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东京的神保町旧书店街，有很多切入点，比如有关人物。
反町茂雄与他的名山事业
反町茂雄（1901-1991），日本旧书店行业的奇人。在这一行业，留下文字记忆的不多，留下编年史般大量文字记录的更少。像反町那样，留下个人记忆，也给行业留下了记录（如今多称为口述史）的属于凤毛麟角。反町从一九二六年进入旧书业界，活跃到逝世前不久，时间超过六十年。他的回忆录《一个古书肆的回忆》（下文简称《回忆》，“古书肆”意为旧书业者），原计划写到昭和六十年（1985）左右，因归道山，刊本所涉岁月仅为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五三年，但已厚达五卷，正文就一千八百九十一页。谈其他书店人物往往苦于资料不足，谈反町却相反，资料太多。又，他门生弟子多，回忆文章也多。本文可能是挂一漏万。
反町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该大学直到今日仍被视为培养精英的摇篮。学生毕业后多进入政界商界，长年积累而成的有形无形的关系网络，在社会各界如鱼得水的轶事，都是媒体聊谈的话题之一。同为东大毕业的反町长兄做到某大型保险公司老总，反町却进入旧书店行业。行事可谓异数。
完全称他是异数，也不尽然。第一，他在大学时代就沉溺书海，爱逛书店。他回忆在东大的学生时代，早上从住处步行到东大，路途约八公里，一直是捧着书本边走边看。第二，他进入的是业界老大一诚堂。中国读者或者说今人较难想象的是如下的背景：当时日本书籍行业，新书出版数量尚少，市场未成气候，新旧书店的区别不大，而线装书（数量以日本刻本为多，但中国舶来品地位较高）在文化人乃至政经人物的读书中仍占重要部分，旧书店的地位远高于今日。如今日本法学社会学出版重镇有斐阁的前身是东京神保町书店街最早的旧书店。严肃出版物的代表岩波书店一九一三年起步时也是一家旧书店。经常出入一诚堂的客人不无显官达贵。做到一诚堂“番头”（管家）后的反町，月工資一百二十日元，不亚于当时其他东大同学毕业后的薪资。再有，反町的最初动机是想积累经验后进入新书出版业。
不过，反町最终走上了买卖旧书之路。一九三二年他离开一诚堂独立开业，店名“弘文庄”。与他人不同，他自开业到退休，进货、售出都是亲力亲为。其次，他的客人多为有眼光兼有财力者，借用流行语“是面向高端客户的营销”。与此相应，反町关注的是名重价高，当时又不为市场重视的日本传统古籍（日语称“古典籍”）。他一生经销的二万多件古典籍中含有多件国宝级重要文物。对前者，他给过解释：大学时期心醉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厌恶剥削现象，不愿意建立雇佣被雇佣关系 （《回忆》第一卷）。对后者，似无明确说明。但无疑属于高回报，但同时又是高风险高投入的领域，足以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但如果拥有稳定的大客户呢？反町在回忆录中也列举了几位。还有一件轶事也可以说明反町敏锐的商业嗅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军投下原子弹后，他直觉日本必败，遂开始收购当时少有人问津的土地。日本战败后，名家富豪为求生机，大量出售收藏品，手中日渐升值的地产成为反町的收购旧物的资金（《回忆》第三卷）。再又，他在业界第一次采用邮购销售方式，编印图录（到1977年共编制50号）。一流的典籍，精美（铜版纸）的印制，舒展宽大的开本（开始时多为16开，后更改为8开），简洁到位的解说。分别寄给国内外的知名收藏家。这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现在这些图录，也成为收藏对象。
