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岚

　　雪莉·杰克逊（1916-1965）

　　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一个下午，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午后小睡片刻，从此再没有醒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出生的她，离世时没有过四十九岁生日。这是位深居简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過去一直有着“怪异故事”的标签，为评论家所不屑。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弗吉尼亚·伍尔伍夫”（Virginia Werewolf）的绰号，“伍尔伍夫”是英美民间故事里的狼人，月圆时出没。她可能自己都不会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掀起了雪莉·杰克逊热。二○一○年，被视为美国文学经典的“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出版了雪莉·杰克逊文集的第一卷，由乔伊斯·凯洛尔·欧茨编辑并写序。之后她的自传和书信集陆续面世。二○二○年，露丝·富兰克林编纂的文集第二卷出版。为纪念雪莉在美国哥特小说领域划时代成就，在她的长子推动下，二○○七年设立了雪莉·杰克逊文学奖。二○二○年根据她生平改编的传记电影《雪莉》问世。她的长篇名著《邪屋》《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再次触电，被翻拍成电视剧。对于一个已经过世多年的作家，这样的身后名来得太不容易了。关于身后名，西塞罗说过一句名言：“生命不能给予的，死亡加倍补偿了。”这句话有点阿Q精神。

　　其实，雪莉·杰克逊生前于文学奖项并不陌生，她的短篇作品曾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1949），也两度问鼎爱伦·坡最佳短篇小说奖（1961、1966），并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美国短篇小说”。她的名篇《乐透》（又译《摸彩》）自一九四八年在《纽约客》发表以来，一直被列入美国中学英文课的必读书目，与《老人与海》《杀死一只知更鸟》《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守望者》《最蓝的眼睛》这些经典名著一起，构成美国青少年文学教育的基础。但与海明威、哈珀·李、菲茨杰拉德、塞林格、托尼·莫里森那些公认的文学大家不同，雪莉·杰克逊在文坛地位一直不尴不尬，她被贴上恐怖小说、鬼怪故事、流行小说的标签，商业上成功却不入文学史正册。

　　二○一○年“美国文库”出版《雪莉·杰克逊文集》第一卷时，遭到评论家和媒体的普遍质疑，认为杰克逊的文学成就不足以走进经典殿堂，将她的作品入选文库是大失水准的事情。这种非议到二○一六年才平息，那一年露丝·富兰克林撰写的雪莉·杰克逊传记《鬼魂出没的一生》出版。二○二○年，露丝·富兰克林为“美国文库”编辑出版了文集的第二卷。二○二一年，《雪莉·杰克逊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出版，推动学界和读者改变对已故作家的态度，重新认识雪莉·杰克逊。除了她长子劳伦斯·海曼的努力，《鬼魂出没的一生》功不可没。这本传记揭示了前女性主义年代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的挣扎。雪莉·杰克逊因为相貌不佳， 体型不够苗条，从童年开始就被母亲不停地责难。她偷偷写作，不敢告诉家里人，母女关系紧张;结婚后她跟同是文学家的丈夫始终处于职业竞争状态，要全职写作又要承担所有家务，稿费收入远超过丈夫却把稿费如数上交，在家中没有任何财政支配权……所有这些普通女人一生在父权社会可能吃的苦，在雪莉·杰克逊的传记中比比皆是。

　　《鬼魂出没的一生》引发了美国的雪莉·杰克逊热，读者在她的人生中几乎可以找到当下社会多种话题的回响—边缘人群，针对女性的肥胖羞辱，才华和颜值的矛盾，婚姻忠贞的双标，女性作品被男性主导的文坛和评论家故意低估忽视，纯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刚性疆界是否必要，艺术上雅和俗是否真的有天然之别，等等。对雪莉·杰克逊的重新解读，可以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尔维娅·普拉斯被读者疯狂关注和热爱相媲美。

