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诗大序》袭用《乐记》论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雅》里有一首《四月》，据传作于西周幽王时期，末句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这旧时君子所呼告出的哀歌，虽源自个人，却也正是为一个行将崩毁的帝国而作。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周代人使用历法，往往夏正与周正并用，这首诗用的历法是夏正，与我们今天农历一致。农历四月初，正是立夏时节。维，本义有联系的意思，“维者，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冬春之交，四隅之四维也”（参《素问·至真要大论》“其在四维”，张志聪集注）。前人多把此处的“维”视为语助词，一笔带过，但若联系起“四月维夏”与“六月徂暑”之间显然的对应关系，“徂”既为动词，表示“往”“至”之意，“维”至少也应该被视为一个曾经有意义的动词。春夏之交，往往是一年中最为敏感的时节，因为最美好的季节即将逝去。“欢乐极兮哀情多”，就比例而言，人生中幸福欢乐的日子总是少于悲愁困苦的日子，一个朝代的治世也每每短于乱世，正如春天只占据一年中的四分之一。这首诗从初夏写起，单用一个“维”字，让人隐约思及那不曾提到的春天。

　　“先祖匪人”，这句字面似有辱骂先祖之嫌疑，故历代注家多有曲辨，但最终是王夫之《诗经稗疏》的解释更受认可：“‘匪人者，犹非他人也。《頍弁》之诗曰‘兄弟匪他，义同此。自我而外，不与己亲者，或谓之他，或谓之人，皆疏远不相及之词，犹言‘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也。”

　　“胡宁忍予”，这句通常解释为“何忍使我遭此祸也”，或“忍受我久役在外不回去祭拜”，或“为何忍心使我受苦”，但这种解释中的“遭祸”“久役在外不回去祭拜”“受苦”，诸如此类，都是原诗句中所没有的，属于添字增释。考《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一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其中“愁予”一词，王逸和朱熹都解释为“使我发愁”。“愁”字作为心态动词，其跟随人称代词时做使动用法，是古文法常例;而“忍”字同为心态动词，“忍予”和“愁予”的词组构成也相似，若将“忍予”也视为使动用法，或许更简明。如此，忍受的主语就落在“我”的身上，而非先祖。“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的大意就是，先祖并非外人，如何会宁愿使我隐忍？这个意思，会比通行意思更深一点。

　　《四月》共八章，每章四句，除第七章一气贯注之外，大抵都是前二句借自然万物起兴，后二句自赋平生，兴和赋之间的关系似断实连，空灵跌宕，不可拘泥。《郑笺》：“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与人为恶亦有渐，非一朝一夕。”这是以暑热比拟恶政，将四月到六月的变迁比拟为恶政之渐成，可谓敏锐。但若结合后二句，似还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要点在一个“忍”字。《周易·坤卦》初爻爻辞：“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微知著，于乱世之初自当有所察觉，有所准备，或奋起反抗，或远走高飞。唯有普通民众，浑然不觉，自甘隐忍，同时，他们也缺乏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会很轻易地去劝告那些置身苦难的人保持隐忍。作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恶的隐忍和默许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从四月之初夏至六月之酷暑，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而我之先祖倘若在天有灵，他如何会像那些庸众一样，还一味地劝我忍受呢？“胡宁忍予”，在这里遂有一丝“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然而，当酷政已至顶峰，此时痛苦的反倒是那些不愿继续忍受的觉醒者，因为他们会发现无处可去。腓通痱，风病也。秋风一起，草木渐趋凋零，无从逃避。乱离，政乱民离;瘼，无名之病;爰，本义为援引，后借为发语词;其，高本汉认为在此处是一个表示未来和愿望的语气助词，并引《大雅·烝民》“式遄其归”为证;适归，往归。《说文解字》段注：“逝，徂，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故女子嫁曰适人。”而这所到所归之处，具体又可细分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后世如《史记·伯夷列传》“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这是在时间长河中找不到归宿;如韩愈《上贾滑州书》“周流四方，无所适归”，则是在空间中无所归依。在此政乱民离的无可名状的国家之病中，觉醒者茫然四顾，于时间和空间中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此章与《蓼莪》第五章雷同。烈烈，凛冽。飘风，旋转之风。发发，迅疾的样子。冬日凛冽，比起秋日尚有残病之百卉，此时唯见大风肆虐横行于世间。“民莫不榖”一句，除《蓼莪》外，又见于《小弁》，或为当时惯用套语。榖，旧有几种解释，曰养，曰生，曰善好，曰福禄，各家争执不定。若从“善好”和“福禄”之义，似乎和前面“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的乱世飘摇气息迥然不合，前人或解释为怨者绝望愤激之语，但在提及冬日风霜和自身苦难之间，插上一句“老百姓没有过得不好的”或“老百姓都在享福”，总觉得有违君子之情理。“我独何害”的“何”，旧解为“何故”“为何”，但这样解释，在“何”与“害”之间就要增加一个动词，否则于文法不合，因此郑玄解释为“我独何故睹此寒苦之害”，其后注家大多承繼此说进一步解释为“为何独独我遭逢这种灾害”，这种在文法不合之后的增字解经，尤其增加的是一个动词，显然并非善策。所以，今人高亨和裴学海遂将此处的“何”解释为“荷”，蒙受、负荷之意，这也是“何”字的古义之一，《诗经》中不乏其例，这样就通顺很多。但高亨和裴学海解释“榖”字，一取“善”之义，“他人都过得很好，独有我蒙受灾害”（高亨《诗经今注》）;一取“福禄”之义，“他人莫无福禄，我独担负忧患”（裴学海《古书疑义举例四补》），如前所述，似仍有未尽之处。《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诗毛氏传疏》（全三册）〔清〕陈奂著中国书店1984年版

