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明朝崇祯四年，二十三岁的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以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佳绩，获得皇帝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嘉奖，钦赐假期，归乡婚娶，一时荣耀至极。清康熙十年，吴伟业病危时，回顾六十三年生涯，感慨中透着凄凉：“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名闻遐迩的梅村先生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天下大苦人”呢？他晚年有一所颇具江南园林風格的别墅，生活并不艰苦。可是内心痛苦，饱受灵魂煎熬之苦，因而他一再写诗感叹，“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在临终前他再三叮嘱，要给他穿上僧装，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要写墓志铭。后辈顾湄为他写“行状”至此，感叹：先生之心事可悲也！这又是为什么呢？

　　《梅村家藏稿》向后人透露的信息丰富多彩，既要面对金戈铁马的腥风血雨，又要面对进退出处的艰难抉择，透过这样的视角洞察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的政治氛围与文化生态，或许别有一番意味。

　　“福过其分，实切悚慄”

　　

　　吴伟业天资聪明，少年即有才名，张溥见到他十四岁所写的文章，大为惊叹，“文章正印在此子矣”，随即收他为入室弟子。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说：“先生有异质，少多病，辄废读，而才学辄自进，迨为文，下笔顷刻数千言。时经生家崇尚俗学，先生独好三史。西铭张公溥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陈廷敬提供了一个细节：“（吴梅村）先生少聪敏，年十四能属文。里中张西铭先生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必投文为贽，不当意即谢弗内。有嘉定富人子，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

　　

　　此处所说的“同社”云云，指应社与复社。应社成立于天启四年，创立者是杨廷枢和张溥等文士，提倡尊经复古。张溥后来回忆道：“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杨彝、麟士顾梦麟主《诗》，维斗杨廷枢、来之吴昌时、彦林钱枏主《书》，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主《春秋》，受先张采、惠常王启荣主《礼》，溥与云子朱隗则主《易》。”

　　之后张溥创建复社，吴伟业作为张溥的及门弟子，追随老师参加复社活动，研习经学，奠定坚实的学问基础。复社的早期名单中，年轻的吴伟业赫然在列。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他都躬逢其盛。关于尹山大会，《复社纪略》写道：“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馆……于是是为尹山大会，苕、霅之间，名彦毕至。未几，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张溥在大会上针对“士子不通经术”的习气，提出“规条”与“课程”，以期达到“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目的，道出了之所以命名为复社的原因。

　　崇祯三年，适逢应天乡试，江南士子前往金陵参加科考，复社成员吴伟业和杨廷枢、张溥、吴昌时、陈子龙等高中举人，复社声誉一时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张溥在金陵召开第二次大会。吴伟业写道：“三年庚子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褒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凡一二十人，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荣耀接踵而来。崇祯四年辛未会试，吴伟业考取第一名，座主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和内阁次辅何如宠。接下来的殿试，获得了一甲第二名（第一名是陈于泰）。他的答卷自然引人注目，这篇《辛未廷试策》确实不同凡响。

　　一则说：“臣闻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设诚于内，而制行之，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然非选温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责治，经常何自而修焉。”

　　再则说：“人主之立法也，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随俗之宜而通变之政，文章皆其效也。然非举通道进善之人，以分职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备焉。”

　　三则说：“故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内以达外，道法自略以及详，则智者献明，能者效力，皆从此始也。”

　　四则说：“君之所以养士者禄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则冀念不生，所以成养廉之德至矣。而风气未更，其何以劝焉？惟以贵谊贱利为先，而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廉法所自见也。”

　　用科举考试的标准来衡量，这篇文章堪称言之有物的佳作，录取为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应在情理之中。但由于内阁中排名第四的温体仁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权力倾轧，引出了麻烦。温体仁的亲信党羽薛国观在朝廷中散布流言蜚语：周延儒意欲收罗名士，秘密叮嘱各分房考官，在阅卷时拆封窥探考生姓名。分房考官李明睿录取旧交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周延儒也喜欢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因此录取。御史袁鲸根据流言蜚语，准备向朝廷揭发。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考卷呈送皇帝御览，朱由检阅后批示：“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皇帝明白无误的赞誉，令温体仁、薛国观、袁鲸之流哑口无言，一场波澜始告平息。

