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毅

　　《北海之心：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与哀伤》是一本介绍荷兰重要城市阿姆斯特丹千年城市史的作品，作者黑尔特·马柯（Geert Mak）是一名记者、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曾两次被授予“荷兰年度历史学家”的称号，并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城市问题特别教授。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荷兰作家，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马柯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运河、每一条窄巷，他将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和情感融入文字之中，完成了一本有温度的作品。这本书适合对荷兰历史、文化、风俗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品读。

　　谈到阿姆斯特丹的历史，那么最引人注目的，也最为精彩的，莫过于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的十七世纪。迟至十六世纪中叶，荷兰还是如日中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然而，王朝的君主腓力二世（Felipe II）视西班牙为祖国，为了维护西班牙的利益，乐于让手中的其他领地做出牺牲，其中也包括帝国中最富庶的荷兰。在信仰上，低地也与腓力二世格格不入。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荷兰开始接受新教，而西班牙君主则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财富的榨取和对信仰的压迫，如同一双掐住荷兰脖子的手，最终促成了一场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北海之心》中有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这场战争的本质：这是一场发生于两种生活理念、两种价值观，甚至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文明之间的战争。独立之后的荷兰，走出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阴霾，率先迈入资本主义时代，也为接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辉煌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战争爆发之前，相较于尼德兰北方（今天的荷兰），南方（今天的比利时）的经济更为发达。也正是因为这样，战争一开始，南方便率先成为西班牙军队进攻的目标。随着南方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许多信奉新教的商人逃往继续抵抗的北方，当时并不发达的阿姆斯特丹成了他们的落脚点。移民带来的资本和技术，如同开启荷兰黄金时代的钥匙。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阿姆斯特丹就已取代南方诸城的地位，成为荷兰乃至西北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成了商业意义上的“北海之心”。笛卡儿（Descartes）曾如此评价这座自己居住过的城市：“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与贸易息息相关……”在这里，手握权力的不是贵族，也不是教士，而是凭借努力一步步从社会底层打拼上来的商人，他们才是城市生活的主体。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上升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荷兰人的审美情趣也水涨船高，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希望向贵族靠拢，通过艺术品彰显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于是，在家中、店中的墙上悬挂一些绘画作品，便成了风尚。十七世纪的英国商人、作家彼得·蒙迪（Peter Mundy）曾在一六四○年来阿姆斯特丹旅行，而那时，“就连面包店、肉店、铁匠铺和补鞋店的墙上，都能看到一幅幅的画作”。不知不觉中，绘画已经成为富庶的阿姆斯特丹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当时的人们如此“追捧”画作，荷兰的绘画艺术在十七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荷兰的经济与艺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探寻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而在画作中又可以一窥彼时荷兰的社会风貌。

　　数量庞大的资产阶级市民既拥有追求全新时代审美情趣的要求，也拥有彼时其他欧陆国家普通民众所不具备的财力，所以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兴艺术的赞助者。阿姆斯特丹俨然成为滋养艺术之花的巨大温室，吸引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画家。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锋，他们的作品和艺术为低地乃至西欧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助力。这些人中，就有著名画家伦勃朗（Rembrandt）。《北海之心》的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追踪这位画家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和艺术轨迹，为我们了解这位画家，了解十七世纪荷兰的绘画艺术，乃至了解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当我们根据文字依稀拼凑出画家的面貌时，十七世纪荷兰和阿姆斯特丹的风采也跃然纸上。

　　事业上，凭借着《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1632），伦勃朗声名鹊起，受到中产阶级的追捧，一时间，订单不断，画酬也水涨船高。生活上，他在一六三四年迎娶了自己的贵族表亲莎斯姬亚（Saskia），而妻子的叔叔则是颇具影响力的画商，这层身份对伦勃朗的事业显然大有裨益。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十年，一切似乎都无比美好。直到一六四二年，命运之神似乎不再眷顾这位人近中年的画家。这一年，妻子的去世让伦勃朗深受打击，事业上的转折也即将到来。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在阿姆斯特丹城市民兵队的委托下，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夜巡》（The Night Watch，1642）。

　　工作之便，我曾有机会向《北海之心》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请他选一幅最能代表阿姆斯特丹的画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夜巡》，理由是这幅画体现了荷兰共和国和阿姆斯特丹的核心—市民。正是这个群体，提供了军事力量，将这个国家从西班牙的压迫下拯救了出来；正是这个群体，驾驶着商船在海洋贸易中崭露头角，为国家带来财富。从这个角度说，伦勃朗无疑为我们诠释了那个时代市民们的真实样貌，他们是那样鲜活，四个世纪过去了，依然仿佛马上要从画中走出。这幅画描绘的是无足轻重甚至不够严肃的活动，但伦勃朗却赋予了它壮丽的一面，体现了荷兰的民族性。同样看似无足轻重的市民阶层，却深深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正是他们，亲手缔造了荷兰的黄金时代。从这个角度说，这幅画，确实是最能代表阿姆斯特丹的作品，甚至也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荷兰。

　　十七世纪下半叶，荷兰强大的商船队依然在全球航行，东印度公司牢牢控制着亚洲和西欧的香料生意，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总部，远远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丁香与肉豆蔻的味道。然而，衰落的隐忧已经埋下伏笔。在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人们开始厌倦祖辈们颇具风险的航海生意，转而发展借贷与投机，这才有了后来的“郁金香热”，但这些看似更有利可图的“新生意”，却在一点点地蚕食“海上马车夫”的创新和冒险精神，荷兰引以为傲的造船业逐渐落后于新兴的英格兰。本土匮乏的资源难以支撑规模工业的发展，行会模式深入人心，手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生产模式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

　　伦勃朗生于一六○六年，逝于一六六九年，大致经历了荷兰和阿姆斯特丹最辉煌的年代。但随着十七世纪逐渐落幕，十八世纪的荷兰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凸显，宽松的共和制曾提供最适合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土壤，但当邻国因为集权而形成现代国家意识，进而发展规模经济时，过于自由的环境成为劣势。随着经济的恶化，盛极一时的荷兰画派也走向衰落，这片土地再未迎来一个能与十七世纪相提并论的艺术“黄金时代”。

　　《北海之心》用一種平易近人的笔法，展现出十七世纪荷兰的政治、社会背景，仿佛搭建起一座舞台，伦勃朗便是这舞台上的主角，他多舛的命运与荷兰的国运仿佛交织在一起的藤蔓，一同如日中天，又一同没入余晖。以他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的画家，用一幅幅作品，记录下了属于荷兰的世纪，这些画作保存至今，为我们了解荷兰的历史与艺术提供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