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抵达上海，从此在上海定居，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因病逝世。在这九年里，戴望舒除了一度去法国留学（1932年10月至1935年春），其余时间都在上海。但鲁迅、戴望舒两人从未见过面。有过一次通信，《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载：“上午得矛尘信。得小峰信。午后达夫来。下午陈望道、汪馥泉来。胡[吴]祖藩来。得小峰信并《语丝》《北新》。得戴望舒信。”又，七月二十六日载：“晚复康嗣群、戴望舒信。”

　　可惜，双方的信函都没有留下来，其内容也就无从考察。不过，鲁迅在别的地方却留下了一些与戴望舒有关的文字（戴望舒没有留下关于鲁迅的文字）。

　　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鲁迅写了《〈铁流〉编校后记》，其中说：“听说水沫书店也准备在戴望舒先生的指导之下，来出一种相似的丛书。”这里称“先生”又曰“指导”，不是讽刺之笔，是赞赏之意。然而，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鲁迅致曹靖华函，说：“至于‘第三种人，这里早没有人相信它们了，并非为了我们的打击，是年深月久之后，自己露出了尾巴，连施蛰存、戴望舒之流办刊物，也怕它们投稿。”这回口气大变，“之流”云云满是不屑甚至蔑视。这与五年前的用语判若云泥。鲁迅对戴望舒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我们探讨一番。

一

　　上引《〈铁流〉编校后记》那句话的前面，鲁迅写了一大段：

　　一九三一年到这一部译本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去年上半年，是左翼文学尚未很遭迫压的时候，许多书店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前进起见，大概都愿意印几本这一类的书;即使未必实在收稿罢，但也极力要发一个将要出版的书名的广告。这一种风气，竟也打动了一向专出碑版书画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那时我们就选出了十种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剧本和小说，约好译者，名之为《现代文艺丛书》。那十种书，是—《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基作，柔石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同人作，鲁迅译。《十月》，A.雅各武莱夫作，鲁迅译。《精光的年头》，B.毕力涅克作，蓬子译。《铁甲列车》，V.伊凡诺夫作，侍桁译。《叛乱》，P.孚尔玛诺夫作，成文英译。《火马》，F.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译。《铁流》，A.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毁灭》，A.法捷耶夫作，鲁迅译。《静静的顿河》，M.唆罗诃夫作，侯朴译。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也是具有纪念碑性的作品，但因为在先已有译本出版，这里就不编进去了。这时候实在是很热闹。丛书的目录发表了不多久，就已经有别种译本出现在市场上，如杨骚先生译的《十月》和《铁流》。高明先生译的《克服》其实就是《叛乱》。此外还听说水沫书店也准备在戴望舒先生的指导之下，来出一种相似的丛书。（《铁流》曹靖华译本，上海三闲书屋1931年11月）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对戴望舒岂止欣赏，更把他引为同道。什么道？绍介新俄文艺也。话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经过一九二七年的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之后，国民党当局对社会的统治和对文艺的控制稍稍放松了一点，一时间意识形态的弦也不那么紧绷了。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成立大会。接到冯雪峰的通知，戴望舒和挚友杜衡都去参加了大会，还正式加入了协会。鲁迅是左联的灵魂，不过，没有参加成立大会，所以失去与戴望舒见面的机会。虽然没有见面，但两人在左联的旗帜下，开始积极地有意识地为左翼文化事业做贡献。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译介苏联文艺作品。

　　鲁迅主编主译的这套《现代文艺丛书》，实是“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计划推出十种，即上引“后记”里所列举的，其中鲁迅自己打算翻译的就多达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由瞿秋白翻译，用易嘉笔名出版。鲁迅为之写了后记，并译《作者传略》。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提到《一周间》已有译本。不过，他没有提及译者和出版信息。那是戴望舒和戴克崇合译的，初版本于一九三○年由水沫书店出版，他们署的是笔名“江思”和“苏汶”。早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鲁迅就曾关注过《一周间》这个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说：“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 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他还说：“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23日）意思大概是他希望能早日看到汉语译本。写《〈铁流〉编校后记》时，鲁迅未必知道“江思”就是戴望舒。不过，两年后，他肯定是知道了的。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曹靖华函中说：“《一周间》译本有两种，一蒋光慈从俄文译，一戴望舒从法文译，我都未看过，但听人说，还是后一本好。”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一年时，瞿秋白和鲁迅没有见过面，信息都是通过冯雪峰这个中介传达。冯还是鲁迅与望舒之间的信使。

