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

　　

　　二○二二年十月六日，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其作品“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的特点打动了瑞典学院评审团，成为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法国籍女作家。作为活跃多年的女作家，埃尔诺以其文学才华、创造力和艺术能量，在法国文坛举足轻重，此番获奖除了带给其个人重大影响之外，也让外国读者得以一窥法国人民的生活与时代的变迁，也引起了人们对女性群体权益的进一步关注。可惜安妮· 埃尔诺虽然在欧洲的知名度非常高，但中国国内知道她的人却是寥寥，在她获奖之前，作品的中文译版也很少。

　　那么，为什么是安妮·埃尔诺呢？

　　二○一七年，诺奖被爆出泄密事件，于是停颁了一年。之后几年的文学奖得主，如鲍勃·迪伦、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都颇有爆冷夺魁之嫌，而另一些颇负盛名的作家则是年年陪跑，这不得不越来越让一些读者质疑该奖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作为评委之一的艾伦·马特森（Ellen Mattson）曾在访谈中如此讲述评选标准：“世界上到处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你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很难解释那是什么。我想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浪漫主义者称其为‘神圣的火花’。对我来说，这是我在写作中听到的一种声音，我在这位特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瑞典文学院主席奥尔森（Anders Olsson）则认为，埃尔诺的写作“始终如一地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一个在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一九四○年九月一日，一个名叫安妮·迪歇那（Annie Duchesne）的小女孩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利勒博讷市的一个底层家庭。她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长大，在鲁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完成了学业，并获得现代文学学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安妮嫁给菲利普·埃尔诺，改名安妮·埃尔诺。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儿子，但在共同生活十七年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七十年代初，安妮·埃尔诺开始在博讷维尔的高中、旧阿讷西的埃维尔初中以及蓬图瓦兹任教，之后加入国家遠程教育中心。之后不久，埃尔诺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自传体小说《清空》（Les Armoires vides，1974），正式登上了文坛。

　　值得一提的是，安妮·埃尔诺在她的自传性作品中，通过使用 “超个人的我”（je transpersonnel），通过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来展示当时的社会。埃尔诺在《写作的理由》（Raisons d’écrire，2005）中写道，“‘我’更多的是超个人的，而不是非个人的，因为读者也被包括在这种个人经验的社会历史背景”，“写作人生。不是我的人生，不是他的人生，甚至不是一个人的人生”。在她的文集《书写人生》（écrire la vie，2011）里，她这样解读自己的作品：“我没有试图写我自己或者把我的生活写成一部作品：我把我的生活中寻常的事作为故事来源、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感受作为材料来探索，以此来掌握和揭示某种微妙的真理。我总是既写我自己，又写我自己之外的东西，但是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我’是没有一个固定身份的，它的声音被其他居住在我们身上的声音—父母的、社会的而交叉影响着。”这个“我”是一代人和某个时代的见证者，借助于各种平常的社会行为描写来表现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

　　比如《位置》（La Place，1983；中文版又译为《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Une Femme，1987；中文版又译为《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两部传记体小说，前者是埃尔诺为父亲作的传记，而后者是其为母亲所作。埃尔诺年幼家境拮据，父母在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酒馆兼杂货店，过着底层的生活，但是他们倾尽全力想要将埃尔诺培养成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埃尔诺真的学业有成，获得法国中学当代文学教师学衔之后，她与父母之间又产生了难以逾越的心理隔阂。在《位置》中，埃尔诺这样描述父亲：“在家人和顾客面前，他因为我已经十七岁了还不能够像周围其他女孩子那样或是去办公室上班，或是当工人，或是在父母开的店里帮忙，不能够自食其力感到某种不自在，甚至觉得是一种耻辱。”埃尔诺的父亲从小生活贫穷，基本没有读过书，于是他无比渴望女儿可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然而由于自身所处阶级的局限性，女儿的“格格不入”仍然让这个父亲感到不安与茫然。

