那么，酒杯仍放在桌面上。琵琶声一响，催人上路，他可能索性不饮，滚鞍上马，吩咐把酒留着，等待战胜敌人后再来尽醉。就像《三国演义》写‘关羽温酒斩华雄一段，不是有吕布的先锋华雄前来挑战，关羽准备上马应敌，当曹操捧酒壮行时，关羽便吩咐，酒先放着，等到他斩了华雄，跃马回营，‘其酒尚温，才一饮而尽吗？这样写，也很能表现壮士的勇武。”《石壕吏》中，杜甫让审美客体感悟到石壕吏狰狞的面目，是要读者从他吆喝和质问老妇的声音中，“看”到了的。但这“看”到，实际上只是“听”到而已。这一点，杜甫在诗的第七句便写明：“听妇前致词。”作为偶然投于石壕村的客人，他听到的，也只是吏的怒呼和老妇苦求的声音，而不是写看到他们一怒一苦的形象。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声音越大，甚至震动到连耳膜也来不及反射到听觉神经，那就成为“希声”。黄天骥以戏剧角度来看诗：“我的老师董每戡教授，曾告诉我一桩往事。有一次，他去听一位老艺人说书，说的是‘张飞喝断长坂桥。当讲到张飞大声一喝时，那老艺人一拍惊堂木，举起双手，嘴巴猛然张开，作大喝状。其实他的喉头，绝对没有发出声音。但董老师说，当时他和其他听众，都听到了‘张飞震耳欲聋的大吼。这是说书艺人让听众看到了他夸张的动作，把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所得的感受，于是，审美客体的脑细胞，便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让虚景呈为实境，获得更深刻的认知，这就是艺术的奥妙。”

　　诗歌与戏剧的研究互为印证，黄先生运用起来，正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一结句是难得的好句。“兵凶战危”，战争是残酷的，即使是正义的战争，战死沙场，毕竟是悲伤的事。黄先生笔锋一转：“当然，在唐代，也有诗人强调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气概，但更多的边塞诗，会写到人们对征战感受的复杂性。……这一点，对战争有所认识和思想有深度的作家，是会感悟到的。像元代，在杂剧《单刀会》里，关汉卿写关羽在临战前，一唱【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再唱【驻马听】：‘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关汉卿写关羽英勇无比，但也突出地写他认识到战争的惨烈，‘从古知兵非好战，关羽的勇武形象，以及这一段悲天悯人的喟叹，正是卓越的戏剧家关汉卿对待战争的态度。”