　　鲁迅所说“在戴望舒先生的指导之下”水沫书店准备出的“相似的丛书”应该也是重在译介左翼作品。这个计划似乎胎死腹中。

　　可能的原因是，到了一九三○年尤其是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又驟然收紧舆论，开始实施法西斯文化政策，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五烈士被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是其标志性事件。左翼书籍出版也随之举步维艰。鲁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继续写道：“然而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但已经交去的三种，至今早的一年多，迟的也快要一年了，都还没有出版。其实呢，这三种是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现代文艺丛书》本来已经在进行之中，但慑于当局压力，被迫中途而废;戴望舒他们再要“顶风作案”—继续大规模译介左翼文学著作是不现实的。

　　不过，在此之前，在那昙花一现般的相对宽松时期，戴望舒曾经在鲁迅的指导下出色完成了一套“相似的丛书”的出版工作。那就是《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据日本汉学家芦田肇的考证，这套丛书首先是在冯雪峰、戴望舒、杜衡（苏汶）、施蛰存及出版他们著作的第一线书店即水沫书店前身的刘呐鸥之间成为话题，然后由冯雪峰为中介求得鲁迅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出版计划。丛书的主编是冯雪峰而不是鲁迅，也并非冯雪峰与鲁迅共同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实际出版的是九种，即：

　　《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著，苏汶译，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五月版;

　　《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卡尔斯基著，雪峰译，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五月版;

　　《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八月版;

　　《文学评论》，梅林格著，雪峰译，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九月版;

　　《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版;

　　《社会的作家论》，伏洛夫斯基著，画室译，光华书局一九三○年三月版;

　　《文艺政策》，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鲁迅译，水沫书店一九三○年六月版;

　　《艺术论，附二十年间的序文》，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光华书局一九三○年七月版;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伊可维支著，戴望舒译，水沫书店一九三○年八月版。

　　（见芦田肇《鲁迅、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水沫版、光华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版本材源考》，张欣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从以上列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信息：一、《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名目是一个有点遮人眼目的幌子，目的是为了更容易避过当局的图书审查，实际上这些书的原作者都是苏联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当局避忌并禁止的词汇）;二、这套丛书出版的时间为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七月;三、出版方为两个，即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其中水沫出版七种，光华二种;四、汉译者四位，鲁迅、冯雪峰（画室是其笔名）、苏汶和戴望舒;其中冯雪峰翻译四种，鲁迅三种，苏汶和戴望舒各一种。戴望舒虽然只译一种，但是他时任水沫书店经理，在出版发行环节应该出力最多。在那一年多时间内，他兢兢业业，协助鲁迅和冯雪峰，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迅速及时推出了这套马克思主义丛书。因此，那时戴望舒的观念、态度和能力各方面都受到鲁迅由衷的嘉许。戴望舒（1905-1950）

二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一九三○年初，由于戴望舒勠力译介、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得到了鲁迅的首肯和表扬。此时两人的关系是同路人，甚至可以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然而，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刊行的《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上，鲁迅发表《又论“第三种人”》一文，针锋相对批驳戴望舒。文章开头交代了背景：“戴望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戴望舒参加了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召集的大会，纪德也参加了那次大会，还发表了演说。为此，戴望舒很激动，写了一封长信给施蛰存，由后者很快编发于《现代》杂志。戴望舒介绍了这次集会和纪德的演说，还顺带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跟当时文坛的“第三种人”争论有关，其基本态度是同情“第三种人”，所以引起了鲁迅的注意，甚至引发了鲁迅的辩驳。因为，自从一九三二年苏汶在《现代》杂志上撰文挑起所谓“第三种人”与左翼的论战，鲁迅也一再参战。