与反町买卖上独行客的风格不同，对整个旧书行业的发展，他一直倾注着热情。留下的事业至少有：一、完备的古书流通市场和上规模的书市。以如今的东京为例，有组织系统健全的行业组织—古书业联盟，有固定的活动场地—古书会馆，会馆内设有仅对同业者开放的买卖市场。东京本地乃至外地的旧书业者都会来此地买进卖出。很多旧书店特别是起步不久的业者基本依赖于这里的进货。笔者某次偶入交易会场，虽然早有耳闻，仍对货源数量之多和管理的完善，感叹不已。这一市场的形成，地位的确定，有多年来会员们的持续努力，但反町在战前初创时期和战后恢复重建时期起到的作用，特别他那种个性力量不可低估。二、主持旧书行业史的编纂，主要是口述史《书虫记往—明治大正篇》（1936年线装本限量三百五十部发行，八木书店1991年增补出版排印本）。战后又编发了《书虫记往·昭和篇》（八木书店1987年），汇集了对知名旧书店主的回忆（其中有经销中国古籍的文求堂、琳琅阁、楠林南阳堂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三、推进同其他地区如京都、大阪等地旧书行业的交流和合作。并积极组织在大型百货商店举行展销会，有利于贵重古籍的营销，也提升了旧书店行业的社会地位。四、扶持新人。一九五○年发起组织成立文车会，以扶植年轻一代旧书店业主为宗旨，活动一直持续到他亡故。活动不仅有印行交流心得的会刊，并把触角伸向海外，带领会员到欧美各国参观一流图书馆、博物馆和旧书店。开阔了年轻人的眼界，还建立了与海外同行的交流。包括参加国际旧书业组织、促成国际旧书展销会在日本举行。另外，二战后期，美军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袭，图书收藏界受损的著名事例是，在空袭中，书法名家河井荃庐家罹难，主人和他多年收集的赵之谦、吴昌硕作品同归于尽。约半年时间，反町协助东京都立图书馆，将不少贵重图书疏散到长野县。避免了更多的损失。
但对于反町的工作和他的能量，在日本旧书业，并非都是交口称赞。有这样的说法：旧书业界有些能人的买卖甚至大过反町。但基于行业惯例，不谈或极少谈具体的经营，包括顾客个人、买卖渠道。其实，业界老人谈及，反町回忆录也非有闻必录。是耶非耶，到了今天，对于各方都应该多一点理解。
作为中国读者，或感遗憾的是反町一生致力于经销日本传统典籍，对中国古籍很少涉及。《回忆》（第三卷）中只谈到一次经销“唐本”（日旧书业对中国线装书的习称）经历。一九四八年在一次收购中，偶然获得一位实业家（战前大企业东洋纺织老板）的家藏古籍，并标出了出售价格。
版本学大家长泽规矩也
长泽规矩也（1902-1980），祖父是数学家，所以给他起了个颇为奇特的名字（八木福次郎《旧书店手册》，平凡社2007年）。与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一样，他有号（静庵）和斋号（学书言志轩）。也和同时代的汉学家相仿，涉足多个领域。对中国典籍、古典文学和戏曲的研究，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可参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年）。也是知名的辞典编纂人。本文只对作为版本学大家的长泽，做简略的介绍。
长泽能成为日本版本目录学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对此终生不渝的热爱以外，他自己承认存在着一些优越的条件。从家庭看，祖父和父亲都是爱书人，藏书甚多，对长泽影响很大。而且家境颇好，祖父甚至给长泽买书钱。从学业看，长泽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后在法政大学任教。与一流高校乃至研究机关都有联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批有价值的線装珍本与其他文物一起流入日本市场。容易看到，也较容易得到一流的中国古籍。
一九二三年夏，大一学生长泽随学校旅行团首次访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又七次来访，而且每次逗留时间都较长。据他的记述，一九二七年秋来到北京，两个月后因接父亡讣报匆匆回国，翌春又来，逗留约四个月。一九二九年第四次到北京，逗留七十天左右。一九三○年夏，先到江南访书，然后又到北京。在北京时，每日早上都有书贾叩门。长泽访书到过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扬州等多个城市（苏扬之行得到张元济先生相助）。回国后，长泽就访书做过讲演，后以《书林一瞥》书名刊行（东亚研究会1931年）。他在书中写到，以前自己只知道清末的局刻本或石印本，版本知识几乎为零。几次来华后才有了长进。长泽在《书林一瞥》中对北京的旧书店几乎逐个介绍，今天看，也是了解当时中国旧书业的史料。
