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在《染匠之手》中说，对于评论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对自己认为低劣的作品保持沉默，但要热情宣扬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在这样的信条之下，沃尔特·杰克逊·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1918-1999）的这部将传记与批评巧妙融合在一起的《约翰生传》，显然是值得大力宣扬的。这部著作不仅在其内容、情感上，而且在文采上总会让人想起另外两部杰作，一是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的《约翰逊博士传》，一是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又译塞缪尔·约翰逊）本人的《诗人传》。前者写作方式之经典让“鲍斯威尔式写作”成为一种写作方式，而后者几乎开启了英国文学史上传记写作的先河，其自然地融批评与生平于一体的写作方式得到了后世著名批评家哈兹里特、莱斯利·斯蒂芬与哈罗德·布鲁姆等的高度赞誉，也影响了他们的批评写作。贝特的这部传记大有约翰生博士本人的博学多才，也有鲍斯威尔式的生动与细致。
一
几乎所有约翰生传记的写作者，在动笔前，都会面临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这座大山。贝特在提到鲍斯威尔时，特别强调了他的“无法模仿”性。他认为所有后来者都不可能像鲍斯威尔那样集能与约翰生博士朝夕相处的机缘以及移情、模仿、信任感与惊人的记忆力等多种天赋于一身。贝特的传记中大部分约翰生的谈话以及逸闻趣事都是来自鲍斯威尔的传记，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不同角度去解读这些事件，尤其是结合了约翰生博士另一位多年挚友斯雷尔夫人的日记与作品，给了大家认识约翰生的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说鲍斯威尔是满怀敬意与崇拜追随约翰生的，并记录他谈话的人的话，那么斯雷尔夫人则给了约翰生一个近十五年之久的家。虽然斯雷尔夫人没有鲍斯威尔的才华，但她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接触约翰生，因此在一些事件上会呈现出一个生动多面的博士。比如，鲍斯威尔在其传记中提到斯雷尔夫人对晚年的约翰生的疏离，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她在斯雷尔先生去世后，没有“刚毅威严的丈夫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与约翰生这位文学巨人已亲近多年，也“早已充分满足了她的虚荣心”（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王增澄、史美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所以对约翰生的态度大变，冷淡了很多。而贝特则是从斯雷尔夫人的日记中发现，事情并非鲍斯威尔所陈述的那样。他用斯雷尔夫人十几年来对约翰生的照顾，与他的书信往来，以及她的日记为佐证，一是表明了斯雷尔夫人对待约翰生情感的真挚，一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两人后来的疏离。
其实，斯雷尔夫人在丈夫去世后，迷恋上自己女儿的家庭音乐教师—意大利人皮奥齐，包括她女儿在内的上层社会的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结合。而深深了解约翰生为人的斯雷尔夫人，知道约翰生一定会反对她嫁给这位家庭教师，以及迁居意大利的决定。所以她的初衷只是想瞒着约翰生，而蒙在鼓里的约翰生则感觉到了老朋友的疏离，却不明其中原因。很久以后，约翰生博士知道了这件事情，果然与斯雷尔夫人所担心的一样，约翰生在书信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试图劝解斯雷尔夫人，“但如果你连名节和祖国都不要了，你的愚蠢到此为止”。（贝特《约翰生传》，李凯平、周佩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约翰生将这件事情称为“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并且提出如果斯雷尔夫人愿意，他会去拜访她与她商谈此事，尽管此时他自己疾病缠身，行走都很困难。斯雷尔夫人冷静地回复，在约翰生改变对她新任丈夫的成见之前，最好不见面。约翰生在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甚至不惜用苏格兰玛丽女王当时前往英格兰避难的决定及其致命性的后果来警示斯雷尔夫人，而且他的眼中“饱含泪水”。至此，两人的友谊彻底走到了尽头。
