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元

　　一

　　最近我看的几本书，都恰巧和“失败的古典音乐家”有关：作者都从小学琴十几年，十分刻苦努力，跟古典音乐有着不一般的缘分，无奈日后的生活让他们与古典音乐背道而驰。写书回忆，都是有特别的音乐经历想倾诉，结论都是不后悔学音乐，也不后悔放弃，但思维习惯中，仍然有自责的本能（天知道古典音乐的学习者们，羞耻感多么深入骨髓）；跟音乐的关系，则已经是恨过好几轮，但往往又得天启，最终既反思自己也反思音乐世界。这样能发声的幸运儿也颇为感人，我想以后他们应该在世界上形成一个特别的群，倾诉爱恨，更重要的是，能交流自己的“后音乐生活”。

　　二○○四年，《纽约时报》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朱莉亚：十年之后》，讲的都是这种真实的故事。大名鼎鼎的朱莉亚音乐学院中，来的都曾经是当地的神童、小名人。好不容易进了名人堆里苦苦挣扎，不料这并不能保证毕业后一定能拿到一个乐团位置。大批人重新面对生活的冷酷，房租付不上，“实在受不了穷日子了”，终于卖了自己的乐器，改了行。有人卖保险，有人在商店里卖东西，还有不少人硬着头皮重新学门谋生的技艺。能教学生的，还算幸运了。最终能拿到管弦乐团稳定工作的，不到毕业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莉娅毕业生现状。

　　二○二○年，《纽约时报》上另有一篇文章《歌剧消失了，他们的梦幻工作亦然》。疫情防控期间，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家们遭到沉重一击，有些刚出道的歌唱家的歌唱生涯被拦腰斩断，不少演奏者索性退休。演艺生涯的脆弱不消说，音乐家普遍别无长技，曾经住在林肯中心附近昂贵公寓的人，一瞬间不得不带着家人从纽约州搬到南卡罗来纳州，跟兄弟一起住，给父母打工。

　　英国乐评人莫里斯（Hugh Morris）在二○二一年写过一篇文章《面对古典音乐界的酒精问题》，“每当有人想直面这些深植于古典音乐界的问题，总会被批评为‘想要剥夺这个艰难职业的唯一一点快乐”，“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音乐会组织者们都说必须让音乐会更通俗才能吸引人，可事实上这个文化却在‘更通俗的借口之下，更迷恋酒精”。

　　与此同时，生活中的许多人，听说你会弹/拉/吹什么乐器，都会赞美道：“好棒，我要是也能演奏××就好了！”然后他们听说你现在放弃了，又会一齐说：“真可惜！”还有件轶事，有位著名鼓手出现在电视的访谈上，主持人恭维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敲得这么棒！”大师说：“不，你并不希望。”“怎么？”“如果你真想，现在已经敲成我这样了。”

　　问答之间，是人与人生活万里之远的谜一样的距离。

　　《音乐之结》（Wired for Music： A Search for Health and Joy Through the Science of Sound）也是这样一本书，内容较芜杂，从早期练琴的炼狱，到后来对世界音乐的探寻，以及音乐对人脑的作用和治疗。强行简化的话，这本书写的是人和音乐的相爱相杀，也是人站在不同角度“看”音乐的影像。这样的书必然难写，因为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似乎就要有个结论，而一个探寻的姿势是不好找到结论的。读完本书，我倒开始相信，是写作的过程在帮助作者和自己和解，与音乐和解。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自己“最遗憾的事”，就是“花了太久才从音乐后的创伤中恢复”。

　　作者阿德里亚娜·巴通（Adriana Barton），加拿大记者。她五岁开始拉大提琴，据说是这么开始的：“一个白头发的老师问我想不想拉大提琴，我把cello听成‘Jell-O（果冻），就点点头。后来老师给了我一把儿童尺寸的琴，让我试着拉一下。终于拉出声音，我感觉一种强烈的振动从头穿到底，可是找不出一个不难听的词来形容，因为我想说的是，‘屁股都感觉到了。”

　　到了可以用成年琴的時候，她的画家妈妈用自己的一幅得意之作去换了一把琴，本来是她留着想卖个好价钱的。平常，作者练习的时候，妈妈就经常在旁边拿她当模特画素描。

　　学琴的过程除了痛苦，也有很多小小的、令人兴奋的进步，比如跟钢琴伴奏老师的合作。掐指一算，到了十三岁，作者已经在教室里花了三百四十小时了，可是越来越讨厌自己的老师，遂换成一位渥太华乐团的演奏员。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她观看了一场马友友的演奏会，结束后被妈妈拖着追星追到后台，善意的大师问她正练什么曲子，还把自己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提琴制作家）给她拉。她吓傻了，只敢拉了几个音符，然后怯怯地问了大师“一个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技术问题”。