　　看似平淡的事件，内中却大有玄机。按照惯例，内阁首辅政务繁重，主持会试之事应由内阁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身份主持会试是破例的行为。科举考试与官场人事关系密切，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原先并无师生关系，一旦跃登龙门，就构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进而发展成政坛的派系。周延儒亲自出马，意图搜罗名士作为门生，巩固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温体仁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意在攻倒周延儒取而代之。

　　

　　这一波折对于初出茅庐的吴伟业而言，吃惊不小。他去世前写给长子吴暻的遗书，提及此事仍心有余悸：“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慄。时有攻宜兴座主（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郝氏。”初涉政坛就体验到政治的险恶，温体仁把他当作攻击周延儒的箭垛，他自己则有“福过其分”之感，因而悚慄不已。令他转忧为喜的是皇帝钦赐假期，回乡婚娶，士人以为无上荣耀。同时高中进士的张溥，也沾到喜气，写诗祝贺：

　　孝弟相成静亦娱，遭逢偶尔未悬殊。

　　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福贵不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

　　行时襆被犹衣锦，偏避金银似我愚。

　　“人间好事皆归子”，连他这位老师也自叹不如。然而吴伟业一生都对老师尊敬有加，高度评价老师的学问：“西铭先生以教化兴起，云间夏彝仲、陈卧子从而和之，两郡之文遂称述于天下。人止见其享盛名，掇高第，奉其文为金科玉条，不知西铭之书羽翼经传，固非沾沾于一第而已也。”

　　奉旨归娶，是吴家的莫大喜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一年祖母汤太夫人七十四岁，父亲吴禹玉四十九岁。张溥描述道：“骏公试南宫第一，时未娶妇，告之，天子赐驰节还里门。太夫人拥孙襕笏甚欢，为问都中起居，龋然而笑，于是绾其发，饮以醇酒。明年（崇祯五年），骏公成婚礼，一城聚送致贺。太夫人凭高轩望新妇入门，灯火夹市。”

　　“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

　　

　　张溥与吴伟业同时得中进士，张成为庶吉士，吴成为翰林院编修。温体仁对张溥的名士气派颇有意见，扬言庶吉士可进可退，如果不成才可以黜退。张溥获悉后，写了弹劾温体仁的疏稿，揭发他“通内结党”“援引同乡”诸事，要求吴伟业抄写后，用翰林院编修名义呈进朝廷。吴伟业为人一向谨慎，考虑到立朝未久，不熟悉朝廷人事，犹豫不决，又难以拒绝师命，就把疏稿稍加增删，避重就轻，改为纠弹温体仁亲信蔡弈琛“主持门户”“操握线索”。温体仁得知内情，大为恼怒，打算严惩张溥，周延儒从中調解才得以化解。不过从此温体仁、蔡弈琛对张溥侧目相待。

　　崇祯五年，张溥以“葬亲”为由，向朝廷请假，回到太仓，筹备明年的复社虎丘大会。陆世仪认为，崇祯六年的复社虎丘大会，声势之浩大，为三百年来所未有。

　　温体仁执政以后，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东林人士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复社以“小东林”自诩，自然难逃厄运。正如吴伟业所说：“乌程（温体仁）窃国柄，阴鸷惨核，谋于其党刑部侍郎蔡弈琛、兵（科）给事中薛国观，思所以剚刃于东南诸君子。先生（张溥）扼腕太息，蚤夜呼愤。其门弟子从苕霅间来者，具得相温阴事，名为廉洁奉法，实纵子弟暴横乡里，招权利，通金钱。先生引满听之，以为笑谑。语稍稍流闻相温。时盛修郄虞山（钱谦益），思一举并中之，未得间也。”

　　崇祯十四年，张溥病逝于家。温体仁的死党蔡弈琛因贿赂薛国观被捕入狱时，还不忘诬陷复社。已经杜门养病多年的张采忍无可忍，写了《具陈复社本末疏》，为复社辩白。他强调复社是为了科举而成立的文社，宗旨是“楷模文体，羽翼经传”，没有一丝一毫“出位跃冶之思”，陆文声、周之夔罗织虚无，托名徐怀丹者“假名巧诋”，纯属捏造，表示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正直官员为复社主持正义，吴伟业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先是，吴下有陆文声、张汉儒之事。吾以复社党魁，又代为营救，世所指目。淄川（张至发）传乌程（温体仁）衣钵，吾首疏攻之。”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据此写道：“吾吴有奸民张汉儒、陆文声之事，乌程（温体仁）阴主之，欲剚刃东南诸君子。先生以复社著名，为世指目。淄川（张至发）传乌程衣钵，先生首疏攻之，直声动朝右。”

