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鼎天

　　法国大革命如同巨轮般碾过了君主专制体制，三级会议中受压迫的第三级资产阶级、无产者和农民将压在他们身上的修士与贵族打倒。在一片欢呼下，资本主义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法国快速发展起来。纵使之后有波旁复辟这样的反复，资产阶级仍旧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旧贵族则逐渐没落。摆脱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迅速积累着财富，充满生机，这似乎是最好的时代。但是巴尔扎克不这么认为，巴尔扎克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批判了这个金玉其外的社会之中的“败絮”，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成了社会的共同价值。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正是以此作为背景揭示了法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利欲横流的群像。而《高老头》则是以悲剧着重展示了在那个时代的亲情异化。

　　《高老头》中的人物对话，提到最多的便是“财产”，各式各样的财产。高老头与他两个女儿的亲情关系也是靠金钱来维系的，当女儿要从父亲那里得到钱财等经济利益时，她们就会扮演“女儿”这个角色，来给高老头传递所谓的亲情。亲情由此异化成一场交易，高老头付出财产，来购买女儿的爱与温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欲裹挟下，亲情已经不自觉地商品化、物质化。高老头作为作者塑造的“父性基督”，在其财产被两个女儿榨取殆尽后，遭到了她们无情的抛弃。高老头为了女儿的体面，不惜放弃了他在女婿眼中“不入流”的面粉生意，而迎接他的却是在孤独绝望中死去的结局。可悲的是，高老头早有这样的预感，但直至临终才彻底醒悟。书中这样写：“她们不会来了，十年前我就知道了。我有时还这么想来着，但我不敢相信。”他发出了“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甚至女儿”的感慨，这也证明了一点，即便是高老头这样的“父性基督”，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单一的，唯金钱的。金钱异化了亲情，异化了子女，又何尝没有异化父亲。金钱异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评价体系都日趋单一，金钱成了万物的尺度。启蒙运动中的保护私有财产，在资产阶级早期无序扩张中，被扭曲成了可以为占有更多的私有财产而不择手段，为了占有更多财产，高老头用巨额嫁妆让两个女儿挤入上流社会，但从书中两对夫妻互动来看，均是贪图对方的财产而“被迫”结合。城市的普通市民如伏盖太太之流也为金钱不知廉耻，在高老头有钱时，勾引他；当高老头窘迫濒死时，不情愿地拿了条新被子，其言语中毫不掩饰对其的鄙夷。启蒙运动学者除了呼吁财产保护，还呼唤道德的坚守，但后者被这个时代的人抛诸脑后。卢梭曾言，美德好像战场。我们要过美好的生活，要常常和自己斗争。但是书中连同主人公拉斯蒂涅克在内都堕落为金钱的奴隶，毫无启蒙思想中的“自由”“尊严”可言。高老头的死对仍存善念的主人公来说是“最后一课”，完成了对他人格的异化，主人公代表的则是这个社会的年轻一代，这一代迅速地被金钱社会同质化，完成规训。

　　从书中的旁白介绍与人物对话可得知高老头曾是一个精明的面粉商人，靠这行发了大财。因此高老头深谙如何赚取巨额利润，其价值观也是将财富视为命门。但是作为父亲，他对女儿是不遗余力地去爱，将她们视为天使，用金钱为她们提供保护，使她们得以嫁入豪门，跻身上流社会。然而他的两个女儿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中，逐步养成了金钱至上的罪恶价值观。高老头本身是一个暴发户，他的处事方式甚至对女儿的爱的表达方式都是资本主义式的，但他想要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爱的反馈，却是宗法式的。这种情感多存在于伦理本位的社会中，而非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因此高老头对女儿的爱注定会酿成一场悲剧，他父爱的方式与他内心的情感需求是存在根本矛盾的，在利益至上的经济本位社会中，这种情感需求又何其可笑。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伦理本位社会，也是情感本位社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维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其中主要是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我们也开始面临与高老头一样的问题。亲子关系也掺杂进了功利性与商业性，从养儿防老到用退休金养老。当人们以效益来衡量婚姻与生育，婚姻成了一种生意，生育成了一个长期的付出与投入不成正比的投资。新一代的父母不断为子女提供经济上的助力，但最终可能依旧要在老年时代自食其力。同时作为子女的新一代，看到收入与回报不成正比，这也是生育率不断走低的原因之一。中国在生产总值上号称用几十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完成的事业，但是这种高速发展势必会忽视一些东西的建设，例如商业社会下的信任机制与新式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重塑。重建合理的信任机制与价值评判体系对于我们来说依旧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工程，可谓任重而道远。

　　鲍德里亚认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看到的现实，其实早已是一个被编码和编排过的拟像世界。文化正在迅速编码化，一方面更易传播，另一方面也变得浮于表面，形式主义。在泛娱乐化浪潮的加持下，一些真情如亲情在屏幕下显得煽情造作。由此推演，新生代成为父母或长辈后如何表达对后辈的爱也会成为他们的难题。如若继续只用物质来表达关爱，只会走向“高老头”的困境。

　　《高老头》描摹的雖然是一个时代的家庭悲剧，但是直至今日依旧具有借鉴意义。我们需要重视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等方面的异化，及时加以引导与补救，根据时代需要和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去重塑合理的社会价值观与情感导向，从而避免人们因这段时间的“价值真空”而酿造一起起高老头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