　　黄天骥对唐诗的研究不仅善于运用戏剧视角，还巧妙地运用西方文化观点，通过比较文化的方式，将唐诗放在世界文化史的格局中欣赏。他分析孟浩然《春晓》倒叙思想发展的进程，在平淡中有奇特。“文似看山不喜平”，诗词创作更是如此。黄先生认为：“按照我国的传统审美习惯，喜欢看到事物参差错落的变化。以园林为例，欧美式的花园，总体的布局很齐整，树木也经过细心修剪，道路的设计也重平直。据郁达夫先生说，‘日本人的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致简洁，能在单纯中点出趣事的妙艺（《日本文化生活》）。我认为，西方人的审美观点注重齐整，日本人注重简洁，而我国的文化传统则注重变化。唐代的张沁有诗云：‘别梦依稀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后面一句，正好概括出我国传统的审美情趣。为了要求变化，我们的园林建筑，往往采用‘隔的手法，不想让人一览无遗。像《红楼梦》写贾府的大观园，进门处便先设置一大块假山，挡住去路，不让人对里面的景色一览无遗。这种‘隔的手法，是为了吸引观者，让人们透过半遮半掩的空间，视觉产生变化，从而得到美的感受。苏州的园林，往往在平坦处加设月亮门，隔开前边的景致，却又若明若暗地露出前景的端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通过欧美、日本、中国的园林风格比较，再来探讨诗歌，形象而具说服力。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无数人背得烂熟的名诗。在黄先生看来，沈德潜说：“写出瞬间千里，若有神助”（《唐诗别裁》）这评价显得很肤浅。李瑛说：“通首只写舟行之速，而峡江之险，已历历如绘，可想见其落笔之超”（《诗法易简录》），更属皮相之谈。黄先生更幽默地说：如果真的只是表现旅行的轻快，我们不妨试改动几个字：“朝辞深圳出房间，千里武昌一日还;两面鸟声啼不住，动车已过万重山。”要理解《早发白帝城》，只看到其飘逸轻快的一面，而不了解当时李白写这诗时的心境，不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了解李白在创作时的心态，就会像误认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在为岭南荔枝卖广告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看似简单的几句，竟是“三唐压卷”之作，当然也不会得出“惊风雨而泣鬼神”这样高度的评价。无论对李白还是苏轼，皆须“知人论世”视之：苏轼被贬到岭南，他满肚子愤激，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日啖三百颗，哪里吃得下？不要以为苏老夫子在替岭南荔枝做广告，其实，他被贬到岭南，满肚子牢骚。故意大赞岭南的荔枝，表现出满心高兴的样子，是要让政敌们看看，他在岭南活得好极了。黄先生仔细分析了李白写诗时的历史背景后说：“整首《早发白帝城》，在轻快的调子中，又都笼罩着惊喜和骄傲之情。李白意想不到的，不仅是舟行之快，他还意想不到未到夜郎即被赦免，意想不到这么快便被‘落实政策。‘世人皆欲杀，在他来说，这更是对政敌意想不到的胜利。当我们理解了李白的心境，便知道他的多种‘意想不到的含义，有多么的复杂！而这微妙深沉的感情，李白却能以表面上很轻松的笔触表现出来。”将李白与苏轼作诗的心境作比较之后，黄先生也深思中西诗歌创作的特点：“在西方，人们习惯于逻辑思维。在西方古典诗歌中，抒情也多直抒其情，想什么就写什么，如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普希金说‘我曾经爱过你，爱情，并没有从我心中消亡，都是把内心情感直接抒写。这样的写法，好处是真率，不足则是抽象，让读者缺乏思考的回旋余地。”而中国传统的诗词创作，则是重视情景交融。情在景中表现，妙处在具体，妙在把看不见的内心情感，外化为可以看到的形象、意象。当然，在“情”外化为“象”的过程中，是会或变异或夸张的，从科学的角度看，未必是可靠的。但即使如此，它会产生一种冲击力，反而使人更了解其情感的内涵。如“白发三千丈”“月是故乡明”等，读者在其不太合理却又是具体的描写中，更体会到李白愁怀之深和对故乡思念之深。

　　黄天骥读唐诗而反思历史：“历史是时间长河的记录。它又像是万花筒，五颜六色，稍稍挪动，便出现新的图形;它又像回音壁，前头发出的声音，后头又会回响。尽管时空的隧道遥不可及，但反响会惊人地相似。因此，当诗人进入历史的画廊，自然感到美不胜收，同时，又会在历史的留影中，影影绰绰地看到现实，甚至看到自己也在时光的黑洞中，载沉载浮，载欣载奔。因此，因古今之兴会，托往事以抒怀，便成为咏史诗这一体裁的功能。”李颀《古从军行》的最后结句：“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黄先生认为，李颀通过对汉武帝的讽刺，正是要告诫唐玄宗。“在盛唐时期，国力渐盛，为了防御吐蕃、突厥的侵扰，唐王朝不得不多次派兵抵抗，也取得辉煌的战果。这类战争，属正义的战争。因此，诗坛里产生不少歌颂战争、渴望胜利的边塞诗。像人们熟知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诗句，都充满了英雄的气概。但是，也有一些战争，是唐朝统治集团为了攫取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这就属于非正义性的战争，像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曾轻启战衅，‘欲以边功争宠。在天宝二十四年（736），已作为唐朝将领的安禄山，领兵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因此，李白也有诗批评那些发动战争谋取私利的将领：‘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李白还提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明确地表达了对战争的态度。”黄先生说刘禹锡《石头城》，也着眼于历史沧桑：“中唐期间，以金陵为怀古对象的诗作纷纷呈现，除刘禹锡外，白居易、元稹、许浑、唐彦谦等人，都写过多首与金陵有关的怀古诗。这现象，和安史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迅速走向没落的道路有关。诗人忧心忡忡，六朝兴亡历史的阴影，涌上了心头，作为六朝首都的金陵，正是六朝盛衰变化的缩影。当诗人们反思社会现实，金陵的命運，便正好作为他们以古喻今的投影。”在这里，我们感悟诗心，也深思史识，在诗史之中穿越历史三峡。

　　读《唐诗三百年》，不得不感慨时间的奇妙。千百年来，中国人往往神游千载之上，反省汉唐时代的祖先如何开拓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绵延不绝的文化。在中国诗歌的文艺兴复之梦中，你我皆历春风夏日秋雨冬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留下无尽的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