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扬

　　一

　　即便是对曼波·贾尔迪内里的生平履历和他所拥有的“阿根廷文学三杰”之一的美誉还不甚知晓，《流亡者的梦》也是那种只需瞄上几眼，就能立马辨识出来的典型拉美文学作品。且不论小说骨子里对拉美“文学爆炸”时期诸多现代主义美学的有力承接，以及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直入拉美人文历史的深刻反思，单凭字里行间接二连三出现的国茶“马黛茶”，就足以让人断定，小说的背景一定是阿根廷，小说的作者最熟悉的也一定是阿根廷。

　　巧合的是，这本《流亡者的梦》正似一壶马黛茶。小说里如同过山车般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叙事，就像猛地喝上一大口马黛茶那样令人提神；而马黛茶的特有口感，也正如小说晦暗的色调、肃杀的氛围、沉闷的对话所带来的独特观感，苦涩而苍凉，让人怅然若失。无论是《安德烈·洛佩兹的遭遇》中医生因遭遇悍匪挟持绑架而慌乱失措的短暂旅途，《11公里》中下士被喝令反反复复弹奏同一曲目的尴尬场景，还是《老爸与钢琴》中一架钢琴从天而降、被摔得粉碎的骇人画面，都引导着主人公们沉溺于无限惊恐，就好比是夜行的路人突然被一只麻袋牢牢地套住了脑袋，无法把控事态的发展，也无法预知自己的前途命运。

　　有的时候，贾尔迪内里还会拿捏起读者的情绪，来几把措手不及的“反杀”。比如，当读者正揪心于《安德烈·洛佩兹的遭遇》中医生的生命安全时，贾尔迪内里却忽地放缓了节奏，讲起了人质和劫匪之间的闲聊，甚至还讲起医生淡定地“欣赏宽阔河滩的壮麗风景和夜幕降临时与阴影混淆不清的树木”。然而，叙事之弦并没有就此一再放松，在毫无征兆的当口，贾尔迪内里又是猛地拉紧，交代起“两辆警车擦肩而过，尖利的警笛声此起彼伏”。当读者随着劫匪和医生一起紧张得发怵之时，贾尔迪内里再次反转情节，让劫匪在临死前拼尽全力喊出了一句“别碰那老头（医生）”。一度以最恶面目出现的劫匪，却在弥留之际一反常态地展现出善的人性光辉，而小说开篇不经意被提到的“绿色猎鹰轿车”再次出现在警车之中，又恰恰说明善良劫匪的被杀正是源于医生难辨对错的举报。故事处处设伏、一波三折，人性时暗时明、彼此对照，让贾尔迪内里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文本魅力，恰如何塞·格拉在谈及拉美文学时所说的：“（他们）使用新的美学和形式，谈论了要改变的现实。”

　　照理说，《流亡者的梦》是短篇小说集，收录其中的二十余篇小说也都独立成篇，各有各的情节；不过，贾尔迪内里却借着自由穿梭的意象，让文本之间产生了呼应和承接的可能。在颇具魔幻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吃掉他》中，贾尔迪内里让身为正常人的洛克，因为萌发助人的善心而误入疯人院，小说最后，大群的精神病人已经被动物化，“梦魇般的怪物们越逼越紧，低语着，怪笑着—吃掉他，吃掉他，吃掉他”，洛克命悬一线。这样的场景，与书中另外一篇小说《丰收的季节》的结尾类似，主人公胡安在被追赶围攻的疲惫和疼痛中丧失了全部力气，眼睁睁地看着“几条狗一齐向他猛扑过来”。无独有偶，阿根廷新生代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的短篇小说《杀死一条狗》，也同样在最后出现了一群恶犬，它们“渐渐拱起身子，向我望来”。无论是“狗”还是类狗怪物们的出现，都伴随着暴力的侵害和随之而来的无限惊恐。在常规思维里，狗是附属物件，其归属在人。贾尔迪内里所要探究的自然不是狗的作恶和狗所暗示的心理状态，而是“谁是这群恶狗的主人”“豢养恶狗的他们又是什么企图”。