　　雪莉·杰克逊出生于旧金山一个白人中产家庭，父母属于出入乡村俱乐部的保守人士。这女孩生来跟父母格格不入，年龄稍长就沉溺于看书写作。最看不惯这个文青才女的，是她母亲吉拉尔丁。用中国俗话来说，这对母女八字不合。吉拉尔丁优雅靓丽，但对文艺或者读书毫无兴趣，是那种典型的平庸俗气的居家太太。吉拉尔丁理想中的女儿就像她自己那样漂亮体面，拿得出手;但女儿雪莉头发蓬乱，体态臃肿，在她看来是一个神叨叨的书呆子。吉拉尔丁从不掩饰对女儿的失望，甚至直言：堕胎不成功才生下你！这些刻薄话实际上构成了言语暴力，从雪莉童年一直持续到她成年。她嫁人自立门户后， 母亲来信也常常说些不中听的话，诸如“我一个上午都为你的难看相貌感到悲哀”之类。吉拉尔丁对女儿的苛求责难，被后来的女性主义总结为隐性的厌女症，有评论者认为，“女性被女性责难的历史，是从她降生在父权家庭那天开始的。第一个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往往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那满口女德的母亲……（是）‘女儿与母亲的精神对决……”（王梆《女性被女性责难的历史在文学中的呈现》）

　　雪莉·杰克逊从童年起就性格羞涩，害怕与人接触，有社交恐惧，但同时又非常反叛。选择写作，自然带有忤逆母亲的动机。她在纽约州雪城大学读书时，与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结识。海曼来自于布鲁克林的传统犹太家庭，专攻文学批评，极赏识杰克逊的才华，似乎也不在意女性的颜值。这个貌似绝佳组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海曼在婚前即坚持要保持与其他女性的性关系，维持一个单方面的“开放婚姻”。 一九四五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海曼带着全家去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做文学讲师，雪莉操持家务又同时写作。她生育了四个孩子，却几乎不间断地保持全职写作状态，她的稿费和版税收入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随着时间推移，雪莉·杰克逊与丈夫海曼之间微妙的竞争在加剧，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稿酬收入，他们之间差距越来越明显。一九四九年，海曼被本宁顿学院开除，他的第一部文艺批评著作出版后无声无息，他为《纽约客》撰稿，每周仅赚三十五美元。这一年，雪莉的文學生涯已经如日中天，《乐透》被各种年选收入，获得欧·亨利奖。她在《好主妇》（Good Housekeeper）杂志发三个短篇，每篇稿酬都是一千美元。

　　钱是雪莉挣的，却必须上交给丈夫，由他分配日常用度。作为一个自由派纽约犹太知识分子，长期为《纽约客》撰稿的文学评论家，海曼和雪莉·杰克逊组成的家庭却是以父权为主导，家庭角色分配极其传统。雪莉负责做饭、购物、打扫居室、养育孩子这一切家务，海曼坐在书房里思考美国的文学和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时对妻子呼来喝去，让她端茶送水找资料。午饭时他连一碗汤都不愿意自己动手热一下，而是像婴儿一样等着雪莉伺候。

　　除了免于家务，一家之主的海曼享受着男性“开放婚姻”的好处，不停地跟自己所教的女学生发生婚外情。他的各种艳遇在家中是半公开的，甚至时常向妻子吹嘘自己的艳遇。丈夫单方面的性混乱，在结婚之初对雪莉·杰克逊是窒息性的折磨，她几乎精神失常。但早年人生中母亲对她的各种负面评价，磨钝了雪莉的人生期待， 怀孕后她渐渐接受这种羞辱性的婚姻。

　　雪莉的家务繁重到什么地步？《书信集》里的一封信提供了一个细节：一九五九年春，杰克逊给自己的文学经纪人写信，要求他跟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提出将《邪屋》交稿日期推后。理由是最近家务实在太忙，先是她四个孩子中的每一个都感染了流感，然后又把流感传给了丈夫。接着，女儿萨拉不小心踩到一颗铁钉上，被送到医生那里连续几日打破伤风针。家里新领养了几只狗， 她得帮它们申请领证。一只猫发生感染，每天得喂药。然后家里锅炉坏了，再接着下水道堵塞，天冷室外地面冻结无法挖开地面修理。为了减少脏水下排，家里限水，只有刷牙时才能用自来水。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饭后洗碗的办法，用水枪朝脏碗盘上泚水……在这千头万绪一片混乱的家中，晚上全家睡觉后，杰克逊坚持每天回到书桌前写小说。她信中写道：“如果我今天和明天可以全天写作的话，那么小说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能完成。”

