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一

　　我知道李伟长这个名字，大概还是博客时代，那时候我们都在给报纸和周刊写书评。伟长出手很快，每篇书评发表之后都会及时贴在博客上，还附上令人艳羡的出处，我有段时间但凡面对截稿期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去“书评人李伟长”的博客看看，找找灵感。

　　在伟长的新书《未被摧毁的生活》里，有一篇《格拉斯的洋葱》，借谈格拉斯《剥洋葱》之名，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回忆并反省自己最初写格拉斯《剥洋葱》书评的经历，他写得诚挚，我读起来，不免心有戚戚：

　　因为虚荣开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不曾经历过不写就活不下去的刺激和压抑，也没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意识，这篇书评就是最好的罪状，一篇命题作文。这样的罪证越来越多。对青年来说，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固然要命，更要命的是没有冲动，心底沒有想说的话，尤其是思索过后的理性存在。没有看法，不是不愿意表达看法，而是真的空空如也，无物，也无言。作为意义对应物的词语，当然不会单独存在，即便有言之有物的废话，那也是一种预设好的表演。

　　某种程度上，我和伟长一样，都是从写书评开始学习写作的。这种写作，相对于写小说或写诗歌来说，确实有些不同。一个纯粹写小说或写诗歌的年轻人，在获得公众认可之前，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孤寂的自我成长期，在这个时期里，他独自摸索，只和自己斗争，也只为自己负责。但写书评的年轻人，在起始阶段或许会容易一点，因为有明确的题材，明确的受众群体，甚至是明确的风格设定—“一篇命题作文”。与之相应的，因为附着于大众媒体，一篇书评的发表周期会比小说、诗歌的发表周期要快很多，书评作者的名字可以时常见诸报刊，其虚荣心似乎也较小说、诗歌写作者更容易满足一点。当然，一个初学者未必会意识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篇书评的生命周期也会比小说或诗歌更短促一点。

　　然而，即便一个年轻人开始写书评是“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但假如他得以一直将书评这种写作形式持续下去，这其中必然有一些和他性情相符的东西，比如说，相较于自我表达的欲望，他更好奇于如何理解他人并传递这种理解;又比如，他乐意接受一些限制，他对共识的渴望会甚于对自由的渴望，他不太会是一个热衷于从反抗中获取存在感的人。

　　伟长这些年相继出了好几本集子，从最初的《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到后来的《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到现在的《未被摧毁的生活》，这些书里所收集的文章，都和一本本书有关，虽然他现在更愿意称之为阅读随笔，似乎希望摆脱“书评人”这样一个如今渐渐显得有些轻巧的定位，但他摆脱的方式，并不是完全另起炉灶，很多时候，他摆脱的方式是重写那些过去写过的书评，这种重写我相信在伟长这里是有意为之的，在新书《未被摧毁的生活》中尤其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格拉斯的洋葱》一文中，一篇十几年前的书评处女作被如今的作者逐段拎出来无情地吊打，这种自我回望与反思恰和《剥洋葱》这本书的文体乃至“剥洋葱”这个意象相一致。重新面对旧作的过程同时也是重读格拉斯《剥洋葱》的过程，书还是那本书，但读那本书的人成长变化了，他所看到的东西自然就有所不同。一个年轻评论者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完全顺着评论对象去演绎，二是完全由着自己趣味去褒贬，或仰视或俯视，或卑或亢，这其实也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最容易呈现出的一体两面。今天的伟长意识到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青年书评人”所犯的错误，也对格拉斯有更完整成熟的认识。他曾经被格拉斯的文字表象所蒙蔽，没有意识到格拉斯的忏悔自传中那些企图掩饰和构建之物，他如今的目光更具穿透性，却也不是要就此否定格拉斯，而是更进一步，试图去理解这种行为。今天的伟长很喜欢用“理解”这个词，在这个词背后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视态度，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对于作品。而正是以这种态度，伟长在“剥洋葱”的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对于《剥洋葱》书评的重写。

二

　　《格拉斯的洋葱》中的青年书评人所犯的错误，具有普遍性，它缘于我们离一本书太近，仅仅满足于就这本书论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能够讲出的，不过是此时此刻的自我罢了。而大量报刊书评之所以是速朽的，也只是因为此时此刻的自我大多是速朽的，如同细胞的新陈代谢一般。

