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嗣徽

　　很早就认识了荣新江教授，又由荣老师认识了段晴教授（1953-202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段晴负笈德国汉堡大学，师从恩默瑞克（E. R. Emmerick）教授学习于阗语，攻读伊朗学博士学位。荣新江则选择于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几十年来，两位教授在中亚西域、伊朗学、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有过诸多合作。他们之间相互欣赏又互相砥砺的精神让人钦羡。二○一三年，由荣新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启动，段晴负责子课题：敦煌发现的有关于阗神祇的于阗语、藏语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我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承担课题中敦煌和于阗图像源流及相互交往的研究。于是与段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

　　作为同龄人，段晴教授是幸运的。当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时，她已经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接受高等教育了。待一九七七年我们终于有机会经高考入大学时，她已是季羡林先生门下的研究生。这种经历使段晴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正直和率真。她有着那个时代人的鲜明特点：无惧和无私。她敢于当面指出别人的问题，而不是一味赞扬，学术上很有风骨。她不能容忍不入流的学术，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十分难得。她活得洒脱、快乐，从不言愁。遇到事情总会说，“这有啥呀？”然后一通“神操作”就化解了。而她的心底则很柔软，充满了同情心。和她共事的同事和朋友，她的学生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她的无私。

　　

　　二○一四年八月，荣老师组织“敦煌与于阗”项目组参加在银川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会议，会后沿着丝绸之路往敦煌一路考察。这次考察活动，先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行经银川—额济纳—酒泉—嘉峪—敦煌，考察了西夏王陵、黑城遗址、肩水金关、文殊山石窟、阳关、玉门关等遗迹，以及沿途的博物馆，到达敦煌后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六十余个与“敦煌与于阗”项目有关的洞窟，并进行了三个下午的“敦煌与于阗”项目研究小型研讨会。考察洞窟时，段老师看见荣老师和我对照着带来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做笔记，就说：“瞧瞧人家，多专业！”于是立刻和其他老师、同学从敦煌书店买来了书。

　　二○一七年六月，“敦煌与于阗”项目组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和北大共同组织的“从于阗到敦煌：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与艺术研究”（From Khotan to Dunhuang—Cas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Art along the Silk Road）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和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地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讨论从于阗到敦煌的历史、语言和图像诸问题。荣老师和段老师承担了组织工作。段老师更是充分发挥语言优势，游刃有余地承担起双方的交流、沟通工作。会议之后，项目组来到德国慕尼黑考察五洲博物馆所藏的汉文于阗文文书。在博物馆，段老师带领着曾经是她的学生的萨尔吉、范晶晶老师释读于阗文及汉文之外其他文字的文书。段老师掌握的语言除德语、英语之外，还有多种丝绸之路周边的古语言，我完全不懂，更没有资格评判。而解读这些死去多年的语言与文字，除去天资，需要花多大的功夫，可以想见。那些在我们看来似天书一般的文字，段晴最终都能破解，令我钦佩不已。后来荣老师总结说：

　　段晴教授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举凡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中国没有第二人，恐怕多少年也不会有第二人。

　　二○一八年三月的一次聚会上，段老师告诉我们要去巴基斯坦考察，讲得似乎很随意。作为佛教美术发端的犍陀罗艺术，是我们做研究时一直避不开的话题。犍陀罗腹地也是我年轻时就想去而一直没能去的地方。机会难得，我立刻报了名。事实上，段晴和北大外语学院的张嘉妹老师早就开始筹划这件事了。她们做了一个可持续的计划：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伊斯兰堡、塔克西拉和白沙瓦。接下来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目的地是斯瓦特、克什米尔和阿富汗。当年四月，我们出发了。这次考察从行程的设计、安全保卫、食宿安排等方面可以看出两位老师的精心操作。段晴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李肖教授到访的第一天，就在真纳大学亚洲文明研究所做了两场主题讲座。段老师讲座的题目为“最后的斯基泰人”。短短的六天时间里，我们一行八人不止考察了塔克西拉和白沙瓦的几处著名遗址和博物馆，还造访伊斯兰堡战略研究院、真纳大学，白沙瓦大学等机构，与同行和朋友们进行交流。日程安排紧锣密鼓，环环相扣。这是段老师的风格，看似随性，背后却做足了功课。

　　

　　

　　到犍陀罗腹地考察遗址和佛像，我们的初衷是为了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大凡学者的目光自然集中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在到访的第三天，我们团队受到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先生的邀請到使馆做客。见到祖国同胞分外亲切，段老师先给使馆工作人员做了关于丝路南道历史往来的讲座。晚餐时，段老师与学者型的姚敬大使相谈甚欢。姚大使是北大校友，曾任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大使。段老师希望姚大使能协助安排接下来赴阿富汗考察的行程。席间，姚敬大使对中巴交流现状的介绍对段老师触动很深，以至于她回来后一直念念不忘。她不仅希望能请姚大使回母校做讲座，更希望能为中巴文化交流多做些贡献。回国后第二天，段老师不顾劳累，立即给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写了汇报。在汇报中她写道：

　　在与姚大使的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中国更多注重经济投入，而严重忽略文化交流方面的投入。通过与姚大使等交流，我们感觉，学术界尤其是北大，对于南亚对于巴基斯坦的了解非常欠缺……