　　吴伟业少年时接受张溥的教育，影响至深。张溥对学生灌输正直忠厚之论，强调“人臣之自立在内断于心，而不期乎上之遇合；行己之所学以求自得，而不必虑人之我非”；“如此然后知忠厚正直乃一共之辞，非偏方之说也。世有曲木焉，就而观之，其根必疏，疾风不能摇劲草，得土力深也。由斯而观，凡人之刻薄残削，见欲而动者，皆曲木之类也。凡人之和平乐易神之景福者，皆劲草之类也”。秉承师教，吴伟业始终不忘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弹劾内阁首辅张至发是突出事例，为遭受不公正处分的黄道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是另一事例。

　　面对内忧与外患的两难境地，皇帝朱由检想起了丁忧在家的宣大总督杨嗣昌，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赴任。皇帝召见时，他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前任兵部尚书那种木讷卑微，截然不同。朱由检对他刮目相看，拍案叫绝，感叹：“恨用卿晚！”杨嗣昌当即提出详细的施政纲领，论述“安内”是当前第一要务，概括为“必安内方可攘外”七个字。得到皇帝首肯后，为了集中全力平定内忧，他决定向东北虎视眈眈的满洲释放和谈的意图，以便把关宁铁骑调到中原去平定内乱。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军太监高起潜遵循他的指示，派遣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满洲去试探口风。消息泄露后，舆论哗然。杨嗣昌写了奏疏为自己辩护：如果策划一事，局外人怀疑，局内人也怀疑，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朱由检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提名他进入内阁，于是乎杨嗣昌由兵部尚书一跃而为内阁大学士。这下把杨嗣昌推向了风口浪尖，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影响最大的声音，来自刚直不阿的儒臣黄道周。

　　黄道周连上三封奏疏，其一是杨嗣昌不当夺情入阁，其二是辽东巡抚方一藻不当“封赏”满洲，其三是不当夺情起用陈新甲。虽然是三封奏疏，矛头却是集中在杨嗣昌身上，因为方一藻与满洲议和是执行杨嗣昌的指示，杨嗣昌有意起用陈新甲出任兵部尚书执行“必安内方可攘外”方针。

　　围绕是否与满洲议和，朝廷中对立的两派已经剑拔弩张，皇帝无法继续沉默，七月五日在平台中左门召开御前会议，统一思想。听取各部尚书汇报以后，话锋一转，命黄道周出列跪下。

　　朱由检批评黄道周连上三封奏疏动机不纯，此次廷推内阁成员，黄道周没有点用，而发泄怨气。黄道周一向淡泊名利，申辩道：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

　　朱由检反问他为什么早不上疏，偏偏要在未蒙点用之后才上疏？黄道周解释：五月中旬南京御史林兰友、工科给事中何楷先后上疏，反对杨嗣昌议和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当时如果上疏，恐涉嫌疑。今日不言，后将无及。假如臣缄默，亦可滥叼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纲常名教。

　　机敏过人的杨嗣昌见皇上与黄道周辩论伦理纲常，显然不是对手，便插进来跪奏，只字不提议和之事，以攻为守，非议黄道周的品性学术。说道：臣入京闻黄道周平行学术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料其自谓不如郑鄤，臣始叹息绝望。人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今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彼，还讲什么纲常！

　　黄道周立即反唇相讥：大臣闻言应当退避，士人得毕其言。未有大臣跪在上前争辩，不容臣尽言者。他气愤地把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接着说：凡人心正则行正，心邪则行邪。嗣昌以己夺情，又推新甲，呼群引类，使成夺情世界，亦今日之耻也。

　　朱由检指责他无端诬诋大臣，他拒不接受，高喊：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朱由检气得厉声喝道：你都是废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说到佞口二字，加重语气，重复道：佞口！

