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施蛰存致鲁迅的一封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和施蛰存就青年是否应该读《庄子》和《文选》展开过一场争论，鲁迅还斥施蛰存为“洋场恶少”（《准风月谈·扑空》）。但在此之前，他俩是有过友好交往和合作的，《鲁迅全集》中就收入了鲁迅致施蛰存的两封信。施蛰存想必也给鲁迅写过信，我们却一直未见到。没想到二○二二年举行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名人书信展”上展出了一封施蛰存致鲁迅的信，给我们以意外的惊喜。信短短不到五十字，照录如下：

　　鲁迅先生：

　　兹检出“柔石纪念”插图原稿璧上，惟柔石诗稿一纸制板时略有污损，乞鉴宥。即请

　　撰安！

　　晚 施蛰存敬上? 七日

　　此信虽不长，内容却较为重要，涉及鲁迅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在《现代》杂志发表一事。施蛰存晚年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回忆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发表。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记云：“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纪念。”即指此文。此文落款“二月七—八日”，施蛰存认为虽然此文长达七千余字，鲁迅极有可能写了两天，但更关键的是文中写到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后，“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文末署“二月七日—八日”，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纪念柔石，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施蛰存当时正主编《现代》。又据他回忆：“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可知鲁迅最初并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交给《现代》发表。”当时上海能够刊登这样长文的杂志除了《现代》，大概只有《论语》和《申报月刊》，鲁迅也是这两家杂志的作者，所以我推测施蛰存所说的两家不敢刊登此文的杂志很可能就是《论语》和《申报月刊》。

　　那么，《为了忘却的记念》又是如何转到施蛰存之手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交到现代书局门市部，施蛰存觉得此事“很是异常”。但他与书局老板张静庐反复商议之后决定刊用，这真是一个大胆而英明的决定。施蛰存表示“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真得感谢他俩。施蛰存发表此文郑重其事，把此文列为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六期首篇。由于文稿辗转数家，施蛰存收到已来不及编入第二卷第五期，还特别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的第六期“社中日记”第一则中作了说明：

　　鲁迅先生的纪念柔石的文章，应该是编在第五期上的，但因为稿子送来时，第五期稿已全部排讫，只得迟到今天。稍微失去一点时间性了。

　　为了配合《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发表，施蛰存还专门设计了一页“现代文艺画报·柔石纪念”，刊出柔石遗照、柔石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首页、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和“最近之鲁迅”照片。前两件正是施蛰存向鲁迅借用的，这就是施蛰存在此信中“璧还”鲁迅“柔石纪念”插图原稿的由来。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云：“得施蛰存信并稿费卅。”应该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稿费。但此信落款的“七日”，是否四月七日？由于四月上中旬的鲁迅日记均无收到施蛰存信的记载，已无法确定矣。

　　“北山译乘”

　　古人有名篇《北山移文》，但这里要说的是施蛰存的“北山楼”。施蛰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执教，厦大校址在长汀北山下，故其书斋名为“北山楼”，记实也。回上海后，施蛰存书斋名不再更易，撰文有时也署名“北山”，后来还出版了《北山楼诗》《北山散文集》等书。

　　那么，“北山译乘”顾名思义，就是施蛰存译著的丛书名了。我所藏匈牙利莫尔纳（Franz Moluar）著对话集《丈夫与情人》即“北山译乘第一辑”第七种，一九四六年一月福州十日谈社初版，土纸本。当时施蛰存在厦大图书馆里见到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译兴大发，打算译一套小巧的欧美文学丛书，命之曰“北山译乘第一辑”，共十种，见之于《丈夫与情人》书末广告页：

