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几年前，在《中华读书报》读到周先慎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两个新增词后感言》。

　　文章提到的两个词，一是“入围”，一是“标识”。

　　前者本当作“入闱”，旧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科举时代应考的或监考的人进入考场”。科举废除已久，人们已经不大清楚这个词的本义，因此在用来指某人或某部作品获得被选拔的资格时，便往往写成了字形相近的“入围”。

　　后者的“标识”，其实就是“标志”。我讲中国通史，讲到日本学生熟悉的《三国志》时，总要先解释一下“志”与“识”同义同音，与“记”一样，都是记录的意思。原本古代的钟鼎铭文，阴文为款，阳文为识，均指刻录，后来转为记录之意。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在保存“标志”一词的前提下，作为新词收录了“标识”，并将“识”读为“shi”，把人们常用“标示识别”和“用来识别的记号”作为释义。

　　周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他以前曾著文强烈反对使用“入围”一词，认为是生造，而“标识”也应读作“biaozhi”。由于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对上述两个词的收录，周先生在文章中尽管也表示了认同，认为这是约定从俗的力量，不过终究是心有戚戚焉，对两个词的“新生”感到无奈和遗憾，并对更多的误用、误读、误写现象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周先生呼吁，今天的文化人，包括专业的语文工作者，一般的文字工作者，还有学者、教师、作家、编辑、记者、播音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等，都应该为了祖国语言的纯洁，为词语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也为了渗透于我们日常语言和文字交流中的文化传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便防患于未然，敏锐地发现问题，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正确的引导，最大限度地避免约定俗成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周先生的意思其实是说，这些词的收录，已经既成事实，无力回天，但其他的误用、误读、误写一经发现，就应当以干预和引导的方式将其扼杀。

　　我毫不怀疑周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力图保持汉语的纯洁。不过，我觉得这种努力，有点像堂吉诃德与巨大的风车搏斗。周先生自己也说，这样做是“怀着一种近乎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心情”。这话让人感到颇有些悲壮。

　　并非“白日不照吾精诚”，周先生诚意感人，但我却觉得多少有些“杞国无事忧天倾”，大可不必过分担忧。

　　如何看待和对待语言的约定俗成，我想举出日语中汉字词的例子，作为借镜。

　　同是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就传入了汉字。汉字是连同词汇和读音一道传入的，并且由于词汇传入的地域与时代不同，同一个汉字读音各异的现象不少。日语的汉字词音读中，有所谓“吴音”“汉音”“唐音”之分。除此之外，日语的汉字词音读还有一种分类，叫作“惯用音”。惯用音除了有一部分是指在“汉音”与“唐音”之间的时期传入的词汇，大部分则是出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大众误读，亦即我们日常所说的读白字。因此日本又把惯用音称为“百姓读法”。比如“洗涤”的“涤”不认识，读作“条件”的“条”；“懒惰”的“懒”读作“依赖”的“赖”；“睡眠”的“眠”则读作“民众”的“民”；“消耗”的“耗”读作“毛发”的“毛”；等等。诸如这样的词语很多，都是只念了会念的一边。

　　日本也有国语审议会，并没有把这样大众约定俗成的误读按标准的“吴音”“汉音”或“唐音”来正音，一任误读，也没有人觉得不自然。学者在词典中将这些词标识为惯用音，并不去呼吁纠正。

　　日语中有谚语，叫作“语词无理”，通俗地翻译过来就是“语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表明人们都认识到了语言的约定俗成现象，但并不打算违逆这种现象。

　　其实，汉语一直在走着约定俗成的道路。不仅词汇如此，汉字也是如此。汉字从庙堂走向民间，就不断被改造，向着简便实用的方向俗化。简体字的产生更非向壁虚造。除了参照草书的写法，很多还遵从了民间一向使用的俗字。

　　语言也像一条河流，从远古走来，向未来流去。这条河流承载历史，反映现在，传达未来。只要不泛滥成灾，在大体既定的河道中流淌，涨落由之，顺其自然最好。干预和引导犹如鲧以堵截的方式治水，顺其自然才是大禹治水。

　　学者可以中规中矩，教科书可以严格规范，但却无法阻止成千上万的人自由书写。互联网的出现，也让语词表达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旦俗成之后，势必会成为通用词语。

　　不仅如此，伴随着文化交流，外来词也不断汇入汉语词汇的海洋。在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面世后，日本人敏感地發现，有关日本食品的“刺身”“寿司”“定食”“天妇罗”，以及日语词“通勤”“手账”“宅急送”，甚至反映近年来日本社会现象的“宅男”“宅女”，居然也都赫然入驻进来。日本的媒体感叹，日语词汇及其承载的文化也为中国的辞书所接受。同样，汉语词也融进了日语，比如“电脑”“韩流”等。

　　向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存在鸿沟。文言与白话自古有之，两者代表着语言表达上的两个方向。像白居易作诗力图老妪能解那样，自古以来，一直有文人走出象牙塔，试图连接两者。走入近代，两种表达被统一起来，但鸿沟并未消失，只是变得隐蔽了。所谓语体文（白话文）的用语，以来自文言词者居多。拥有普通学养的人未必尽解语词的典故，未必皆谙语词的原始用法，使用时，望文生义，比比皆是。对于学者，把“致仕”解释为进入仕途做官，把“七月流火”解释为天气炎热，不可原谅，但是不是一定要以学者的水准对所有人强求一律？

　　的确，专业学者负有正误之责，对明显的错误必须指出，但也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语词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变化。尊雅与从俗，势有两难。不过，并非不可调和。可以在不同层面施以不同要求。学者从严，教学从严，大众从宽。雅为俗化，定型之后，便应有选择地接受。历史上，文人也接受且使用语词俗化义的例子并不鲜见。“入围”“标识”可入辞书，而“七月流火”的误用无论如何普遍，起码目前不能接受，至于今后如何演化，不妨拭目以待。

　　语言文字既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不排他，不僵化，接受一切实用的词语。充满活力的语言文字必然是这种状态。

　　语言文字在时空中演化，既有遗传，也有变异。

　　何谓俗成？俗成就是为大众的普遍认可。

　　俗成必然会走向约定。“毋必毋固”“允执厥中”，《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采取灵活而实用的收录方针，值得欢迎。

　　几年过去了，《现代汉语词典》已出到第七版。但尊雅的规范与从众的俗成，究竟如何权衡，如何把握？一直还会让语言工作者纠结下去。因此，就周先生的文章再度提起这个问题，依然不乏意义，可以引发对于词典收录与词汇运用的深度思考。

　　周先慎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他教授的明清小说，曾给予我许多方法论的启示，四十年过去，至今难忘。认识虽有异，师恩自铭刻，谨以此文怀念故去的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