　　就像她之前的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们的文学创作和家务琐事自始至终互相纠缠影响，她们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像地母一样接受那些必须做的家庭琐事。“一旦在创造力旺盛的时候，我就会怀孕，生更多的孩子。” 雪莉·杰克逊在给编辑的信中说。她对家务和养育孩子不仅不反感，还有些许骄傲。她的身边永远是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猫和狗，充满居家过日子的俏蛮和热闹。“我不小心把咖啡壶倒进洗衣机里，结果贝瑞的洗干净的尿布从洗衣机里拿出来时上面布满了咖啡渣子。”雪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她好像故意要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俗世家庭生活，来打破遗世独立的艺术家姿态。而这种普遍被男作家持有的不屑于日常生活的姿态，其实是非常表面，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它需要生活伴侣的支撑和照顾为基础。比雪莉·杰克逊晚些年出生的女作家，比如爱丽丝·门罗（1931年生），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年生），她们都是兼任作家和主妇的双重身份。单亲家庭长大的普拉斯事事能干，好强，也持家有方，在买房卖房这种俗务上很有眼光。与雪莉·杰克逊的逆来顺受不同，普拉斯对自己承揽过多的家务是颇有怨言的，会把心里的怨怼放在脸上，摆脸色给丈夫（诗人特德·休斯）和到访的朋友看。

　　雪莉·杰克逊的儿女对母亲的忙碌记忆犹新，她会把构思随手记在去超市采购的单子上，也会跟孩子聊她的小说，甚至一个短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孩子学校家委会的闲聊。她有四个孩子，挣奶粉钱是她写作的主要目的，她以惊人的速度写成一个个短篇，同时写作长篇。女性操持家务之余努力写作的做法，在英美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比如艾米丽·勃朗特写作《呼啸山庄》就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英国传记作者林德尔·戈登在《破局者》中写到在寄宿学校的刻板宗教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乡下姑娘玛丽安，一边喂鸡，一边自学了拉丁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玛丽安后来成为英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杰出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女性写作和家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话题。在才华和表达欲的推动下，女性必须克服一路上各种具体而繁复的束缚和阻碍，它们来自家庭、社会、经济、情感与身体状况，女性身份，因而让一切更为艰难：乔治·艾略特和勃朗特所处的英国社会，它的规则并不鼓励女性实现雄心壮志。几个世纪后，持家的操劳和文学雄心之间的撕扯矛盾，在雪莉·杰克逊的文学生涯中依然阴郁地存在着。

　　对于极度压抑的夫妻关系，不公平的家庭生活，雪莉·杰克逊在书信中却很少抱怨。唯一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丈夫写了一封六页的长信，表示“有一天我要离婚”。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讲演《女性的职业》中，对事事顺从、时时以家庭为先、克勤克俭的主妇有一个著名的描绘，“客厅中的天使”—“她有巨大的同情心，无限魅力，完全无私。在家庭生活的各项技艺她都得心应手。她每天都乐意牺牲自己……”“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遇事总是以别人的愿望和主意为先。”雪莉·杰克逊几乎符合这里的每一条，乐呵呵很开心很忙碌地做贤妻良母。但她绝对不是“客厅中的天使”，她虽然辛勤操持，努力当好一个好母亲、好妻子的角色;另一方面，她酗酒，吃止痛片上瘾，把心里的孤独和怒气发泄到写作上。

　　写作是雪莉·杰克逊解压的出口，是她的人生救赎。雪莉·杰克逊的小说有一个一再出现的叙事母题，一个孤独的女人从一个压迫性的家庭/社区逃离到另外一个环境中，结果却发现后者危机四伏，鬼影幢幢，被无法名状的恶意和凶险充斥。她许多短篇小说的结局，都是逃离的女人陷在一个陌生异化的地方不能自救，美好生活的幻想终归破灭。“我的小说如果全部排列出来，可以看作是我内心焦虑的记录。”重复的故事路线可以隐喻现实里的作者对自己婚姻的失望，也看得出雪莉·杰克逊对改变现实的焦虑和犹豫，她一直无力结束这段婚姻。这种“无力改变”“走不出来”的复杂心结，至今在好多家暴受害者中特别普遍。“力行近于仁”， 雪莉·杰克逊对自己没有这种“仁”。焦虑，对未来的无望，最终变成失去行动能力， 永久的僵化。