　　写书评，当然首先要把一本书读进去，但更重要的，是读进去之后还要从这本书里读出来，建立一个与这本书的适当距离。这个距离，也可以说是和读这本书时的自己的一个适当距离。写书评时的“我”已不再是读这本书时的“我”，倘若失去这种自觉，书评就会沦为某种读后感式的存在。而距离总是在某个参照系中的距离，我们和自我的距离感源自他者的参与，我们和一本书的距离感则取决于其他书的参与。某种程度上，读完一本书只是撰写这本书的书评的开端，因为接下来一个称职书评人要做的，是去探索这本书可能波及的未知参照系。

　　伟长在二○○七年写过一篇格罗史密斯兄弟《小人物日记》的书评，这篇书评后来被重写为一篇长文《如何过好Nobody的一生》，作为《未被摧毁的生活》一书的开篇。比较一下前后两篇文章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先前的书评分成三节，第一节有两段，首段开门见山讲出阅读体会，“花上一段时间来阅读乔治·格罗史密斯和威登·格罗史密斯两兄弟的《小人物日记》是值得的……如果我早看了的话，我敢肯定，我的生命比现在要多出几分活力来”;次段感慨这本书在国内知音寥寥，并捎带提及钱锺书对此书的褒扬。第二节用四段概述书中所写到的主人公普特尔先生的事迹，并总结道，“他虽然虚荣，却并不无情，他善良，真诚，不欺骗别人，努力工作尽力不落后，然后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日记写得像模像样，他只是在过一种本分的生活。小人物本人—老实、迟钝和孩子气的普特尔先生，他身上体现了老生常谈一词—因为其生活习惯而变得栩栩如生，他一丝不苟、事事必录的作法完全展示了自身”。第三节总结这本书的笔法，梳理故事全貌，最后指出，“《小人物日记》的优秀不仅仅在于Pooter先生遭遇的诸多诙谐的事件。小说除了让人忍俊不禁的言语，其实还有更多深厚的内容，光是两代人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状态就值得好好玩味”。

　　这篇书评清晰、周到且有灵动之气，是伟长文章一贯的风格。但十几年之后的伟长显然对这篇书评不够满意，这种不满意又不同于《剥洋葱》那篇书评，它并非整体文风上的，也不涉及判断上的颠覆，我猜想，或许伟长是觉得这篇书评太像是一篇书评了。

　　它让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快速准确地了解这本书，但似乎仅此而已，假如我们读过了《小人物日记》，我们还会从这篇书评中继续获得什么新的愉悦吗？那些杰出的评论之所以不可或缺，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的作品，是因为我们对于原作品了解越多，这些评论给予我们的启发就越多，而非相反。所谓认知，是一个从自我出发向外扩展的同心圆，你触及的愈远，你就会愈加意识到未知领域的广大，因此一个好的评论家总是努力走在读者甚至作者的前面。如果说普通读者面对的是一本书，那么评论家要给出的至少是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一个星丛。

　　在《如何过好Nobody的一生》这篇文章中，伟长就在努力构建这样的星丛。他抓住之前只是捎带提及的钱锺书喜欢《小人物日记》的轶事，找到其在《容安馆札记》中的源头，追踪钱锺书所提到的三个人和两本书，小说家普利切特、诗人约翰·贝杰曼和T. S.艾略特，再辅以伍尔夫针对伊丽莎白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对比，穿插勾连，将我们的目光从一本书引向一种精神状态在漫长时空中的投影。有趣的是，那篇旧书评中的绝大部分文字，依旧还保存其中，但它们被拆散、重组，成为一个新的有机体中的一部分。更有趣的是，伟长让今天的自己也融入这个新的有机体中，在那些费时耗力的考证追索过程中，他恰恰也是以一种“自得其乐地爱命运”的方式，来完成这场主题为“如何自得其乐地爱命运”的阅读旅行。

