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思光（1927-2012）先生是当代深孚众望的哲学专才，曾长期任教于香港珠海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华梵大学，积二十年之力而成《中国哲学史》，在业内影响昭昭。诗之于他，本是余事，积攒多年亦蔚为大观。劳先生晚年整理出版了《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后文简称《韦斋诗存》），颇获嘉誉。
这部诗集收入劳先生诗作二百六十三首，其中包括若干少作和新诗、挽联等。或许尚有遗珠散落弟子手中，想来散失不会太多。劳先生虽一生为阿诗，但一向落笔谨慎，不少年份只有一组诗作流传，均衡地分布于生命的自然流程。对劳氏而言，这一诗性书写表现为纯然发乎记录人生的本真性。无论诗词内容还是写作场景，都可看成其生命实感自我表达的素朴需要，写后也即随手置放，既无“应世”之用，亦无“名世”之想。大抵只是基于诗礼传家的古典训练，以及劳氏本身颇富艺术气质的生命形构，方才有此文化显现。
就诗学趣向论，劳思光生前身后，其诗皆大抵被归入理则瘦硬的江西派宋诗一脉。劳氏本人在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也直呈对唐宋诗风的断制好尚，兼备“理境与技巧”的宋诗更为其称赏。劳思光作为甚是看重和追求生命转化的哲学人，看重和追求的诗意，同样也是“精神意”。唐宋诗间的文学旨趣，可以经由他在哲学立场提倡的“情意我”与“德性我”的关系，贞定为：只有“德性我”重建文化秩序的生命感受，才值得成为“情意我”艺术表现的大宗要点。
众所周知，宋诗绵密深雅实得益于晚唐不少，但劳思光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却不惜贬抑晚唐李商隐的“纯美诗”一脉，认为“只算一种技巧成就，并未表现一艺术精神”，他对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更多推崇肯定，因为后者才能体现“诗言志”的“道德性情意”的悠久传统。此论虽然未必能深入玉溪三昧，却颇可备一说。劳氏甚至因此“精神性”的不足，而对历史上的词的表现不如诗而另有微词（《中国文化要义新编》）。
但勞先生于诗艺有天赋的敏感与实践的体贴，他深知理境亦需要“技巧”来呈现。性理之美如何得以可触可摸立体呈现，不至流为面目可憎的魔道呢？劳先生之诗，用典绵密，意象丰沛，实得益于晚唐体尤其李商隐颇多。或许受其伯兄劳榦（字贞一）的影响，史学家劳榦擅诗，在汉简研究之余，尝于一九五八年发表《李商隐诗之渊源及其发展》。二劳关系甚密，亦有不少唱和之作。如一九六○年，题为“庚子冬，伯兄贞一拟过港小留，嗣因签证不顺而作罢，惘然有作”一诗中，劳思光特意提到劳榦的研究“阙文遍注流沙简，逸兴新征锦瑟篇”。可见，即使在理性上排斥玉溪体，却未必不为其风调潜移默化。稔熟玉溪诗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韦斋诗用典乃至用韵习惯，都与玉溪诗有着频度极高的呼应。
相映成趣的是，在二百六十余首韦斋诗中，居然有十三首无题诗，另外尚有一些“广无题”诗。论比例，劳氏无题诗实在玉溪之上（六百余首中占十六首）。“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此正劳氏自谓“内在气质与心态并非学究”之佐证欤？