　　《一个女人》的译者郭玉梅，在《译后记》中这样评价道：“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的父母如何不遗余力地为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而奋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未来的希冀，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当代法国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划分，在人们的心理、生活习惯、爱好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表现了二战后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境，使人们通过作品真切地体会那时不同阶层不同条件下的人们的不同命运。”

　　即使知识带给了埃尔诺力量，她却仍然不可能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划清界限，她将这称为“内心的流亡”。埃尔诺为母亲作传，并不只单单为了记录母亲的一生，“而是想透过她，对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写作可以让我更接近真实”（《一个女人》）。在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后，埃尔诺与父母所处的社会位置越来越远，这种与原阶层的割裂，让她感到难以抑制的焦虑与不安。对于精英阶层，埃尔诺是一个外来者，得努力适应才能融入这个阶层的游戏规则；对于原阶层，埃尔诺却找不到归属感。于是她说道：“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单和虚假。”

　　埃尔诺在六十八岁时完成的代表作《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08），可以被看作是她的自传。这部作品最有亮点的地方，是其“无人称自传”的体裁。在全书中，埃尔诺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以现实生活的体验为灵感来源，从稀松平常的家庭宴会到具有高度意义的政治活动，将一九四○年到二○○○年间，法国社会的集体回忆以一种生活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埃尔诺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女性的一生，而是通过亲身体验来重建一个时代，以此来“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在书中，埃尔诺坦言：“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贯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连贯性，把她的这些各种各样分开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这就是一种独特的、但也是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

　　这部历经二十年推敲创作出的《悠悠岁月》，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居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法兰西学术院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奖和法国文学杜拉斯奖。不过，这部作品中的碎片化写作是阻碍读者初次阅读的一大障碍。埃尔诺将其个人成长中的诸多烦琐细节都融合在了一起，每一个段落都单独展开叙述，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段落之间也没有必然直接的联系。但是细细阅读，可以发现正是这一切构成了法国社会的整体图景。在这本书的“致中国读者”中，她这样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到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的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愿你们能感到，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

　　埃尔诺作为一名作家，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她将写作看作一种斗争方式，将自己的作品看成反抗的工具：“她也从来都只在她的语言、所有人的语言里写作，这是她打算用来对反抗她的一切施加影响的唯一工具。于是要写的作品就代表着一种斗争工具。”（《悠悠岁月》）在埃尔诺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她从未停止过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埃尔诺谈及她与偶像波伏瓦的共同点：“像她一样，我把文学视为一种承诺，一种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手段，一种斗争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如她一样，生活的事业和写作的事业对我来说是不可分割的。”在《事件》（L’événement，2000）中，埃尔诺讲述了在法国禁止堕胎的年代自己秘密堕胎的经历。埃尔诺在大学期间意外怀孕，为了解决这个意外的“麻烦”，她不得不冒着犯法的危险，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在这期间，她的恋人置身事外，她也不敢向家人寻求帮助。埃尔诺前前后后尝试了三次才最终成功。这次事件的最后，埃尔诺和老师说，她生病了，生的是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把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继而不禁发问：“为何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段文字反映女性的這种不堪和痛苦？”（《事件》）

　　二○二二年十月六日，安妮·埃尔诺在位于塞尔吉的家中办公，电话铃声狂响，但因为工作还没完成，她并没有接这通电话，错过了来自瑞典文学院的通知。因此，当作家从瑞典新闻社得知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显得非常迟疑：“我非常惊讶，您确定我得奖了吗？”在得到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她才相信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面对瑞典电视台SVT的采访，安妮·埃尔诺回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责任，这是诺贝尔奖赋予我的责任……我将以一种公平、正义的形式去见证这个世界的行为，尤其是与妇女以及被统治者有关的不公平现象。”在伽利玛出版社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埃尔诺再次强调了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的责任，表示自己将继续和各种形式的不公正现象作斗争，即使文学并不一定能够立即就改变现实的情况。

　　不难预测，因为荣获二○二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这个原本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的名字在中国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她的“勇气”和“敏锐”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震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