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前一位友人与我说起，他随一位从沪赴美的前辈琴人学琴，前辈有宋琴“璧合珠联”，是南通流出的故物。作为南通人，我当然兴致勃勃，劳他询得更多信息。没多久得到回复，说是此琴龙池之内，可见朱砂写的两行隶书“戊午季春重修”“崇川蒋旭桐记”。前辈查到，崇川是南通的古称，用在北宋天圣元年（1023）后不久，遂认为这一“戊午”为元丰元年（1078）。我当即向友人表示，读书人写地名好用古称，未必就生活在古称所对应的年代。区区在下也可以署名“崇川严晓星”，但区区不是宋人。何况朱砂在木材上写字，不能如墨迹那么保存长久，见过一些朱砂写的明代古琴腹款，多已漫漶和湮没，有的甚至只留下淡淡的红色，宋代的朱砂款能不能保存到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过话虽如此，这位“嫌疑”宋人的蒋旭桐，到底是何方神圣，当真是毫无头绪。

　　有一年重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姓名录》，意外地得到了答案。有一位民国六年（1917）六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的蒋旭桐，字琴轩，年二五，江苏南通人，“民国六年七月起任江苏南京城内北极阁国立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国文、历史兼国乐教员”，通讯处为江苏南通姜灶港宝成银楼。这位蒋旭桐是南通人，兼教国乐，无疑就是“璧合珠联”琴的前主人。龙池内的隶书“戊午”，应该是一九一八年。这与前辈推测的年份，一差就差了八百四十年。《梅庵琴人传》严晓星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

　　在蒋旭桐毕业前一年，山东诸城人王燕卿受聘为南高师国乐教员，在梅庵授琴。与蒋旭桐同届同科毕业的同学里，有一位同乡李湘侨（1894-1925）是王燕卿的琴弟子。蒋旭桐无疑是与李湘侨一同受业于王氏门下。这还让我顺便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过去写《梅庵琴人传》（中华书局2011年），将生平不详者列入《待访录》，其中三位王氏弟子“吴某”“李仙樵”“蒋琴轩”，当成了王氏在山东的传人。如今想来，“吴某”应该是吴志鲲，张子谦《操缦琐记》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晚，立荪（按：指徐立孙）介绍吴志鲲君来访。吴君亦为王燕卿先生弟子，善曲不多，云已多年不弹，近方温理。指法与立荪同，但功夫不及多矣。十时始去。”琵琶家程午嘉的传记里一般都会提到，一九一九年他从南京工校毕业后，吴志鲲曾资助他继续求学。过去通常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奉贤县南桥镇人，但事实上程午嘉也曾从王燕卿学琴，他们还有同门的关系。“李仙樵”，显然就是“李湘侨”的误写，并非另有一人;而“蒋琴轩”，“琴轩”不就是蒋旭桐的表字吗？

　　蒋旭桐在琴苑寂寂无闻，当是前辈“错把近人当宋人”的一个缘由。他后来的用功方向，似乎多在新文学创作方面，留下了一些浅浅的痕迹。

二

　　目前所见蒋旭桐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一篇一千七百字的短篇小说《矛盾》，见于《广益杂志》一九二○年第二十八期。小说通过一个七八岁儿童阿璘的视角，描述了他在一个礼拜天的见闻。阿璘的父母都是教徒，礼拜天必上教堂做礼拜，但阿璘发现他们和许多信徒一样，只是徒具形式，言行不完全一致，这让他心存疑问。小说之后，有编辑王靖写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按语，将宗教仪式与宗教信仰作了区别，并一再提及“这篇小说是蒋先生研究宗教时做的”，“蒋先生现在正研究宗教问题”，使我們可以稍稍窥得蒋旭桐当时的思想状况。

　　不久，上海新潮社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的《新的小说》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新年号”（1921年1月1日）发表了署名“蒋琴轩”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年学生》，用同情的笔触，写一位学业优异的贫家少年，无力支付学膳费，几经纠结，去向一位同学的父亲—家乡的富户借钱，不仅不曾借到，反而被折辱了一番的故事。小说是以少年投河自尽，被救起后得知学校免除他的学膳费而结束的。

　　紧接着，《新的小说》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纪念号”（1921年3月1日）刊发了蒋旭桐的两篇作品。先是用头条位置重刊《矛盾》，与《广益杂志》版本相比，文末多了写作时间“九，十二，二五”（1920年12月25日）;同时刊出三幕短剧《腰带》，目录署名“蒋琴轩”，正文署名“蒋旭桐”，毫无疑问，这就是毕业于南高师的那位琴人，证据确凿。《新的小说》第二卷第五期1921年3月1日

