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一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大军横扫亚洲大陆，一路进发来到东欧草原，并在一二一九年和一二三五年两次西征中击败了罗斯诸国的抵抗势力。当初跟随成吉思汗参加第一次西征的，即有出身辽国皇族、自诩“东丹八叶孙”的契丹贵胄耶律楚材（1190-1244）。他身为金朝遗官而应蒙古国之聘，日后将在元朝崛起的关键时刻成为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耶律楚材一生倡导“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应成吉思汗的漠北大帐之聘西行时，已经完成了对佛教相当程度上的参究与修证。他二十七岁时即受教于当时北方曹洞宗大德万松行秀（1166-1246），“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湛然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因此得到后者的印可，“自古宗师，印证公侯，明白四知，无若此者”，并获得了“湛然居士”的法称。这也成为他此后出入军务、直面战事的精神资粮。万松行秀在为其文集所写的序中说：

　　以至扈从西征六万余里，历艰险，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昆仑，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问其故。曰：“汪洋法海涵养之力也。”……外则含弘光大，御侮敌国之雄豪；内则退让谦恭，和好万方之性行。世谓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国，证之于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国治之明效，吾门显诀何愧于《大学》之篇哉！

　　“显诀”当指曹山本寂（840-901）所作《洞山五位显诀》，此正明楚材之法脉，“盖片言只字皆出于万化之原，而肤浅未臻其奥者，方且索诸声偶锻炼之排，正如检指蒙学对句之牧竖，望涯于少陵诗史者矣”。当代不少佛教研究者也颇推重耶律楚材的参禅修证。

　　耶律楚材佛缘固然深厚，其对儒学的敬重与热爱也同样溢于言表，这尤体现在他一往情深在诗文中言必称“吾夫子”“吾儒”的好尚。所谓“予谓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他一再宣称的“用我必行周孔教，舍予不负万松轩”多是修行者的个中言。“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议也，舍此以往，皆异端耳。”（《寄赵元帅书》）对耶律楚材而言，“三教”莫不自带了“随设”的意味（《寄用之侍郎》）。學者罗因在《耶律楚材的三教思想》中就认为：

　　耶律楚材对于三教的差异，有充分的理解，并不想简单地取消三者的歧异，以他的话来说，就是圣人设教立化，无论权与实都不相同，但是，如何做到“会归其极，莫不得中”呢？这就是他会通三教的关键。……耶律楚材会通三教的关键点，就是超越学派的成见，把握三教的宗旨（即执“中”），从实用主义的立场，融合三教以回馈一己的生命实践。

　　扈从西域这段时间，耶律楚材留下了不少诗文，心迹留痕，灵灵昭昭。身为业已体道亲切的优秀佛子，他理想的生活本应是“何如打坐蒲团上，参透生平本无相”。“昔年学道颇得趣，鱼兔入手忘筌蹄”的方外追求，使得“一笔划断闲是非，万事都忘乐岑寂”成为真正的精神需求，但充满血腥杀戮的现实生涯，却使得日日面对的常态乃是“只知牢?飨刍豢，不思临刃心悲惶”。无论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愿，还是儒学宗旨的民胞物与，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既来此世难逃数，且应前尘未了缘”。只有沉入人间、承荷苦难才是当下最有意义的选择。以出世的精神，行入世的方便，以佛子与儒生的双重身份践行入世法、出世法的不一不二，成为耶律楚材身上最鲜明的风格性彰显。“嗟吾浮海粟，何碍八风飘”的胸次洒落之外，“未可行周礼，谁能和舜韶”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秩序理想。而“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的礼乐抱负，于他是只能建立于“退身参到未生时，方信秤砣原是铁”的真实修证的基础之上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与旧金有名的大才。传说其父耶律履（1131-1191，曾任金朝尚书右丞），素谙相术，以为“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故据《春秋左氏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以“楚材”名之。楚材家族自其祖父世仕金朝，常居燕京。鉴于金灭北宋后多收典籍而实其国，且金人朝野极喜汉学，燕京此际已具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况耶律氏世代皆重儒学，青年楚材即被誉为“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长成以后也是以中华文化的正宗嫡子自期自居。

