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家里家外的女人似乎都善文墨。夫人津岛美知子为太宰做过口述笔录，后来还写过一本回忆录《回想太宰治》。情人太田静子早年出过一本口语短歌集《衣裳之冬》，太宰逝后还出版了《斜阳日记》及长篇小说《悲哀的我的歌》。最后的情人山崎富荣的日记也在死后出版，题为“爱与死同行”。不过称得上作家的则是太宰的两个出生于一九四七年的女儿，津岛佑子（本名津岛里子）生于三月，私生女太田治子生于十一月，而太宰逝于翌年六月。

寵? 儿

　　热衷教育的母亲在日本被称作“教育妈妈”，津岛美知子夫人是也。她先后制定了“莫扎特路线”及“居里夫人路线”，竭力开发津岛佑子音乐、科学方面的潜能，但就是不让佑子读父亲的书。津岛佑子小说中的母亲往往“比实际年龄老十岁”且“精神紧绷”（《宠儿》），令孩子备感压抑。津岛佑子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母亲的反义词是自由”，“母亲、父亲这一族类应该早日灭绝”。（《我的父亲们》）母亲越禁止佑子就越好奇，十二岁就读遍了太宰的书，还笑母亲好像“在山贼窝里养孩子，却要孩子只对山贼不感兴趣”，说她母亲自己也只能是“山贼的女人”。（《魔法的世界》）一九七八年十月，在《文学界》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津岛佑子说：“我不了解父亲，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拼命地读，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最理解他的人。”（《我们的文学立场》）津岛佑子自云上大学时“不想当高级公务员，不想当教师，不想留在大学当学者，也不想成为大企业的职员，更从未想过自己会结婚成为专职主妇”（《白百合女子大学时代》）。后来津岛佑子结婚生女，又怀了别人的孩子，生子，离婚，成为单身母亲。津岛佑子我行我素，有些玩世又有点儿恨世，尽管她不像太宰一般厌世，但在家人眼里大概俨然是又一个太宰治。

　　津岛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多写自己及自己的家庭，颇有些自传因素。太宰治小说《樱桃》里有句名言：“父母比孩子要紧。”听着像是在说反话，也像是在怄气。《樱桃》里还说：“活着实在不易。锁链来自四面八方，把你套牢，稍动一动就喷出血来。”说得倒也未必有多夸张。太宰家长子正树患的大概是唐氏综合征，《樱桃》里的话可作参考：“四岁的长子瘦得皮包骨，还不会站着，咿咿呀呀的，连句像样儿的话也说不出来，也听不明白别人的话。……父母对他的事都不愿多说。……母亲经常紧紧抱住这个孩子，父亲多次冲动地想抱着他跳河。”正树十五岁时因肺炎去世。津岛佑子偏爱这个长她三岁的哥哥，兄妹曾经相依相伴宛如徜徉在伊甸园。津岛佑子三十八岁时，八岁的儿子因哮喘发作死于浴室。丧父丧兄丧子，每件不幸反过来都滋养她的写作，助她升华。中上健次一次酒后指责津岛佑子将丧子这样沉重的个人体验出卖得太快了，未几中上离世，津岛后来在与川村湊对谈时借机做了回应：“比如，有个画家，他深爱的夫人或孩子突然死了。这时画家能做什么？我想他会先将死者的脸素描下来。也许在旁人看来这么悲伤的时候还画画儿太过分了，但他还是得画……对他来说，唯一有意义的行为就是尽可能把最爱的人的遗容素描下来。”川村湊则觉得中上是在嫉妒津岛。（津岛佑子、川村湊《为什么是小说》）津岛佑子（1947-2015）

