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从彦

　　在宋代，士人经常出门在外，或游历或求仕，他们该如何与自己的家庭保持联络？在背井离乡的常态之下，他们又该如何平衡日常事务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在高度重视孝道的社会中，忠与孝是否催生了关于家庭生活和“人—地”关系的新理念？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聪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一书，从北宋时期孝道言辞与孝行变化的维度出发，进行了细致又翔实的解答。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对孝道的推崇，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竭力成为家之孝子。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以仕宦为荣耀，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尽力成为国之栋梁。既要全力以赴成为孝顺父母的有心儿女，又要孜孜以求成为光耀门庭的有志之士，这无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北宋，士人们努力在践行对父母和家庭的义务与满足问学和求仕的需要之间多方尝试，希冀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一努力的结果是，北宋朝廷及士人在发扬前代的孝道理念和提倡新的孝道“标准”实践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参与其中。通过深入分析北宋士大夫有关其父母、亲人及自身的书写，张聪既揭示出这一阶段“国家—士人”关系中的重大转变，还考察了十至十二世纪长時段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本书总共分为四章，每一章围绕一个关键的孝道表现进行重点讨论。第一章“新孝道理念的胜出：禄养父母”，讲述作为士人中心诉求的入仕为官与日益重要的孝道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章“守丧与孝道：政策与实践”，考察北宋政府如何决定精英是否被允准为父母服丧，在哪里服丧，以及服丧的时间长度。第三章“何时何地：葬事与孝道”，探讨北宋时造成久不克葬和频繁迁墓的各种因素。第四章“追思忆往”，阐述墓志铭在北宋作为一种突出孝道表达形式的确立。

　　孝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一直受到历朝帝王的高度重视。宋初君王们均声称“以孝治天下”。如此一来，北宋士人都积极提倡并践行孝道。与以往有关孝道的研究不同的是，张聪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士大夫们如何理解和履行他们的养亲、处理父母的丧葬事宜以及追思祭祖的责任。对这群北宋精英人士的个人经历和内心情感的深度追踪，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北宋士人孝道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互相抵触的追求，自然深刻地影响这群国家的社会文化精英。但既然是精英人士，他们想出了诸多可行之法：部分官员依靠其兄弟肩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部分官员则由妻子侍奉公婆。与此同时，北宋时还形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孝道理想—“禄养”，即仕宦之子“使用自己的俸禄来供养和孝敬父母”。这种孝道模式的出现，则将士人与家庭义务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也重新定义了精英人士的孝道责任与实践。在书中，张聪用四章的篇幅表明：虽然“禄养”被拔高为最重要的孝道表现形式并没有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抵制，但精英人士孝道义务的重构对其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考察了两千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张聪集中火力从三个方面揭示北宋士人家庭的内部关系。首先，禄养理念的兴起，直接导致家庭内部孝行的分割。养亲责任的转移，不仅重新分配了家庭责任，而且也影响了家庭的运作方式。其次，禄养理念一方面让宋代士大夫可以更专注地实现政治和学术抱负，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其心理负担。由于不可避免地忽略家庭责任，他们的内心也深为自己的不孝举止感到惭愧、内疚甚至羞耻。仕宦和尽孝的持续博弈，也让这种孝道理想增添了许多不可确定性。第三，在强调禄养模式对精英家庭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本书也将证明，并非所有与行孝有关的决定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家庭情况的千差万别、家庭关系的盘根错节使得现实生活中士人的孝道实践也变得异常错综复杂。

　　

　　士人的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他们更加主动地去思索自己与家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引导他们在强化家庭关系、增强宗族凝聚力以及提升地方认同感方面进行不断地改善和创新。基于此，这群精英便十分重视祭祖礼仪、家规家训和族谱书写，也较前人投入更多的精力参与家族组织建设以及以家乡建设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这种付出一方面符合新儒家对理想的道德、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阐述，另一方面这种反思性的实践，为宋代及后世新儒学的成功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禄养理念将得禄者置于崇高地位，这当然是士大夫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可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或许就有多残酷。士人在行孝方面的长期缺位，必然会出现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譬如大量摒弃祖茔、建立新茔。据张聪考证，宋人卒后，最快分别在二十天和三十九天下葬，大多数死者在三年之内入土为安，而延迟最久的葬礼竟长达六十多年。更吊诡的是，那些能够及时将父母安葬的士大夫极少在墓志铭中被世人赞扬，反倒是那些据说克服极端困难，表现出超凡毅力的人子，被公认为孝顺的典范。之所以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张聪发现，大多数北宋士人更加愿意委托一位知名学者来撰写墓志铭，因为这些人的作品更有可能传诸后世。如一位安徽的孝子，就长途跋涉前往浙东，只为向王安石求一篇墓志铭。

　　自古忠孝两难全，为了侍候赡养父母，包拯曾主动弃官近十年；为了兼顾养亲与获得家族荣誉，梅尧臣的父辈选择了“分工尽孝”；因卓越的政绩，韩琦为包括妾母在内的多位先人赢得封赠……书中对这些精英人士纪念父母和记录历史的责任的理解，亦让读者愈加真切地意识到，对父母的记忆正是我们理解过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