　　后来，她极为幸运地进入美国克利夫兰音乐学院学习，但不久后又不走运地拉伤了手，这对她是个转折点，从此灰心。她跟老师道别，收拾东西离开美国。回到加拿大，她在商场的餐厅里当服务员，之后终于有机会进入麦吉尔大学，几经波折后拿到音乐学位，也有了一些小小的出风头的机会，一切看上去并不太糟。可是，经历了这些年轻学习者都有过的怯场、自我怀疑和厌倦之后，她思来想去，最终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音乐之路：去了解古典之外的音乐。在蒙特利尔的经济萧条中，拥有名牌大学演奏学位的作者好不容易找到个在电台做接待员的工作。就这样，一个曾经勤奋自律的古典音乐家，天天面对的都是睡眼惺忪的摇滚明星，也算“入乡随俗”。

　　“你不会写音乐，根本不是真正的音乐家。你只会拉别人的音乐，像寄生虫一样。”说这话的是一个朋克鼓手，在街头表演中天天尝试自己的新灵感，而她居然被奚落得抬不起头。“是呀，我只会像只被耍的猴子一样，按老师的要求多加点揉弦或者多停顿一下。”不过，当这个鼓手离开她，踏上行程之后，她想来想去，恨不得追上去找他理论，“我没写过歌，但我的演奏打动过别人，让别人在巴赫的音乐中流泪，我并非一无是处”，“可是我也知道自己的遗憾”。父亲在她一岁的时候不幸患癌离世，后来妈妈过了一段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拖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娃，一路搭车去了温哥华，到那不久爱上了一个本地小乐队的风笛手。于是，作者两三岁的时候，耳朵里其实全是这种嬉皮音乐。后来妈妈生活渐渐安定，离开了那个嬉皮乐手，一家人生活大转弯，作者成了最严厉的古典音乐训练体系中的一员，再也没有那种随性的音乐感，甚至不记得自己跟音乐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前世”的情缘。

　　二

　　对于这段“忘记”，作者后来有过反复的思索。其实，很多婴儿在出生后会记得一些在子宫中听到的音乐。生命、语言和音乐，进化、生存与协作，这些循环相生的概念，不断遇到自己的悖论。而我们的日常语汇，太容易按现成的体系化的人类行为来描述人脑，比如经常会有人说某人有“音乐天赋”“写作天赋”。可是大脑中并没有“音乐脑区”“写作脑区”或者“数学脑区”。各种人类活动都极为复杂，也彼此高度重合，所谓音乐才能完全可以分解成一百个方面，其中可能有八十个都跟所谓的“语言才能”共享许多特征。但音乐和语言也有明显的分野，仅仅从脑科学来说，有人语言能力受损，但音乐能力尚好；也有人患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仅有音乐能唤醒部分记忆。

　　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在《心智探奇》（How Mind Works）一书中说了句被批判过无数次的话：音乐在进化中不是必需品，它是个听觉方面（可有可无）的奶油蛋糕—语言才是真正的进化果实，音乐只是碰巧发生的附属品。这话当然让音乐学家、人类学家们群起而攻之，并且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音乐可以发生在语言之前。而对节奏和音高的感知，不消说对音乐极为重要，但人们常常忽视这两者对语言也非常重要，我们往往是通过节奏和音调的微妙变化来表意的。

　　人类学家们也基本可以确认：世上没有一种无音乐的人类文化。

　　但用进化来解释人类文化，或者用古生物知识来解释现在的人类行为，总会让人不踏实，更会陷入愚蠢的陷阱（比如有人轻易认为女人喜欢购物是因为远古时期的采摘，女人喜欢粉红色是因为摘水果，等等），还常常会被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利用。但人又无法不好奇那个远古的自己和当下的联系。仅就音乐的一个方面—节奏来说，很多人都以为因脉搏之故，婴儿在子宫里就会听节拍了—这是正确的，但原因在哪里？毕竟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胎儿对脉搏都没有感觉。音乐学家汤姆林森（Gary Tomlinson）在《音乐百万年》（A Million Years of Music： The Emergence of Human Modernity）提到一个有趣的考古佐证，一百七十万年以前，人们在凿岩石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了节奏的痕迹。“Rock Music！”本书作者巴通很得意自己这个双关。凿石头是当时人类的日常，无数年的操习，尤其是集体的协作，让人学会控制运动中枢，形成了节奏感。节奏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连结（social bonding），比如舞蹈体现的协作。而协作本身，出现得比语言和音乐都早得多。