三

　　《危险的纳博科夫》一文，把关于纳博科夫《魔法师》的旧书评和对《洛丽塔》的讨论、翁贝托·埃科对《洛丽塔》的戏仿以及自己听到的一则警察故事糅合在一起;《布洛克的理想生活》一文把关于布洛克《自以为是鲍嘉的贼》的旧书评大幅度拓展成一篇“论小偷”的英式随笔;《特立独行的温特森》一文则串联了先后两篇关于温特森《写在身体上》和《激情》的旧书评;《出生入死的桑塔格》一文脱胎换骨于一篇名为“桑塔格的偶像登龙术”的关于《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的旧书评;此外，《你最寂寞，点亮灯火》论柏瑞尔·马卡姆《夜航西飞》，《波德莱尔的身份》论波德莱尔，《欢乐的讣告》论讣告写作，都不乏其旧日书评的显著痕迹。

　　如何看待伟长在《未被摧毁的生活》这本新书中所展开的这种对于旧作的大规模重写，会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写作者反复修改旧作，本也寻常，但一般而言，这种修改大多限于尚未发表时。作者对于已发表作品通常会有两个态度，一是不悔少作，即便知道其中有些瑕疵，也视作自己某个阶段的记录，予以保存;二是悔其少作，认为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对于旧作采取毁弃的态度，希望用全新的作品来覆盖过往。因为作品一旦发表，就如同暴露在空气中的石膏，会迅速固化，成型，这时候如果再想做大规模的修改，非得将这成型之物打碎才行，其中的艰难可能会甚于创作一个新作品。

　　但也不乏这样的先例。叶芝就喜欢一再地修改旧作，不断重写同一个主题，这种修改和重写不仅是风格意义上的，按照叶芝的说法，“我重写的，乃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成长，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断固化的过程，因此自恋和自厌都是容易的，比较艰难的和更需要勇气的，是不断地将那个固化中的自我打碎，且就立足在这些碎片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的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和生活是一体的。如果说生活真的不可被摧毁，那一定不是因为生活本身有多么强大和坚固，而是因为生活一直就是新与旧的不断杂糅，是无数细节的流动不息，它们如冯至的诗里所言，是一片泛滥无形的水呼唤一个定形，却又不停留在一个定形里。

　　伟长很早写过一篇关于程小莹小说《女红》的书评，称之为“一个温情的细节主义者”，而在这本新书中，他也自称为“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细节主义者”。我想，或许正是对于细节的敏感和迷恋，使得伟长的书评文字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洗，也经得起他自己的折腾。他写书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表达和输出某种强硬的观念，而更多地为了捕捉和挑选诸多稍纵即逝却有意味的细节。在他最初为报刊撰写的那些短书评中，这些细节因为篇幅的原因，时常不能得到很好的展开，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志趣时常因为生活的逼迫而无法得以发挥一样，而当有一天，他获得了某种写作的自由，乃至一点生活的自由，他回望过去那个“书评人李伟长”，一定有很多感慨，他一篇篇地重写那些旧书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一次次地重写自己。当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去尽情揣摩、引申、拓展那些令他着迷的细节，他也是在探索那個更好的自我。

　　《未被摧毁的生活》的压轴之作，是《以赛亚·伯林的普通生活》一篇，仿佛是与开篇《如何过好Nobody的一生》相呼应。伟长在文中坦陈，“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很巧的是，我对伯林的喜爱也是从《俄国思想家》开始的。不过，我是偏爱伯林漂亮挥洒的文风，而伟长，我猜测，更多是被伯林的现实感所吸引，这种现实感，伟长说，“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明显缺乏的”。

　　对伯林来讲，人类生活是由一系列不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所构成，而所谓现实感，正是基于对这些人类生活细节的全面理解与熟悉。这些细节是开放的，平等的，也先于任何理论和观念，这些细节会相互激发，也会相互限制。观念使人狂热，使人追求理想生活;但细节能让人冷静，让普通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最终，这些细节能够呈现给一个人什么样的内容，取决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细节和人一样，具有生长性。

　　伟长也是一个在伯林意义上的颇具现实感的写作者，而在一个意见横行、三观至上的年代，这样的写作者多少有点寂寞。我在伟长这本新书的扉页上看到海子的诗句，“你最寂寞，点亮灯火”，写书评的年轻人，重新打开一本本书的过程也仿佛点亮一盏盏灯火，照亮一方天地，同时也照亮自己的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