中国诗学史上的无题诗传统，广义论之，大抵除了作品普遍具有较直接的自我抒情性，并不容易构成明确的类型。王国维就认为，凡《诗》三百、《古诗十九首》、五代北宋小词之类，皆属“无题”之作。盛唐诗人如陈子昂之《感遇》、李白之《古风》，亦属“无题”之诗。“无题”之谓，一则出于文学滋萌初期作者开口成腔，不必依题成韵；二则出于早期作品属权汗漫不清，统以“无题”名之。实际上这一诗学传统在文学成熟期依然有所延续。例如宋儒张载生平不以诗名，但亦有诗传世，多数皆为拈初句首字为题，就是这类“广无题诗”。宋代及其之后，以“无题”为题之诗数量不菲且体裁不一。诗人身份更是跨度甚大，既有儒者如朱熹，遗民如郑思肖，也有如苏轼、唐寅者，辛弃疾词作在词牌外也有不少名之以“无题”。
狭义论无题诗传统，则往往归属唐人李商隐所开创，并在其身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鲜明代表的类型诗。即使玉溪全部诗作中专以“无题”命名的作品按比不算太高，却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者，历代都视为是“无题诗”与“准无题诗”—清人纪昀所言“李义山有摘诗中二字为题者，亦无题之类”—李商隐自身的“无题”传统也有“广”的一面。从义山本人开始，此类型诗中密布的“美人芳草”“楚雨含情”等丰富象征，即被声称饱含深纳政治隐喻，不少富有索隐精神的研究者还致力于还原落实其中的有所“寄托”，徐复观就写过《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但究其接受史实际，“无题诗”能吸引当时与后世读者的主要原因，很多时候并非基于“寄托”的具体内容，而是其惝恍迷离的意境、丰艳雍容的意象，甚至不必讳言其设色男女的意绪。故晚唐之后，效法义山“无题诗”者可谓兵分两路，强调“寄托”、用典绵密、一脉发展成为宋诗派的主流；强调写情、意象华美一脉虽不易被视为正宗，承继者却代不乏人，叶嘉莹认为后者的选择“无题”又有“不可说”与“不能说”两种向度。直至晚清与民国，此风不仅犹未消歇，且在转进之后有所加强。
张灿辉教授曾著文遗憾自己的劳老师一生问学，少论死亡与情。关于死亡，尚勉强找到一九五○年一篇短文《死亡的正反观》，至于“对爱情的哲学分析”，却是“的确阙如”，并推想这是因为身为儒者的劳氏认为爱情是“不值得探究的男女私人问题”“是故自孔子以降，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无任何哲学家如柏拉图般将爱情视作严肃的哲学课题研究。劳先生似乎并不例外，对爱情并无多费笔墨”（《不朽与不息：劳思光的言外之境》）。本文则认为，所谓劳氏缺席“对爱情的哲学分析”，除了“不值得探究”这一可能取态，另外必须考虑到，在并非“学究”的劳氏看来，爱情是否并不适合进行“哲学分析”？自孔子以降，中国哲学传统针对“情/欲/理/性”不也是有着严密的层层深析？这种氤氲的精神或调性，在劳思光的诗作，尤其无题诗中，有着特别的呈露。
二
《韦斋诗存》第一首“准无题诗”，是作于一九五六年的《画中》：
画中浑欲唤真真，眉黛分明识旧颦。
已绝此生偿债念，早知前命负情身。
江流日夜年华逼，歌馆楼台姓字新。
争怪樊川诗笔嬾，扬州梦尽是残春。
因诗集编就于劳氏生前，注释者多为其门下同事，难免有“为长者讳”的考虑，这首诗的鉴赏部分就写得拘泥不当。其实，无论用典的“偿债负情”“扬州春梦”，还是画中人“歌馆楼台”的职业暗示，大抵可见劳氏少年亦如彼时贵介子弟之流连笙歌。这并非孤证。接下去一首《赠史韵芬》即是又一注脚。艺名“白光”的史韵芬为劳氏初见，正是抗战胜利后劳氏北上就读北京大学之时，所谓“津门旧记接香尘，十载星霜忆尚新”云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劳氏见到睽隔已久的表兄檐樱（程靖宇），赠诗中提及“鸿泥劫后记犹难，画里婵娟忍再看”“长街燕子巢应旧，檀板红儿曲已阑”，或是更直接的证据。注解明言此为程氏任教南开大学时所眷京剧名旦。然饶是如此底色，劳氏处理此类题材时的态度端庄才是本色，所谓“兴废金瓯怜若梦，颜色相窥正晚春”“桃李几家都嫁尽，花王珍重护灵真”，犹如其一生诗作最显豁的性格就是历史感，劳氏即使言情写艳，同样是在“兴亡满目”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的。三诗均作于劳氏二十九岁时，注释者称其少年老成，能对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沦与堕落发出警语，是公正断制。