贝特在他的叙述中，不仅肯定了斯雷尔夫人对我们了解约翰生博士的重要性，而且相对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关系的始末。无论是从人性上还是事态本身的逻辑上来讲，贝特从斯雷尔夫人出发来论述的这段友谊，要比鲍斯威尔笔下的情绪化的叙述更加可信。
此外，斯雷尔夫人的日记以及她与约翰生相关的记录，有时候也可以回答令鲍斯威尔感到困惑的问题。譬如鲍斯威尔在他的传记中，表达了对晚年的约翰生总是去牛津的疑惑，他甚至有次还跟随过去，但对他来说，这终究是神秘的。贝特告诉我们，约翰生的神秘之旅其实是去帮一个他欣赏的后生钱伯斯写法律讲座。因为不想让钱伯斯丢面子，这件事除了斯雷尔夫人之外，约翰生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是鲍斯威尔。约翰生一生扮演过很多次无名英雄，他写了很多没有署名的文字，为自己，更多是为别人。他总是慷慨大方，从不邀功。这一点是鲍斯威尔无法告诉我们的。
另一件贝特几乎进行全新阐释的事情，则与约翰生编纂的《英语词典》有关。关于这本词典，约翰生博士写有一封闻名文学史的书信《致切斯特菲尔德书》。在独自编纂词典以前，约翰生博士曾希望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能成为自己的恩主。但因为种种误会，最终未能成功。约翰生还因此修改了《论人类愿望之虚妄》一行诗句中的一个词。那行诗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可怕命运，最初是“辛劳、妒忌、贫困、阁楼和监狱”。愿望落空以后，他把这行诗句中的“阁楼”改成了“恩主”。在历经九年的艰辛，词典终于大功告成后，面对通过两篇书评向自己抛出橄榄枝的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约翰生并不想让别人误会自己是在他人的赞助下完成这项工程的，于是写下了这封不失礼貌又难掩讽刺之意的书信。那封信一方面展现了文人的傲骨，另一方面也让切斯特菲尔德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怎么好的印象。鲍斯威尔笔下的他也确实符合了我们的想象。鲍斯威尔说，切斯特菲尔德收到信后，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伯爵感到自己很无辜，认为一切都出于误会，是约翰生自己搬了家，他没有地址，才没能回访。鲍斯威尔当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认为这是在“强词夺理”。鲍斯威尔对这个事件戏剧化的描写让约翰生博士的傲骨形象，与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虚伪形象深深地留在了两百多年以来的读者心里。
但在贝特的《约翰生传》中，他首先铺垫了约翰生早年与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亲戚关系。几乎影响约翰生一生的表哥小科尼利厄斯与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多少有些姻亲关系，而且就在十七岁的约翰生拜访这位表亲时，这位伯爵还成了小科尼利厄斯的恩主，而且还任命他为自己教区的牧师。在贝特看来，这是多年以后，约翰生寻求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为恩主的最主要的动因。铺垫这一点之后，贝特解释了约翰生与伯爵之间的误会。贝特选择相信，当时伯爵因为仆人之故不知道约翰生的来访。同时，伯爵在收到书信后，把对自己攻击最厉害的部分给任何来访者看，以展示约翰生的才华，并不如鲍斯威尔笔下那般恼羞成怒，也展现了伯爵的宽宏大量，以及对才华的赏识。此外，贝特还提到，在词典完工至出版的时间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一直饱受病痛之苦。因此，他写的那两篇书评，在贝特看来，并非为了沽名钓誉，更多的是出于礼节，以及长久以来他在这件事情方面的不安。
关于这件事件，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贝特解释了约翰生的反应与立场。他说：“如果认为这封信是约翰生觉得自己遭到忽视而表达的努力，那就误读他的用意了。”他的解释是，约翰生这一生已经习惯了被忽视，言下之意，他不至于如此。贝特引用斯莱德与科尔布的观点，认为，约翰生写这封信的真正原因，是伯爵这份迟来的肯定让他有些为难，因为他不久就会宣布，自己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并未凭借任何大人物的恩助。若他不对这两篇书评进行回应，把事情说清楚，那么词典的读者会误以为伯爵在这项工作中，确实做了点什么，毕竟在编纂词典开始前发表的那篇计划中，他的确是把这部词典献给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为此，约翰生不仅写了回信，还在词典出版时，重新写了前言。尽管如此，约翰生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评论家认为他抹杀了伯爵对他的恩情。