　　榖者，谷也，本义为百谷之总名，引申为养育、生活、善好、福禄诸义，而在《诗经》中各义项都有对应之处，这也是容易造成混淆的原因。相较而言，养育和生活之义接近，表示一种动态;善好与福禄之义接近，表示一种状态。要明确“民莫不榖”的确切意思，需将《四月》《蓼莪》《小弁》三处“民莫不榖”合而观之，它们若为惯用句式，意思应当相仿才是。《蓼莪》为孝子思亲之辞，《小弁》是太子怨亲之辞，这两首诗中的“民莫不榖”，大多数注家都解释为养育、相养，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这是天下最为普遍的生活状态，《蓼莪》和《小弁》之作者却望之而不可即。而陈奂《诗毛氏传疏》释《小弁》之“民莫不榖，我独于罹”，引《诗经·王风·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句，认为《小弁》的“榖”字也当如《大车》“榖则异室”之“榖”，当作“生”义解，“言人莫不有生聚相乐，我太子独处于忧”。随后，循照此例，陈奂将《四月》“民莫不榖”之“榖”，亦释为“生”，即“人无不贪生者”。此种解释，虽不曾通行，窃以为却比其他解释更得原诗之精神。《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民莫不榖”，意指老百姓最关心的永远是活着，能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愈近乱世愈是如此，忙忙碌碌，只为有一口饭吃。“我独何害”，或者“我独于罹”，讲的都是一个不同于“民”的君子，他的心思不单单在活着，因此也就要承担更多的忧患，并置身于更多的忧患中。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三闾大夫之慨叹几同于《四月》作者之慨叹。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侯，三家诗又作维，若用现代语法表示，大概接近于“乃”这样的副词，旧解多视为无意义的语助词，一笔带过。然而，要理解和欣赏诗歌，有一个基本认识前提就是，要相信一首好诗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有作用的，尤其是语助词或副词，其幽微的语气转折和时态暗示往往能决定诗句的基调，这一点，古诗和新诗概莫能外。《诗经》中存在大量的语助词，若能细细体味其在具体语境中的选择，及其本义，每每会有意外的收获。