对日本国内珍稀中国版本的整理和介绍，长泽贡献很大。如一九六二年他编印的《明代插图本图录》（日本书志学会印、山本书店发行），书中收古籍均藏日本内阁文库（现归国立公文书馆）。收《古今小说》《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西湖二集》及《鼓掌绝尘》六种小说的插图，计五十八幅。影印清晰，解说翔实。长泽晚年回归日本和刻本，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时埋头于宋元古版的调查，眼里没有和刻本。随着年龄变化，对本国的事物产生了兴趣。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自然包括个人藏书），完成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1976年刊，后出增订本，1980年刊补正本），至今仍是有用的工具书。
长泽一生与线装书为伍。到了晚年更是以整理古籍为乐。在二十余年中，为三十多家藏书机构编纂了书目。日本最著名的藏书处如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轮天寺天海藏、足利学校等古籍编目都经长泽之手。对地方公私藏书馆（库）的汉籍管理现状，长泽感到忧虑和不满，他毛遂自荐：“如有为编目发愁的馆库，请不必客气与我联系，我只要有时间，可免费前往承担制作。据以往整理经验，数千册程度的藏书，只需二三天即可完成。”（《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序）
他张扬的个性也为人乐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法政大学研究生院兼授汉文课，时间被排在下午最后一节，来听课的常常只有一两个学生。见此情景，长泽便会对学生说：今天跟我上书店街去吧（大学距神保町书店街很近）。到了那儿就是一家接一家串门，旧书店主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兼大买主的熟客，自然热情有加。随行的学生也受到请坐奉茶的优待（据熊本大学退休教授中村青史的回忆）。长泽为访书，足迹遍布日本各地。对当时的垄断企业国营铁路公司的服务意见很大，常在下车后直奔办公室找站长理论。还专门出书（竟有六种之多），介绍自己发明和实践的坐车旅行方法。他的文字也有自己的风格。如他编纂《图书馆辞典》，主张不仅要做到词义清楚，文字也要有可读性。以下试译其中“古本”（意即中文旧书）辞条，大概可以想见此公的个性：“古本，对应新书的称呼。被读过、用过的书籍。被弄脏的有污痕的书籍。提醒：原则上说已经送到读者手中的书籍才是旧书。不过，藏家买进、得到的书籍，束之高阁的也是旧书。在新书书店里、仅供陈列的书籍、被弄脏的书籍，实际上也成了旧书。”
长泽的藏书得到了很好保存。一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名“双红室文库”，藏有明清小说、近代说唱印本约三千六百册（该研究所网站已建立全文检索数据库）。一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名长泽文库，有各种书籍资料约三万册（可通过该大学藏书检索系统查询）。长泽著书很多，逝世后由汲古书院陆续刊行《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十卷和别卷一卷（长泽是该书院的创办人）。
二○一一年某日，长夏无事，笔者与一位日本旧书店的老人闲谈。七旬老人叹道，以前长泽先生在，确定版本时遇到困难，问他就可以一锤定音。现在已没有这样的人了。
旧书店街的活字典—八木福次郎
日本各大报都有讣告栏，能上此栏目都是各界名人。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此栏一条讣告如下：《古书通信》原社长（经理）八木福次郎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到逝世前不久，老先生依然每天坐地铁往返书店街。在书店街上看见他的身影并非难事。其实，在神保町书店街上，有多位高龄的“现役”人士，九十岁上下的不止一位，旧书业也许是让人延年益寿的职业？