　　有关耶律楚材稔熟医学知识，这方面可以举出的证据不少。据说他的八世祖耶律倍即以精医药、擅针砭著名。他本人和窝阔台汗的御医郑师真（景贤）一直来往密切，诗集中颇多唱和之作。《元故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曾记载了两则与医药有关的楚材轶事。其一是丙戌年（1226）冬，蒙古大军攻破西夏灵武，主将皆争掠子女财币，楚材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这些大黄之后用来救活了疫病中的数万蒙古军士。其二是乙未年（1235），当朝欲以回鹘人征南、汉人征西，至于理由，可能是觉得易族而侵、没有乡土情感的顾虑，鏖战或会更无禁忌，楚材却独以“水土异宜，必生疾疫”而不认可此议，后终罢此役。

　　然而耶律楚材对于医学的兴趣却又超越了医学。

　　医道与政道之间奇妙的互相阐发，形构了他的政治理念中相当独特的部分。

　　二

　　耶律楚材在西域待了差不多十年。直到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方才跟随窝阔台的大军回转中原。大约八年之后，在一首名为《赠高善长一百韵》的长诗中，耶律楚材不仅详细地描绘了自己居留西域的日常生活，并且完整记录，或说呼应了一位“乱世隐于医”的奇人的一番“以医拟政”高论。

　　长诗的上半，耶律楚材先是条分缕析了高善长的家世、生平、学问与医术。世居辽阳的高善长跟随父兄游宦燕京，他熟读儒家经典，既能“大义治三传，左氏为纪纲。诗书究微理，易道宗京房”，并且知行如一、善为诗章，“典雅继李杜，浮华笑陈梁”。这毋宁也很像是楚材本人的文学理想。可惜命运弄人，高善长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屡试不捷后遂以医隐，好像还非常成功，足以“难素透玄旨，针砭能起僵。可并华扁迹，可联和缓芳。门生皆良医，西海高名扬”。楚材与高氏之间早有相知，但因兵尘相隔，动成参商，至于“君初涉洛瀍，我已达燉煌。瀚海浪奔激，金山路徬徨”，艰于相见。

　　长诗下接的部分楚材则精心回忆了自己扈从万里、久居西域的见闻与经历：“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绵，是为垄种羊。年年旱作魃，未识舞。决水溉田圃，无岁无丰穰。远近无饥人，四野栖余粮。”真是处处池塘、杂花侧柏，园林灿烂一如锦绣文章。此处的“垄种羊”是个名典，即指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中的“棉花东进”。

　　这是美好的西部。陶然欲醉时有葡萄美酒，饥渴欲饮时有石榴琼浆。市井可以安顿丘坟，卖饭可以称斤论两。甜瓜大如马首，可以藏下狐狸。西瓜大如鼎器，半枚能装一筐。何况西域之民能歌善舞，女孩也风姿绰约，“随分有弦管，巷陌杂优倡。佳人多碧髯，皎皎白衣裳”。四处生机勃勃，一片沃野千里，皆是塞外江南之相，“早春而晚秋，河中类余杭。濯足或濯缨，肥水如沧浪”，难怪他要感叹“人生为口腹，何必思吾乡。一住十余年，物我皆相忘”了。

　　是战争驱使他再次回到中原，“驲骑徵我归，忝位居岩廊。河表寒旧盟，鄜秦成战场”。面对金朝旧主的被迫迁都南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他的用词还是相当客气，“翠华乃南渡，鸾驭声锵锵”，但元朝的大军已经势如破竹：

　　六军临孟津，偏师出太行。间路入斜谷，南鄙侵寿唐。犄角皆受敌，应战实未遑。一旦汴梁破，何足倚金汤。

　　他和高善长之间这次见面，已是蒙古破金、南京沦陷之后了，因为“下诏求名医，先生隐药囊。驰轺来北阙，失措空仓惶”，他们才有机会再度相逢。楚材于纷乱中忽睹旧友，非常感慨，“我于群鸡中，忽见孤凤凰。下马执君手，涕泪其如滂”。时光逼人，挑灯忆往，彼此都上了年纪，“我叹白头翁，君亦嗟髯郎。停灯话旧事，谈笑吐肺肠。酬酢觅佳句，沈思搜微茫”。两人之间的话题，居然就从医术直接转向了治道，“湛然访医药，预备庸何妨。高君略启口，确论闻未尝”。高善长的这番高韬之言，即是以一位临床医生的经验，来审视另类的“好政治何以可能”。