　　即便作为一个独奏者，弹到一些复杂微妙的节奏，我都会想，当我弹得妥帖的时候，我也许就跟作曲家真正共振了—“一起”是个神奇的词，背后充满美妙的人类故事，足够写出最好听的诗歌。而人和人能在如此复杂的迷雾里“一起”，多个个体能捕捉到类似的东西，更加不可思议。

　　三

　　结束音乐生活后，作者当起了自由撰稿人，也给人打扫房间来补贴收入，勉强谋生。之后也经历了许多音乐探险，比如在温哥华音乐节结识了一位名叫克莱伯的巴西乐手，跟着他们去了巴西，在一个新奇的环境里跟着乐队玩许多种乐器，真正的吹拉弹唱。离开巴西前，克莱伯在她的箱子里塞满CD，说你可以回去在大提琴上跟着拉喜欢的歌。“可是我早已不拉琴了。”

　　回家以后，作者才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除了在洗澡的时候哼哼，根本没有唱歌的习惯，大概是怕唱不好。“如果克莱伯来到这里，打死也不会信！”“我和妹妹都学乐器，可是从来没想过一起拉，一起唱。”此时妹妹也早已放弃了提琴，而若干年前作者有机会在公众场合拉琴的时候，家里也只有妈妈来听，学琴多年的妹妹毫无兴趣。许许多多琴童的家就是这样，孩子硬着头皮去面對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文化传统，家里也根本想不起来去配合创造这样一种音乐气氛。

　　此时，她读到一篇文章《音乐如何释放提高情绪的化学物质》，又是一惊—既然科学都肯定了音乐带给人的喜悦，为什么古典音乐训练却只给她留下抑郁和焦虑？

　　作者的感受并不特别，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听说大大小小的古典音乐家为各种焦虑所苦。音乐的产生不可能是为了让人不快乐，那为什么职业音乐家收获的是音乐的反面？我猜，适量的音乐的确给人快乐，“过量”则未必；古典音乐的苛刻让人有无穷的空间可以进取，既然“可能”，就会成为“期待”，因为总有更高的山峰在等待，不可能不“过量”；职业世界里的高度竞争感和音乐家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捆绑在一起，坚硬又脆弱，一触即溃；音乐教育在进步，音乐职业机会却在减少，内卷得越来越厉害。讽刺的是，在这样的职业压力面前，音乐的治愈能力和快乐倒显得微不足道了。电视剧《丛林里的莫扎特》讲的就是这些故事。顺便说一下，《丛林里的莫扎特》虽然让热衷“内幕”的人大为兴奋，但它毕竟是虚构，其作者自己后来的生活则比小说还令人瞠目，则为另话。总之，你可以说这是音乐界的问题，错的不是音乐，而是“音乐界”或者“音乐工业中人生的一种状态”，甚至也可能，“音乐界”也没什么更好的存在方式，因为人生和内心的永不调和的冲突注定是一种绝境。许多音乐大师（当然，并不限于音乐领域）似乎都把自己交给了魔鬼，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等人，都牺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要么孤立，要么跟别人恶斗不断。这些处于探索人性的艺术中心或者说黑洞中的人，却变得“更不像人”，人的心理现象就是这么难以理解。

　　此外，如今网络资源丰富，传统音乐的教学方法越来越科学，只要有兴趣在网上搜索，不时会看见钢琴教师的心得分享。可是，让孩子弹好一曲，甚至弹好几年琴、走上专业道路的方式，能让他们多爱音乐几年吗？甚至，能让他们在闲暇时想起来去听张唱片，听一场音乐会吗？一个严格的老师可能教出比赛的获奖者，但是不是也会制造出许多像本书作者这样，为音乐竞争的黑暗面所伤，决然放弃音乐的学生？

　　我作为一个关心音乐界的读者，面对的事实是，这个古典音乐世界，摸索出越来越多让幼儿和青少年学音乐的办法，比如小朋友能演奏难度越来越深的作品，而且做得很好；但要让他们长期爱音乐，似乎没有好的药方。难道爱音乐比参加钢琴比赛还难，怎么会？大概是不同的人生绽放在不同的系统参数之下吧。

