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怡

　　王统照（1897-1957）

　　王统照一生热衷于翻译。通过他的译笔，介绍了诸多国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由于发表的期刊比较分散，就有一些译文散失，未能收录在文集和全集之中。笔者根据近年来民国期刊的整理阅读，发现王统照散失的译文多篇，其中有一九二五年发表在重庆的《合力周报》第五十期的小说《夜莺》;一九三五年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游记《山湖》;一九四○年第四辑《文学集林》（《译文特辑》出版于桂林）刊载的《斯宾塞论文两篇》，包括《爱国心》和《艺术之目的》。

　　这三部分的译文，各自代表了王统照文学历程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文艺启蒙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热潮逐渐消退，唯美主义成为他的重要追求，《夜莺》代表了王统照该时期的审美倾向。第二个时期，由于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王统照开始关注苏俄作家与作品，他憧憬那个新型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生活，苏联作家的游记散文《山湖》表达了这种情怀。第三个时期是他苦居上海沦陷区，写作像生存一样艰难，每一篇文章都属于刺刀下的耕耘。这时候，翻译成为一种比较隐晦的反抗，王统照将这种隐晦尽力发挥，《斯宾塞论文两篇》破例的使用了文言。固然文言绝非什么密码，不存在任何破解的难度，但这种奇特的表述本身就是明志的抗议。

一

　　小说《夜莺》，韩德原著，作品很像是一篇散文，全篇是对鸟鸣的欣赏与评判。只有两千字，没有什么情节，完整的人物也没有出现，从头至尾写了夜莺这样的一只鸟儿，它的身段，它的啼鸣，它对“我”灵魂的慰悦。开篇这样写道：

　　在四月中归来的比云雀更为奇怪的鸟儿—就是夜莺。他与其他的鸟儿是怎样的不同！他完全是这样的公开，这样的没有休息，而且这样的使他的身段灵活：可也是这样的敏感，这样的静止，这样的灵魂充溢。在我们住的地方，听到他的啼声真是唯一的利益。我确是相信我们是住在靠近都会的，到花园去的最后的房子中那儿是他所从来的地处。有一件事是我旧日的事实了，是被我父亲教导过的，他是一个研究有素的农耕者，就是所说的“自然的医药师”，有一次晨光射到我的窗子的一个，而我最后的微睡觉醒，作清晨圣洁的呼吸。我再忘不了在同亲爱的生物作第二次的伴侣，听得夜莺的鸣声，他是我灵魂的慰悦。现在想起那种事来，泪痕即时涌出。

　　叙述的转折点在于世俗的偏见，将夜莺视为“悲哀”的代名词，由此引發了关于夜莺的讨论：

　　世界上都将“夜莺”说是被“悲哀”的名□所指称，其实是错误得很，这种小东西，“作自然中是绝没有悲哀的”;而且这鸟儿的叫声全为迅捷的，冲急的，与活泼的调子所充满，甚么都有，但是除却忧烦：简言之，他断定，我们须这样说不是悲哀的，而却是“愉快的夜莺儿”。

　　夜莺的歌声并非是单纯的欢愉，而是具有多重的丰富性：“他有许多的调儿，最特别可寻思处是，在他的多种调中间停歇是给予这些歌调一种反应空气，却万不能想到这是表现比愉慰更大的一种欢欣的意思所成作的快乐。”小说作者聆听之细微，包括夜莺啼叫过程中的“停歇”。

　　《夜莺》同时提到了聆听的“孤寂”：“而且要带有一等孤寂的观念，及夜间的来临，当着在全宇宙支配我们到沉默的地位里，所谓真实的快乐，是在此两方面的，而能够强制我们最有力量的就是这两种伟大的观念！”

　　韩德是谁？他的原名全拼，他的国籍与简历，没有查获可靠的资料。

二

　　《山湖》是苏联作家阿莺尼安的一篇游记，王统照的译文近六千字。译者在《后记》中说：“此文作者乃一苏俄作家，其生平无从查考。但文笔生动，能写出一个古老地方的新建设而不呆板，是一篇新体有力的散文。”

　　文章的核心人物是一位阿美尼亚的骑手：“我们的引导人，大卫·阿坦美安—是戴着尖顶羊皮小帽的短个子。他六十九岁了，然而坐在马背上如同一个青年的勇士。”一路上，老骑手不断谈及自己的经历：