劳先生缔姻甚晚，约一九六七年始婚。早岁离台（1955），独居香江，依其丰度才资，自然不乏“艳遇”。《韦斋诗存》中此类留痕剥离细读之后，同样极见身份。如一九五七年《立秋日即事》所言“绝怜飞花频扑面，那堪顽石久忘情”，该诗题解谓“某奇异女子独钟情于劳氏，于立秋此日约劳氏至其寓所会面，劳氏衡情量理之后，决意不去”，如此言之确凿，只能出自劳氏本人确认。偶遇的艳冶再次被嵌入沧桑，置于“人间毁誉看枭嚇，枕上恩仇听剑鸣”的自然的肃杀与人世的苍凉之后，艳冶也凝固为悲情的驿站，一抹暗淡的艳色也因此显出确实不乏“出自人情的珍惜、体贴与设想”。
一九五九年，严格意义上的无题诗出现于劳氏笔下。虽是他一如既往地纳艳冶于沧桑，艳冶仍然要在“枯禅生涯”“午夜孤吟”中自我呈现，但“酒边哀乐”“残山偷活”“芳草流连”云云，使得这“乞谢壮怀舒醉眼，朦胧朱碧且成怜”显出韦斋诗中绝难一见的颓废感。
劳思光本名榮玮，出身湖湘世家，母氏亦为衡阳巨族。高祖劳崇光，道光进士，同治间任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代表清廷签署第一次九龙条约，《清史稿》本传载同治帝嘉誉之语曰“沉毅有为”“不避艰险”云云。劳氏出自这样的世胄之家，最易感受近代之变中的风吹雨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毁性转型甚至沦丧。此即频现于其诗中的“兴亡身世两难论，万感茫茫步日昏”（《己酉初秋，晤伯兄于洛城，共步街衢，闲话旧事，归成二律》），“曾是重门严戍卫，岂期白首走风尘”（壬午《旧游杂咏》）的隔代衣冠之怅，一直深藏于他的生命底蕴，其诗词中与生俱来的清华清贵之气，大抵也与此有关。
在劳思光之前的时代，无题诗经常被窄化为单薄的男女之情。而基于劳氏清晰的理性与自律的精神，其笔下的无题诗即使言及儿女，也绝不是朦胧取态，而是将个我悲欢嵌入时代兴亡中，显出特别的象征意义。劳思光为人为文甚早就显得法度谨严，甚至“秋意”俨然，这一意绪也挟裹在他的无题诗中。其《无题》组诗中最长的一组（1960），因铺写对象的身世背景与劳氏极为相似，亦惜亦怅的自悼气息最显劳氏青年时期的精神状态。
其一
未必余情恋落花，偶然春尽怅天涯。
当时款语心犹曲，遥夜亲陪分已奢。
兰芷泥中伤气类，龙蛇腕底惜词华。
朱栏指点黄昏路，顿觉尘生七宝车。
其二
魏其自喜武安骄，纷杂虞初说逊朝。
姊妹赵家传粉墨，笙歌粤市出娇姚。
人间几免登场笑，天末生怜落叶飘。
无赖媚川珠满眼，种花谁护上林苗。
其三
镜中仿佛玉妃姿，比坐流连日影迟。
细雨钟楼人醉后，垂帘茗盏客来时。
莫为鸩鸟中悬怨，久失枯桑再宿痴。
自别天台缘豆尽，刘郎争复解相思
其四
凋落诗心逐岁华，词章今厌说名家。
云生海上观游蜃，月满天南起暮鸦。
换羽移宫才曲半，辞秦过楚总天涯。
诞狂魏野徒夸世，红袖何曾胜碧纱
其五
梁氏眉妆若可侔，一番浅笑一番愁。
最宜通语三更月，乍听呼名七夕秋。
鳌禁帖书怀玉几，星家术数演金钩。
清才自昔人间累，阿母帘前莫怨尤。
其六
荧惑狂侵局已非，补天大小愿同违。
云深是处迷黄鹤，斗转谁家卜紫薇。
新酿不成前日醉，轻罗仍念旧时衣。
频年杨秉安淳白，肯化蒙庄蝶乱飞
频频使用“兰芷泥中”“上林苗”“玉妃姿”等比拟伊人，怜惜之情郁然。组诗读来的确“言深意深，题难尽意”。但“频年杨秉安淳白，久失枯桑再宿痴”云云，固然可能基于强大的理性与严格的自律，对于尚未超拔于两性情感中的个体，也可能只是基于尚未遇合“对的人”。果不其然，隔年（1961）再赋《无题》，已然光景大变：
其一
弹折吴钩自壮图，银筝曲转客心孤。
燕姬越女风流尽，怀抱相怜合浦珠。
其二
红粉千家倚俗装，众中我已倦清狂。