　　长篇小说《宠儿》（1978）被译成英、法、荷兰、意大利诸语，是津岛佑子的代表作之一，讲的是三十六岁的单身母亲高子的怀孕悲喜剧。小说开始就写梦，梦里有“太古的空气”，有透明的冰山，而那山竟是富士山，似乎在与太宰治的《富岳百景》相呼应。高子在家里行末，比兄姊要任性些，夜晚女儿再哭再闹也不肯起身把她从婴儿床上抱起来，“实际上是觉得自己比婴儿可爱”。似乎也与太宰那句“父母比孩子要紧”相映成趣。高子认为三角形是“充实、美妙的图形”，想要一个三口之家，一个大人两个孩子。高子与前男友土居及前夫的友人长田先后有过交往，后悔没跟土居生个孩子，“后悔的情绪像重金属块般沉在心底”。高子心想：“包括自己在内，人类的性装置实在可怖”，“怀孕固然可怕，但或许正是为了要生存下去才盼着怀孕。与土居、长田交往时一直避孕，说来微妙，实在有违自尊心。不想只活在性关系里”。而“一个婴儿，会带来各种新事物”，“只有怀孕、生孩子才能逃避自己熔岩般的性欲”。高子以为自己怀上了长田的孩子，好奇别人怎么看，最后终于明白没人把自己当回事儿。“自己没正儿八经的职业，没丈夫，什么都没有，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这才可怕。如今谁也不会说我什么。小时候，为了让我练琴，母亲用力拽着我的胳膊，硬把哭叫着的女儿按到琴凳上。真怀念母亲。”高子如入无物之阵，正自失落，医生告诉了她检查结果：假性怀孕。高子顿时觉得“空气走了样”，时间空间都变了形，大夫说的话都像暗语。前夫与长田得知此事深表同情，商量好由长田向她求婚，高子则在屈辱感中逃离了求婚现场。无孕的性比无爱的性更让高子感到挫败，她不得不独自面对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高子有个智力残疾的哥哥，“高子从未以哥哥为耻。哥哥在时的世界像童话，自由，安静”。高子认为“哥哥没有智慧却满怀爱情这一睿智”，从哥哥那里能“体会到理性世界所没有的喜悦”。津岛佑子小说中经常出现智力残疾的哥哥或弟弟。小说集《童子之影》（1973）写姐弟徜徉在原初的生命之海中，宁静满足，亦写出姐姐对弟弟所抱有的爱憎交织的复杂情感。一九八○年接受采访时津岛说，“与哥哥一道成长至关重要”，“人的价值不光是头脑决定的”，“我尊重他的人格”。（《津岛佑子·我的文学》）津岛的绝笔之作《狩猎时代》（2016）亦在探究歧视问题，质疑优生思想，思索正常与异常、智慧与爱。《宠儿》中高子屡次用从前与哥哥度过的幸福时光映衬当下的灰暗，追问：“哥哥死了，平庸的自己为什么还得活下去？”仿佛哥哥逝后的人生皆是余生。怀女儿时，高子觉得肚里的孩子也许会像哥哥一样，“得知生出健康的女婴那一瞬间，虽然放了心，还是有些失落”。而女儿“夏野子一天比一天有智慧，高子却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高兴起来”。高子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但“到最后总是选择不背叛从前的自己”—那个认为爱情高于智慧、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女孩。小说里的宠儿首先指的应该就是高子自己。高子的哥哥没有智慧但懂得爱，独享上帝的别样恩宠，是高子的灵魂伴侣，亦可算作宠儿。而高子肚里子虚乌有的孩子则是个虚空里的宠儿。

　　

　　津岛佑子小说的女主人公往往是疲惫的、绝望的、想要有所依靠的，同时又是怀疑的、挣扎的、不愿妥协的。短篇小说《树的星期天》的主人公是一个处在离婚困扰中的年轻母亲。小說以第一人称写道：“那天早上我也和每个周日一样睡到快中午也不肯起床。被女儿吵醒了又接着睡。女儿……掀了我的被，骑到我身上，抓我的头发，使劲儿摔她的积木，摔她的书。我接着睡。肚肚饿了呀，女儿哭开了。牛奶，面包，想吃什么吃什么，我闭着眼睛说。静了一会儿，我也放心睡实成了，耳边却又响起女儿的哭声……只好起来，看一眼女儿，看一下四周。地板上有牛奶的污渍，碎玻璃闪着光，玩具乱糟糟，冰箱敞着门。女儿手指流着血。睡衣上身洒着牛奶，下边尿湿了。”睡不醒的母亲，“铤而走险”的幼女，日常中的异样，读来竟有几分惊悚。傍晚从公园回来，背起沉甸甸的、疲倦的女儿，母亲一个趔趄，悲哀地想：“今后父亲为孩子做的事我也都得做了。”但故事结束时主人公还是想好要离婚。

