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雪飞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

　　《濒临狂野的心》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当时仅有二十三岁。这是一部让巴西读者瞠目结舌的作品。中国读者也会面对巨大的阅读挑战，尽管很多人因为《星辰时刻》而喜欢克拉丽丝，表示能够接受其写作方式。这部小说的发表给沉寂已久的巴西文学评论界投下了一枚炸弹。面对无法用任何传统与流派界定的小说，面对全然向内的个人化书写，面对天赋喷涌的早熟作家，评论界错愕之余众说纷纭。巴西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甘迪特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刚刚崭露头角，他立即发现了克拉丽丝的独特气质，在《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光芒中》一文中，给予克拉丽丝极高评价，称赞《濒临狂野的心》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一种“高贵的实现”，指出作家致力于在小说中建立一种新的节奏，她的语言获得了“情节所具有的戏剧特征”，将“语言的领域拓展到更复杂更不可表达的地域”。评论家塞尔吉奥·米里埃同样盛赞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认为《濒临狂野的心》是“最为严肃的内省小说的尝试”。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部作品的风格。当时的评论界巨擘阿尔瓦罗·林斯隐晦地否认了克拉丽丝的独特性，认为尽管李斯佩克朵的风格在巴西是非常新颖的，但在世界的范围内并非如此。他认为《濒临狂野的心》模仿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而且小说戛然而止，结构上并不完整，没有达到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林斯承认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具有“超乎其年龄的智慧”，但认为她不具有“小说家所必须的时间与训练带来的经验”。此外，阿尔瓦罗·林斯还批评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技巧，尤其是将空间与时间并置的方式，认为这样弱化了情节。林斯所批评的技巧正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为赞赏的。在这篇近似“影响批评”的文章中，林斯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书写置于“女性文学”的分类中，他认为正是“女性的性情”这一点使得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尽管在书的铭文中引用了乔伊斯，但却更接近伍尔夫”。然而，他接下来的话意味深长：“抒情与自恋是女性文学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写作中。”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林斯敏感地意识到克拉丽丝写作中的女性特质，但从其态度中不难看出轻慢与蔑视，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对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书写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轻而脆弱的克拉丽丝很难承受这种批评，在给姐姐的信中表现出不满：“批评让我感觉不好。阿尔瓦罗·林斯的批评让我震惊，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倒是好事。我给他写信，告诉他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没有读过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没有读过普鲁斯特，因为那个人就差没把我称为这些作家的‘商业化代表了。”克拉丽丝应该是一个倔强的人。多年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星辰时刻》中，她故意写了一个有“开端、中段和大结局”的故事，隐晦而戏谑地回应了“结构上并不完整”的批评。

　　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寫作取得了经典地位的今天，回顾她的文学首秀所引起的众声喧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面对同一部作品，何以评论界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奥尔佳·德·萨汇总了种种早期研究，得出结论：阿尔瓦罗·林斯的批评是因为他看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新颖，但是他无法为这种新颖提供解释，更无法为她在巴西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而安东尼奥·甘迪特敏锐地发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独特语言与风格产生的原因：使葡语在思考这个层面获得延伸与增长。这同样是塞尔吉奥·米里埃米的观点：“一种丰满有力的个人语言，形容词化确定而锐利，恰如其分地围裹住思想，支撑着思想的新颖与坚实。”

　　作为克拉丽丝的译者、研究者与本书的校译者，对此，我想提出一种个人化的思考，基于观察而非考据，基于人以群分而非克拉丽丝在世界中的位置，基于克拉丽丝遨游其中的神秘主义：喜欢克拉丽丝的人是接受了生命中的非理性的那一面的人，并非事事需要解释，并非事事可以解释，不是通过理解而理解世界，而是通过感受;不接受克拉丽丝的人大多理性而哲学，喜欢整饬、条理，追求逻辑与有头有尾，不能接受混乱可能也是一种本质，不能接受被突如而来的思绪洪流裹挟，一如林斯与本书男主人公奥塔维奥。

