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如是我闻》

　　李怀宇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南方报业鼎盛时期，其中两个专栏，于我个人来说，获益良多。其一是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对近现代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代表学者及其学术进行精到的评介，大大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另一是李怀宇的“大家访谈”，对胡文辉的专栏颇资补充，也相得益彰：不仅让我们知道了一些入了“现代学林点将录”的著名学者的现状，也知道了更多海外名家的现状，因此在对现代学术的渊源所系有了更真切地体认的同时，也使我们的学术视野更加与国际接轨。更主要的是，这一系列访谈，大有“抢救性”的意味—此前我们对这些老先生的近况及其学术生活不甚了了，稍后这些老先生则陆续辞世，回过头来，更觉弥足珍贵。

　　李怀宇的这一系列访谈，开始是因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凌晨启功先生逝世，他作纪念报道。他此前曾写过一篇《“不合时宜”的启功先生》，对文化老人的晚年思想与生活现象思考颇久，便发愿采访还在世的启功先生的同龄人，抢救性地记录他们的历史记忆，为后世留一个独特的版本。所以，从二○○五年至二○一四年，李怀宇遍访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新加坡等地两百多位前辈名家。当时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大约有一百位，现在有很多已经辞世。

　　李怀宇访问与研究知识人的文章，曾在十余种刊物上发表，似乎还有些海外版本未曾得见。访谈文章大受欢迎，备受学术文化界好评。唐吟方先生曾说：“当代知识人的访谈，还得看怀宇的。他赶上了世纪的末班车，访谈到两岸三地最重要的一批知识人，他访谈的总量后人无法企及，而他访谈涉及的关注点又显示一代人的人文关怀与独立立场。”但我更关注的是李怀宇先生的访谈结束后陆续推出的相关著述，因为他们不再是相对原生态的访谈记录（当然从访谈前的准备到访谈文章的形成，都有不少的研究基础及成果），而是有如唐德刚先生做口述史那样，有了更多的史实增补及研究结论，从新闻性的人物访谈向研究性的口述历史转变，同时由于李怀宇过人的文笔，又具有特别的传记文学的风采。最新出版的《如是我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即可一窥风采，开篇之作《陳之藩：思想散步》，尤堪代表。

　　《陈之藩：思想散步》从二○○八年旅行途中，在无锡旅馆里接到余英时先生越洋相告陈先生中风入院的消息写起，一开始就与访谈文章区别开来。全文分成“一生总在写信”“悲观而又爱国”“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剑桥聊天录”“文艺复兴人”五个部分，用五个小标题形象地勾勒出陈先生的性格特征与一生行迹。首先，爱写信的人，一般是勤于思考，又善于表达（文字）;特别是“有时也写给自己”这句话，实在可以有更宽泛的理解—很多思想性的散文，不都是写给自己的吗？如此与文章名“思想散步”也十分契合。“悲观而又爱国”，则概括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人物情感。但此节又承上而来，从陈之藩与胡适的通信写起，还写到后来出版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而“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稍稍对胡适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指胡适慷慨资助年轻人而不求回报，所谓的回报，正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的成长及其成就，正是胡适留人间的“文化利息”之一。“剑桥聊天录”则写陈之藩以美国的科学教授到英国访学，心仪的剑桥没有名额，索性改读博士研究生，并成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也是成就一名“思想散步”者的重要因缘和基础。有了前面这四项基础，“文艺复兴人”的形象便呼之欲出。所以，全文的结语“在‘专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时代，陈之藩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人”，便自然而精警。从全篇来讲，各个部分，有机相连又层层递进，结体之美，也可见出访谈者纯熟高超的写作技巧。陈之藩（1925-2012）