　　边上的锦衣卫官员以为皇帝要把黄道周逮捕惩治，不料皇帝止住怒气，命黄道周退回官员行列中去。

　　参加此次御前会议的吴伟业写了一首《殿上行》，表达自己旁听“召对”的感想：

　　殿上云旗天半出，夹陛无声手攀直。

　　有旨传呼召集贤，左右公卿少颜色。

　　公卿由来畏廷议，上殿叩头辄心悸。

　　……

　　况今慷慨复遑惜，不尔何以乘朝车。

　　……

　　如今公卿习唯唯，长跪不言而已矣。

　　黄丝历乱朱丝直，秋虫跼曲秋雕起。

　　呜呼，拾遗指佞乃史臣，优容愚戆天王仁。

　　用“公卿由来畏廷议”“如今公卿习唯唯”，反衬黄道周敢于抨击青云直上的杨嗣昌，敢于和皇帝当廷辩论是非曲直，这种刚直不阿的气节令他敬佩不已。

　　然而，朱由检不能容忍这样的耿介之士，亲自下旨：黄道周降六级调外任。

　　所谓降六级调外任，就是调任江西布政司都事，当一名办事员。遭受如此羞辱，黄道周心灰意冷，临行前向皇帝乞求退休：“臣通籍十七载，犹然书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马，倘奄忽半途，流播他土，将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仁悯之泽。恳乞还山，以就医药，苟残喘之尚存，何余年之足惜。”朱由检不批准，坚持要他前往江西当差。

　　为了表示对黄道周的同情，吴伟业写诗送行：

　　旧学能先天下忧，东西国计在登楼。

　　十年流涕孤臣事，一夜秋风病客舟。

　　地近诗书防党禁，山高星汉动边愁。

　　匡庐讲室云封处，莫向长江日夜流。

　　崇祯十三年春，江西巡抚解学龙即将调任南京兵部侍郎，解任前，按照慣例可以举荐下属，他毫不犹豫向朝廷举荐黄道周。内阁大学士魏炤乘厌恶黄道周，拟旨谴责解学龙滥荐，朱由检勃然大怒，“黄道周降六级调外任”原本是自己的决定，解学龙竟然如此狂妄，敢唱反调，立即下旨逮捕解学龙和黄道周。黄、解二人押入刑部监狱，以“党邪乱政”罪，廷杖八十。显然是意气用事！何谓刚愎自用？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刚刚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出于正义感，立即派遣太学生涂仲吉进京，为黄道周讼冤。按照老师的指示，涂仲吉向皇帝进言：“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稽古著书，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今喘息仅存，犹读书不倦，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徴之面折，至欲杀而终不果；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虽远出而实优容。皇上欲远法尧、舜，奈何出汉、唐主下？”

　　派涂仲吉讼冤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如果皇帝恼怒，追究主使人，吴伟业很有可能步解学龙的后尘。他在给长子的遗书中回忆道：“既升南中少司成，甫三日，而黄石斋予杖。信至，吾遣涂监生入都具橐饘。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吴梅村先生墓表》说出了“得免”的原因：“时黄道周以事下狱，先生遣监生涂某赍表至京，涂伏阙上疏，申理道周党人。当轴者以为先生指示，使将深文其狱以中先生，会其人死乃已。”

　　吴伟业一向敬佩黄道周刚直不阿的风格，敢于冒险派涂仲吉讼冤，绝非偶然之举，由此也反映他为官的正直忠厚。

　　“草间偷活”“一钱不值”

　　甲申、乙酉之际，吴伟业没有投身抗清运动，也没有摇身一变归顺新朝，一直在冷眼旁观。毕竟是前朝旧臣，故国情思难以摆脱。城春草木生，国破山河在，当他重游南京，触景生情。《遇南厢园叟感赋》流露的就是这种心情：

　　寒潮冲废垒，火云烧赤冈。

　　四月到金陵，十日行大航。

　　平生游宦地，踪迹都遗忘。

　　道遇一园叟，问我来何方？

　　犹然认旧役，即事堪心伤。

　　蓦然回忆起当年南京国子监生涯，这位园叟就是当年国子监的仆役。那时他的讲舍在鸡笼山，旧地重游，既怀念逝去的繁华，更感慨于前朝旧事：

　　回头望鸡笼，庙貌诸侯王。

　　左李右邓沐，中坐徐与常。

　　霜髯见锋骨，老将东瓯汤。

　　配食十六侯，剑珮森成行。

　　映入脑海的是开国功臣李善长、邓愈、沐英、徐达、常遇春、汤和。看到孝陵和故宫，联系到自己“承乏忝兼官”，恍如隔世：

　　高帝遗衣冠，月出修烝尝。

　　图书盈玉几，弓剑惟金床。

　　承乏忝兼官，再拜陈衣裳。

　　南内因洒扫，铜龙启未央。

　　幽花生御榻，苔涩青仓琅。

　　离宫须望幸，执戟卫中郎。

　　万事今尽废，东游如长江。

　　字里行间洋溢着遗民情结。这种挥之不去的遗民情结，在顺治十年的虎丘文社大会，流露得更加淋漓尽致。

　　被迫就任清朝官职，令吴伟业追悔莫及，“误尽平生是一官”。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头顶上有前朝天子门生的光环，有前朝皇帝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美誉，是会试第一名的复社名士。清朝当局要他出来担任国子监祭酒，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而吴梅村坚决不愿意出山，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