　　1、《自杀以前》（中篇），奥国显尼志勒。2、《老古董俱乐部》（短篇），俾莱支等。3、《战胜者巴尔代克》（中篇），波兰显克微支。4、《沙洛扬小说集》（短篇），美国沙洛扬。5、《尼采的晚祷辞》（逸话），褚威格等。6、《美痣》（中篇），法国缪赛。7、《丈夫与情人》（对话），匈牙利莫尔纳。8、《薛尔微》（中篇），法国特·奈瓦尔。9、《沙上之足迹》，果尔蒙等。10、《奐尔斐》（剧本），法国高克多。

　　从中可知，施蛰存文学视野开阔，拟译的作品涵盖法、奥、波兰和匈牙利，还有美国，未必是一流名著，却都是施蛰存自己所喜欢的。体裁也多样，中短篇小说、剧本、对话、“逸话”（即散文）等。施蛰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译过不少外国诗歌，此时可能未见到好的诗集，“北山译乘”中无诗。第一、二、三、七种按计划出版了，其他六种后均未问世，很可惜。不过，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古尔蒙一组语录式随笔题作“沙上之足迹”，施蛰存特别喜欢，“因为它是‘过去的生活’的形象化”，以致他晚年出版怀人忆事文集，也借用作为书名。

　　再说《丈夫与情人》的翻译，可谓一波三折。施蛰存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所作的此书《引言》中回忆，早在近二十年前，他就在美国杂志上读到莫尔纳的对话《雏》，“很喜欢它的幽默与机智，当时即译出来刊载在自己办的《新文艺》月刊上。这是我对莫尔纳的第一次欣赏”。不久，他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崭新的书”：“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雏》正是这十九篇之一。他企图译出全书，“但屡次因为恐怕我的拙笔不够传达这些话里的机智—即使是英译者的—而搁起了”。几乎同时，远在北平的他的朋友徐霞村从《丈夫与情人》中译出了几篇，也发表了。施蛰存误以为徐要译全书，自己的英译本也不慎遗失，就停止了续译。不料后又在旧书店二遇《丈夫与情人》，他买回重读一过却未译，又“插上了书架”，抗战开始，此书也“损失在兵燹里了”。

　　“但是这本书对于我实在太有缘分了”，施蛰存这样感叹。他一九四○年夏竟然在厦大图书馆里三遇《丈夫与情人》。“这回该了却我的心愿了吧？我对自己说。于是，这个允诺的结果，使我终于能够把这十四篇译文供献给读者。”（施蛰存选译了十四篇—笔者注）这个颇为曲折的翻译过程说明当年翻译一本好书之不易，而施蛰存的认真与执着，本身或也可写成一篇翻译传奇了。

　　《寄小读者》初版本

　　现代文学名著的初版本，从《尝试集》开始，经过《呐喊》《子夜》《家》，一直到《传奇》，历来为藏书者和研究者所宝重，可遇而不可求。六十五年前，藏书家周煦良甚至说：初版本是“最初和世人见面的本子，在书迷的眼中，仿佛只有它含有作者的灵魂，而其他重版本只能看做是影子。”（《谈初版书》）当然，也有重版本后来居上的例子，譬如冰心署名“男士”的散文集《关于女人》，一九四三年九月重庆天地出版社初版，错讹甚多，作者很不满意，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增订重版，重版本明显超过初版本。

　　说到冰心的著作，除了新诗集《繁星》和《春水》，数散文集《寄小读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读《点滴》二○二二年第四期刊王炳根兄的《无尽的〈寄小读者〉：冰心书话（1）》，饶有兴味。他介绍《寄小读者》各种版本，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第四版以后的版本甚详，但初版、二版和三版阙如，他自己也感慨：“但到目前，我仍未见过这三次印刷的初版本中任何一个版本。”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巧得很，我去年得到《寄小读者》初版本，北京收藏新文学书刊的赵国忠兄和柯卫东兄为此还专诚来电祝贺。因此，应该来说一说《寄小读者》初版本了。