　　我将死就像我活着一样—在马子上。现在我老了，我是一个猎人。自从我幼年时到现在，我杀死了不下三百只狼，二百只狗熊，七百只野猪，可没说上鹿与羚羊。

　　文章的精彩之处是作家沿途见闻的阿美尼亚山地风光与古老的民俗，山居人的服饰，他们的马匹和羊狗：

　　在我们向拔寨螺旋的峭路上去时，遇见许多阿美尼亚的山居人。他们都戴着一律的尖顶羊皮帽，穿着一律的粗糙而揉折的皮靴，一律的长乔喀衣（Chokhi）与大高加索的山居人穿的曲耳喀司吉（Cherkeski，民族服装）相似。

　　他们的马匹其美丽与华耀与我们骑的一样，在马屁傍边有一大群卷毛的畜类跑着，是熊？能这么多吗？

　　但大卫·阿坦美安解说那些东西不过是些狗，—著名的阿美尼亚的“羊狗”。它们是温顺的毛发蓬松的畜类，乍看去与熊没有什么分别。从他们的卷毛口鼻部之下明闪着它们的眼睛，在它们的主人的马子一旁步行时它们是温良而和善，但在执行职务像牧羊人时—多厉害！

　　阿美尼亚的羊犬是极著名的羊群保护者，在劳里的深密森林中，在许多美好的阿来坪的牧场中，有许多的狼与狗熊，但是卷毛的阿美尼亚羊狗却能与之为敌。

　　你们会看见这巴比伦与耐微哈毁残物的浮雕？而且你们那些行猎光景中画出的大蓬毛狗吗？这些沿我们走的山羊狗似乎是古代浮雕中跳出来的。

　　我们的引导人大卫·阿坦美安与每个遇见的山居人打招呼。他完全知道他们。这些山是他的家。我们听着他的种种故事，到他的散漫的回忆中去。他用他的手杖指着原在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

　　游记还穿插叙述了阿美尼亚人多难的历史，他们与熊、波斯人以及俄罗斯沙皇持续两千年的抗争，污秽、疾病与饥饿，使这些山中的种族几乎消灭。

　　所谓的“山湖”，即高山之巅的一个巨大湖泊，名字叫塞万湖，正是游记所探访的终点：

　　我们的眼前扩展开一片海绿的渺茫。异常的绿与异常的青，延长远在我们的实现之外。在水上面—许多山。在水下面—许多山。一片在群山中的海。……

　　在地面上找到这个海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并不是海，它是山湖中最大的一个，像阿美尼亚话叫她做塞万湖，或是高喀卡湖（Ldke Sevan or Gokche）。近湖的勒拉磁与许喀达葛岛的高顶山就像一个碗的周边。长度七百二十五米突。宽度—三百七十五米突。而这个碗的深度是七十六米突。

　　……

　　每年塞万湖有最好的鳟鱼出产量达七百五十吨，这个数目很丰饶地记下来。

　　从居民区有一条路环绕着这个宽大的湖，高举在湖上面的山峰常是暗淡，朦胧。没有一点点的绿辬能够在山峰的无遮蔽的方面看得见。再往上去，—山的绝顶—覆盖着不变的白雪被包。小小的川流斜坡下泻去供给这湖的水量。

　　反过来说，塞万湖岸在山脚下像一条极华贵的波斯地毯。每个的阴影与染色的种种色彩十分美丽地在这里搀和着，恰像由著名巧匠排列成幻想地自然的打样。这湖似是被一位艺术家精巧的变手织成可爱的花圈环绕了一周。……

　　在冬天，完全是适合于目光的不同的画图。湖岸全被雪盖住，那些山似乎距你格外近，它们片段的山峰包在层云之中。在湖的平面上激烈的黑暗的浪头互相追逐，向岸上猛烈地投掷。一种严重，几乎是神秘的风景画。

　　但是现在塞万湖是平静而清澈，你能够直看到底。—到二十五尺深度。在那里能看见似在摇动的巨大石块。

　　你跪在那里时候久了，这样，向水中凝视，你被看得见的奇异与迷人的风景画而忘神，起初你似乎穿过一个纯绿的镜子中看见远远在上的世界，那个世界的本身是过着一种神秘的生活。……还有海王们与不忠心的美人鱼的种种故事，海洋中心的秘密与沉浸的甜蜜梦境全在此中生长。