　　《濒临狂野的心》的女主人公约安娜，应该会被理性的读者看作一个莫名其妙的“作女”，她到底在干什么？她到底想要什么？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约安娜或克拉丽丝一生都在追寻答案。从约安娜到玛卡贝娅，克拉丽丝的女孩们走过漫长的成长史。《濒临狂野的心》是克拉丽丝的原点写作，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而且因为可以在其中找到作家终其一生通过全部作品而不断重复、强调与深化的所有主题：成长、孤独、幸福、自我之识、自我表达之艰难。

　　这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是约安娜艰难地追寻自我意识的过程，不仅作为女性，而且作为作家，她在力图创造。在她还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之前，她就本能地表现出了对于婶娘、阿曼达和莉迪娅所代表的“好女人”的疏离，强烈的本质冲动让她无法认同世俗眼中的“善”。这种本质在书中用“恶”来表达，但这并非道德范畴的“恶”，而是存在范畴的。“恶”使人得自由，令人认知本真。好女人如阿曼达和莉迪娅，胆敢僭越约定俗成吗？如果她们生来就接受了被限定的路途，从来没有过反思，也绝对不敢反思，从来没有一次让真实的欲望实现，甚至从来不知什么是真实的欲望，那么她们又如何证明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呢？通过偷书的“恶”，约安娜在婶娘惊骇的眼神中化为“小恶魔”，从而与被父亲称为“魔鬼”的母亲艾尔扎成为同类：结实、坚硬、有力量。通过“做恶”的代价，约安娜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与表达，“约安娜想：我确信我是为恶而生的”。

　　如果是约安娜象征着危险的自由，那么莉迪娅则象征着呆滞的安全。一个被父权机制深深内化，另一个的使命是逃离这种机制。因此，不难理解奥塔维奥的选择。他被约安娜的“粗鲁”所吸引，迅速抛弃了以被动等待为特征的表妹莉迪娅。但约安娜光照一般的力量又让奥塔维奥觉得不安全，所以婚后他又回到了“好女人”莉迪娅的身边，享受“大胸”带来的厚实、舒适与安全。这场婚姻并非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般的情爱故事，而是对传统“幸福”概念的解构，具体化了孩提时约安娜和女教师之间关于“幸福”的对话：“幸福之后有什么？”在这场婚姻中，约安娜未尝不感到幸福，然而婚姻之幸福所内涵的压抑与禁锢令她无法承受，表达能力迅速退化，甚至连奥塔维奥出于通奸目的的外出都让她感到放松。莉迪娅的怀孕让两类女性角色的冲突抵达了高潮，为了给孩子一个家庭，莉迪娅找约安娜谈话。这场谈话并非是狗血的“修罗场”，而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展开。“一切动物都会有子女”，这是约安娜的表态，“你为什么不工作来抚养这个孩子呢？”这是约安娜无法被莉迪娅理解的“作恶”。怀孕一向是女性母性的至高证明，是女人“幸福”的终极体现。西蒙·波伏瓦反对这种既定概念，她认为女性的生育与抚养幼儿这种内在性使得她无法实现超越性，并因此在社会之中沦为他者、附庸、第二性。可以认为，对于所谓“母职”，克拉丽丝即便没有全盘否定，至少也是部分拒绝。在她的作品中，频频出现违反生育天职的女性，比如约安娜，比如将从未有过子女当作冒犯的劳拉，比如卵巢已经萎缩的玛卡贝娅，还有世界上最小的女人“小花”，异常小的身躯还能孕育更小的生命，让人泛起无限恶心。