　　《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字的本义，即箭靶，隐含有即将抵达的目标之义，但这个义项后来渐渐归属于“候”这个字，如守候，等候。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王侯之侯与时候之候初本同字，候为后起的分化字。……侯与候古通，典籍习见。”因此，“侯N侯N”，其实就是一个将来完成时的句法表达，即“等候着（成为）N和N”。此类句式，《诗经》中并不少见，若用将来完成时来解释，多可贯通。如《小雅·正月》：“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薪是粗大的柴火，蒸是细小的柴火，旧解多将“侯”作“是”解，再将“中林”与“薪蒸”对立，如君子之于小人，但说“看到树林里都是粗细不等的柴火”，这是很奇怪的说法，所以后来有些注家如陈子展索性将“薪蒸”译为灌木和草丛，然而，将“薪”译为灌木其实是有点牵强的，因为古书训诂中多次说过“大木为薪”，如《淮南子·主术》“冬伐薪蒸”，高诱注曰：“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而如果将“侯薪侯蒸”视为将来句法，即“看着这些树林里的林木，以后都会成为粗细不等的柴火”，就非常自然了，并且其中的悲凉恰与全诗基调相合。又如《大雅·生民》：“诞将嘉种，维秬维秠。”旧解为“天上降下好的种子，是秬与秠”，然而种子落在土里，是很难立刻具体辨别的，而“维”与“侯”古书中常可通，若视之为将来完成时态，即“天上降下好的种子，长出来将成为秬与秠”，似乎会更准确一点。《香草校书》（全三册）〔清〕于鬯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废为残贼”，这句历代也是聚讼纷纭，涉及对“残贼”的理解，究竟是指残害他人还是指受到残害，旧解多倾向前者，即在位者慢慢变成残暴贼子，这个在句法上要自然一点，但需要处理“废”字，所以旧解就训“废”为“大”，为“忕”（惯于），为“变”，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废”的本义和“残贼”之间的矛盾。此种牵强，前人亦有所察觉，如于鬯《香草校书》就讲：“此‘废字依常解‘废弃义自通。《毛传》训‘忕、《朱传》训‘变者，殆疑于‘为残贼三字耳，故必谓在位者为残贼。其实上二句为被废者自言，固无不可。为残贼者，在废之者未有不以其为残贼而废之也，是废之者被以惡名，非真为残贼，与‘莫知其尤之义不妨害也。且正惟被以为残贼之名，而究无为残贼之罪状可案，故曰‘莫知其尤，则竟是无罪而遭废弃者矣。玩此诗之意，本无罪而遭废弃者所作。”这个解释，非常通达，且和前面一句“侯栗侯梅”的将来完成时表述恰可应和。

　　山中草木众多，诗人选择栗与梅起兴，并非随意。栗，是周代的族树，其木质坚实细密。《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梅，疑与《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之“梅”相同，即柟，现在所谓的楠木，与栗树同为高大乔木，优质木材。山中那些美好的草木，本来是要成为像栗树和楠树这样的可造之材，如同“我”本是要成为国之栋梁，没想到中途却惨遭废弃，沦为在位者眼中的残贼之人，竟不知罪在何处。“侯”字所暗示的巨大期望，与“废”字中所包含的无边绝望，一虚一实，字字千斤。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榖？

　　相，视也。载，则也。杜甫《佳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诗人的思绪从山林转向泉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郑玄释此章前二句，“我视彼泉水之流，一则清，一则浊。刺诸侯并为恶，曾无一善”，这大抵是受毛诗小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的影响，遂用泉水的清浊有别来反兴下国诸侯的善恶无异，并将“我日构祸”之“我”，解释为我等诸侯。但一首诗中的“我”，指代应该统一才合理，这首诗其他章句的“我”显然是指诗人自己，为什么这里的“我”偏偏指向诸侯呢？所以后来朱熹又有另一种解释，即把“构祸”解释为“遭遇祸患”，而非“制造祸患”。到了清代马瑞辰，甚至将“构”索性训为“遘”的通假，看起来字面自洽了，但一方面这种通假释经要慎用，另一方面，若将“构祸”解释为“遭遇祸患”，毛诗小序中的“下国构祸”又该如何解释？