　　《乐透》是她生前唯一被评论家承认的经典之作，花了一个小时即告完成，一九四八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 哈金说它是最快捷的不朽之作，不是没有道理（见《文学与不朽》， 收入哈金随笔集《湖台夜话》）。这篇小说写的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村庄在初夏时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秘密仪式—摸彩。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很多女性读者读到开头，想当然以为女主人公最后能摸彩摸到一台自动洗衣机—这种纯中产阶级主妇的预期，是杰克逊在小说前半部分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她以现实主义手法铺垫出可信氛围， 这种可信度与荒诞恐怖的结尾之间造成巨大的戏剧张力。

　　雪莉·杰克逊对《乐透》小说发生地点没有明说，但凡对美国东北部熟悉的读者皆知那是杰克逊一家所住的本宁顿镇。好在本宁顿镇的居民绝大部分都不读《纽约客》，没有人意识到那个不声不响的海曼太太把小镇写到一个杀人仪式的故事里，在美国引出轩然大波。发表后的第一个月，杰克逊收到超过三百封读者来信，询问这个故事是不是确有其事。最可怕的是，不断有读者来到本宁顿镇想围观这个摸彩仪式。跟杰克逊之后写作的大部分写女人受难的小说不同，《乐透》的设定是男女机会均等，虽然最后“中彩”的倒霉蛋是哈金森太太。

　　杰克遜的早期小说中，邪灵来自于外部，在她的中后期创作中，超自然的邪恶力量更多的来自于人的内心，比如长篇小说《邪屋》。《邪屋》写一群人去一个闹鬼的房子调查，最后出现了悲剧事件。《乐透》中的哈金森太太是被村民们用石头砸死的，长篇小说《邪屋》的开头，落在女主人公埃伦诺家屋顶上的石头，到底来自于哪里，一直是一个谜。埃伦诺的母亲觉得这些石头是坏邻居们砸的，埃伦诺和她妹妹彼此责备，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小说暗示埃伦诺内心的愤怒和自责引发了石头纷纷落下。与《乐透》不同，进入邪屋调查的团队成员包括女主人公埃伦诺，一直可以自由来去。团队组织者一再跟队员们强调如果实在太害怕，就可以离开，“邪屋又不可能跟着追逐我们，对吧”。问题是埃伦诺可以远离邪屋，但她无法逃离自己内心的苦毒，结尾处埃伦诺的死，作者暗示不是因为希尔山庄的诡异力量所致，而是内心的困扰自杀。

　　《邪屋》出版于一九五九年，被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读者票选为二十世纪百部英文长篇小说之一，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斯蒂芬·金把它和跟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并列，称它们是过去一百年最伟大的两部超自然小说。

　　一九六二年写完长篇小说《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雪莉·杰克逊的身体彻底垮了，恐慌，不能出门，对室外草木有恐惧症，她说“我终于把自己写成了一栋房子”。之后超过两年的时间里她完全放弃写作，专注于心理治疗和康复，这是她被迫停笔的时间。一九六五年初，杰克逊强打精神，努力让自己回到书桌前。她开始写日记，对人生和事业重新计划，她下决心要离开海曼独自生活，不再被忧惧困扰，她相信全新的人生会给她带来一个新的故事模式，一部部令人愉快的，甚至喜剧式的故事会纷至沓来……杰克逊的新小说写了七十五页，关于一个新近守寡的女人改了自己的名字，丢弃过去的一切，切断跟所有朋友的联系，不带任何家具、书籍、纪念品，连猫狗都留在原处，自己驾着一辆房车独自上路，开始幸福人生。

　　这部美好人生的小说是否会像之前的哥特小说那么畅销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它并没有写完，八月十六日这天，雪莉·杰克逊在午休时心脏停止跳动，永远离开了人世。她最后的长篇《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出版后影响甚微， 没有《邪屋》那么轰动，现在被评论家重新阅读，被认为是她小说成就的巅峰之作。就像这部小说的题目所隐喻的，艺术家和母亲最后完全变成一体，永远生活在虚构的超现实城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