　　游记前半部分对于大自然与历史掌故的叙述，在于烘托塞万湖的水利工程，苏联人将要把这个山顶湖泊移到山下，用大卫·阿坦美安的话说：

　　“快了，快了，我们要把这个湖从山上倒泻下来。”

　　“这个碗是倾斜了。它所蓄的全倒出来。塞万湖的最大贮水池—含有十六万匹马力的能力电力站的原动力。这是要与但尼蒲劳吉（一九三二年的专家技术的奇观，全世界最大之水电力站）的威力相竞争的。”

　　这种以现代化建设为大自然锦上添花的书写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这样的书写较早可以追溯到王统照的这篇译文。

　　游记在结尾处还是表达了深沉的忧伤：

　　當我们走下这拔塞螺旋的峭路，但是我们却忘不了那十分像大海的深碧色的湖水。

　　六十岁的大卫·阿坦美安在路上给我们唱歌，他的歌声如同一个廿岁，有清亮的，高嗓子的发音。一定距离内能够想到有个纤细美丽的阿美尼亚姑娘在群山之中曼歌。

　　然而那是多末悲伤的调子！充满了忧愁，苦痛，喟叹与哭诉，在歌声中听得出这块切断的，沉渍于血痕中的地方全部过去的历史的回响，—这是由多少世纪以来所受的耻辱。

　　译者王统照在《后记》中专门介绍了塞万湖：“阿美尼亚有秀美之风景，以塞万湖尤为著名。塞万湖乃世界高山湖中之最大者。高出海面六千三百五十英尺。全面积比合起来所有的瑞士诸湖还大。周围绕以伟大之火山岩，时而黑色，时而灰色，有时则成砖红色。为湖屏障的连山山巅被闪闪作光的雪地所掩，一年内有十个月皆有如此景象。雪峰之下有许多牧场。当夕阳明灭时，光彩相映，金碧变幻，至为奇丽。湖之北角即暗淡的塞万火山岛。岛上有建于第四世纪时古阿美尼亚的寺院。湖水深度三百英尺，大洋汽船亦能通过。”

　　当然，在许多年之后的现实中塞万湖工程的失败，是文中大卫·阿坦美安和独眼老者未能来得及目睹的。《文学集林》第4辑《译文特辑》

三

　　《斯宾塞论文两篇》计四千字，发表于《文学集林》第四辑专号《译文特辑》，该期刊创办于上海，抗战时期迁移至桂林。王统照在《附记》中介绍原著者斯宾塞：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 Spencer）之著作经严几道先生介绍，故曾风靡一时，于清末维新运动殊多助力。然严先生所译者只一书，距今已数十年，斯氏其他文字未见有何译本。斯氏思想之影响如何，以及在哲学史上至位望如何，姑置不谈，即论文笔，亦属大家。所为文章，其修辞造句，层次波澜无不宏雅兼擅，比证精密。盖斯氏对于此道研求甚至，除讨论哲理外，评述风格，商榷词字，散见于所著单篇散文中者，可与文艺名家之讨论互相参考。故其谈理纪感之短论，另有价值。

　　接着分别评说《爱国心》《艺术之目的》两篇译文：“右译二篇各涵精义;尤以《爱国心》一篇感人深至。哲士所见迥异恒流，群昏独醒，敢为谠论，以与现代诸国文人徒知依军刀指向，曼言不惭者比，岂止‘大知之于‘小知耶！”

　　王统照在《附记》中盛赞英格兰佃农制的废止，称“人民请求权”是伟大宣言，“驯至将涉足英邦之奴隶概复自由定为成宪之时;至往殖民地之奴隶运输已行停止时;至为西印度奴隶解放耗费二千万镑，及一舰队据称中止其奴隶贸易之时，吾国人成兹伟业自值赞誉。其后，英格兰变为政治避难者之家居，并为弱小国家奋争自由者与以助力，遂将吾人之高贵特质再度展示，而博得世界同感。”