　　反过来，我们可以说，毛诗小序的“下国构祸”说，其实也正来自于小序作者对“我日构祸”这句诗的理解。对小序作者和郑玄而言，“构祸”的本义就是制造祸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因此出现的矛盾就在于，祸患的制造者怎么就成了“我”？“我”不是受害者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只好把“我日构祸”之“我”，解释为下国或诸侯。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也会是制造禍害的人，而这种地方，恰恰是先秦古典诗学精神的核心。

　　《孟子·离娄》：“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渔父歌沧浪之谣，将自我之外的世界比作流水，无论世界清浊，我依然是我，或对之以缨，或对之以足;孔子闻沧浪之谣，视流水为己身，故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世界之清浊，就是我之清浊，而濯缨或濯足，恰是不同的我所需要承受的不同遭遇。“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是对世界和自我的判断;“我日构祸，曷云能榖”，则犹如“自作孽，不可活”，是一个被贬谪流放之臣痛彻心脾的反省。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败坏，身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若是为官者和读书人在平常时刻都只懂得投机和自保，每个人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言不发，自我阉割，坐等时局恶化，这种沉默和隐忍，日复一日，本身就是在参与制造更大的祸害。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宁莫我有”，即“宁莫有我”的倒装，《诗经》里不乏其例，这里的“有”可作“亲友”解，通“友”，与《王风·葛藟》“亦莫我有”相似，即善待或友爱。《说文解字》：“宁，愿词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补充道：“今人言宁可如此，是愿如此也。”然而，历代注家在处理《四月》中的两个“宁”字时（“胡宁忍予”和“宁莫我有”），几乎都忽略其作为愿辞的口吻，或训为“胡”，或训为“乃”，或反问或陈述。如此一来，“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在旧解中几乎都千篇一律地解释为诗人的哀叹，即我如此鞠躬尽瘁做事情，君王为何（还是）对我不理不睬。《广雅疏证》〔清〕王念孙著钟字讯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种忠臣之怨，几千年来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然而《诗经》作者是在秦汉帝制形成之前的人类，他们身上自有一种迥异于后世的刚强明亮之气。而这种气息的微妙流荡，很多时候，就暗藏在那些被后世注家轻易忽略的语助词之中。“尽瘁以仕，宁莫我有”，按照“宁”字的愿辞本义就很好解释，即我尽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宁可（君王）不善待我。这显然是一种决断，而非哀怨。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长江和汉水，是南方两条最主要的河流，围绕它们遍布在南方的其他河流皆可视为这两条大河的支流，受其制约。旧解多以江汉喻王者，以江汉能纲纪南国反兴幽王不能纲纪诸侯和群臣。然而，周朝地处黄河流域，以当时属于蛮荒之地的江汉之水来比喻周王，似乎有点拟于不伦，或许也鉴于此，郑玄遂把江汉比喻做吴、楚之君，当然这样仍然有很多牵强，已为后世学者所驳，兹不赘述。而既然我们已经指出“宁莫我有”的决断，那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或许也能被这样的决断重新擦亮。

　　“纪”的本义，是找出散丝的头绪，引申为整理、综理。江汉滔滔，奔流向海，这不舍昼夜一往无前的力量本是水性使然，无须外力强迫，而就是在这样的本性激发中，它们客观上起到了一个经纪山川的作用。依旧是《孟子·离娄》，有一段对水德的赞美：“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水之本在其源泉，君子之本在自反自省，一切艰难困厄都要回到己心深处找原因，求解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被贬谪流放到南方的诗人既已痛定思痛，又被滔滔江水所激励，遂决心尽力尽责于当下在任之事，至于君王是否会再次重用，已不重要。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同为谪臣，东坡去世前不久所作自题诗，其中的沉痛、决绝与振作，浑然一体，堪为《四月》第六章的注脚。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