　　光、水、梦或可概括为津岛作品的三个关键词。梦境固然有时令人沮丧，但梦幻中的水光云影却抚慰着现世时空中无所归依的灵魂。津岛佑子从小痴迷鬼怪故事，其小说往往是回忆、梦幻、妄想与现实同在，复数时空交错，有超现实或魔幻现实的味道。第一部长篇小说《生物汇聚之家》（1973）即表现出一种贯穿她多数作品的怪诞感。主人公云里雾里地被带到男人的家乡，那里全村人都密谋着让她嫁过来。获紫式部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奈良报告》（2004）里，少年森生两岁丧母，在奈良随祖母生活，父亲另娶。被抛弃的感觉令他愤怒，认为奈良大佛“把像我这样无处可逃的人看成蝼蚁、苍蝇”。为寻母亲，森生杀鹿为祭，找巫师帮忙。几经周折，大佛终于崩坏，森生得以与亡母的灵魂相会，开始了穿越时空之旅。小说颇有些寓言性，大佛犹如正史，正史崩塌了，被压抑人群的记忆与声音才得以浮出水面。森生的愤怒仿佛代言了幼年丧父、少年丧兄、中年丧子的津岛的愤怒，大佛的崩坏似乎亦可比拟雷峰塔的倒掉。

　　太宰治从未出过国，津岛佑子则周游列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更是频频出访，“作为一个最前卫、最前沿的日本小说家好像老是在奔跑”（川村湊《〈津岛佑子：光与水覆盖大地〉后记》）。二○一○年二月六日津岛在山梨县立文学馆做了题为“土地·语言·人：文学的可能性”的演讲，她说“人移居他乡才开始看清故乡”，又说她母亲曾热心向她推荐葛饰北斋的传记，告诉她北斋“一辈子搬过九十次家”，而她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搬过十五次家”。津岛游走世界，处处得灵感，俯拾皆素材，对边缘人、越界者也益发关注。长篇小说《太过野蛮的》（2008）写两代日本女性在台湾的故事;长篇小说《苇舟，起飞了》（2011）诉说战败混乱中女性的残酷命运，关注历史的暗部;长篇小说《山猫之屋》（2013）与《宝物之家—海的记忆》（2016）写的都是少男少女离乡漂泊的故事。前者从混血战争孤儿的视角思索日本的战后，亦反思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岛核灾。后者活用阿依努神谣，书写隐匿基督徒越境航海，从日本到澳门再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受难历程，人物的悲苦与时代的波澜共鸣，被柄谷行人称为“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作品”（《追悼津岛佑子》）。

　　津岛佑子嗜读福克纳，“曾着了魔般沉浸其中”，认为在《喧哗与骚动》等作品里“美国南方的土地自己在诉说时光的流淌……不是人的时光在流淌，是诸神的时间生息如庞然生物”（《诸神时间的“发现”》）。从津岛作品大胆的想象力以及对深层心理的探寻中都能找到些福克纳的影子。菅野昭正将津岛佑子与同受福克纳影响的井上光晴等作家做比较，认为“津岛所受福克纳的影响虽是断片的，却是本质的”（《关于两部遗作》）。福克纳、劳伦斯、泉镜花、井原西鹤、阿依努神谣……当然还有太宰治，皆可谓津岛佑子的文学渊源。

　　津岛佑子精神上与太宰治颇多相通之处，文笔则南辕北辙。津岛的文字有些苦涩涩、拧巴巴的，有种原始的稚拙与力道。谈到津岛的文笔，诗人伊藤比吕美说：“十几岁时耽读太宰治，沉浸于太宰文章的韵律。那韵律与其说属于小说，不如说属于诗歌或讲谈。津岛……用一种散文式的语言将自己的文体逼迫到极限。语言到了极限就抵达了诗的领域，但津岛写的是小说。……如此逼迫文体，艰难，更可怖，津岛竟做到了。”（《津岛》）

　　津岛逝后，川村湊与高泽秀次做了一次题为“生存于游动世界的作家”的“特别对话”，里面讲到津岛非常讨厌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太宰，高泽说：“中上健次有一次好像踩了老虎尾巴，遭到了烈焰般的驳斥。”川村湊则称津岛是“天生的作家”，“如果说她从父亲那儿继承到了什么，就是这个了”。两人聊着聊着都说津岛佑子后来长得实在是越来越像太宰，言下似乎不胜唏嘘。