贝特的解释无疑是一方面改善了伯爵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约翰生的真实。当然，若我们接受这一版，我们再读那封信时，便不怎么能为约翰生硬安上傲骨文人的标签了。鲍斯威尔的观点与贝特的解释，虽然我们不好说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但贝特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尤其考虑到约翰生博士的为人，或许也是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状态。
贝特翻过鲍斯威尔这座大山的诀窍之一就是如上面例子中一样，对他进行某种程度的澄清，或就同样的事实给出另一个角度的解读。
二
相对于鲍斯威爾，贝特这部传记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对约翰生五十多岁之前经历的详述。鲍斯威尔认识约翰生时，约翰生已经五十多岁，所以鲍斯威尔的传记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描述约翰生五十多岁以后的人生，而之前的部分多是鲍斯威尔通过去约翰生的家乡采访写出，远不如后半部分丰富多彩，灵动有趣。贝特这本传记却是有一大半在讲述约翰生五十多岁以前的故事（中文版正文部分的797页中占了484页）。也是在这一部分中，贝特让我们在智慧、幽默、博学的中晚年约翰生博士的形象之外，了解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青年约翰生。
这一部分中，最精彩之处有两点，一是其糟糕的身体状况以及早年的阅读，一是贫穷对其成长过程中带来的致命性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在牛津大学期间生活的影响，读来让人颇多心酸的感慨。除此之外的一点可以说是前两者的产物，即约翰生早年就已经显示出来的精神崩溃的征兆，这也是鲍斯威尔没有论及的。贝特叙述知天命时期的约翰生时还会再重申精神崩溃这一话题，这时的叙述则主要依靠斯雷尔夫人在日记中所记录的状况了。
鲍斯威尔对约翰生的贫穷话题比较敏感，哪怕是问起他当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从牛津大学辍学这件事情，他都特别谨慎小心，唯恐冒犯了约翰生。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描述并不是特别具体。而贝特不仅描写了贫穷之于约翰生的影响，而且还讲述了摆脱贫穷之后约翰生对待穷人的态度，从而将约翰生从少年、中青年时期的贫困潦倒，与中晚年的相对殷实的形象及其状态，更加丰富、立体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与疾病一样，贫穷在约翰生大部分生命中都与他如影随形，给过他痛苦，也影响了他一生中很多重要的决定。哪怕是大学之前，因为书商父亲生意不景气，约翰生的中学也是颇为不顺，父亲希望有学校可以让约翰生勤工俭学，但是此举也并不顺利。可以想见青少年时期的约翰生内心因此而生的羞耻感，但他只能接受。他在大学时期有其高光与荣耀时刻。比如他尊崇的一位师长认为，所有进入牛津大学的学生中，约翰生是最有资格在那里的。他的滔滔不绝几度引来一些同龄的仰慕者。但是其贫穷也是实实在在的。在欠学校学费的情况下，他当然没有钱买衣服、买鞋。贝特特别描述了约翰生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去找同学被嘘笑之后，就再也不出宿舍门了，也不允许同学来看他。有同学好心在他的宿舍门前放了一双新鞋，还被骄傲的他扔出好远。最终，约翰生还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离开学校，但他人离开了，从家带去的一百多本书却一直留在那里，就好似，只要他的书还在那里，他就没有彻底地离开学校。要到很多年后，约翰生才允许学校把这些书寄给他。这一部分读来让人极其心酸，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其知识不仅超越了同龄人，甚至有的老师也都比不上他，却因为贫穷而无法完成学业。面对贫穷，无论有多少洒脱诗句，无论如何视金钱如粪土，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它永远都是压在他身心之上最不堪重负的担子，何况那个青年是心高气傲、博学多才的约翰生。
因为贫穷离开学校之后，约翰生曾经几度尝试谋个教职，但多半困在没有学位，后来娶了朋友的孀妇，大自己二十一岁的波特夫人，用夫人的钱办学堂，但只有三个学生，所以最终也没能办下去。约翰生对此特别愧疚，因为这几乎花光了妻子所有的积蓄。此后，约翰生在妻子有生之年无论自己赚多赚少都会寄给她，而自己始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如贝特所言，无论是约翰生做新闻记者，还是后来与自己的学生、日后著名的演员大卫·加里克去伦敦打拼，在格拉布街以鬻文为生时，都是那样清贫。要等到约翰生年过半百时，才不为食宿担忧。而《英语词典》就是约翰生在与贫穷为伴的九年中完成的。过程中，他确实拿到了一千多英镑的报酬，但除了寄给妻子，他还得支付办公房租、抄写工人的报酬等，也真是时时刻刻捉襟见肘。