　　戴望舒说：“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

　　鲁迅对这段话批驳道：“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鲁迅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辩证地讨论“为艺术而艺术”这个主张的意义及其局限。欧洲唯美主义者一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时，具有积极的革新意义，即通过维护艺术的标准和水平，反对艺术被世俗的观念和力量所主导和异化;不过，当“新兴的战斗的艺术”（鲁迅指的应该是无产阶级艺术）出现时，艺术家就要为阶级斗争和社会理想而艺术，不能再死抱着“为艺术而艺术”这块老招牌。鲁迅还尖锐指出，戴望舒故意混淆“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关系。纪德“忠实于他的艺术”，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这跟“为艺术而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三种人才是“为艺术而艺术”。鲁迅进而批驳了戴望舒把纪德拉到“第三种人”阵营里的说法和愿望，确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所谓“第三种人”，可以理解为“中间人”。随着左联的成立，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文艺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的斗争开始白热化，有许多作家（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不愿意站队，于是采取所谓不左不右的立场，进行观望。左翼人士希望他们左倾，当发现他们依然不听劝告保持中立时，就干脆说他们右倾—成了资产阶级的帮闲。戴望舒不同意左翼这种非友即敌的二分法思维，他用了“愚蒙”和“横暴”这样有点恶毒的词汇加诸左翼，使得鲁迅颇为不快和不满。戴望舒本是左翼阵营的一员，鲁迅、冯雪峰等都在革命思想上给过他指导，也曾跟他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而“第三種人”阵营里则有多人是他多年的朋友，其代表人物即“第三种人”的首倡者苏汶则是他的发小;他实在不忍心两边的朋友势不两立，于是他呼吁两边休战，握手言和。他说：“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他的这种愿望是善良的急迫的，也有点幼稚和随意。对此，鲁迅以开导但不乏嘲讽的语气安慰他说，国内文艺界已“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鲁迅进而理性又原则性地告诫戴望舒，同时又仿佛是在指导左翼战友，“第三种人”复杂得很，是摇摆的、多变的，可左可右，左转的可以与之携手，右转的则是革命的敌人，免不了受到左翼的打击。

　　鲁迅此文最后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暗含着此时他对戴望舒的态度。他把戴望舒在这封通信里所表现的观点比喻为“从背后射来的毒箭”，左翼阵脚的正面敌人当然是右翼，那么背后是“第三种人”吗？笔者以为不一定是。按照鲁迅“将营垒分清”的说法，“第三种人”里有右倾到与右翼结成同盟的，也有驻扎在原地不动的，还有左倾而有意朝左翼移动的。这最后一部分的动向最有迷惑性，最不为左翼所警惕。因为戴望舒说他希望左翼与“第三种人”和好，所以鲁迅把他归入最后一种，在左翼对他没有提防的情况下，他在左翼的背后（左后方）冷不防射出“愚蒙”和“横暴”这两支语言毒箭。此时鲁迅对戴望舒的总的态度是：还没有把他当敌人。一方面鲁迅惋惜他心向左而言向右，居然用向左翼射冷箭的方式给右翼助攻，另一方面善意训诫他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再做这样的傻事。

　　笔者之所以觉得，此时鲁迅虽然认为戴望舒已经不是同路人，但也没有把他划入敌人阵营，是因为上面所引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曹靖华函中表示，他同意别人说的戴望舒译本比蒋光慈译本更好—尽管蒋光慈是从俄文直译，而戴望舒是从法文转译。

三

　　戴望舒不是好辩之士，没有对鲁迅的批驳进行反驳;他依然与“第三种人”阵营的朋友保持联系。尤其是回国后，他与穆时英、劉呐欧、杜衡等老友过从甚密，而他们都是“第三种人”的代表，属于为鲁迅所更加不齿的一类。

