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在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李白与杜甫的友谊曾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杜甫对李白的那种念兹在兹的深情厚谊，让人感同身受，心生向往，譬如那首《天末怀李白》，就常为人所记忆吟诵：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这样的深沉友谊，给我们展示了在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处的“惺惺相惜”与“人性美丽”。在德国，也有过这样伟大的友谊，那就是歌德和席勒。要知道，“真正的、超凡脱俗意义上的友谊是罕见的”，“歌德和席勒将他们之间的友谊视为珍贵的奇花异草，视为一种幸福，视为一件难得的礼物。友谊给他们带来的成功，抑或困扰，都让他们觉得不同寻常，对此他们感到惊奇，怀着由衷的谢意。回首往事，歌德称这场友谊实在是人生一桩幸事，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人文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两位杰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大师，他们之间纵然有矛盾和对立，却能最终结合在一起，相互切磋和启迪，甚至于共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我们不得不称赞作为学者的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他不但有扎实可靠的史料功夫，更有行云流水的叙事技巧，所以能将一部历史传记写得如此精彩纷呈、风生水起。萨氏本是学院学者，后来却放弃了体制内的位置，甘愿去做职业的传记作家，而且佳作迭出、产量甚丰。他对前贤的认知并非泛泛，而是确有独到之见。要知道他不仅为歌德、席勒都做过长篇传记，而且又将之并列而论，实在是真切感受到了两位天才巨子的友谊的伟大意义。青年时代的歌德

　　相比较歌德的从容淡定与远离尘俗，席勒似乎更显露出入世的面相，更激情澎湃。“到了席勒的《德梅特里乌斯》这部剧，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倾注全力，目的在于以他的全部作品完成对世界各个地域的巡行，换句话说，世界广袤的空间无不艺术地再现在他的作品中。写《菲耶斯科》他在意大利，写《唐·卡洛斯》他在西班牙，写《玛利亚·斯图亚特》他在英国，写《奥尔良姑娘》他在法国，写《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写《退尔》在瑞士，改编《图兰朵》他表现的是中国，设若席勒实现了他那些‘海洋剧的计划，那海外几乎所有的地域也都包括在内了。他这征服全世界的努力，使所有这些国家及其历史都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他的著作活动好比环球航行。”（《歌德与席勒》）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席勒试图用手下的那支笔，来涉猎整个世界的浩瀚广阔，他的心中，深藏着一个无比深刻的宇宙，正如他在《欢乐颂》中所表达的，“五湖四海的众人啊，就可永结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而这种企图心，其实也同样表现在歌德那里，不是吗？在歌德看来：“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他同样也是一个胸怀世界、善择资源的大家，但表现方式却迥然不同。对于这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言，和而不同、异中相通，或许就是一种求学致思问道的最高境界吧。虽然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早在一八○六年，席勒就因病而去，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流水音”。歌德为之哀伤不已，甚至以为自己的生命也去了一半。

　　他们共同的文学爱好，气质上的相互吸引，更有那种对于世界空间和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乃能使得他们有了“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光芒绽放时刻。魏玛十年，不仅是两个德国天才的相遇和相逢，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两顆闪耀星辰的汇聚焦点，这一历史上再也难以复制的双子星座，谱写出了最为辉煌的文学创造时代。无疑，相比李白、杜甫的短暂相逢，他们是更为幸运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得以常相处，共论诗，谈笑风云，指点江山，相互砥砺。

　　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将歌德、席勒这两位伟大的诗哲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并肩成长的复杂过程。人类文明史上这样一种相辅相成、合作无间的故事其实并不多见，这需要相当难得的际遇和偶然性。在人类的知识史发展过程中，不太可能有如此重复的历史友谊，再伟大的人物都很少能期待同时代能有如此接近自己的精神和心灵，更少可能有机缘相识相知，甚至是并肩工作与战斗。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而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这种真挚的友谊就格外显得可贵，因为其中表现的不仅是一种智识与思想的交通与合作，而且也是人之为人的高贵精神。人之所以成为人，而超越了一般的动物，即摆脱其兽性的面相，乃在于其精神世界的高贵。虽然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表达过身处两者之间的痛苦与困惑：

　　啊！两个灵魂居于我的胸膛，

　　它们希望彼此分割，摆脱对方

　　一个执着于粗鄙的情欲，留恋这尘世的感官欲望

　　一个向往着崇高的性灵，攀登那彼岸的精神殿堂！

　　（《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但他的总体倾向仍是超克那种粗鄙欲望而努力攀登精神殿堂的，他留下的皇皇全集就是他求知寻道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境界是尤其难得的，因为在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制度化规则支配下，更表现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悲哀，真是道尽了人之作为自然人的可怜处境。人性本无所谓善恶之分，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许带上了圣人良好的许愿，但这也绝不意味着人生来就是恶的。人性之初，或许就是纯光璞玉，有待打磨，关键还在于如何择定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看看那些古往今来的伟人巨子，又有几个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还是颠沛流离、辗转谋食，甚至披荆斩棘、忧患穷苦。歌德、席勒的人生轨迹和伟大友谊其实也不能摆脱这些人世间规则的支配，相比较席勒的忧患生命，歌德仿佛顺利得多，但察其实际，其所不断遭遇的精神苦痛非常人可以理解，所幸他善于“断念”（Entsagung），甚至“假殉”，才能不断脱胎换骨，完成精神上的“凤凰涅槃”。当然，彼此间的伟大友谊也支撑了他们在精神史的探寻过程中不断获得力量、执着前行。F80849DF-0E0D-4572-BCF0-165EECEBDB69