幽兰晚日垂帘坐，一种尘寰未识香。
其三
罗裳锦簟净无尘，海碧天青证宿因。
从此清辞休写恨，年年彩笔赋迎春。
其四
蚕丝缘豆两相知，耳鬓相依欲语迟。
十载流离忘老大，对君方惜少年时。
组诗意思再明白不过，也是韦斋诗中最热情外溢的诗，一向落笔自负谨严的青年，难得地，甚至是唯一地，向外扑出了自己。其设色浓艳，视为闺情诗亦不为过。奇怪的是注解者居然套之以“鸢飞鱼跃的生生不息”，实是荒腔走板。与此类似的还有作于次年（1962）另外一组《无题》，同样是劳氏笔下难得的旖旎之作：
其一
双鹊枝头噪日曛，群鱼喋水起层纹。
前宵酒力留残醉，懒向妆台理鬓云。
其二
好惜春游遣客思，新涼盈袖酒盈卮。
玉兰手折佳人佩，隔坐生香一笑时。
也许仍是囿于为尊者讳，注释者似从未联想或未便表明，此处如意亲密之“佳人”与前年“证宿因”之“合浦珠”，是否一人？或可再想，下一年的《惊梦》（1963），是否更有隐秘可抉—
含笑相看忽断肠，梦迴惊起夜苍茫。
漫言白傅歌怅恨，竟似微之叹悼亡。
河鼓天孙伤语谶，锦裳罗袜锁尘箱。
剧怜旧巷前宵过，满架花枝失旧香。
相隔三年光阴之久，“河鼓天孙伤语谶”与“海碧天青证宿因”未尝就没有内在联系，“锦裳罗袜锁尘箱”与“罗裳锦簟净无尘”未尝就没有相辅相成。可惜注解者又大跑野马，这次居然跑到《牡丹亭·惊梦》去了。此诗与杜丽娘何尝有半点关系。
笔者欲将韦斋诗的“无题”落于实地，当然不至于无聊到只为踏寻劳氏年少情事，而是这种曾让孤高年少心仪的“从此清辞休写恨，年年彩笔赋迎春”依然迅速就结束了。考虑到“合浦珠”（广西北海人？）的身份，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香港与内地的紧张微妙关系，“河鼓天孙伤语谶”很大可能是“生别离”。无论如何，这种身心彻底的热情投入此前此后再也不见于韦斋诗中。颇让人联想到多年以后，丁卯（1987）《退居吟》其七所自道的“诗酒当时忆放癫，朱颜云鬓对华宴。海桑急换闲情尽，不赏笙歌二十年”，正是明言了艳冶与沧桑的彼此嵌入与决绝断裂。两组《无题》一首《惊梦》如连缀观，即使不去落实是否属于一个完整的故事，却足以象征时代变化中无法自主的个体命运。
可为劳思光这一心境再添凭证的，甚至还有韦斋诗常有心思绵密的写情咏物之作—这一热衷“体物”的好尚，也颇近李商隐。不仅“无题”之情相当低回，“有寄”之物亦堪同调。例如作于戊申年（1968）的《碧玉》，诗前特有小序以状其情：“寓所不远，有小院植碧桃一株，横枝当风，色作微红，虽秋日无花而风姿可喜，车过见之。明日往寻，则重扉深掩，竟不得复见矣。诗以记之。”
碧玉真怜出小家，不披绮绣自风华。
轻车夜过香侵梦，半臂秋寒色映霞。
嫩叶有缘承雨露，坠英无奈辱泥沙。
桃源忽失渔郎路，惆怅长街起暮鸦。
“坠英无奈辱泥沙”正与“种花谁护上林苗”同属无可奈何，尾联则让人联想到一九六三年的“剧怜旧巷前宵过，满架花枝失旧香”。甚至韦斋诗中另外一首“准无题诗”《有寄》（1967，写给后来的妻子）依然结之以“昨夜买花经曲巷，繁枝照眼不成香”。且这种体物情调在其早岁即有同题之作、同类行径。例如作于一九五八年的《乌夜啼》词前同样有小序忆及“儿时居故都，庭中玉兰经雨零落，辄亲拾之，不忍见其委泥沙也。戊戌流寓香岛，忽于友人处见玉兰满枝，感而谱此”：
闲庭曲槛流霞，旧时家，记得雨中亲拾玉兰花。
红羊劫，青衫客，负琼葩，一样可怜颜色在天涯。
不仅与一九六○年《无题》组诗中接连使用“兰芷泥中”诸喻同称色授神与，与一九六三年“玉兰手折佳人佩”之隔坐生香对读，又是痛何如之。这一惜怜之情，指向落花，亦指向流人，更指向“花果飘零”中而能挣扎于“灵根自植”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正因劳思光在宋体唐韵之间无论用典意象还是情意倾向经常都在暗度陈仓，韦斋诗方才具有了虽瘦硬而不干枯、嶙峋之骨常现膏腴之姿的意态。也因此风调，他似乎比号召“宋骨唐面”，兼采“晚唐北宋”的晚清“同光体”的多数诗人，更为出色。