　　在学术方面，我们迫切需要走出去。对犍陀罗文化的研究，欧美、日本学者领先。但是，他们的研究目前也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学者加强投入，必然将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段晴二○一八年夏天发表在《华夏地理》上的旅行札记《陌生的友邻》一文中。对此张嘉妹老师说：“除去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考察，对人文交流合作的观察、对未来发展的考量，是段老师作为学者的大担当。”

　　回国后，段老师即把我们团队的微信群名改为“预备赴斯瓦特”，并表示我们要为中国巴基斯坦的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要为再去犍陀罗努力。于是一系列考察后续的活动接踵而至：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八工作间“巴基斯坦—犍陀罗佛教文化与中国新疆的佛寺”研讨会如期举行，团队里的段晴、李肖、张嘉妹、范晶晶诸位老师和我都作了专题报告；新加坡的袁旔老师撰写了文章《古佛容颜：犍陀罗的微笑》发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这些工作，为我们后续的展览和图录出版作了准备。

　　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犍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展览在静园二院的文研院开幕。任超、梁鉴等几位摄影师为这次展览奉献了十分专业的图片，同时展出的还有我们的考察笔记。展览开幕式暨“多元文明交融下的犍陀罗艺术”学术论坛同时在文研院举行。活动之后，我们即着手出版与展览同名的图录。这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图录，在书中，团队成员分别撰写了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文章，定位在既保持专业水准又要雅俗共赏。为这本图录的出版，段老师倾尽心血。编辑过程中，仅统稿、校对等工作集中了数次，其间与段老师也有过争论，共同目的是把这本书出好。图录用中英文双语出版，因此，段老师除了自己撰稿之外，还承担了大量的英文校订工作。二○二一年，恰逢中巴建交七十周年，《犍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终于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我们一起出国参会和考察中，段老师在非正式场合介绍我时总会带上一句：“她是一个艺术家。”我心里不忿，艺术家有像我这样做学问吗？有一次她对我说：“你们搞美术（史）的判定图像，总是看到像什么就说是什么。”是的，确实有一些所谓的学者，缺乏实证和考据，以先入为主的经验来判定图像，行内称这种人是“望气”派。而我，最瞧不起这种做法，自然不在其列。

　　

　　二○二○年四月疫情防控期间，段老师应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作了一场题为“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的讲座。讲座中涉及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组汉文于阗文双语的敦煌遗画《护诸童子十六女神像》。荣老师告诉她，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于阗护童子信仰的文章。于是我把尚未完稿的文章《〈护诸童子十六女神〉像叶与于阗敦煌地区的护童子信仰》发给她。看完后她大加赞赏，说我的文章考据非常细致，知识面宽广。我在文章中援引了段晴作过研究的国家图书馆藏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来说明这种信仰可能源自西北印度。她认为还不够全面，接着她把关于这件文书的修订稿提供给我。段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率直、真诚，好恶形于色。

　　

　　段晴在大學期间，在师从季羡林、蒋忠新老师学习梵文、巴利文时，就熟读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著作。她的头脑里装了许多故事。当然，故事绝不仅限于印度神话。最近几年，段晴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和田地区出土的几块毯子上，她将之确定为氍毹。上面有少量于阗语文字和多幅人物图案，构成了谜一般的学术话题。从文字的解读到图像的分析，段晴综合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神话、伊朗神话等，将之完整地破译出来了。她认为图像表现的是古代于阗塞人（斯基泰人）传承的宗教神话，这些传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西亚苏美尔和希腊，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在于阗的体现。关于氍毹，她发表了多篇文章。她曾在多次研讨会和讲座中讲述氍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段晴在生病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付梓。她在《自序》中感谢了支持并帮助过她的朋友，并写道：

　　我一直坚信，人类文明的历史或许会因为这几幅氍毹的存在而重新书写。……生命有限，探索无穷。

　　后来“敦煌与于阗”项目组成员，远在法国的张惠明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在《自序》中段老师把我也写成艺术家啦。”我们神会地笑了一下，接下来是深深的沉默，再也听不到段老师叫我们“艺术家”啦……

　　二○二一年六月，应李肖、朱玉麒二教授的邀请，到新疆拜城参加“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段晴老师在会上慷慨激昂，一如既往的段式风格，遇到她赞赏的观点就鼓掌不停，遇到观点相左者，就立刻站起来举手：“我反对！”考察时在黄沙中健步如飞；晚餐时和维族兄弟载歌载舞……活力四射。然而，回京后不久就听说她罹患癌症。依照现在的医学，好像癌症也没有以前那么可怕。又觉得段老师总是那么生龙活虎，应该能扛过去。其间病情时好时坏……二○二二年三月中旬李肖老师告诉我段老师病情不好，二十日即去医院看望她，感觉已是弥留之际。我依然不相信这个病会发展得那么快，我和李肖老师给段老师的爱人和儿子讲述半年前拜城会议时段老师的状态，病床上的段老师忽然扬起左手挥了一下，我想她还是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只是她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了……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晨，段老师往生的消息和各种怀念扑面而来。尽管心里已有准备，但还是感到无比悲怆。那几天应段老师家属的要求整理照片。段老师的照片很多，她爱照相，只要看到镜头就会马上满面笑容摆出各种舞蹈姿势。我们在伊斯兰堡真纳大学访问时，那里的九重葛花正似火一般地怒放，段老师站在树下笑得很灿烂：“任超，给我照张相！”又到四月了，正是巴基斯坦九重葛花盛开的季节，说好一起再去犍陀罗的，段晴老师，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