言归正传。八木福次郎（1915-2012），兵库县人。一九三三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闯天下。先进一家旧书店当学徒，按那时的惯例，吃住都在店里。一九三六年进入哥哥八木敏夫办的《古书通信》月刊当编辑，一九六三年任经理，去世前已摆脱杂务，任总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办一家旧书杂志，一办就是七十年。他有多册著书，如《我眼中的旧书业七十年》《古本屋（旧书店）手册》《旧书店回想》《旧书店指南》《书国彷徨》等，内容一律围绕旧书和旧书店。书中有历史描述，也有市场分析。比如谈旧书店店名的变迁：最早的多用屋、楼等字作屋号（店名），如和泉屋、武藏屋、河内屋等，有些至今还在经营，如东京文渊阁浅仓屋（创立于贞享年间[1684-1687]）、京都的佐佐木竹苞楼（创立于宽延四年[1750]）;如今新开的旧书店已没有这样的店名了。自然，也有对版本学家、藏书家乃至旧书店主的许多回忆。
八木被称为书店街的活字典。他对神保町书店街形成和演变的研究异于别人。他是史料的收集者和分析者，也是七十多年来历史的见证人。写于一九八六年的《神保町今昔—一个旧书业界史》（后收入《新编·旧书店手册》，平凡社2008年），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江户时代末期以来书店街的变迁。以他七十年在神保町行走的直接经验和文字能力，以及较为超脱的位置（不经营旧书店），文献价值是书店街老人都承认的。
作为书友，最感激八木的还是他主持发行的《全国古书店地图（册）》（下文简称《地图》），笔者手头就有四本：一九七七年版初版本，一九八九年改订版、二○○○年版（又称21世纪版）和二○一一年最新版。正如该书年轻一代编辑所述，《地图》绝非是花名册，而是按照八木的要求，体现了《古书通信》雜志的风格，编成了文章形式（《古书通信》2010年11月号）。即在书店名后，除记载联系方法、营业时间和交通手段外，还有简明扼要的介绍，或介绍沿革（如神保町“一诚堂书店”条下：四层楼的书店建成于昭和四年，战后虽然附近大楼相继落成，但这一厚重坚固的店堂依然展示着老店的威严）;或说明经营特点（如神保町“悠久堂”条下：新刊辞典打九折）;或指出店主在某方面的造诣（如东京“琳琅阁书店”条下：店主人是东京古典会的主力，精于法帖）。更令人叹服的是，《地图》一书配有多幅小地图（不是一市一图，而是在同一市内按不同区域列出多图）。对无法给出地图的零星店铺，简要说明到达的交通路线和步行时间。可以说，这里也体现出了日本式经营的一个特色：服务求细求精。不过，从登载的旧书店数量看，一九八九年改订版登载书店数量约两千一百八十家，到二○○○年版增加到两千七百余家，二○一一年版又回落到两千零七十家。让人感到旧书业与整个日本经济一样，举步维艰。八木先生九泉之下，投来的一定是忧郁的目光吧。
荷兰奇人高罗佩
说起西方汉学流变，荷兰人高罗佩（1910-1967）大概是个微妙的题目。他的“正业”是外交官，一生东奔西走，最后病逝在卸任驻日大使后的归国途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从古琴（英文著作《琴道》，1940年刊）、书画鉴赏（积十余年之力推出《书画鉴赏丛编》，1958年刊）、瓷器，乃至写下为人激赏的公案小说《狄公案》，统统都是业余爱好。谈日本旧书业，却也不能不谈高罗佩。
今天，如果在东京书店街上，走进某经营中日线装书籍的老店，能看到当年高氏为该店写下的楹联：冠盖门前络绎，诗书架上纵横。署名：荷兰国使者高罗佩。如果凑巧，偶尔会在店堂里碰到有“吟月庵”钤印（高罗佩的斋号）的旧籍。
二次大战前后，高罗佩三次驻日。其间身份由参赞升为大使。据史料和亲历者介绍，高罗佩常跑旧书店，也留下了若干逸闻趣事。某书店一位八旬老者，曾对笔者谈起，幼时多次见到高罗佩来店。有时一个人来，有时携同为蓝眼睛的友人来。高罗佩还给业界杂志《古书通信》（月刊）投稿，第一次刊稿是一九三七年二月，文章用汉文写成。收稿的日本编辑称，高氏汉文造诣极好，故未译成日文，而以加注释的方式直接刊载。第二次刊稿是一九五二年十月（追悼田中庆太郎专号），悼念古书店主，也是高氏友人的田中庆太郎。文中回忆到，一九三六年第一次见到庆太郎时，因自己说不好日语，两人便用汉语交谈。