　　诗中高善长开宗明义，直截认为医术与治道本是一事，“医术与治道，二者元一方”。就文治武功的不同施用比拟，则是礼乐教化（文事）如同饮食日用，长用如常。战争攻伐犹如医药金石，平时善刀而藏，却不可缺项，一旦有难，必有锋芒：“武事类药石，文事如膏粱。膏粱日日用，药石藏巾箱。一朝有急病，药石施锋芒。病愈速藏药，膏粱复如常。”兵者不祥之器，偶用可也，需要极其節制，“缓急寇难作，大剑须长枪。寇止兵弗戢，自焚必不长”。中国医术讲究表、里、内、外的辨证治疗，平衡精微，古典治道同样也是如此：“发表勿攻里，治内无外伤。朝廷有内乱，安可摇边疆。疆场或警急，中变决自戕。”要阴阳互补，德、法并用，才能获得最妥善的效果，“阴病阳脉生，阳症阴脉亡。暴法譬之阴，仁政喻之阳。太平虽日久，恣暴降百殃。大乱遍天下，行仁降百祥”。古典医术用药讲究君、臣、佐、使，而这套语法本身就是源出治道的比拟，“一君必二臣，佐使仍参详。不殊世间事，烝民无二王”。百官臣僚不同的职位犹如药性的各种和合，病有寒热，药有温凉，犹如君子小人，礼刑相当，虚者补之，实者泄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而奉不足，无令贫富过于分化，政令力求中正稳健。需要擅长辅佐的甘草，也需要峻急攻下的大黄。寒热虚实，各有其当。显然楚材对于中土药材相当熟悉，黄连黄檗，桂皮干姜，枸杞槟榔，数落起来均能头头是道、朗朗上口：

　　国老似甘草，良将比大黄。一缓辅一急，一柔济一刚。病来不速治，安居养豺狼。疾作傥无药，遇水泛舟航。病固有寒热，药性分温凉。疗热用连檗，理寒宜桂姜。君子与小人，礼刑令相当。虚者补其嬴，实者泻其强。扶衰食枸杞，破血服槟榔。抑高举其下，天道犹弓张。损馀补不足，贫富无低昂。寒多成冷痼，热盛为疮疡。政猛民伤残，政慢贼猖狂。

　　在楚材的时代，或者说，尤其在楚材的时代，对于金源旧人，故国曾经的心腹大患乃是中州不固，执政昏暗庸弱，最终导致了金朝亡国，这一教训实在惨痛。高善长同样耿耿于怀，再三强调顾护胃气即是顾护根本：“保生必求源，胃府为太仓。四时胃为主，端居镇中央。朝廷天下本，本固邦家昌。”诗中甚至特别提及对金朝现实中政治失误的评判，就在“太宗平府兵，是致威要荒。贼臣弑君父，祸难生萧墙”，此当即指海陵王之变。高善长最终的建言，一是“实实而虚虚，其谋元不臧。五行不偏胜，所以寿而康”的节制有衡，二是“未病宜预治，未乱宜预防”的先见之明，倘若辨不由早、渐成坚霜，则“心腹尚难治，况复及膏肓”。基于医药观念的培本固元对于善政的理解，自然首重养成健康强壮富有生机的社会，民生安稳，民情淳厚。

　　耶律楚材说，自己听完这番高明长论的反应，乃是“不觉兴胡床”，由衷起身致意，赞美高氏的见解犹如“苦口如药良”，并且欣庆能够“问一而得二，和璧并夜光”，于医术与治道一举两得。

　　三

　　以医术与治道相比勘于中国历史绝非突兀之事，而是现成的悠久传统。毕竟被视为中国医学始祖的黄帝本人，同时就是理想中的兵神与圣君。传统的医学理念与政治理念之间联系向来密切，晚周、秦、汉以降，中国文化中的诸多子目，例如宇宙论、心性论、政治学等往往共享一套类似的语法与修辞，像“阴阳”“运气”“性命”。尽管《黄帝内经》很有可能并非中国最古老的医学著作，但其在传统医学领域的地位却无可置疑。