　　然而，英人却开始了他们的殖民扩张，“由传教士而变作居留民之代理人，而变作挟有军威之官吏，而任意惩罚抗逆彼等之土著，而终之以所谓‘平定，—此类并合事件之进展，虽有时循序，有时突发，卒成新印度省与巴罗提司地之变，是盖将英殖民地中对付当地人民之愿望与对付当地野兽等量齐观，宣扬于世界也”。

　　因此，作者尖锐的指明：“动以‘直耶曲耶，是吾国也！相呼者，予对之殊感烦厌。”所谓的“爱国心”，并非“爱吾国之心”，且要看吾家的是非曲直。否则，其爱国者正是抑善助恶，制造罪恶。因此，“数年前，予将一己真感有所表达，多少不免于惊骇世俗，—即反爱国之情感，彼此称谓，自属必然”。

　　《爱国心》最后对于侵略战与自卫战做出辨析：

　　由于一场争战恰如现在某种军队所得裨益之多者，—乃民族之自卫战也。对此种战事一兵一卒咸能有判断其动机之觉识，夫孰肯先受约定于所行善恶一无知悉之人群中间怡然致死，惟投身于反对一己与反对其多伴之分明侵略者中，牺牲生命绝无憾惜。故只有侵略战能被否认，非所语于自卫战也。

　　《艺术之目的》一文论述艺术感觉与知识教育之间的关系，王统照在《附记》中概括说：“斯氏自幼年笃好音乐，故于通声和音，潜移默化之道另有深解。《艺术之目的》一篇从心理与教育两方面艺术之功效，虽与现代艺术理论或不尽同，然以‘感为主，以‘知为副，如此看法，固有其灼见也。”

　　文章以文学、绘画和音乐三种艺术样式解释以上观点。音乐论述最为深入，对于智慧陶冶之说加以矫正：

　　盖亦视音乐若可作智慧之陶冶也。音乐之于心意是一种申诉;而心意以有智慧方能有所觉知，故音乐之于智慧是一种申诉。歌曲作者必笔著而表现，惟所表现者并非情感只是启迪教导之观念，闻歌者必觅得诸观念且必加辨别勿生误解。音乐目的爰在教导，此瓦格讷氏之直认理论也。瓦氏对于生活之种种概念自有主张，又视其所作歌剧可为此等概念之宾介与宣扬传播之代理人。

　　如上文所涵示者，方在流行之极度错谬中深植根底有关心意之构成，予向坚持对此种信念须加驳正。其错谬处仍视生活上涉及音乐之一部分与生活之其他部分相似，全以智慧为主治首长，一切情绪皆为被管制之事物。夫因造成能致人愉乐之感情，唯音乐可适当产生者，则智慧觉知之诸种结果在所必需，毋庸疑惑。（智慧觉知之结果中，包括据为己有之教化。）然此诸种目的，以为是即目的本体，斯成深沉误解矣。

　　……

　　当吾人确能证实音乐之最高意念时，—假定作曲者对是种训练发言陈述，闻乐者彻底通晓矣，然吾人与音乐真目的尚有辽远之间隔。盖智慧质素仍多侵占情绪质素之地位耳。即以音乐听众一变而为自动之解释者，代替被动之领悟为比例，则听众将艺术目的的所产生之意识同情失掉，如纽曼君然，果使彼以为音乐上最好之分配须“于吾人知识生活有所增益”，抑且感知并用，闻乐之时即在探索某种知识，则彼将失掉音乐所赠与之同情，予信无物足以偿其所失。

　　无论何种“教化效果”，凡可被正确认识者，是必于崇高情绪之激刺先有獲益。音乐自能诉出肤浅粗疏之情感，或则诉出精细宏大者，以是为限，而精细宏大之情感可觉醒高等天性，且可发挥效率，虽是顷刻变幻之效率，于听者殊多裨益。音乐原始之目的既非“训练”，亦非“教化”，唯“愉乐”耳;“愉乐”乃完全适合之目的也。

　　王统照此篇译文署名剑先，通篇以文言古文译成，加之英文之长句，阅读颇艰涩。单凭这一点，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做翻译的目的是什么？通常的答案是介绍域外的文化艺术;此外，文学翻译与创作亦有共同之处，即托物言志的寄情功能。身处上海沦陷区的王统照，以文言译出反侵略的作品，以文人的独特方式抗争民族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