　　除此之外，“雨天”的意象也在贾尔迪内里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在《胡安与太阳》里，因为“一个雨水泛滥的夜晚”而结识的三兄弟，又在“连绵的阴雨”之中送走了其中一人。“大水”所蕴含的死亡寓意早在《圣经》和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形成，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更是让初美、绿子父亲、直子姐姐等几乎每一个人物的死亡都伴随着孤冷的阴雨。于是当后面的小说《管子一样的响尾蛇》中再次出现“漫天大水”，再次强调“雨水多得就跟在参加一场世界降雨锦标赛”的时候，读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学的传统和贾尔迪内里的意象呼应之中嗅到了死亡气息，也预料到了主人公波莱迪被响尾蛇噬咬倒地后的最终命运—死神必将降临于他。

　　二

　　“死亡”和“尊严”是《流亡者的梦》贯穿始终的母题。贾尔迪内里所要呈现的不仅仅是“死亡”这一特殊的生命状态，更是人面对死亡时无法抑制的悲伤、恐惧或懊悔，是隐匿于各种非正常死亡之下极为繁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珍妮·米勒》中的珍妮，就是因为一场充满种族歧视的爱情欺骗，才会绝望到用一盏豆角烛台刺穿小腹，自杀而亡；《那家伙》中的“他”，之所以长期处于被监视、被跟踪、被暗杀的无限惶恐之中，究其原因只是写了一篇痛击大人物的署名简讯；《鲍勃叔叔》中的鲍勃，虽然生前风光无限，但直到逝世也无法兑现战场上的生死承诺，最终在对残酷战争的遗憾中默然离去……贾尔迪内里笔下频繁出现的死亡，如同多棱镜一般折射着丰富而又诡谲的社会形态，小说主人公们在与死亡的对抗中从未占过上风，也毫无疑问会败下阵来，最终以满目疮痍的绝望，被迫迎来始料不及的生命归宿。

　　作家李锐曾在评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时提到，深藏在福克纳内心深处的，是他深广无边的对人的悲悯情怀，是他永生不舍的对人的尊严的追怀，是他面对历史和时间无尽的生命感叹。如同福克纳一样，贾尔迪内里书写“生死”也是在书写“尊严”。在《流亡者的梦》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人物都面临着尊严的困境，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已经成为弱者，对保全尊严近乎哀求，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亲自见证自我尊严的无情溃败。年少的女孩，如同待宰的羔羊，被贫穷麻木的亲人当成商品一样转手交易（《亮黄》）；中年的米尔塔，没能在前夫的死亡中迎来生活的解脱，相反，亡夫莫名而来的私生女，却让她接连遭遇了作为妻子和作为母亲的“尊严塌方”（《苦橘子果酱》）；老年的父亲，无法接受自己“换不了新驾照”“没法再当出租车司机”的既定事实，试图以修理桌角来挽回年迈的尊严，但无论如何也没法回避被送往老人院的最终命运（《老爸与钢琴》）；垂死的路易斯，口不能言、腿不能行，宛如一件任人处置的物件，生命的去和留，都取决于“我”自以为是的感觉和牧师随机而定的选择（《柯格兰车站》）。

　　贾尔迪内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位小说叙事的“调色大师”。书中这些普通人物丧失尊严的故事，无一例外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晦暗，而《亮黄》中唯一出现的亮色，不仅没让小说的色调变柔变暖，相反却以更加刺眼醒目的对比，烘托出异常压抑和更为凝重的氛围。虽然，丧失尊严的过程令人无比绝望，但贾尔迪内里接近于零度的叙事，就像是在浓烈的马黛茶里冲入一大杯清水，这些被稀释了的悲剧，可以说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像，但一定程度上更是贾尔迪内里对痛苦的消解，就像胡安·鲁尔福称赞贾尔迪内里的那样：“曾经的流亡经历教会了他如何忍受痛苦甚至更多……或许要感谢艺术，让他得以成功地将世上的苦痛之事转化为悦纳人生且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

