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日本神保町书店街上的中文书店不少。新书店有：内山书店（1937年进入神保町）、东方书店（1966年开业）、亚东书店（1971年开业）、燎原书店（1971年开业）、中华书店（1963年开业，2006年进入神保町）、海风书店（主要经销台湾版书刊）;如将尺度放大到旧书店、兼营（包括并不限于中国书画）的店铺，数量就更多。还有三家做中国题材书籍的出版社：东方书店（东方书店的分支部门）、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和汲古书院（近年迁至稍远的西神田地区），后两家主要着眼于文史研究。拙文只谈新书店。

　　新书店各有特色。年资最老的内山店堂面积最大。东方书店兼营出版。燎原书店特色为传统中医类书籍，并兼出版与旧刊影印。在老顾客的眼里，亚东书店里武术类图书、中国科技包括医学书籍比较齐全。中华书店的邵店长对笔者说，我们的特色是中国书法及相关商品。的确，有一个时期，中华书店里在各种碑帖之外，还摆上了笔墨砚台。中文书店去多了，会发现共通点，相比国内书店（即使是民营书店）的卖场面积，这里的中文书店都很狭小，通道更窄，两人相遇必须侧身;书架设置紧凑，图书种类繁多，书架或入口平台上总有店员手写的小条：推介新书。店堂整洁，安静。或许正因为狭小，更能够感受到书籍的油墨之“香”。再如代客寄送书籍服务，满一万日元以上免收邮费。付款以后，约定送达时间，说一声“拜托”走人即可。内山和东方书店都用自制包装纸，在有的书友眼里，这也是一种纪念品。神保町书店街

　　中文书店的增加是在战后，从开业年份看，都在一九七二年中日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概括的说法是与日本战后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大环境有关，特别是与知识界和年轻学子读书趋向变化有关。读书售书与其他领域一样，趋向出现、形成、变化、再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神保町只有两家中文书店：内山书店与大安书店。大安今已不存，少为人知。笔者以为不妨回望。大安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五月易名大安文化贸易株式会社（简称大安），社长小林实弥（1922-1993）。兼营书画、文房四宝等，并刊行《大安》月刊。一九六一年迁至神保町白山大街东侧，邻近十字路口（今神保町地铁站A3出口附近）。买书人习称大安书店，记住的也是最后的地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堪称全盛时期，拥有社员（职工）四十人左右，同时开展出版业务，如一九六五年大安主持翻译刊行的《我的前半生》成为畅销书，《大安》每月登载的读后感累积达到近百篇。在风云激荡的一九六九年九月，大安宣布破产。后来的满江红书店（在神保町，已不存）、燎原书店（1971年6月建立）、朋友书店（在京都市）、中国书店（在福冈市）、横田书店（在大阪市，已不存），以及出版社汲古书院都从大安或大安的“出张所”（地方联络站）化出。光阴荏苒，风雨过去。已有两种自费刊印的回忆录：《日中架桥》（小林实弥遗著，1995年印）和《大安社史》（大山茂著，1998年印行，作者曾任大安与燎原书店副社长）。后者以《大安》月刊为基本资料，用年谱形式完成社史，免费分发给有关人士。后来因关心者较多，遂由汲古书院收费印行（仍无ISBN标准书号）。当年的大安职工，后来的汲谷书院社长坂本健彦如是说：“小林實弥曾言‘我来写大安史，但成书的《日中架桥》以回忆青年时代为主，关键的大安史过于简略。”又说：“《大安社史》板正的见解较多，欠缺所谓逸闻。”中国史学者、大安友人山根幸夫（1921-2005）为以上两书分别撰写了补记和序言，著者不便言不尽言的种种，可从补记与序言中获得部分解答。坂本也写了个人回忆，附在书后。拙文所记是围绕大安的一枝一叶。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日的中国大陆书刊都经神田邮局，因为同一时间到货，大安与同行极东书店、内山书店和山本书店的竞争激烈。摩托车是书店唯一的运输手段，店员们用“风吕敷”（服务业习用的包袱皮）将书包好，一声“走人”，就直奔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到者得胜。坂本健彦回忆自己一九五六年进入大安，第二年就成为摩托车送书人，身穿工装，脚蹬塑料鞋，奔驰往返，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学者。

　　那时的大学教师多属于低收入阶层，平时买书都是赊账，暑假前大学发奖金时一并付款。书店如果这时拿不到书账，就要拖到半年后的年末。于是在发奖金时节，大安社员就会守候在大学门前。见到教师出来，便凑上去讨要奖金纸袋。“因为买卖都是有缘分，互相熟悉，（教师们）对此不过是笑笑而已，并无不快之感。”（《大安社史》，第210页）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售卖的与鲁迅相关的文创产品