　　我收藏的这本《寄小读者》初版本书品基本完好，只有书口中间部分略有瑕疵。毛边本。封面左侧署：“寄小读者 冰心”，应是冰心本人笔迹，字体为白色；右侧印有丰子恺绘黑发小女孩席地而坐，专心读书图一帧，图中线条为墨色，而整个封面底色为蓝色。扉页署：“寄小读者 冰心女士著”，字体为蓝色。正文字体为墨色。版权页上，书名“寄小读者”四字以长方形装饰链环绕。出版时间：“一九二六年四月付印 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版”；“著者 冰心女士”；“发行者 北新书局”（未印地址）；定价：“每册实价八角”（但“八”字已用一小方红印盖没，又在旁钤红色“七”字，即定价已改为七角）。最后，自然也印有“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八个大字。

　　《寄小读者》初版与四版本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然是内容的变动。正如王炳根兄已指出的，四版本增补了《通讯》二十八和二十九，以及相应的《四版自序》，四版本因此也成为《寄小读者》的定本，以后《寄小读者》历次重印均据四版本。第二，也是颇重要的，乃是装帧色彩的变动。初版本封面和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及出版社名均为蓝色，封面上的字为白色，图中线条则是墨色。而从第四版起，封面改为米色，封面上的字和图中线条及书脊上的字均改为深蓝色，视觉效果完全不一样了。手头正好还有一九三○年二月第八版《寄小读者》，比对之下还发现，第八版开本已比初版本略大，也是毛边本，版权页上环绕书名的装饰花纹，与初版本和四版本均不同，发行者也改为“北新书局? 上海四马路中市”了。

　　之所以如此细致地加以对照，无非是要说明，如果不见到《寄小读者》初版本实物，这样的比较并发现差异就无从谈起。而且，我还敢推测，《寄小读者》二版本、三版本除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相应改动外，其装帧与初版本应该是一致的。这或遥遥呼应了周煦良的说法，初版本的灵魂与气息毕竟与后来的重版本是有所不同的。

　　临了，还必须补充一点。查二○一八年三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初版《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上册，《寄小读者》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版本的封面竟也是米色的，而且封面下方还印上了“北新书局 1926”的字样，版权页则与蓝色封面初版本完全一致。难道当时初版本印行了两种封面色彩不同的版本？待考。

　　《新梦》三版本

　　新文学作品集向来推重初版本，但也不尽然，蒋光慈的新诗集《新梦》三版本又是一例。

　　《新梦》是蒋光慈（1901-1931，原名蒋光赤）的处女作，一九二五年一月上海书店初版。这“上海书店”可大有来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创办，是中共自办的第一家书店，以出版社科著译为主，作者有瞿秋白、恽代英、沈泽民等。据说《新梦》是上海书店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书，而且是新诗集，可见其意义非同一般。

　　蒋光慈一九二一年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赴苏留学，次年在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梦》初版本即收录了他留苏四年创作的长短新诗三十七题四十八首，又译诗五题六首，分为“红笑”“新梦”“我的心灵”“昨夜里梦入天国”“劳动的武士”五辑。书前有套红印刷的题词：“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 光赤”。正在德国的高语罕（1888-1948）为之作长序高度评价，并在文末希望蒋光慈以《新梦》为起点，今后“越发努力，成就一个完全的‘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

　　《新梦》问世后，产生了不同的反响。钱杏邨（阿英）先是赞叹《新梦》和蒋光慈的另一中篇《少年漂泊者》“两书对于青年的影响，实在有些惊人。每一种真如一颗狂烈的炸弹，投到了青年的心胸里！”（《鸭绿江上》，《文学周报》1927年1月第259期），后更肯定《新梦》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蔣光慈与革命文学》，1928年）。而郁达夫却认为《新梦》出版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光慈的晚年》）。