　　鹑，鸢，都是鹰、雕一类的凶猛大鸟，可以飞到很高的天空;鳣，鲔，又见《卫风·硕人》：“鳣鲔发发”，是大黄鱼和鲟鱼一类可洄游入江的海鱼，所谓“潜逃于渊”，即古人所见这些鱼类可以从江水中游入海洋的现象。《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本是万物各得其所之象。匪，非也，同首章“先祖匪人”之“匪”。朱熹《诗集传》：“鹑鸢则能翰飞戾天，鳣鲔则能潜逃于渊，我非是四者，则亦无所逃矣。”诗人借鸢、鱼各得其所之象，比喻自身不得其所。这种解释，历代本无异议，也相当合理，然而自从王念孙《广雅疏证》将“匪”字训为“彼”，王引之《经传释词》和陈奂《诗毛氏传疏》从之，歧义遂生。虽然前有王先谦、后有高本汉，都对“匪字训彼”之说予以明确反驳，理据均在，但当代通行的不少《诗经》注本译本却依旧将这里的“匪”字解释为“彼”，且罔顾与“先祖匪人”之“匪”的矛盾，不知何故。高邮王氏父子虽是清代训诂名家，因声求义，颇多创见，然好与人异，注解《诗经》往往只求字面通顺而搁置诗意，读诗者不可不慎。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隰，低湿之地。“山有……隰有……”为《诗经》惯用套语。蕨，薇，是山中常见野菜。《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所言风物与此处相似。杞，枸杞。桋，旧解通常人云亦云为一种名为赤栜的树木，丛生于山中，但究竟为何种树木，用在此处又有何意，皆语焉不详，所以后来又另有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的“桋”通“荑”，训为草木初生之嫩芽，这样似乎就可以像枸杞一样，作为一种可食之物来处理。但在原诗的对句中，“蕨薇”的草字头，显然和“杞桋”的木字旁相对应，若贸然将“杞桋”改作“杞荑”，如敦煌诗经写本那样，似乎也有牵强之处。

　　今人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鑒》，认为“桋”即今天的苦槠树，“古书上所说的‘槠‘杼‘桋等，均指当时北方常见的苦槠属植物……本篇‘蕨薇和‘杞桋并提，可见均为可食用的种类;‘蕨‘薇采食的是嫩芽幼叶部分，而‘杞桋中，若‘杞解为‘枸杞，则采食的是果实部分，则‘桋也应为采果，因此可解为苦槠。其种子俗称‘苦槠子，可磨作豆腐食之”。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并且早在此书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向熹主编出版的《诗经词典》，已将这里的“桋”解释为苦槠树，“桋，一种常绿乔木，又名赤栜，即苦槠树。果实为扁球形坚果”。苦槠果，和板栗有点相似，虽然味道偏苦，但淀粉含量高，饱腹感很强，在过去一直是山里人家的备用粮食。如此一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似乎可视为隐士的自白，如严粲《诗辑》所言，“遁迹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谪宦之身思归山林，虽为常情，但就全诗情思而言，似尚有未尽之处，尝申言之。《诗经植物图鉴》潘富俊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诗经韵读》王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上一章说到飞鸟和鱼，虽令人向往，却非人所及。人只能生活在大地之上，甚至，就像植物一样，只能生活在那一小方属于自己的土壤中。蕨薇与杞桋，皆是寻常山野间毫不起眼的植物，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亦能给予饥饿者以能量。一个人身逢乱世，于国家于个人都看不到半点希望，种种有心无力，颓唐哀愁，《四月》作者自当了然于胸，这首诗也正肇端于这样的感情中，但诗人却没有耽溺于此，如前所述，他是在回望历史和审视当下之后，缓缓走向深刻的反省和勇敢的决断。

　　《四月》八章，每四句一章并换韵，其中四、六章同韵，二、八章同韵（据王力《诗经韵读》）。对诗人来讲，韵脚如同作曲家使用的音符，其间的呼应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文本内部的有意应答。如六章“尽瘁以仕，宁莫我有”的决断，就可视为对四章“废为残贼，莫知其尤”之遭遇的回答。同理，八章的“山有蕨薇，隰有杞桋”，不妨视为对二章“乱离瘼矣，爰其适归”的回答，是在目睹天崩地裂上下失序的拔根状态之后，重新扎根，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就在这个位置上求得安宁。“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作出这样的歌，正是诗人的职责，而“维以告哀”并非徒然的哀怨，而恰恰是属于诗人的清醒，如同克莱夫·詹姆斯在谈及策兰《死亡赋格》时所说：“这首歌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救赎了人类—承认这里没有救赎。”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