　　内山书店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开业，东京店铺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即辛亥革命纪念日于祖师谷（在今世田谷区）开业，一九三七年迁入神保町地区，先在白山路十字路口附近（今地铁站A6出口附近），一九六八年移至现址。如今的营业面积为一到三层。近年又增加朝鲜文和东南亚各国图书（最早为店中店，称亚细亚书店）。三层为旧书专区。

　　往事悠悠。一九六八年受政治事件纷扰，日本第一家民间中文学校日中学院无法正常运行，最后租用内山书店部分楼面作为教室（持续到1980年4月）。后来日中学院创设仓石（仓石武四郎[1897-1978]，日中学院创立者）奖，表彰致力于汉语教育与日中文化交流的个人与团体，一九九0年内山书店第二代传人内山嘉吉夫妇成为该奖项第二届获奖者。D0661FF5-338B-40AF-A088-AF26C8EE685F

　　二0一一年在接受杂志采访时，内山书店第三代传人内山篱谈到另外一些故人逸事，比如歌人山本初枝（1898-1966）。“晚年（她）在内山书店工作，（那时）我是大学生，以为她年纪不小了，（她）过世时方知六十多岁。她像是很怀念往年在上海的好日子，讲给我听时，多少带些自矜的口气。后来才知道，当年她是日清汽船公司船长的太太，寓居上海时则来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关系也不错。”（《东京人》2011年第11月号）有些时候有些事，在亲历者是身边日常，在书友，会唤起阅读的记忆。据研究者统计，《鲁迅日记》中提到这位山本女士处有一百二十多次。山本一九三二年回国时鲁迅先生书赠两首旧体诗，一首旧作，一首新作。旧作来自先生名篇《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月光如水照缁衣。”新作题《一·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日记1932年7月11日条，《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一九三四年一月给山本女士复信中写道：“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鲁迅全集》第13卷）由此可知先生对浮世绘的看法。东方书店

　　又，内山篱回忆父亲内山嘉吉时说，“父亲对给孩子起名是很讲究的”，自己的篱字就是父亲所赐，典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诗句（《东京人》2011年第11月号）。

　　笔者少年时代想读书而书少，偶然读到徐怀中先生的短篇《四月花泛》，留下了印象。徐九旬之年推出《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去福州路，碰见友人，聊天过久，购书未成。结果，在内山书店补上了。有趣的是，之前还买到了徐的签名本《西线轶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赠给伊藤漱平（东京大学教授，《红楼梦》日译者）。应是伊藤先生故世后散出图书中的一种。

　　内山书店底层通往二层的小小楼道得到巧妙又充分的利用。右边放着各种汉语讲座、新刊图书的小广告，左边贴着各类演唱会、展览会的广告，正面的小柜子则分层摆放着电影广告。种类繁多但陈列有致。拾阶而上，琳琅满目。内山书店创立者内山完造先生一九四六年返日后，写的几种书都与中国有关，当时销路很好。如今在神保町的旧书店偶尔还能遇见。笔者手头的《平均有钱》（1955年5月初版）就是这样得到的。版权票的名字邬其山，是内山先生的中文名字。邬其发音近于“内”字的日语发音。日文书版权票早已不用，如今知道邬其山名字由来的读者怕也不多了。完造先生现在安眠于上海宋园。

　　东方书店前身为创立于一九五一年的极东（意即远东）书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该书店中国图书部门建立东方书店，极东书店负责人安井正幸（1923-1994）成为首任社长，一九七0年迁入神保町，并兼营出版。一九七五年九月创办《东方》月刊，前半为文章（书评为主），后半是书目书讯。这一形式在日本业界被称为PR杂志（公关文宣杂志）。在日本的中国学界，《东方》的书评向有好评。第一次拿到这本薄薄的三十二开小册子，稍觉惊讶，后来订阅，才知道所言不虚。似乎还是闲谈为佳。比如《东方》月刊的另一面：服务。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号是第二00号纪念特刊。除了作者们的祝贺回忆文字与总目录以外，还刊登了自编的“北京书店地图”（第37-51页）。将北京城区（包括丰台区）的四百八十九家新旧书店一网打尽。编者不无自嘲地写道：“别人说，你自己的书都卖不出去，还替别人做免费广告。”当时的直觉与其说是感动，不如说是震动。有几年去北京时，都带着这本特刊号。开始是按图索骥，后来变成怀旧。

　　《东方》杂志有题为“贩书随录”的微型随笔，一般只占半页，作者精通日中两国文字和文化，行文雅而不滞，谐而不谑。据说很多读者翻开《东方》后先看“贩书随录”。东方书店内景