　　且不管是褒是贬，《新梦》马上再版（再版本未见，出版时间阙如）和三版了。三版本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与初版本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一、出版社改为“新青年社”；二、开本由小三十二开改为四十八开；三、由原来朴实无华的淡灰色封面换上一个套红的旭日在海上喷薄而出的封面；四、包括书前的题词在内，版式由竖排改为横排；五、由光边改为毛边本；六、删去了《小诗》《倘若你是聪明的》和《小诗》（十二首）共十四首诗，个别诗也有所修订，几乎是一本新诗集了。当然，高序和作者自序仍予保留，但新增了《新梦三版改版自序》。由于三版本很少见，可能比初版本更少见，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未藏，故照录如下：

　　《新梦》出世后，作者接了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于作者甚加以鼓励和赞誉。固然他们对于作者的同情，不一定就能提高《新梦》在文学上的价值，但是因为对于作者表同情的都是革命青年，作者真是满意，愉快，高兴极了！不过在满意，愉快，高兴之中，作者又发生了恐惧—恐惧作者不能在文学界负自己所应当负的使命。

　　《新梦》初再版久已销售净尽，因种种关系，现在才预备三版付印。作者重新改正了一遍，将其中作者自己以为太不好的诗，删去了几首。又因为初再版的格式太不美观了，遂又决定将其改版。

　　《新梦》是作者的处女作，然而竟有三版的机会，作者不得不向读者们三致谢意。

　　一九二六，六，五，光赤于上海

　　作为现代政治抒情诗的早期代表，《新梦》中的诗往往概念化明显，缺乏诗意，偶有佳句，整首诗却显得比较粗糙。或许蒋光慈自己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在三版自序中特别表示：尽管青年读者欢迎，“不一定就能提高《新梦》在文学上的价值”。

　　邵洵美手书扇面及其他

　　“中贸圣佳2022上海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个现代作家邵洵美（1906-1968）小辑，其中一幅扇面引人注目。这幅扇面正面为邵洵美亲笔所书的一段话，反面为白页。邵的毛书行书颇为潇洒，而所书的这段话则摘自其自己的著作《一个人的谈话》，照录如下：

　　当然，所谓高尚的趣味又是不容易找到定义的。有高尚的趣味的人，对于一切都极诚恳，都极认真，他能知道自己的力量；他能佩服人；他不说含糊的话；他不爱有使人误会的装饰；和天才一样，他不比较便能判断；他简单。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邵洵美

　　从落款可知，这幅扇面书于一九四二年。有必要说明的是，扇面所书无标点。《一个人的谈话》是邵洵美的文艺随笔集，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至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五年由邵洵美自办的第一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单行本小序中，邵洵美说：“我不惯做长篇大论的批评文字，但是我喜欢发表意见。而我的意见又总是用谈话的方式来发表”，于是，《一个人的谈话》就应运而生了。邵洵美在他的“谈话”中，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探讨新诗、小说、戏剧的鉴赏和创作，着重讨论“趣味”，他认为“趣味和文学是有根本关系的，文章的风格就是趣味的表现”，而胡适和徐志摩，都是有“高尚的趣味”的人。这幅扇面上所录的这段话，正是他对“趣味”尤其是“高尚的趣味”的进一步申说。他紧接着还表示：“趣味是一种人工的天才，而天才则是一种自然的趣味。……鲁迅有天才，没有趣味；茅盾有趣味，没有天才；达夫有天才又有趣味，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整个的人格。”也许你未必赞同他的看法，但这些看法无疑是有所启发的。

　　邵洵美为何书写这幅说“趣味”的扇面，也许他对自己八年前写的这段话较为满意？但未钤章，似未完成，是否应友人之请，还是书以自遣，已不可考。

　　邵洵美不像鲁迅、胡适、郁达夫等，留下不少墨宝，目前已知的只有两幅书法存世。另一幅也是扇面，为其手书袁中郎《小陶与友人论书》节录，上下款为“丽江老伯正字，侄洵美书”。所以，这幅说“趣味”扇面弥足珍贵。