　　四

　　那么，音乐真的能治愈和影响大脑吗？《音乐之结》一书中提到个著名的实验，实验心理学家罗斯舍尔（Frances Rauscher，此人曾是位古典大提琴家，还是个神童，不过后来放弃了音乐去学心理学）招人在加州做了个实验，验证“莫扎特是否让人变聪明”。参加实验的人们认真听了十分钟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对照组则在沉默中静坐），之后发现“莫扎特组”的智商果然提高了八九分—虽然十五分钟之后效果就消失了，可是在种种市场操作中，还是掀起了一阵古怪的“莫扎特热”。之后世界各地至少有上千拨人重复这个实验，可惜再也不能复现“智商提高”的结果。

　　二○二○年，一组科学家分析了一九八六年至二○一九年音乐训练的数据，结果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并未在认知技能和学习成绩上显示出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用音乐训练来提高学习技能“没有用处”。至于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学音乐的孩子更聪明，更可能是因为调查中的孩子在学习音乐之前就已经有了区别。但也有一个数字，证明几十年来的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更高的比例（对照其他未获奖的科学家）在成年后继续坚持音乐的爱好。还有一个发现，对比非音乐家、业余音乐家和职业音乐家，居然是业余音乐家的大脑显示了最大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连结左右两个大脑半球的白质带）变化，因为他们中的多数除了音乐还做许多事情，大脑受到的刺激和锻炼比狭窄领域中的职业音乐家更多！

　　这些研究和实验当然并没有定论，因为要孤立的因素太多了，需要很长时间的跟踪研究。不过有定论的是，许多科学观察、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都显示，作家、画家、数学家的大脑从CT扫描中看不出来，音乐家的大脑则一看便知：胼胝体明显增厚，听觉中枢、运动中枢区域的灰质带也增加了。而灰质也就是神经纤维（或称轴突），负责传递神经信号。“音乐家就是个听觉—运动中枢的运动员。”神经科学家说。而且这个实验在非音乐家中也可以重现结果，也就是说，音乐上的白丁，经过一定的训练，大脑也会出现变化。所谓“音乐让人聪明”因为太过泛泛，很难在科学上证明，但音乐改变人的大脑结构，则有了充足的证据。有趣的是，不同乐器演奏者还显示了不同的结构变化：钢琴家在视觉中枢有更多灰质（因为读谱对空间感要求更高），鼓手的运动中枢更有效率。弦乐演奏者按弦的手指在对应的“皮质小人图”中显示了扩张。

　　我猜，舞者以及一些跟随音乐进行的运动员，大脑也会有类似变化。这些用身体去图解音乐的人，值得更多的研究。

　　五

　　书中也写到，作者曾经极为文艺和浪漫的母亲，老年不幸罹患失智症（Dementia）。作者在痛苦中追索，开始后悔没有建议母亲学一种乐器，据说那可以降低患病概率，虽然还没有极可靠的数据证明音乐能造成持久的变化。而作者自己的“后大提琴时代”也并不好过，因为曾经深嵌在自我中的支柱没有了—但回到从前更不可能，她甚至痛恨任何“写于一九四○年之前的东西”，尤其受不了任何弦乐。有些前古典音乐家摇身成为报纸的乐评家，而她虽然给报纸撰稿，但不想再谈古典音乐。不过，后来她对“音乐治疗”发生了一点兴趣，就去了解各种神奇的音乐疗法。

　　有一段时间，作者的兴趣就是追索各种对癌症的“非传统疗法”，包括音乐治疗以及其中的骗局。而据我观察，如今任何认真一点的音乐—科学—医学节目，都会提醒人当心音乐治疗的大坑。

　　兜兜转转之后，作者仍然确认自己不想重拉大提琴。她去学尼日利亚的击鼓，还有很多種奇奇怪怪的乐器和音乐，有一些索性是别的文化的生活方式。此时，摇身变成鼓手的作者，宝宝已经好几岁了，她能为他写出像样的歌曲了。再往后，混的乐队一支又一支。十七年的大提琴生活之后，打了七年手鼓，一年桑巴，然后是尤克里里，唱歌。音乐变快（乐）了。之后， 工程师丈夫把项目暂时交给合伙人，一家人到波兰、津巴布韦、海地等国游历一周，饱听各种音乐。题外话，作者讨论了“音乐是全人类的语言”这一说法，这据说是诗人朗费罗的首创，曾经极有市场，而我完全认同作者对它的批判。音乐有时可以穿越语言，但世上的障碍不止语言，人生的隔绝形成文化的隔绝，连翻译都穿不透。用作者的话说，刚果人的文化中，小调根本不代表忧伤，甚至曾被认为人类普遍规律的和谐不和谐之分，也在一些民族比如玻利瓦尔的音乐传统面前败下阵来。