　　由于受到欢迎，一九九七年，历年的“贩书随录”以《醉说中国》为题结集，未署作者名，由东方书店出版。二0一0年又刊行《梦醒之后·醉说续集》，署名神崎勇夫，即《东方》月刊编辑人和原社长。神崎氏（1931-2008）时已仙逝。“随录”人散曲终。他的友人刘德有先生回忆，神崎氏一九七六年起在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社任专家四年，嗜酒。饮酒若按“酒徒”“酒鬼”“酒豪”“酒仙”和“酒圣”五个层次衡量，作者已经越过酒豪达至酒仙级别（参《人民中国》电子版·汉俳闲话）。《东方》月刊在二○二一年七月纸质版停刊，电子版转至东方书店网页。

　　安井正幸和第二任社长福岛正和（亦于2021年4月过世）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乃至印刷界保持了长期友谊。安井是日中友协的重要成员，过世前的一九九二年，以日中友协本部顾问名义率领老朋友代表团访华。

　　我国出版界老一代名家王益（1917-2009）和王仿子（1916-2019）等先生都与安井先生和东方书店交往匪浅。二王对安井的回忆都写得具体而富感情。王仿子写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安井看到我国出版装订技术有待提高，建议引进日本的退休印刷工人，并体贴地说，他们已经退休，不会对待遇有很高要求。“遗憾的是我与中国有实力的印刷公司商谈安井的建议，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能变成事实。”（《安井正幸與中国》，《中国出版》2000年第1期）

　　王益和王仿子少年时或为练习生，或为学徒走上社会，进入生活书店，艰难备尝，后来成为国内出版及印刷界的掌门人，不减出版文化人的一面。安井或安井们也都是从青少年时期走进书刊业，筚路蓝缕。二王与安井都在青少年时代投身左翼运动。时代和历史让他们的交往多少异于此前、后来与现今人士的往还。长江大河，千回百折，远逝的岁月，模糊的荧屏，今人会如何回望呢？D0661FF5-338B-40AF-A088-AF26C8EE685F

　　亚东书店一直在书店街东端的锦町，东京都日中友协会馆小楼的一层。在横滨中华街（唐人街）与名古屋都有分店（按：横滨分店已经歇业）。抄二0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一段日记如下：“到亚东书店，店员主动推荐日文版《红高粱》（按：时逢莫言获得诺奖），说刚到货。并称中文版已经售罄。该店进口处贴着一张预订莫言著书中文版的详细说明。服务周到，在此地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华书店由在日华侨设立。第一任社长是侨界名人陈文贵（1925-2016），担任中华书店社长二十八年（参半月刊《华侨报》2016年9月1日刊，东京华侨总会刊行）。中华书店最早在位于饭田桥的日中会馆一楼，二00六年迁至神保町。日中会馆时期紧邻中餐厅，可以先吃饭后买书或先买书后吃饭。笔者也是如此。一次在收款台附近看到一些署名陈文贵的说明，向读者解释此地中文书籍定价方法，在如此这般的理由说明后指出，售价约为中国国内定价原价的十倍。因为是第一次看到公开的说明，印象很深。不过，后来各家书店售价都逐渐下降，现在大约是三至五倍之间。而且中文书店有暑期和年末两次折价售书的习惯，方法各有千秋，一般打八折，少数打七折。应该说，两国间人员来往的不断增加，以及两国业界的共同努力都是情况变化的原因。

　　近些年纸质图书市场萎缩等多种因素，同样波及中文书店。比如暑期和年末折价售书，范围和条件都已趋严。全场打折改为购书满一万日元减一折，购满二万日元减两折。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四家书店迁出乃至歇业。其一，二00九年海风书店迁出。该店在离开神保町前已有变化。先从临街的一楼店面搬到二楼，一楼成为面店。继又迁至近旁，易名为“光儒堂”。再迁至一处民宅二楼，附近较少生气。神保町信息杂志《书店街》二00九年十月号刊登该店告示：离开神保町，落脚到更远的千叶县馆山市。海风书店多年前已兼营大陆图书。定价方式异于其他中文书店。笔者曾在二楼店铺购入《文史精华》丛书（20世纪90年代，湖南出版社初期陆续刊行）零本，比其他店家便宜。其二，二0一一年燎原书店迁址。十一月，该店从原址—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迁入附近一个公寓。迁居不久笔者就去过，意外买到了寻觅已久的《艽野尘梦》（陈渠珍著，任乃强校注，重庆出版社1982年）。其三，中华书店歇业。二0一一年，该店在神保町地区内易址，二0一四年歇业。其四，亚东书店迁址。二0一八年夏，該店迁往上野公园附近一所公寓的底楼。秋初笔者前去购书，见到进门处书架上摆放着中国国家外文局颁发的奖状，上面写着：“感谢对中国图书传播做出的长年努力。”D0661FF5-338B-40AF-A088-AF26C8EE68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