　　《陈之藩：思想散步》是访谈的深化，也是口述史的研究，文中也恰恰正面讨论到口述史的写作要义，正如文章所引陈之藩写给李怀宇的信说：“唐德刚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适当年的情况;余英时是用他念书的经过，推想胡适的当年……”这是学术的告诫啊！所以，李怀宇在谈到他深入访谈并多有撰述的唐德刚先生时便说：“我一直敬重唐德刚先生是华人口述历史的第一把手……不过，重读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口述自传》与《李宗仁回忆录》，我敢肯定地说，两书皆相当有趣，但不可当作百分之百的信史。历史的真相不仅需要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还要靠其他的旁证，彼此相印证，方能得出相对客观的事实。”因着这种前辈的告诫和自觉的追求，李怀宇认为，无论何人口述，事实已然迷离，需要一层层地拨开雾霾，最终所见的也许只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历史更是复杂，单凭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如何在变幻的时代中寻求真相？便想起胡适所写的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访谈之业既辍之后，李怀宇仍常年孜孜以求地研究。所谓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访谈录进于口述史，也是给史家做材料，为事实找旁证，单是这篇文章，李怀宇参引的著述即达十种。这无非是为了留下更多元的历史初稿。唐德刚（1920-2009）

　　再则，从行文看，李怀宇是非常节制的，这种节制避免了溢美，也是使访谈录进于口述史的要义之一。李怀宇也特别引了余光中对陈之藩散文的评价，以证陈氏的严于律己：“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这种要言不烦，源于科学训练，源于思想追求，也源于对中华文化的礼敬和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自我期许，故李怀宇特别揭出曰：“家国多难，斯文扫地。陈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笔来：‘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这是对陈之藩形象描绘的画龙点睛，也堪称深具中国传统文学神髓的佳作。无论访谈录还是口述史，在有才华的作者手里，通常就是上佳的人物传记。李怀宇也深具这种自觉。他曾夫子自道说：“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我所做的工作，也许便是为中国传记文学出一份力。”5291D9BB-5F38-45B1-9A71-BC4D1563ACF7

　　在这本书中，除陈之藩外，李怀宇还写了杨宪益、吴冠中、王元化、王世襄、王钟翰、周辅成、汤一介、赵俪生、黄永年、辛丰年、李育中、曾敏之、罗忼烈、柳存仁、范用、车辐、廖冰兄、黄苗子和郁风等，这里面有作家、翻译家、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画家、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思想家、哲学史家以及美食家等，因为涵盖人文社科和文艺创作与研究等各个领域，因而笔下人物，自然各具风采，各擅胜场;笔调也毫无雷同之处，也自然引人入胜，各呈其妙。因此。我们可以借用《陈之藩：思想散步》里的小标题“文艺复興人”，来形容李怀宇的写作，就是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风范，殊堪嘉勉。杨宪益（1915-2009）

　　王钟翰（1913-2007）

　　而我尤为感兴趣的是，文章中的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因为近年来，我渐渐从传统的偏于宏观的文史研究中跳出来，特别关注生活史的研究与写作，认为这样能呈现一种活色生香的状态，于人于己，皆属有补。在《陈之藩：思想散步》中，李怀宇写到陈之藩说起香港一家上海菜馆极好，便带他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这使我想起谢正光教授在《记先师牟润孙先生与其及门》一文中，写牟先生从台北移居香港之初，到“丰泽园”京菜馆进餐，要了个“雪豆炒虾仁”，一尝即知是他们当年的家厨的手艺，一见果然就是。乱离之后，主仆相见，半晌始互相抱头痛哭。美食，是永远的乡愁，也常常是文化的寄托，有时也可成为学术陶冶。

　　在《杨宪益：诗酒风流》里，写到在抗战时的重庆，有一天晚上杨先生请著名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梁宗岱喝酒，因为突然停电，煤油灯昏暗，竟然错把煤油坛当龙眼酒坛，给梁宗岱倒了一大碗煤油，他毫不犹豫地喝完了，还说酒有劲头。第二天，当杨先生发现错误，忐忑不安地担心梁宗岱中毒时，刚好他又来了，浑若无事。哪有比这样的生活细节更能呈现那段诗酒风流？在《王钟翰：烟酒熏陶》里，写王先生与日本宪兵队长华田斗酒，轻松把对方喝趴下，以至于太平洋战争后燕京大学因抗日游行，洪业先生和邓之诚先生都被带走，王先生却安然无恙，因为华田怕了他。这样精彩传神的故事书中还有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访谈录基础上的口述史，是传神阿堵的人物传记，也是活色生香的生活史记。5291D9BB-5F38-45B1-9A71-BC4D1563AC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