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芬

　　一个作家也许生前就已经声名赫赫，也许一生都在颠沛流离，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我想，人到中年的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1900-1989）对此应该感触颇深。

　　四十八岁，还差两年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知天命的年纪，山多尔最终还是决定去那不勒斯避难。早先，朋友们就已经帮他谋划了一些出路，但他总是在犹豫、在等待。不知道是在等待形势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左右不是，带来的不仅仅是尴尬，还有双方对他的敌意。实际上，山多尔看不惯的那些人同样也看不惯他，他们都将他视为难斗的天敌。早在德国入侵匈牙利之前，他就到处奔告呼吁大家警惕纳粹。纳粹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九四四年，山多尔不得不在国内四处逃亡。到了一九四五年，苏联人进入匈牙利。《自由人》（Szabad Nép）的主编马顿·霍瓦特（Márton Horváth）发表了一篇题为《巴比契的死亡面具》（Babits halotti maszkja）的文章，发起了一场专门针对山多尔的批判运动。巴比契（Mihály Babits）是匈牙利诗人，也是资产阶级自由传统的代表。山多尔一直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被熟知，左翼给他贴的标签不可谓不精准。

　　山多尔出生在奥匈帝国还未瓦解的时候，虽然自称“市民”，但他的家族其实是处于中上层的贵族。小时候，他家隔壁有一家银行，行长跟他父亲交情匪浅，银行部分办公还需要借他家的某个房间。尽管这些钱并不属于他们家，但这家银行的存在还是给他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安全感，或许这恰恰说明他对金钱缺乏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捉襟见肘。对山多尔来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

　　后来，山多尔到德国上学，但不务正业。他钟情的是文学与写作，是最早发现卡夫卡的人。就像后来他在众多的别国作家身上发现的那样，在卡夫卡身上，山多尔找到了某种熟悉感，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隐秘传统的东西。作为一个奥匈帝国的孩子，山多尔始终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寻找身份。年少时他的家乡与德语文化还保持着亲缘关系，就像他在自传式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提到的那样，北部地区的乡绅讲的依旧是某种德语方言，他父母有很多德语藏书。这就造成了他对欧洲的主流文化圈始终抱有一种亲近感，而这种亲近又由于他地处中欧而带着某种隔阂。他此后的欧洲之旅，完全可以理解成一趟文化寻根之旅。他到了德国，觉得熟悉又安全。他沿着歌德的足迹旅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地理概念上的“欧洲”已经在一战的阴影下逐步瓦解。在德国，他看到人們在尽力维持表面的秩序，但这种努力显得如此徒劳，对比出他们内在的焦虑和迷惘。实际上，整个欧洲都在遭受分裂与巨变。他在意大利看到纳粹暴风般突起，对彼时尚是弱者的社会主义者充满了同情：

　　法西斯主义在那几个月里如风卷残云般将社会民主主义击得粉碎，使之化成飞烟。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转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会。我是来自彼岸的人，对受到重挫的工人运动充满同情，我紧张地目睹胜利的独裁者耀武扬威的大游行，内心深处充满了抵抗。（《一个市民的自白》，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动荡不安成为山多尔绕不开的命运。表面看来他只是在混乱失序的世界路过的年轻人，但他一直保持着警醒，在城市的丛林中东钻西蹿，观察着周遭那些深藏在暗处的急流。他从德国到了法国、意大利，又去了英国。他问：什么是欧洲呢？有没有人首先是一个欧洲人，然后才是一个丹麦人、一个波兰人？他观察着他们的行为、动作、表情和那些秘而不宣的传统，试图在整体上把握住某种身份。在那个分裂的时代，因为传统的秩序正在瓦解，身份的命题反而变得格外重要。山多尔仓皇四顾，觉得自己东西皆不是。他感觉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及其信仰的阶层文化都在崩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 （《一个市民的自白》）

　　山多尔就是那种典型的中欧知识分子：

　　他们在多种语言间如在家中自由出入，或者至少说是多种语言的常客；他们突出的特征是博览群书，典故信手拈来；他们非常孤独。这群独特的人可以称为“中欧人文主义者”。（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山多尔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在莱比锡，他长久地坐在车站里，“等待那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一个市民的自白》）。他热爱着他们，即使在流亡的岁月里，他依旧热爱着他们。他的行李几年都不打开，好像随时准备搬走。他也会在旅行经过的城市，一待就是几年。这种偶然性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陌生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蛊惑着他呢？他从法兰克福到柏林，去过斯图加特、埃森、汉堡、柯尼斯堡、达姆施塔特、慕尼黑，又从魏玛到巴黎，到佛罗伦萨，过伦敦……他交了无数的朋友，包括女朋友，转眼又把他们忘记。

　　漫游了十年之后，他感到这种生活缺乏切己的现实感，他应该开始“个体生命和命运的对话”，而这个对话“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一个市民的自白》）。

　　父亲过世的时候，山多尔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其实他并不是因为病危父亲的呼唤才回家的，就像古代的奥德修斯一样，英雄的旅程充满了无法预料的艰难险阻，他听不到母亲因为想念他心碎而死。游荡的浪子终究要回家的。这个时机，或迟或早，但是跟至亲的生死无关。

　　一九二八年，他回到祖国，这时候的匈牙利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匈牙利。他的家乡考绍已经被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正在崛起，匈牙利在选择站队。在他看来，内忧和外患也许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后来，他在日记中尖锐地指出，匈牙利和他钟情的中产阶级文化都在不可挽回地溃败下去：

　　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就像波旁王朝：他们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忘记。现在，当他们头顶的天空被打破的时候，他们就一边眨眼和叫唤、清嗓子，一边已经在调换位置了。他们轻声斥责那些箭十字武装分子，希望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Márai Sándor， A teljes napló 1945，? Budapest： Helikon）