　　除了说“趣味”扇面，同时拍出的还有一件邵洵美手泽值得关注，即题为“读书随笔”的一则二页札记手迹，钤“邵洵美印”阳文章。这则札记也照录如下：

　　小珠取来文汇报一张（方平叫她带给我看的），上面有一篇曹靖华写的关于翻译的文章，甚切实际。同期又有胡问遂著“书法的结构”一文，里面说：“唐太宗自述重学书时说：‘……结字得形势，不如得笔法。故吾人学书，殊不学重形势；惟求重骨力，而形势自生。’不学结构而学结构之所由生，这才是善学古人。”

　　邵洵美这则札记由红墨水书写。小珠即他的三女儿邵小珠，方平即小珠丈夫，翻译家，以翻译莎士比亚著称，我以前曾介绍过他的新诗集《随风而去》。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邵洵美断断续续写“案头随笔”，随时记下有关翻译的心得。六年之后，又开始在此小册空页上写“读书随笔”，注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后摘记”，但仅写了上引这一则，就搁笔了。而整本小册也仅剩这唯一留存的一则二页，殊可惋惜。

　　刘北汜的《山谷》

　　刘北汜（1917-1995）的大名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他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求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从事新文学创作和翻译出名的，首推汪曾祺，还有程应镠、杜运燮、林蒲、赵瑞蕻、金隄等，刘北汜也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沈从文逝世后，刘北汜写下长文《执拗的追求拓荒者》（收入《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初版），深情回忆当年与沈从文的交往，明确写到“我在文学写作上从他受到的教益”是难以忘懷的。

　　手头正好有一本刘北汜的短篇小说集《山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版，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集中收入《雨》《暑热》《山谷》《机场上》四篇小说，以篇幅最短的《山谷》篇名作为书名，无序跋。《山谷》是刘北汜的处女作，出版时刘北汜还不到三十岁，却已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

　　《山谷》出版后似未受到关注。直到一年三个月之后，“京派”文学批评家李影心才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北平《华北日报·文学副刊》发表长篇书评《山谷》，对这部小说集给予肯定。这大概也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当时关于刘北汜创作的唯一评论。李影心认为：

　　在这部包括着四个短篇的创作集里，作者笔下所展开的还是一堆新奇的环境氛围和人物的表现。那种几乎是在每篇故事里都能见出的湿润阴郁的环境背景，和那些活在这种阴湿故事里面的灰色人物，揉合而成的沈郁和处理运用上，实隐然含有一（种）可能的趋势，决定作者今后创作方面的进程。这种倾向也许是偶然的，因为他的人物和他的取材所有范围可能由于生活经历而有所变异，但是那种表现方式的奇突别致，和它的内容所含的人事穿插相配合，并不是单纯凑巧两字所能解释。他在力求争取一种揉合描写叙述于一团的文字表现；这种表现可能是不尽完美的，所以他也许有不成功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依然值得推崇，因为终归他能从全力以赴的表现的途程上逐渐接近创造的光辉和理想。

　　的确，正如李影心所进一步指出的：刘北汜创作的“主题多是沈郁的，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气氛所围绕，阴湿而惨暗，使人不由得不联想到命运。他的故事里面的人物所遭受的如此平凡而猥琐，显出生活泥途跋涉的苦难和嘲笑；命运在这里具有影响”。集中无论是《雨》里主人公李子魁的灰暗生活，还是《暑热》里家庭教师的受尽侮辱，无论是《山谷》里当事人所回忆的悲哀遭难，还是《机场上》受欺骗者的疯狂发泄报复，刘北汜这四篇小说对社会底层弱者日益沉沦无法自拔的凄惨命运的细致描绘，在在显示了他的善良和同情，也显示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从中或也可窥见沈从文小说的若干影响。李影心此篇评论为拙编李影心著《书评家的趣味》（海豚出版社2014年5月初版）所失收。

　　刘北汜的作品，结集的还有中篇小说《云层》（上海中兴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散文集《曙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4月初版）和《人的道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6月初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史上，刘北汜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