如果说在约翰生的青少年时期，贫穷带给他的更多是不可言说的痛苦的话，那么对于三十岁后进入伦敦开始打拼的约翰生来说，贫穷已经不再是那么可恶的同伴了。哪怕到了无衣食之忧的时期，约翰生依旧保持着不修边幅的习惯，但他自己已经不像在牛津大学时期那样介怀了。没有付客栈的钱，他可以衣衫褴褛地与朋友在伦敦聊天、游逛一晚上。贫穷依然会给他带来身体的不适，但他已自然视之。
安身立命之后的约翰生，虽然不是那么富有，但从未忘记对穷人的关注与救济。贝特提到，无论约翰生搬家到哪里，他都会收容无家可归的人。除了一直跟着他的威廉姆斯小姐和莱维特医生之外，家里经常收留各种生活陷入苦难的食客。约翰生出门时，总是特意带上一把钱，施舍给路上的乞丐，据传，后来乞丐们都去他们家门口候着，等着这位大善人出门。在贝特所叙述的约翰生诸多济贫善举中，有一件特别动人。约翰生与斯雷尔夫人合作翻译波伊提乌的《格律》，正要出版时，他发现一位贫穷的作家也在翻译这部作品，担心自己的出版会妨碍后者的翻译工作，最终作罢。约翰生懂得贫困之于文人意味着什么，他善良的决定也基于这一点。当然，那位文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位文学巨匠曾如此默默地对他表示了体恤之情。也是这份悲悯，让约翰生在创作中，甚至在文学批评中很少使用或者说几乎不用讽刺。虽然一直以来没有改变自己外表的粗陋，但约翰生对人类苦难的感知与同情，显示出他深不见底的柔情。贝特通过这样一件件事例，将这默默地躲藏于谈笑风生、幽默诙谐的文学巨人形象之后的温柔、善良与悲悯，传递给我们。
鲍斯威尔对于约翰生早年的健康问题提到过几句，但不如贝特解释得详细。约翰生的病因，来自他身患肺结核的乳母。也因此，从婴幼儿时期一直到生命的尽头，约翰生从来没有体会过任何一天健康人的感受。病痛时刻伴随着他。他的耳朵听不清，一只眼睛看不见，而且在生命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面部痉挛。这些病痛不仅影响他正常的社交，也影响他的就职。如果说这些身体上的疾病，给约翰生带来更多的是疼痛、不适等感觉，那么他多次濒临的精神崩溃与精神失常，则是他需要对抗的最大的挑战。鲍斯威尔将之描述为“病态的忧郁症”（《约翰逊博士传》），但他认为约翰生的对抗及其过人的才智并未让忧郁症影响到他健全的智力。贝特则通过斯雷尔夫人的日记，发掘了约翰生的另一面。在日记中，斯雷尔夫人记录了五十多岁的约翰生跪在牧师面前，央求牧师为他“恳求上帝能让他继续保持他的理解能力”（《约翰生传》）的一个画面。从青年时期到这一刻，约翰生不止一次濒临崩溃的边缘。每次面临这样的时刻，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理智与思考能力被夺去。所以他有意识地去背诵语法这种刻板稳定的内容，因为“心灵只能安于真理之稳定”（《约翰生传》）。
此外，贝特没有提到的，还有约翰生为了病重母亲救急写的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又译为 《王子出游记》，水天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在这本小说中，我们可以从更深处看约翰生对精神失常也好、瘋癫也好的认识与恐惧。小说中智者的化身（也可以说是约翰生本身的化身）伊木拉克在向同伴传达他听到的天文学家的疯言疯语时，公主的女侍从派库亚笑到无法自已。伊木拉克回答说：“公主殿下和夫人们，要是我们对人生最重的苦难加以嘲笑，那是既乏善意，也不聪明的……关于我们今生所遇的种种不幸，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理性的难保不测。”（《王子出游记》）王子问智者伊木拉克，这种精神病是否常见，以及是如何染上这种病的。伊木拉克则回答说，精神紊乱发生的频率比常人以为的要多得多，而且，如果理智能压制住幻想，使其不外露，那它就不会被认为是疯狂，但若控制不住，影响言行的时候，那就是疯癫了。
约翰生在五十岁那一年，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赶出来这篇小说。无论他是否对友人坦承自己精神上的挣扎，但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最真实的笔触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忧与秘密恐惧。哈罗德·布鲁姆曾经说过，约翰生写作是为了治愈自己的博学。我想，除此之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扮演着治愈其精神崩溃的角色吧。
三