汉学家高罗佩在逸事之外，高罗佩的收获同样为人津津乐道。一项结果是藏书界的众所周知：在日本京都某古董店偶得明代套色版画版片，并据此于一九五一年在东京出版线装本《秘戏图考》，三册一函，锦面牙签，古色古香。其中第二册《秘书十种》由他亲自以楷写钢板印出。《秘戏图考》仅印五十册，只送世界各大图书馆及研究机构珍藏。另外，高罗佩还在日本刊行一本《春梦琐言》（仅印200部，编号限量发行，1951年）。高氏亡故后，藏书和他的墨宝全部归藏母校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
旧书店店员福田
列出福田的名字也许有些另类。他不是老板，不是学者，只是一家旧书店的老店员。该店二○○七年版书目的扉页有一行文字：我店的福田，九月长逝，行年八十一岁。勤务六十五年。就是说，福田十六岁开始了店员生涯。少年学徒，在昔日旧书业界普普通通。我第一次见到福田时，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与多数旧书店人相同的是，他少言寡语，静坐在收银机旁。不同的是，他手里不闲着，总在修补旧书。
还记得很早以前的事。某日，看见一本旧书，我跟他比画：太贵了。他微笑着听完，只回答了几个字：这是少见的书。又，某个周六上午九点多，睡梦中的我被电话叫醒，那边是福田。他先对休息日致电道歉，然后告诉，昨天我要的那本书在下班的时候找到了，随时可以来店看看。我是新来的一介学生，书是一册又薄又便宜的近代排印本。他的热心，让人感动。再一次，因在书店内逗留时间较长，翻书较多。临走前，他指着墙角的洗脸盆，微笑地招呼我洗手。声音一如往常，轻微但是清楚。洗手时，他从里屋拿来肥皂递给了我。洗脸盆上的瓷有些剥落，放在一个老式的架子上。使人想起以前在国内出差时，入住旅馆或招待所时的室内风景。还有一次，看中了一本书，但带钱不多，我掏出几张“图书券”（按：日本的一种有价证券，只适用于在新书店使用），问道：可以用吗？福田笑笑，神态说着不行，但还是接了过来。当然，我也是仅此一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年新年前夕，我仍是一人在店堂里翻书。忽然觉得时间不早了，起身一看，果然，外面已经掌灯。柜台前除了福田，还坐着店主。店主笑着说，快过年了，打个折吧，消费税也不算了。福田站在店主背后笑着，无声地或者谦和地笑着。
更多的是这样的场面：我坐在沙发上一本接一本翻书，他坐在柜台前静静地修补书刊。偶然有顾客入内，购买放在进门处的廉价书。交钱或者加上找零，主客互致谢意，客人离开，自动门关上，一切重归寂然。打破安静的时候常是午后四时前后，店主家老太太坐着轮椅归来，向福田打招呼。他站起来，微笑着欠身回礼。一般会有几句关于天气的会话。有时，老太太让人给福田送来一两样小点心。某日，我颇为大胆地问他，可以拍他修补书刊时的照片吗？他微笑着听完，摇手并摇头。他的休息大概就是抽烟，围着柜台一边绕圈一边抽烟，屋子里顿时烟雾缭绕。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
二○○六年以后，有时见不到他，忍不住问顶班的年轻人，被告知：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二○○七年暑期回国数周，返回此地后第二天即到书店，只见一位女孩坐在柜台前，我急忙问：福田先生呢？她告诉：去世了。我再问她后事处理，她说：追悼会已在昨日开过。不知为何，我马上走出了书店，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神情有些恍惚，那天没有买书。
福田，瘦高的个子，总是穿一身藏青色的衣服，戴着此地罕见的套袖。我与他的会话限于店堂之内，内容只与书有关。他书店之外的生活，无从了解，按现代社会的规矩，也不应了解。
此地旧书店店员做到退休的极少（某百年老店除外），福田那样在老迈之年，端坐在柜台边的，属于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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