三
劳思光的家世、修养与诗学风格，容易给人“旧时王谢”的直观印象。诸如“劫尘改尽旧衣冠，我已无家去住难”“昨宵梦踏金陵月，磷火荒台蔓草生”“前宵梦入中原路，满座猴冠不忍看”……这类对逝去家园的凭吊，充满其诗章。但劳氏的涵养与学问均相当可观，且一生以“气节”自矜，如果以为他凭吊的仅是个人与家族失去的物质地位的繁华优渥，委实不能尽其一生对中国历史发展与文化命运的真切关怀与不息探问。甚至依其传统学养乃至世家门第的本然要求，能担当现实政治、规划国计民生，方才符合真实愿心。然而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兴起必然将传统之“士”渐次挤入边缘，劳氏的“郁郁终年”很大程度与此自我预期不能舒展有关。所谓“自嘲缚虎擒龙手，误得经师末世名”，郁郁之后，须别寻出路，每当天地变色的“易代之际”，前朝贵胄往往托命文化或艺术以自求上出，亦必然，亦无奈。诚如劳氏在《思辨录：思光近集》“序”中的自我告白：
即以从事哲学研究而论，我并不是像现代学究人那样一味只重视外在表现。反之我所真正关切的是我自己所见到的理境及所达到的自我境界。我治学之基本目的在于自己的所成与所得，至于对外表现只是“余事”。……我所关切的哲学问题，本是哲学现有的危机问题，与未来的希望问题。
基于这一旨归，虽一生多数时间栖身海外，劳思光的哲学理念毋宁仍是非常“中国”的，亦是颇为“古典”的：从不单纯视哲学为纯智性的概念游戏，而是认为哲学最重要也是最崇高的功能在于达成生命本身的转化。就个人而言，这是成德之路及生命境界的升进跃迁；就集体而言，这是人文建树与文化成果的开拓累积。也因此，对于劳先生这类气质的哲人，切入其生命内核的精准之径，最佳选择，可能并非哲学表诠，而是诗学表达—后者更直接、更整全、更现量直呈。尤其后者本为作者并无“立言”“不朽”之显性意识的日常书写、生命即兴，于中往往更少做作、虚饰之嫌。
韦斋诗整体构成不仅有很强烈的个人自传色彩，且与其“无题诗”类似，皆成功地将此一己悲欢容纳进家国兴亡，咏史诗因此构成了其创作题材的大宗。一九六九年陈寅恪去世于广州，正在美国普林斯顿访学的劳思光很可能听闻了此讯，于是写下《日暮独步忆寅恪先生诗有感》：
昔传陈叟伤春句，灯火英伦感岁华。
我亦孤怀当去国，谁容大难更谋家。
五年奇劫乡书绝，一枕危楼鬓雪加。
兴废待争风雨急，黄昏旷野立天涯。
诗中提到的“陈叟伤春句”，即陈寅恪于抗战胜利后赴海外治疗眼疾写下的《卧病英伦七律二首》之二：“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前有短序，据作者自谓作于“辛卯小寒（2012年1月）”的“台北客寓”，距离本年秋冬之际劳氏去世（10月20日），已来日无多。此种终身为“客”他乡的深层悲慨是涵纳于劳氏作品的普遍之情。在其离开台湾三十三年之后首次返回任教之初，一九九○年写下《庚午中秋，与清华诸生登人社院高台望月，口占一律抒怀》，此情依然溢于言表：
恰似坡公远谪身，随缘樽酒庆佳辰。
讵知入海屠鲸手，来作登楼望月人。
箫管东南天一角，槐柯上下梦千春。
衰颜苦志茫茫意，剩向生徒笑语亲。
台湾不是家乡。他供职与生活时间最久的香港同样不是。二○○一年《新正即事》如此写道：“万里梦回关塞路，清歌渺渺最伤神。”如何在清醒地深察种种现实苦难为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债务之后，仍然拥有精神出路的可能，即超越即承当，对于哲人而言，永恒回归往往有着特别的管道。
对于纵横“经史”而又难忘“经世”的劳氏而言，杳杳冥冥的超越之界大抵非其兴趣所在，而大地上的故乡并不遥远，只是拘于现实种种，他的“返乡”一直受阻，他的愿望却一直在是中凸显。此即一九九八年《戊寅岁暮感怀》中道出的心曲：“前宵梦觉中原路，冻雨玄霜满凤城。”又七年之后，二○○六年《丙戌七月，返港小住，与生徒闲话，偶成一律》，劳氏已经年近八十，心境却仍然“兴亡”满目：