　　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人杰地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全国，必须首先摆平江南，镇压抗清运动是一手，笼络江南士大夫是另一手。征召吴伟业为代表的知名人士出来做官，可以收买民心，增加人们对于新政权的认同感。对吴伟业的举荐信纷至沓来，其源盖出于此，“本朝世祖章皇帝素闻其名，会荐剡交上”；“本朝初，搜访天下文章旧德，溧阳、海宁两陈相国共力荐先生”。

　　江南总督马国柱传达朝廷征召旨意，吴伟业无意于出山，立即以患病为由委婉谢绝。

　　一则说：“伟业少年咯血，救治不痊。今夏旧患弥增，支离床褥，腰脚挛肿，胸腹膨胀，饮食难进，骨瘦形枯，发言喉喘，起立足僵，困乏之状难以言悉。岂有如此疾苦尚堪居官效力，趋跄执事者耶？”

　　再则说：“伟业学行一无所取，固不待言，而患病则实迹也，共见共闻者也。伏乞祖台即于确查之中，将伟业患病缘由详列到部。伟业自辛未通籍后，陈情者二，请急者三，归卧凡逾十载，其清羸善病，即今在京同乡诸老共所矜谅。”

　　马国柱再三敦促，此乃朝廷旨意，于是吴伟业向朝廷请辞。因为真心不想做新朝的官，并非假意谦让，所以这份《辞荐揭》写得入情入理，哀婉动人：

　　伏惟用人而拔滞塞者，君父之恩；量力而受爵禄者，臣子之分。伟业以草莽孤微，江湖废弃，仰荷圣朝高厚，覆载生成，力田以供公税，鼓腹而歌太平者，十年于兹矣。

　　恩诏举地方人材，督台马老公祖，过加采择，以伟业姓名入告。旋奉部覆，行督、抚、按、各台老公祖，确查乡评品行，学问实迹。伟业行能庸陋，学问迂疏，无当于用，所不必言。而素婴痼疾，万难服官，苟不先事启陈，则私门疾苦，何由上达？为此辄敢具闻。

　　伟业禀受尫羸，素有咯血之证，每一发举，呕辄数升。药饵支持，仅延残喘。不意今春旧疾大作，竟成虚损，胸膈胀满，腰脚虚寒，自膝以下，支离挛蹶。老父病母，年过七旬，衰残风烛，相依为命。日夜涕泣，广求医卜，岂知沉痼已甚，疗治无功。奄奄一息，饮食短少，待尽床褥，不能行立。

　　夫居官尽职，必须精力强济，岂有患苦如此，尚堪驱策？

　　如此苦苦哀求，并未奏效，有司一再督促上道。二老惧祸，无可奈何，流泪催促儿子北上。

　　此前，好友侯方域写信劝他千万不要出山。这篇《与吴骏公书》写得非常漂亮，坚定的意志从彬彬有礼的文字中流淌出来：“域再拜致书骏公学士阁下。域凡驽不才，年垂四十无所表现，然辱学士交游之末者，自甲戌（崇祯七年）以来，今且二十年矣。是时学士方少年，为天子贵近臣，文章德器倾动天下，议者谓旦夕入相。屈指曾几何时，而学士乃披裘杖藜，栖迟海滨，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际信可悲也。然学士身隐而道弥彰，域之美学士之披裘杖藜也，过于坐玉堂秉钧轴远甚。近者见江南重臣推彀学士，首以姓名登之启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愿，学士必素审，无俟鄙言。然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

　　侯方域列举三条“不可出”的理由，以及三条“不必出”的理由，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而昔时交游能稍稍开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蹰，卒不敢以不言。万一有持达节之说陈于左右者，愿学士审其出处之义各有不同，坚塞两耳幸甚。”

　　吴伟业辜负了侯方域的厚望，悔恨不已，几年之后吊唁好友时慨叹：“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写诗向逝者表白自己的苦闷：

　　河洛风烟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终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吴伟业带着“为世所逼”的心情，踏上无可奈何的仕途，途中赋诗一首，道尽胸中的郁闷：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