　　三

　　作为拉美文学承上启下的关键作家，贾尔迪内里的创作有力地继承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经典作家的文学传统，并且也像他们一样，体现了对福克纳、阿尔贝·加缪、塞缪尔·贝克特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借鉴。《流亡者的梦》中的不少作品，正是贾尔迪内里以回溯性的写作向他们表达敬意。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博尔赫斯丢失的书稿》。借用博尔赫斯最为脍炙人口的小说技巧，贾尔迪内里设置起了“内—内”“内—外”两个维度的叙事圈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贾尔迪内里跨越时空，虚构了自己和博尔赫斯在飞机上的一次偶遇，言辞煞有介事，叙述以假乱真，不禁让人怀疑眼前景象到底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追忆；在小说人物内部，作为虚构形象的博尔赫斯和文学史上真实存在的博尔赫斯一样，竟然在生活中也操持起了最为得心应手的叙事圈套，小说里的“我”被博尔赫斯的玩笑骗得晕头转向，直到故事最后才恍然大悟，像极了《小径分岔的花园》结尾处欧·亨利的味道。

　　而在另一篇《彼端起舞，此处哭泣》中，贾尔迪内里效仿鲁尔福，打破了传统文学一贯的线性叙事，将原本完整的故事情节敲打成碎片，再如同洗牌一样以看似错置的方式重新组合。小说以胡安娜为罗萨洛埋尸起笔，再借助胡安娜的回忆写生前的湖畔舞会、夫妻对话，最后用胡安娜“走进炭火”的殉情收笔，贾尔迪内里构建起的“死—生—死”的叙事结构，既是对拉丁美洲时间循环观念的遵循，当然也是对鲁尔福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中由生到死的环形叙事的承接。无论是这篇《彼端起舞，此处哭泣》，还是书中的《亮黄》《丰收的季节》等篇，都描绘了一个经历着贫穷与破败、充斥着粗鄙和愚昧的南方，这样的南方既会让人联想到拉美“大地小说”中最擅长表现的文明与野蛮之争，更会让人联想到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中，对吞噬乡村的仇恨和暴力寒光毕露的描绘，以及对底层农民的贫穷和落后痛彻心扉的陈述。

　　除此之外，书中其他一些小说，比如《伤感的旅途》中此起彼伏的心理活动，延续了意识流和心理现实主义的衣钵，与埃内斯托·萨瓦托的杰作《隧道》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八个兄弟姐妹》的开头“每当我在某座宅子里看见一名女佣在客厅中进进出出……便会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的朋友埃克托就是在那个夜里十二点整的时候，突然大哭了起来”，则显露出鲜明的“马尔克斯范儿”；至于《镜子的奥秘》，单从题目就能窥探出对博尔赫斯“镜子”意象的致敬，而小说中对即将破碎的镜子惊心动魄而又毫无悬念的等待，又会让人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拉美文学向来与时代紧密相扣。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就曾在论著中表示：拉美新小说虽然打破了写实主义传统，却以更加开放的、实验性的和含混的作品，更有力度地涉及社会和政治内部。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等阿根廷作家一样，贾尔迪内里的写作也自带“流亡基因”，对流亡生涯和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独裁政治的反思，也是贾尔迪内里最为弥足珍贵的文学素材。如同马尔克斯在《族长的没落》里以宿命论诅咒独裁者的孤老终死一样，书中收录的《上帝的惩罚》也借贡萨雷斯将军之子寻医未果后的病故，表明了贾尔迪内里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在他看来，施暴者必将自掘坟墓，“受到上帝降下的最具惩戒性和最公平的惩罚”。而在其他更多的小说中，贾尔迪内里则把目光投向了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渺小个体，在暗沉压抑的笔调、匪夷所思而又顺理成章的故事中，他所要追寻的正是“人”这个永恒的命题。《加西亚司令》暗喻了独裁思想对芸芸众生的灵魂侵蚀，《迪多，再也不会》讲述了独裁政权垮台后伤残军人草芥般的弃婴命运，《那家伙》展现了独裁政治对普通人无情的生命褫夺。贾尔迪内里用极其哀婉的方式呈现了特殊时期无法自持的个体身份，当然也为不堪回首的民族创伤奏响了一曲曲挽歌。在同题小说《流亡者的梦》中，贾尔迪内里塑造了一名“精疲力竭却身披荣光的勇士”，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贾尔迪内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