赵州行脚不知休，且向香城问旧游。
充尔缶鸣谁解事惊心潮急又临秋。
衰癃久失回天志，客寄还分覆鼎忧。
尚述兴亡供史乘，平生怀抱此中留。
劳思光个性狷介，亦颇自负，而立之年的《答友》（1957）诗中昂然自道：
平生学不守常师，少日虚声只自嗤。
稍解诗书于画拙，难争德爵况生迟。
百家出入心无碍，一海东西理可知。
花鸟渐怜催老大，人前何意斗华辞
对于纳中国于世界、纳中国文化于世界文化，实现“圣人无常师”、出入百家、东西同理意义上的自由愿景，他坚持了一生。同时劳氏诗作中关怀国族命运、文化前途的词汇，诸如“兴亡”“兴废”“剥复”“剥极”“世运”“成败”“是非”等，可以说反复出现。而经由劳氏的哲学研究、历史批评、文化论述三者互为犄角形构起来的责任意识，使得其诗作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兴亡”意象就并非是一种理性的冷眼静观，而是成为一种“继绝兴亡”的行动的导引，并不单纯指向中国文化的路向，更指向世界文化的发展。此即“韦斋诗”虽躬自高标而特能动人的秘诀所在。也是他笔下的“无题诗”始终不失其正当与深切。它到底是热的，尽管是潜流。
一九七九年，劳思光积二十年之力完成《中国哲学史》，该年留诗三组六首。其一即《己未孟秋，史稿既成，夜坐无聊。偶成一律，即柬端正》：
故纸堆中暂息肩，青灯独夜意茫然。
信知正学常违世，坐见横流竟拍天。
牛马任呼随俗例，风云变观感华年。
伊川逝后思杨谢，何日寒斋一论禅
“端正”即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弟子，亦是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第一位学生。其时“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出薪水，学生缴不出学费”，正是钱穆、唐君毅等人“赤手争文运”的现实基础。收到唐端正期待其“道义担承仗铁肩，领袖群伦莫恋禅”的步韵之后，劳氏写下他性理诗中颇为自负的性理境界：“迩来渐证圆通理，万户千门任卷舒。”同年《山居即事》又有“频年勘破升沉理，始信伊川境始安”—“礼境”与“乐境”，“理”与“情”，至此豁然贯通：伊川即宋儒程颐，时人好奇其终生守礼是否劳苦，伊川则以守礼为至乐之境。此即戊子（2008）年韦斋诗集中收入最末一诗，“严寒卧岛城，更休说河清”的暮色垂老中，劳思光犹自吟哦“余年矜大节，垂暮畏浮名”。
《萧箑父自武大寄诗，以二律答之》（1989）中，劳思光明言自知“理境无涯”而选择了“文章有限”：
平生进学拟登山，踬蹶徘徊只等闲。
残景丘迟空怅望，彩毫郭璞久追还。
无涯理境归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间，
成坏华严参胜解，不妨替鸟听关关。
真理如如，离言绝思，但仍要有所言说。此正劳氏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中至为关键的“引导”（orientative）意识、“承担”意识。也因此使得治学特为强调“陆王学上望儒宗”（《春兴》，1960）的劳氏之学，同时呈现出奇异的“与世为体”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性格—“与世为体”本为明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风”的裁定，世間俗儒亦颇有以东林之学为宗程朱而诋陆王者，此见不足取。此处劳氏之两取，则不仅可以史为鉴，亦可以之鉴史，更两相形构了劳氏之诗的基本特色。这一点甚至也鲜明体现在了他的无题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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