　　相比之下，李白与杜甫的交谊未免有些可惜，我们当然可以在他们留下的诗篇中追溯他们的友谊和光辉篇章，但两者的“相逢”，并未能化作足够的精神上的伟大力量。这当然也是时代的限制，虽然盛唐繁华，但却遭逢“安史之乱”，大动荡的背景自然不允许有更多的文化创造之可能。我们看看李白、杜甫的遭遇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几乎始终在颠沛流离，遭受战乱之苦，即便是在承平时节，也没有得到君王的庇护。歌德、席勒的魏玛十年，毕竟是他们个体生命史上丰衣足食的时代，虽然席勒相对困窘些，但在歌德的帮助下还是足以支撑。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过苛求前贤，因为时代所给予个体的基本条件，其实是不容忽略的。即便如此，李杜仍创造了十分灿烂的成就，他们的诗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重要基础，其实在我看来，李杜不仅是唐诗的辉煌，同时也是古代诗思的一个巅峰。席勒

　　所谓“德国天才”，确实是一个让思想史上的后来者都不能不侧目的概念，沃森十分推崇德国人在思想领域的卓越地位，所以要研究德国天才“是如何诞生、达到顶峰，并以超出我们所知的方式来形塑我们的生活”，“德国思想究竟是如何形塑现代美国和英国及其文化的？合众国与大不列颠或许说的是英语，但他们有所不知的事实是，他们以德国方式思考”（彼得·沃森《德国天才》，张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但需要补充的是，仅有孤独天才还是不够的，歌德、席勒这两位耀眼闪亮的星辰用他们的历史向世人证明，“天才之谊”可能是更为令人向往的那种精神境界。就像爱因斯坦日后在普林斯顿与哥德尔（Kurt G?del， 1906-1978）一起散步一样，天才也是需要有人理解、和人交流的，当然这必须也同样是能彼此理解的天才。这其中既有“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贺兰进明《行路难五首》其五）的深沉，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的洒脱，至于世俗的那些酒肉之交、利益交换自然是不在其中的。因为真诚友谊的价值乃是千金不易！究竟是“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张谓《题长安壁主人》），又或是“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杜甫《徒步归行》）？或者更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的意气昂扬？在我看来，或许宋人苏泂《送观复机宜荣侍南游二首》更为沉潜踏实：

　　友谊平生少，心期远近同。

　　略无时俗气，信有古人风。

　　几谏知吾子，忠言在若翁。

　　南州须趣召，先寄状元红。

　　命拙仍多故，君来每慰情。

　　艰虞还俭岁，文字久寒盟。

　　又作家山别，宽为数月程。

　　闲门闭萧瑟，病眼向谁明。

　　第一首以古人气节自诩，显得古朴素雅，而又坦诚直言、以礼相交;第二首则直接描摹两人之间的真挚友情，尤其是在艰难忧患中的相互挂念，让人十分感怀。

　　但真正能成就歌德、席勒如此伟大真挚友谊者，并彼此为奥援相互成就者，真不多见。当然，朋友相交贵在相知，精神上的知己，多半是可遇不可求。譬如像陈寅恪，他虽然没有得到如歌德、席勒这般的就近相交和频繁切磋之可能，但与王国维、吴宓的友谊却是弥足珍贵。早年在清华，虽然交往时间不过一年，但却是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之许。王国维自沉前以遗书处理之事交付陈寅恪、吴宓，可见对他们的看重;陈寅恪对王国维更是敬重无比，在灵前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更在其逝世之后能以十分悲痛与沉重的心情先后三次书写，缅怀内心十分尊敬的师友。先是撰写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王观堂先生挽联》）

　　如果没有对王国维非常独到的理解和认知，是很难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概括出他的思想观念、学术成就、政治理念和精神世界的。之后，又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不但将这种思念感怀之情化而为词，以古体文言的文学形式表达之，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可以见出对王氏评价之高。而且进一步发挥其逝世之意义，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生活·读書·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种标准和尺度，立之以为万世范，这就是大学者之交的意义。一九二九年，陈寅恪再应学生之邀而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宣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载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同样的友谊，发生在陈寅恪与吴宓之间，两人是留美时代的哈佛同学，这种高山流水般的友谊是以相互在思想上的认同为基础的。一九一九年在哈佛初识之际，吴宓即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空轩诗话》，载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吴宓远在四川，本就是处境艰难，但仍对老友惦记不已，远途到广州来访，一九六一年终于成行，陈寅恪作诗：“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赠吴雨僧》）这果然是两位学人的“最后一次握手”，而最重要的，则是吴宓记录下的这段话：“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然后具体解释之：“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这里可以见出陈寅恪、吴宓交谊的“气象宏大”，绝不是为了利益苟且的庸俗之交，而是在文化上的壁立千仞的“大江大海”。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吴宓的交谊虽然没有做出歌德、席勒那么辉煌的文学与思想盛业，但却同样树立起知识精英应当承担的“社会典范”。这或许正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必须具备的“伦理气象”，所谓“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同上），正可衬托出前贤的倜傥不羁与心灵自由之境界。参之以歌德、席勒所标立的“魏玛友谊”，无论是“世界文学”的开阔情怀，还是“普遍历史”的宏大气象，甚至是贝多芬为世所传唱的“欢乐颂”的声音，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也。

　　谨以此文纪念歌德逝世一百九十周年

　　参考资料：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歌德—生命的杰作》（2册），卫茂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卫茂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F80849DF-0E0D-4572-BCF0-165EECEBDB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