斜阳之子

　　太田静子出生于滋贺县爱知郡一个医生世家，本是个养尊处优的文学少女。日本战败后太宰治琢磨着写一部日本版《樱桃园》—《斜阳》，想借太田静子的日记做参考。太田静子当时借住在神奈川县下曾我的大雄山庄，太宰去山庄住了五天，借走了日记，太田则怀上了太宰的孩子。太宰给孩子取名治子，还在“认证书”上写道：“我的爱儿，祈望以父为荣，茁壮成长。”

　　十七岁的太田治子一次在与作家濑户内晴美共进午餐时偶然结识了新潮社的S先生，很快便在S先生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本书《手记》（1967）。书里说小时候“认为太宰是像神一样了不起的人”，母女二人上山踏青，下山时就会大声呼唤太宰的名字。书里如实写出了母女二人所过的穷日子：“米饭浇上酱油，好吃。……后来米和酱油也没了。”从抽屉里找出了三十日元，就拿去买面包。回来路上治子“发现附近商场的垃圾箱前有一个大土豆，就捡回家，第二天早上蒸了，和母亲吃了。好吃。那天没吃别的”。书里治子说看旧照片时觉得自己“穷人家孩子的感觉从脸上渗出来”，又说每当想到父母与自己就心事重重又精神涣散，还自我分析道：“我做什么都没长性儿。上高中后，意识到母亲的罪过可以通过养育我得到救赎，而我的出生之罪却是不可救药的，就更灰心了。”《手记》写得诚恳自然，反响亦佳，让治子“感到未来很有希望”。《手记》后来拍成电影《斜阳面影》，吉永小百合扮演女主角。丰润的稿费及版权费支撑治子读完了大学。

　　太田治子

　　太田治子主要写散文，也写过小说，但“一行评论也没有”（《夜行电车》），就还是专心写散文，慢条斯理地写父母，写自己，也写一些美术评介和作家评传。在《母亲的钢笔》（1984）、《心映记》（1985）等书中治子常常写到她母亲静子，行文时而有些太宰式的幽默。治子写静子从前是“爱知川有名的摩登女孩”（《夜行电车》），“每月都要从京都大丸买和服”，“夏季登山，冬天滑雪”，“像雷诺阿笔下的少女般双目生辉”（《近江纪行》），还被短歌老师六条笃形容为“牛奶育成的花朵”（《下曾我》）。太宰故后，静子天真地希望以笔谋生。《斜阳》的蓝本《斜阳日记》虽卖得不错，但很快便生计无着，于是又写了《悲哀的我的歌》。书里依编辑建议亦写到了床笫私事，静子为此懊悔不已，自云是“一生的污点”，一直想改写这本书。成年的治子则认为这是一本“天真的不设防的书”（《下曾我》）。静子卖了和服卖首饰，写没了金钱也写坏了健康。治子三岁零五个月时静子查出子宫癌，术后心力交瘁，待到重整旗鼓已届不惑之年。壁橱深处的记事本上，静子以凌乱的字迹写下了离开下曾我时的心境：“现在被生活追赶，内在的苦恼模糊不清，备感寂寥。现实生活与普鲁斯特所谓的真实印象之间隔山隔水。看来我将生活于失去幻想的悲哀之中了。”（《下曾我》）由于做了第三者，生了私生子，静子与亲戚们基本断绝了往来，但穷途末路，最后还是来到她叔叔公司的分公司，被安排到食堂做饭。“刚开始到公司上班时母亲常常哭着回家。她最不擅长炊事，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的大概被人数落了。”静子学会了做饭也学会了吵架，相貌变了，性格也变了，“只有睡着时的脸还和从前一样”，“像个婴儿”（《手记》）。母女俩住的地方陈旧简陋，厨房厕所都与邻居共用，静子常常下了夜班还得在后院井边洗衣服，用搓板搓。静子远离社交，但每年五月的爱知川女子高中东京同窗会一定参加。她父亲当年曾给不少同学看过病，很受尊敬，她每次去都郑重其事。一件半袖黑连衣裙，“再加上一双黑色漆皮鞋，母亲就像个老去的灰姑娘般匆匆出门了”（《夜行电车》）。静子“下放”食堂十一年，后来又做了八年舍监，六十岁退休。近二十年里忙得几乎没有时间看报，六十岁以后才又重新开始作短歌。女儿治子能到NHK做“周日美术馆”节目的司会助理，能坚持写作，都让她欣慰。静子六十九岁去世，未能改写《悲哀的我的歌》，不过她对治子说过将来也许得请治子帮这个忙。