　　黄帝这位上古传说中的伟大圣王，并不仅仅被视为中国族类之祖、历史之祖，中国文明的诸多发明，也统被归类到黄帝为核心的群体之下，黄帝同时更是文明之祖。传说中他的眷属臣下也均上知天文、下达地理。岐伯、俞咐、雷公等人主持的医药体系之外，其他尚有发明蚕丝的嫘祖、发明音乐的伶伦、制衣作裳的伯余，等等。如果借鉴《易经》原本含有而后经由佛教与理学发扬光大的“承体起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此桩文化义项的开辟事件也可理解为，某种“黄帝性”落入了文明史上诸多不同的职业与器物当中，“治（国）道”原本就与乐理、医理等技艺天然共享同一个“道”。这一维度与“专职技术衍生出政事治道”（参见杜正胜《医疗社会文化史外一章：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序》）之类看法，也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相反而相成。类似医学也有“药毒一家”的说法，黄帝这位传说中的伟大的君王既摧毁生命也拯救生命，“且战且学仙”本即他著名的公众形象。倘若已经失落千古的《黄帝外经》曾经存世过，或者有种可能，它是一部治国之书。何况西汉早期黄老道家之学真实地在汉初帝国建制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就此而言，如果早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医学理论之间密响旁通，乃至宫动商应，则不仅不意外，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根据目前我们已知的中国古典政治与古典医学的性格规定，它们之间也是实实在在分享了共同的原型或说原理的。

　　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我曾用“唐规宋模”概括耶律楚材的思想类型，汉唐之学对于金元易代之际北地学风的影响之深，也为学界所公认。楚材自身对于流传有绪的“医术与治道”之间的精神会通，应该并不陌生。此处楚材完整记录下这首“以医论政”的长诗，除却理念的认同之外，显然并非单纯基于一位临床医生的口授，源头正是楚材本人对于源出岐黄的医药知识同样具有的高度兴趣与熟悉。上诗中提到了很多具体的医药知识，比如“国老似甘草，良将比大黄”，或者“疗热用（黄）连（黄）檗，理寒宜桂姜”，以及“扶衰食枸杞，破血服槟榔”，楚材看起来均运用得得心应手。

　　至于与中国医药知识必然联袂而起的阴阳、易学、天文、历法等相关技术的掌握，更是耶律家传。例如其父耶律履即是以“尤邃于《易》《太玄》，至于阴阳、方技之说，历象、推步之术，无不洞究”而著名的（《国朝文类》卷五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据说成吉思汗极为欣赏耶律楚材，并且直接将其具有的巨大能量付嘱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后者的确也和楚材基本一直保持了相当信任与友好的关系。但犹如蒙古大军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成为世界梦魇一样，这支发动战争兴趣很可能更在掠人子女金帛的游牧大军的真实动机，以及发生在楚材政治生涯晚年与回族人在义利之争议题上的失意，无疑均令后世之人担心：元帝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楚材那些相当深湛精当的儒佛汇通的治国安民的理念。

　　“自天明下诏，知我素通蓍”（《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耶律楚材自己何嘗又不明白对方的真实需要呢。但犹如他的以出世的精神行有为的事业，哪怕只是技能（知性）上的被需要，他依然一直未能也不会放下事关德性的努力。这是一种明确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而遥想这场十三世纪战争浩劫的另一方，一二一五年的金朝中都（燕京）沦陷之际，留守的丞相完颜承晖（1149-1215）即是耶律楚材的上级领导。承晖此时居室墙上挂着他心仪的隔世师友的画像，北宋名臣司马光与诗人苏轼。这位一生“好学，淹通经史”，“于《五经》皆经师授”的金朝重臣，此刻慨叹的是自己平时涵养功夫不够，临事未免神智混乱，但他仍然坚信自己于圣贤之学是做到了“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选择服毒自尽以报君国（《金史·完颜承晖传》）。

　　日后耶律楚材在《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中所追忆的“宗臣严守陴”“忠臣全节死”，所指都是他的这位旧日上司。显然，无论完颜承晖还是耶律楚材，他们面对“圣学”“吾儒”“禅学”之际，却是没有狭隘民族主义的门户之见。

　　同样是在一二一五年，根据波斯文史书《纳昔儿史话》中的记载，位处目前中欧地带的花剌子模国的一位使节，赛典赤·宝合丁，此时率队来到燕京周边，却另有一番所见所闻。

　　这些来自西域的使者不仅将“远远就望见的一座高高的惨白山丘”误认为一座雪山（实际上那全是被害者的骸骨），进而发现“土壤都渗透了人的脂肪，变得油腻，颜色发暗”，这使得使团中许多人感染瘟疫而亡。当走到桃花石城（中都）大门边上，他们又发现了城墙马面（防备侧面来袭之敌的矩形墩台）下方有一块地方，堆积了大量尸骸，一问方知：城破当日，六万青年女子、待字闺中的少女为了不落入蒙古军手中，从这段城墙上跃下自杀。这些便是她们的遗骨。