贝特不同于鲍斯威尔的另一点，是他对约翰生作品的解读，完美地将评与传融合在了一起。正是通过贝特的传记，我们才知道，虽然约翰生撰文无数，但他第一次署自己的名字是在四十岁时出版的诗歌《论人类愿望之虚妄》。T. S.艾略特正是基于这首诗，将约翰生誉为伟大的诗人。而约翰生在其上签名足以说明他对这部作品也颇为满意。贝特也认为，对于他这一代人而言，这首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贝特在对约翰生生平的叙述中经常引用约翰生自己作品中的内容，对其每一部重要作品，甚至《英语词典》，都有非常细节的分析与评价。贝特让我们在诙谐与谈笑风生的文学巨匠形象之外，能沉下心来看他匆忙或缓缓写就的具体文字中的哲思与情怀。这也是贝特作为一个传记者最流光溢彩之处。
贝特重点分析的作品除了《论人类愿望之虚妄》这首诗，还有《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全集》，以及他的《诗人传》。关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全集》，我们更了解的是那个序言，以及序言中对莎士比亚为了便利牺牲道德的批评。但我们不清楚的是，约翰生对莎士比亚的赏识与赞美，尤其是这部全集，几乎是对之前流传民间各种错误百出的版本的矫正。也就是说，后人读到莎士比亚作品的准确版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约翰生，而他对文本的注释更是影响久远。
提到《诗人传》，贝特对五十八岁的约翰生与乔治三世在图书馆遇见的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鲍斯威尔提到了这个故事，但主要是记录了两人的对话；贝特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更加集中在谈话的前因后果与联系上。约翰生告诉国王，自己作为作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国王回答说，若非他写得那么好，他也会这样认为。言下之意，国王认为约翰生既然是这么好的作家，就应该继续写下去。约翰生当然将此视为对自己的恭维。贝特提到，国王在谈话的最后告诉约翰生，自己希望看到二十一世纪最出色的文学传记，而且建议他写作这样的传记。约翰生欣然遵旨。当然他在生命的晚年创作的《诗人传》应该是不负乔治三世的期望的。
贝特将处于从六十岁到七十五岁（生命终点），这段岁月中的约翰生称为“传奇中的传奇”。这位多病的老人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诗人传》的写作。他与鲍斯威尔的苏格兰之旅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六十四岁的约翰生与三十三岁的鲍斯威尔，完成了这趟天气并不怎么好、路途也并不怎么安全的旅行，成就了鲍斯威尔的《赫布里底群岛之旅纪行》与约翰生本人的《苏格兰西部岛屿之旅纪行》等书。旅行期间，当然也少不了诸多传奇性的逸闻趣事。贝特关于这部分的写作，与鲍斯威尔的传记中的记载不相上下，甚至更加精彩生动。比如，约翰生与斯雷尔夫人同游威尔士，拜访约翰·米德尔顿时，米德尔顿吩咐园艺师将兔子交给厨师做一道菜。约翰生听到这一吩咐，赶紧请求让自己抱一会儿兔子。结果，刚接过来，他就冲到窗户边，把兔子放生了，还喊着让它赶紧逃命。还真是悲悯众生的约翰生。
我们熟悉的约翰生是幽默与睿智的文学巨匠，我们不熟悉的是他的磨难与悲悯。我们知道很多约翰生的格言警句，却并不总是很熟悉他的具体作品。我们印象中的约翰生是高大于他的时代的，但我们不熟悉的是他与时代的息息相关。关于约翰生我们很多时候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我们知道约翰生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但我们不知道他的诗作与小说同样经典。贝特是那个平衡综合了这一切的传记者。
除了勾勒他的英雄，贝特也让我们看到，与约翰生博士一样，他自己不仅是才华横溢的大学者，还是宅心仁厚的人道主义者。与约翰生的生涯有着强烈认同与共鸣感的他在书写时，或许就像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为格雷绘画的巴兹尔一样，因为太过于用心，作品最终闪耀着绘画者自己的灵魂与内心的秘密。不同的是，巴兹尔一生掩饰，而贝特是愿意如此流露给后来的共鸣者。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能同时获得美国重要的文学大奖，“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原因。贝特在评价约翰生的《诗人传》时，说：“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始终深谙古典时期和当代的各种文学影响与示例，而且将他惊人的分析能力与博闻强记相结合，便能洞悉诗歌风格，文坛中很少有‘传记’评论家或‘历史’评论家能望其项背。”（《约翰生传》）我不禁想，若约翰生博士可以读到贝特的这部《约翰生传》，他或许也会说：“您的《约翰生传》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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