　　在多数情况下，“之流”是鲁迅对人或物表达不满乃至轻蔑的主要用词，这是一个贯穿他一生的措辞习惯。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开始，鲁迅就开始把这个词作为“微词”用在“第三种人”头上。如当年八月十五日致黄源函中说：“《五论……》是一点战斗的秘诀，现在借《文学》来传授给杜衡之流，如果他们的本领仍旧没有长进，那么，真是从头顶到脚跟，全盘毫无出息了。”意思是，在论战方面，杜衡他们连做他的徒弟都不够水平。再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在此处，他对邵洵美、施蛰存和杜衡等之攻击、仇恨、加罪杂文，表示愤怒和不屑，说他们简直是螳臂挡车，自取其败;他们越反对，杂文越有生机，越发壮大。还如，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致欧阳山、草明函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而可惜很少有好的。此外看看‘第三种人之流，一个个的拖出尾巴来，也是一种大娱乐。”他如此漫画“第三种人”，极尽调侃和嘲讽。

　　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鲁迅终于把“之流”这顶帽子盖到戴望舒的头上。他在那天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文学导报》已收到……至于‘第三种人，这里早没有人相信它们了，并非为了我们的打击，是年深月久之后，自己露出了尾巴，连施蛰存、戴望舒之流办刊物，也怕它们投稿。而《导报》还引为知己，真是抱着贼秃叫菩萨。”在这段话中，他把“第三种人”骂作“贼秃”，语气相当重，同时把“它们”（不是“他们”，咒骂和蔑视）暗喻为丧家犬—被打击后，只能露出尾巴逃窜。“连施蛰存、戴望舒之流办刊物，也怕它们投稿。”这句话值得细细体味。首先，由于“之流”之使用，还是带有微讽的口吻。但是，最关键的是：此处鲁迅把“施蛰存、戴望舒之流”跟“第三种人”区别开来了，甚至有点对立了—此处“第三种人”应该是特指像苏汶那样典型的顽固的反动的“第三种人”，而施蛰存、戴望舒似乎正在与他们划清界限。一九三六年四月那阵子，施蛰存、戴望舒手头并没有刊物。鲁迅说他们办刊物，还怕“第三种人”投稿;恐是传言。不过，这个“怕”字的涵义微妙—透露了戴望舒与“第三种人”的微妙关系。“第三种人”中的多人是他的老友。他在回国之后比较彻底地了解了有关争论的底细，开始有点倾向于左翼，有点想疏远“第三种人”，但这有一个过程，而且他肯定得小心翼翼，不能立即明言拒绝与他们的交往（包括文字之交），所能采取的权宜之计是能躲则躲。鲁迅将心比心，充分理解戴望舒的尴尬难处。在一九三二年关于“第三种人”之争论烽烟初起时，瞿秋白、周扬等曾经把“第三种人”扩大化、敌人化，受到鲁迅、茅盾等人的阻拦。鲁迅一直认为，“第三种人”的成员构成是庞杂多变的，其中有敌人，也有朋友，还有暂时非敌非友的，可以争取过来的。鲁迅对于左翼处理与“第三种人”的关系的总策略是：孤立打击少数，争取团结多数。而戴望舒就属于可以团结的对象。也许，因为在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时所结下的战斗友谊，因为那时戴望舒给鲁迅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好;他舍不得把戴望舒推向敌对阵营。

　　然而，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人情因素和思想倾向，戴望舒终竟很难脱离“第三种人”阵营。到一九三六年，苏汶等人已经在鲁迅等左翼一干骁将的讨伐下，成了缩头乌龟。而戴望舒由于被网开一面，依然活跃于文坛;所以，在鲁迅看来，“第三种人”阵营有时会让戴望舒出头露面替他们代言。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他致台静农函中说：“‘第三种人已无面目见人，则驱戴望舒为出面腔，冀在文艺上复活，远之为是。”戴望舒性格温弱，碍于情面，没有断然与“第三种人”分道扬镳;这让鲁迅不免有点失望，以至于要台静农“远之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