　　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

　　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

　　“误尽平生是一官”，与“死生终负侯嬴诺”遥相呼应，成为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抵京后，经过短暂的秘书院侍读过渡形式，出任国子监祭酒，地位和荣誉比前朝的南京国子监司业高得多了，心情却很苦闷：“精锐销耎，辄被病，弗能眠。”顺治十三年，嗣母张太孺人病卒，他得以名正言顺地丁忧守制，辞官归家。从此回归一介文人，闭门读书写作，正如陈廷敬所说：“先生既无意于时，年力尚强，閉户著数千百言，而尤以诗自鸣，悲歌感激，有不得于中者，悉寓于诗。”

　　“忍死偷生廿余载”，吴伟业无意于时，希望安心度过余生，但时世并没有放过他。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接连发生的奏销案、科场案、哭庙案，表面看来似乎都有由头，其实只是借口，目的是制裁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牢骚满腹的江南文人学子，迫使他们就范。以吴伟业的年资，科场案与哭庙案牵连不上，却难逃奏销案。他自己回忆道：“吾归里，得见高堂，可为无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所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所谓“适吾所愿”，是指微不足道的赋税拖欠，被纳入奏销案，革去国子监祭酒官衔。明清史宗师孟森说：“梅村终身以再出为恨，实出至诚……因奏销案而落职，实在是求之不得。”所谓破家，并非因追缴欠税而倾家荡产，而是担心因此遭到逮捕。他的学生王维夏由于奏销案而被捕，他写诗送行，流露的就是“破家”的担忧：

　　晚岁论时辈，空群汝擅能。

　　祗疑栎阳逮，犹是济南徵。

　　名字供人借，文章召鬼憎。

　　阿戎才地在，到此亦何凭。

　　为奏销事，他写诗给三弟，依然是莫名的担忧：

　　拙宦真无计，归谋数口资。

　　海田人战后，山稻雨来时。

　　官税催应早，乡租送易迟。

　　荷锄西舍叟，怜我问归期。

　　靳荣藩注释道：“江南奏销之案，梅村亦受其累，故催租之苦屡形吟咏。此云：‘官税催应早，乡租送易迟’，急公恤佃两得之矣。与其七州郡羞于请门庭简送迎，俱长者之言。”

　　吴江县举人吴兆骞，受科场案诬陷，流放东北边境荒凉的宁古塔，铸成一大奇冤。吴梅村写诗送行，流露的是惴惴不安的心情：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

　　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

　　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

　　绝塞千山断行李。

　　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

　　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

　　……

　　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

　　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

　　君不见吴季子。

　　在如此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求生，梅村的郁闷可想而知，只能写诗遣闷，“人生岂不由时命，万事忧愁感双鬓”；“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写诗遣闷之余，寄情于山水，到苏州附近的邓尉探梅，成为他最喜爱的活动。为了把山水引进家园，他购得王氏家族的贲园，拓展成为园林别墅。顾湄写道：“先生性爱山水，游尝经月往返。所居乃铨部王公士骐之贲园，先生拓而大之，垒石凿池，灌花莳药，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士友觞咏其间，终日无倦色。”然而这一切都难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居恒苦，忽忽不乐，拂郁成疾以死”。

　　康熙十年冬，梅村病重，留下绝命词：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还写了“令书”，自序生平事略：“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特别交代：“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不立墓碑，不写墓志铭，只要求在圆石上刻“诗人吴梅村之墓”即可。以诗人始，又以诗人终，官衔于他有如浮云。他希望后人忘记国子监祭酒吴伟业，记得诗人吴伟业。

　　吴梅村晚年连得三子，去世时长子吴暻年仅十岁，他留给暻儿的遗书，其实是写给世人的公开信，表明自己的心迹：

　　—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

　　—今二十年来，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赐。惟是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崇祯）及伯祥（杨廷麟）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

　　他最在意的是，“不能白衣而返”“为后世儒者所笑”。

　　诗人吴梅村留下的最后一首词，是《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風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他给世人的最后留言，竟然是“草间偷活”“一钱不值”。内中的辛酸与悔恨，欲说还休。靳荣藩注释吴诗，把蕴含于字里行间的诗意点破，要害在于“以一身事二姓”，与他的自叹诗“误尽平生是一官”，可以互相印证。读《梅村家藏稿》至此，仿佛超越时空，听见远方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人世事，几完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