　　“你为什么不工作来抚养这个孩子呢？”与外交官丈夫离婚后，旅居国外十六年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返回里约热内卢，卖文为生，独立抚养两个孩子。若干年后，外交官前夫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写信给你，希望求得你的谅解。……也许我应该写给约安娜，而不是克拉丽丝。对不起，约安娜，我没有给你支持与理解，你的确有权利期待我这样做。在结婚之前，你曾对我说过你不适合结婚。我不该把这当成耳光，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你在企求帮助。在这件事和其他很多事上，我都没有帮到你。然而，我从直觉上从来没有不相信克拉丽丝、约安娜和莉迪娅在你身上共存。我排斥约安娜，没有向她伸出援手，因为她的世界让我不安。……然而，莉迪娅是克拉丽丝的另一个侧面，她‘对于欢愉绝不害怕，毫无内疚地接受了它。原谅我，亲爱的，因为我竟然没有劝服约安娜，她和莉迪娅其实是克拉丽丝身上的同一个人……”

　　前夫的这封信透露出青年克拉丽丝的真实生活：作为莉迪娅的那一部分驱使她进入婚姻，生儿育女;作为约安娜的那一部分令她最终选择离开，觉醒地找寻自己并勇敢地踏上一条未知之路。《濒临狂野的心》发表于克拉丽丝结婚之前，因此，有时，作家不仅会以自己为蓝本塑造人物形象，而且可能以创作为蓝本塑造自己的生活。然而，这封信同样揭示了两个人的分手不可避免，一如奥塔维奥与约安娜，因為他竟想“劝服”约安娜，甚至以为可以施以援手。约安娜不可劝服，克拉丽丝不可劝服，她们并不需要男性自负的“帮助”，因为她们想成为拥有独特声音的女人。《濒临狂野的心》不仅仅是女性成长小说，而且是“艺术家成长小说”，因为约安娜追寻的不但是自我意识，还有自我表达。无论是在父亲的打字机旁，还是在奥塔维奥的书房，约安娜的自我表达都被深深压制，无法形成创造，这让她沮丧不已。唯有僭越可以突破。她做出了一次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行为：通奸。约安娜与那个名字不重要的男人之间的行为毫无任何意义与目标，纯粹是僭越之僭越。约安娜因此发出了自己的独特声音：“Lalande”。没有意义，但从她心底发出，并独属于她。

　　在结尾处，约安娜踏上了旅程，小说戛然而止。阿尔瓦罗·林斯认为这意味着结构的不完整。然而，我认为，约安娜必然要踏上旅程。巴西学者费雷拉-平托总结了女性成长小说与男性成长小说的基本差异，她认为，在男性成长小说中，未成年人在成熟、博学的导师的引导下实现成长，进入并融入社会，成为中坚，游刃有余，比如威廉·麦斯特。而女性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一般是成人，没有导师，以自我觉醒为特征，结局是疏离社会。因此，出走是约安娜的必然结局，旅行是自我觉醒的必由之路。而且，这并不意味着结构上的不完美，因为约安娜未尽的故事将由洛丽续写。一九六九年，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发表了《一场学习和欢愉之书》，这是她唯一直接书写爱情的作品。女主人公洛丽遭受感情波折，踏上旅程，来到里约热内卢，在这里，她遇到了尤利西斯，大学哲学教授，奥塔维奥的升级与加强版。洛丽的美丽吸引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的博学征服了洛丽，二人有望发展一段情缘。洛丽认为可以在尤利西斯这里得到教导，希望尤利西斯成为她的人生导师，疏解她因“自我叩问”而产生的存在之痛，但是尤利西斯拒绝“导师”身份，因为他也存在同样的痛楚。他自己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他不是教育者，而是自我教育者，尤利西斯能为洛丽所做的只有“等待”，直到洛丽自己体认到存在的真实并对两人关系做好准备的那一刻。洛丽进入了艰难的自我学习，在经历了一系列心理层面的“旅行”之后，她完成了自我觉醒，做好了准备，最终与尤利西斯结合，作为平等的人，形成平等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乌托邦，然而并不能认为洛丽比约安娜更幸福，因为克拉丽丝已经取消了幸福与不幸福的界限。或者说，唯有自我觉醒具有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