　　“你以后还会拉琴吗？”周围的人不断这样问她。很多年来，大提琴上灰尘累累。曾经，作者发现自己别无长物，全部财产中最值钱的就是那把大提琴。她也不断反思自己学琴的经历，其实一切并不一定那么痛苦，如果方法好一点的话；甚至，即便痛苦，她也并不愿意跟姐妹们交换一个不用练琴的童年。她一直在逃离大提琴和古典音乐吗？并没有，只是现在更加赞美的是“人脑的精彩”。

　　作为一个读者，我赞美作者的勇敢：她接受了自己目前没有“被归类为音乐家”的现状，包括曾经差点“被归类”—去读音乐伦理学的博士，但因为宝宝还小，最终决定放弃。除了写作本书，她是一名记者和母亲。其他的描述，“玩很多乐器的音乐人”“关注音乐治疗的人”“对世界音乐充满好奇的人”，好像不存在于我们的词汇中，至少还没涌现出造词的需求。你最好能在中文中被描述为××家，或者英文中是什么“ist”，在对陌生人的自我介绍中才能踏实，不然面对世界就会感到孤立无援。

　　六

　　几个月前，我要去听一场音乐会，之前按自己的习惯，在网上搜索了歌利亚夫（Osvaldo Golijov）这个名字和节目单上的曲目《蓝》（Azul）。几秒钟内就大大惊艳，虽说在世作曲家的音乐难以一语论定，但如此一泻千里，又持续地粘住人的音乐，还真不多呢！细看，原来是马友友的委约之作，难怪。再细看，这次来独奏的大提琴家维勒斯坦（Alisa Weilerstein）第一次演出此曲，是在十五年前的林肯中心。而原作虽是马友友委约，但作曲家为她又重写一遍，然后她索性又首演过好几部马友友的作品。作曲家歌利亚夫是阿根廷人，现居美国。

　　现场演出那晚，指挥简单介绍了作品之后，对观众说请等等，我来邀请独奏家们上台—这种待遇我也是第一次见。结果他小跑到幕后，带回来的不是一位而是一群，除了一袭鲜红长裙的著名大提琴家维勒斯坦，还有好几位拿一堆小乐器（包括绒毛、刷子、小鼓，或者鸟笼子形状的东西，据说总共有五十种）。这几位大叔穿着南美风的服装，坐在舞台正中间，比指挥还出风头，每人轮换拿着小刷子、三角铁敲敲点点，用时髦的话说，“一股清流”，或者干脆“放飞自我”。在这些奇怪的乐器中，手风琴是必须，其他可以因地制宜。唯一的遗憾是，大约条件所限，没有用到“超级手风琴”（hyper-accordion）—一种美国乐手自制的、音域奇特的新式手风琴。这在《蓝》的演出中，本该是点睛之音。

　　音乐在现场对人的引领，更加难以抗拒。大提琴音色深而发光，纷繁的音响之海都被它照彻。新鲜又好记的节奏妥帖地连结了一切。在上半场结束时，观众疯狂高呼，强烈要求加演，就安可了作曲家的另一首短作品。音乐奇在思绪的收敛和热情的释放共存得很好，有传统的旋律和节奏，民间艺术的诡异，更有大提琴上深浓的刻画和正统欧洲音乐的炫技。音乐流溢着快乐，我猜想这些多彩的乐器，可能带给人“快一点的快乐”，也就是说，比传统音乐训练离普通生活近一米的快乐。这些人，到底是传统演奏员临时兼任，还是“专业”民间高手偶露峥嵘？可惜，这种灿烂得能跟蓝天、阳光的对话，跟“五十种乐器”的传说在音乐厅中昙花一现。

　　读完这本书，已经是音乐会三个月后。我发现作者现在也住在温哥华，不由得想，她有没有去听？这场充满奇葩乐器加上大提琴的音乐会，会让她共鸣吧？我自作多情地点开她的推特账号，上面根本未提及。她可能并不知晓这场音乐会，如果这种音乐厅体验对她早已疏离的话。

　　可是我觉得这并不坏，反正音乐精英的理想、舞台上的喜乐和凡人的心灵伤口都并不长久，种种体验，最终会在人的身体和回忆中汇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