　　太田母女都喜欢肖邦的音乐、契诃夫的戏曲和莫泊桑的《羊脂球》。母亲静子好美术，“少女时代京都的书店每月都寄来家里订购的名画集和唱片”（《萌芽》）。治子从小喜欢看母亲的《泰西名画集》，认为“面对一幅画，关键要看它如何诉诸自己的感性”（《喜欢的画》）。母亲逝后，深夜读画时，米勒笔下那些操劳的母亲让治子想起了当年“做舍监时系着围裙的母亲”，觉得那些母亲“都像‘牧羊女一样可亲可爱”（《米勒画中的母性温暖》）。

　　后来治子结了婚，生了女儿，又离了婚，对人生也有了更多体悟。年过花甲，治子出版了《向着光明》（2009），重写母亲的故事，完成母亲的遗愿，自己也一吐块垒。《向着光明》中对母亲静子的困境与挣扎多有同情，对太宰则情感复杂，怨怼多于理解。书里说太宰老犯“想死病”，有时像“变色龙”有时又像“黑市商人”，“如果说静子眼里的太宰颇为可靠，那是她恋爱中看走了眼”。书里还说太宰“狡猾”，引静子上钩，演出《藤十郎之恋》（为了艺术而假装恋爱），而“静子就像一只被蛇盯上的青蛙”，“想到她的纯真，猛地就想诅咒太宰”，“非常讨厌这类男性”。

　　长篇小说《斜阳》是太宰治的代表作之一，高桥源一郎曾盛赞该书文笔秀逸，“乃日语散文之巅峰”（《我等尚在〈女学生〉的余震中》）。《向着光明》亦写到了关于《斜阳》的那桩公案：“《斜阳》里，原封不动使用母亲日记的地方太多了。”（《下曾我》）壁橱深处那本记事本上静子曾写道：“为了《斜阳》而恋爱，为了《斜阳》而写日记。”（《萌芽》）静子的《斜阳日记》写于大雄山庄，屋内壁橱里有契诃夫、普鲁斯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户外“空气可餐。柔媚澄明的空气。丝綢滤过的空气”。（《斜阳日记》）写得清新细腻，静子的经历与灵气加上太宰的素养与功力成就了《斜阳》。如果算作两人合作，治子大概就不会这么不依不饶了。

　　“生下爱人的孩子，养育她，就是完成我的道德革命。”《斜阳》的女主人公如是说。世间多称治子为“斜阳之子”，十七岁的治子曾对母亲抗议道：“我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不是斜阳生的！”母亲回答：“我在太宰的《斜阳》里投入了全部，还生了孩子，你当然就是斜阳之子啦。”女儿反驳：“烦死人了呀，妈妈！说什么在《斜阳》里投入了全部，算了吧，这话我一听就打颤！”母亲却说：“投入全部，不烦啊，很美好啊。你不懂。”（《手记》）太田治子笔下的母亲似乎永远都是个文学少女。

　　太宰治早就拟好人生终极计划，原打算与太田静子共赴黄泉，后来又改成与山崎富荣一同入水。虽说太宰几番自杀未遂，轻生念头由来已久，但长男正树的存在或许亦加重了他的绝望。“炉边的幸福。为何做不到？坐立不安。炉边甚是可怖。”（《父》）《樱桃》《维庸之妻》《父》等太宰晚期作品似乎都在诉说着炉边的可怖与幸福的无望。不过太宰荒唐归荒唐，仍清楚死后版税可以润泽家人。太宰著作版权一九九八年到期，美知子夫人一九九七年八十五岁去世，据报遗产总额约为九亿四千万日元。

　　津岛佑子怪异奇拔，太田治子细腻平易，论及文坛座次自是前者遥遥领先。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津岛佑子去世，柄谷行人在悼念文字中说“津岛佑子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候选人”（《追悼津岛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