　　《腰带》写于《矛盾》完成的第二天，写黄省长到任时，在江边码头上失窃了一条腰带，警察雷厉风行，破案抓人，追回失物。省长亲自审问扒手，了解到他本是黄包车夫，因得罪了军官，被警察禁止拉车，遂改行做扒手，警察反倒一贯不管。省长不但释放了扒手，还取出钱来让他奉养母亲。剧本不算多成功，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与《矛盾》《一个少年学生》相比，情节上的反转是一以贯之的，这大概是蒋旭桐创作的一大偏好。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时事新报·学灯》刊出编辑的一通短信：“蒋琴轩君鉴：赐稿不希望长篇文字，《西洋的演说学》如不甚长，便请寄下一阅。（石岑）”此后不久，六月十五日刊出《论演说》，七月八日刊出《演说辞的结构及其特点》，共计五千二百字，应该都选自《西洋的演说学》。从这两篇来看，蒋旭桐对演说是颇有心得的。

　　这些都是一百年前新文学披荆斩棘时代的作品了，如今看来，也不能说毫无意义。只不过我更在意的是，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惜目前只看到这么多，隐隐约约露出一些眉目来，终究不分明。

三

　　蒋旭桐发表作品的《新的小说》，是由上海的新文学团体新潮社编辑的。他本人可能不算是新潮社的成员，但他的作品无疑符合新潮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道德”的宗旨。他不会不知道，在上海新潮社之前，北大傅斯年、罗家伦也成立了一个新潮社，说是文学团体，实则侧重于思想与文化，他们针锋相对的，正是所谓的“整理国故”。古琴当然属于“国粹”“国故”，如果结合蒋旭桐的毕业之年正逢新文化运动兴起，随后又沐浴五四风潮来看，对弹琴这些“国故”的兴致，恐怕衰减难免。所以，从一九二○年起，他的作品接连问世，未必纯属偶然。《弥洒社创作集》第二辑弥洒社丛书1926年版

　　能确定蒋旭桐加入过的文学团体，是弥洒社（弥洒，今通译缪斯），一九二二年胡山源等人创建，办有《弥洒》月刊。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弥洒》月刊第一期出版，刊出《社员姓名及通讯址》，凡十九人，蒋旭桐为第十七位，通讯处是“南通姜灶港”。按该社简章，社员最重要的责任除了缴社费，就是写稿子（先说是每月一千五百字，后说是一百行）。然而弥洒社的所有出版物中，均未见署名“蒋旭桐”或“蒋琴轩”的作品;胡山源晚年回忆弥洒社的作者，也没有提及他。这是很奇怪的。

　　从《南高师学生姓名录》可知，蒋旭桐与李湘侨同庚。李湘侨在三十二岁上英年早逝，蒋旭桐的卒年则不可知，不过下限却是可以探究的。一九四五年六月，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编印过一册《国立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录（民国六年至三十四年）》，正文第一页一上来就是民国六年六月毕业的国文专修科，蒋旭桐的名字上注有星号。按《例言》“注有星号者为已故同学”，所以我颇疑心他竟不幸比李湘侨更短命，在《弥洒》月刊第一期出版后不久便去世了。

　　曾经注意到，《一个少年学生》的主人公叫“桐儿”，故事发生在“杨子江的下游，距黄海大约一百几十里的地方”，差不多正是蒋旭桐的家乡姜灶港所在位置。这篇小说，多少有些自传色彩吧。《腰带》第二幕将“黄警察厅长”写成了“王警察厅长”，是一个有趣的笔误。姜灶港地处南通、海门交界处，当地居民大多说着一种以吴语海门话为主的混合方言， “王”“黄”不分。蒋旭桐一不小心就写错了。他求学、工作在南京，发表作品在上海，而一生的大多数光阴，毕竟是在故乡度过。

　　姜灶港后来叫姜灶镇。十余年前，我曾多次前去会友，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随着友人易居，自然也就不复再往。后来听说姜灶与川港合并成川姜镇，内心深处不免觉得，从前那个属于我们的姜灶已经失落了。如今又因蒋旭桐重温了姜灶的风日与烟尘，真是没有想到。

　　壬寅四月初一日6521BD4C-F14F-4370-A129-26F8077EAC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