　　这一指责无疑充斥着复杂的爱恨纠葛，但他能怎么办呢？“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他只能“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一个市民的自白》）。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像《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的第一部《真爱》，都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归国的这段时间。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二十八岁到四十八岁，至少是他写作的黄金时代，动荡撕裂着他的生活。他悲愤交加，他开始回忆，甚至好像是只有回忆和书写回忆这两件事可做。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他不无深情地缅怀着那已经逝去的童年、青少年以及在欧洲漫游的青年时代。他好像连听众都没有，就像这部小说的名字和后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所暗示的那样，主人公总是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往事，说给谁听呢？《烛烬》中是四十一年后归来却打定主意绝不回应的旧友；《真爱》中，是一个读者不知道模样的依稀故人。山多尔把他的感情全交给了他的主人公，这几乎压垮了他们。感情洪流冲击来的，是贵族、市民和社会底层难以区分敌我的纠葛和冲突。《烛烬》中，亨利克和康拉德这对旧友是奥匈帝国的青年军官，一个来自贵族阶层，一个需要父母节衣缩食来维持儿子在外社交的体面，后者把前者带到他家，把他的贫困揭给他看，他们互相原谅了，“康拉德宽恕了朋友的财富，近卫官的儿子宽恕了康拉德的贫穷”（《烛烬》，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但是又没有真的原谅，在那个难以分清谁是猎手谁是猎物的密林里，康拉德站在亨利克的背后，杀机肆起，他将枪口悄悄地对准了自己的朋友，又悄悄地放下，没有告别地离开了。被真相糾缠的亨利克等了他“四十一年零四十三天”。康拉德回来了。等待年深日久，可是审判只需要一支蜡烛燃尽的时间。

　　“我的家园，”客人说，“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我的家园曾是波兰和维也纳，是那幢房子和那座城市里的军营，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人在这种时候会毅然出走。去热带，或更远的地方。”（《烛烬》）

　　康拉德也有他的正义和理由。就像《真爱》中说的那样，“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明自己”，而贵族“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旧家国分崩离析了，人们也作鸟兽散，各自寻找安放余生的路。年轻的贵族摈弃了人世所有的欢乐、离群索居。而康拉德呢？他在遥远的异乡九死一生，又更换了国籍。他说：“到时间中避难。” （《烛烬》）

　　往事不能解释，只能回忆。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归来的主人公说自己像从一场惨败的战役中归来的幸存者，“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到底是记住，还是沉默呢？难道记忆就意味着沉默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个市民的自白》书写呢？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青年的“自白”，这本书变成了以资产阶级新人成长为使命的西方成长小说的最后挽歌。个性、理性和自由变得岌岌可危。新的形势对文学的美学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甚至不允许“自由的沉默”。书写“阶层”而不是“阶级”的山多尔无论如何也不会向努力推行新政策的匈牙利当局妥协。一九四五年，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主流对他发起了批判。他被称为“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一个市民的自白》后记）。

　　山多尔把他的痛苦都记录在日记中。在日记中，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实际上，山多尔从一九四三年开始记日记，起初他的文字还保持着个人视角和典雅的风格，但是很快，随着匈牙利和欧洲局势的变迁，他的记述越来越多地被集体事件占据。在他看来，他的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都变成了有问题的。

　　一九四八年，山多尔终于决定离开。他知道，这是与他年轻时漫游欧洲不同的路，这次他是流亡；但他并不知道，这条路他要走上四十一年。

　　他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后来移居纽约，甚至一度又回到欧洲—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最后还是定居在美国圣地亚哥。他在美国也竭力躲着匈牙利人，但却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早在德国学习期间，山多尔就已经开始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那时候该报的专栏作家有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等。但是，“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跟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一个市民的自白》）。匈牙利早已禁了他的书。在美国用匈牙利语写作，意味着丢失了读者和听众。令人不安的分裂构成了他的人生。

　　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日记中，山多尔甚至留下了一些批评犹太人的言论，这与他反对纳粹而同情受难犹太人的总体方向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偏差。究其原因，是他拒绝简单的受害者意识，而试图对丑闻录似的历史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反思。他对德国和苏联流露出类似的不安，甚至对崇美主义也深表怀疑。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间，他编辑和出版了五卷本的日记。但直到二○○五年，一个完整的集子出版，人们才发现山多尔过去对自己的日记做了大量的删减，尤其是那些对匈牙利怀着个人情绪和情感的部分都被最大限度地压制了。

　　从前，年轻的山多尔在欧洲漫游时，他在“道路”上寻找自己作为欧洲人的同时也是匈牙利人的身份和使命。而如今，当他流亡时，故乡和他乡都变成了异己之地。他为自己身为欧洲人而感到有罪。那他最终定居的圣地亚哥—这个与欧洲相像的地方，是否给他带来了一点残留的安慰呢？一九八六年，山多尔的妻子去世，一年后他的养子也离世。此后，山多尔又孤独地过了两年，疾病缠身，终于在一九八九年饮弹而亡。

　　山多尔在死后被西方人重新发现，先是一九九二年的法国，再是欧洲各国，最后他的祖国也终于接纳了他，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文学奖项在匈牙利设立。

　　一生颠沛流离，却过着伟大的生活。那是属于个人的伟大，但不是属于苦难的伟大。我们无法为苦难奉上任何东西，比如善、比如美。

　　在自传式小说中他写道：

　　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一个市民的自白》）

　　其实，真正的悲剧早已经将他淹没了。在他回到祖国时，他的年轻岁月就已经结束了，同时他也告别了一个时代。他预感到自己要“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一个市民的自白》）。倔强执拗地又抗争了下半生的他，是否最终证实了自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