　　甚至这些使节此来的目的，被史家认为并不单纯，他们是为了刺探与觊觎两朝的情报。而动机不纯的造访者更未料及，由于这次交通引发的连锁效应：之后蒙古人派出的回访使节与商队被杀戮或莫须有杀戮，直接导致此后的四年乃至四十年，蒙古人的铁骑将蹂躏并占有他们的故乡长达数百年之久。

　　甚至选择了“余众入降麾”的中都民众应该还不是众多元朝灭金围城战中最凄惨的。例如之后的南京（汴梁）保卫战与蔡州保卫战，“人相食”的酷烈将一再发生。

　　四

　　乱世的医术不仅直通治道，乱世的治术甚至也直接刺激了医道。

　　和耶律楚材差不多同时，日后名列“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晚号东垣，1180-1251）也正身历战乱。李家长居河北真定（今正定），“世为东垣盛族”，一二一一年之后，这一地区正是元朝、金朝、地方起义等各种军事力量来回拉锯的“绞肉机”地带。

　　大乱之后必有大疫。一二一三年至一三六二年间，北京、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瘟疫流行至少有十五次之多。李杲原本出身富家，“家既富厚，无事于技”（《元史·李杲传》）。又因时代价值观所系，虽精于医学，而耻于行医，至少不肯轻易行医，“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当然其一二○二年在河南西北邻近山西的济源担任监税官时，因当地“大头天行”疫病流行，时医不能中，比比至死而“医不以为过，病家不为非”，李杲还是“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创制普济消毒饮，活人甚众。此方至今仍实际应用于临床。

　　而一旦经历兵荒马乱，陆续被困河南、山东多年，曾经“士大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的李杲，却也借此放下身段，开始了属于他的“沉入民间”，悬壶济世、救民水火。李杲名扬后世的“补土派”“脾胃论”，也就有缘出现并成熟于这特殊的时空—这似乎可以佐证，上述高善长诗中对于“胃气”的特别顾护，很可能也是这一时期良医共享的直觉。

　　蒙古大军进犯山东之时，正在济源为官的李杲同样被迫南迁进入汴梁，“遂以医游于公卿间”。一二三二年蒙军围困汴梁长达三月之久。三月下旬解围之后，城中大疫流行，病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百万之数。都城十二门每天都忙于发送死者：

　　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以前，似此者几三月。

　　李杲在日后名垂医史的《内外伤辨惑论》中于此发出了深问：“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中国医学思想史上最经典的一幕“向内转”—从注重外感伤寒到注重内伤劳损，借此于战乱流离中诞生了：

　　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经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有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祐、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

　　贞祐、兴定间在一二一七年前后。东平、太原、凤翔即今之山东、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可谓将彼时北地主要战区已经一网打尽。因为目睹了当时医家皆误内伤虚亏为外感伤寒之症，以表、推、下诸法治之，导致“无不死者”而此“皆药之罪也”的现实，李杲慨然于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所著《内外伤辨惑论》即为此而“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庶几“免后人之横夭耳”。

　　国家不幸诗家幸。耶律楚材的同龄人，与李杲同为金遗民，战乱之后曾在山东共处六年之久的名诗人元好问（1190-1257），除却为后世留下大宗的亡国之诗外，同样也记录了这属于“壬辰（1232）之变”的伤殁记忆：

　　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害而殁。后见明之“辨内外伤”及“饮食劳倦伤”一论，而后知世医之误。学术不明，误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论矣，且惧俗蔽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论》叮咛之。上发二书之微，下祛千载之惑，此书果行，壬辰药祸，当无从而作。仁人之言，其意博哉！（《脾胃论》序）

　　“厚补中州”这一医门要诀，自金元乱世创立，后世视为“东垣之医，医之王道也”，而又何尝不是政道寓言呢？没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犹如人体的正气亏虚，一味与虚空中的外敌缠斗不已，正如医家的误内伤虚亏为外感伤寒，依此问诊拟方，罔无实效之外，更将荼毒生灵无数。

　　又五百余年后，身处盛清的另一位吴门名医徐大椿（灵胎，1693-1771）所著《医学源流考》中，专有一篇《医道通治道论》，仍在讨论“医道—治道”之间的互摄关系。同在《医学源流考》中还有一篇《病随国运论》，其中具体针对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两个特殊的“季世之变”，深入探讨时局朝纲与病情医理之间如何彼此映带的一体关系。李杲及其治法的身影，也在其中明确出现。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