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乔

　　

　　

　　

　　

　　如今爱情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低门槛、低成本，也更容易倾向于低质量、功利化、短期化。很多年轻人在亲身遭遇或观摩他人的情感困境后，愈发恐惧并远离爱情，甚至高呼“单身一族”才是这个时代的最优选项。随之而来的“单身经济”“单身社会”“独居时代”等术语更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层面描述了现代人排斥、恐惧爱情的群体化现象。要挖掘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法国学者奥德·朗瑟兰（Aude Lancelin）与玛丽·勒莫尼耶（Marie Lemonnier）所著的《哲学家与爱》（Les philosophes et l'amour： Aimer de Socrate à Simone de Beauvoir），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启迪性的回答和延展性的思考。

　　不同于在文学界的地位，爱情似乎从未在哲学领域掀起过大的波澜，世人也很难将抽象的哲学与日常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然而，哲学在希腊的诞生恰是基于对爱的讨论，哲学家的爱之思辨也一直都以一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在场。有别于纯理论性的哲学著作，《哲学家与爱》不仅系统梳理了古希腊至二十世纪代表性哲学家对爱情的思考，还以揭秘个人情感故事的方式，走进了哲学家私人生活的后花园，力图“突出个人存在与其思想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审视爱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如《论爱欲》的作者汪民安教授在推荐这本书时所言：“哲学家的爱的故事，跟你的故事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比你更擅长对爱的沉思。”纵览全书，我们发现这些以理性为主导、学术成就颇丰的哲学家在面对感性至上的爱情时，也如普罗大众一样充满疑惑甚至备受煎熬，并试图通过单身、独居、发展多元开放关系等方式规避爱情之苦。他们的哲学观点与生活体验或彼此共鸣或背道而驰，在这些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碰撞中，我们力图找寻到对爱情更为广泛、辩证的理解，并从哲学家对爱情的普遍恐惧中探索出一个更为明确的应对方向。

　　一

　　我们之所以对爱情恐惧，是因为想靠近又怕被伤害，还无法逃离。因而“恐惧爱情”这一命题首先就涉及对爱情之定义及其存在之意义的探讨。在《哲学家与爱》中，哲学家对爱情的认识主要分为三派：一派认为一见钟情是“一种以人类的永恒繁衍为动机、选定对方并坚信这是最好选择的瞬间意识”，认为爱情是一次“液体的交易”，倾向于把爱情看成一种本能的生理冲动；一派宣称爱情“是一种人为的激情”，“是一部由两个傻子自导自演的毫无意义的喜剧片”，强调爱情是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冲动；还有一派的观点则兼顾了对肉体和精神的考察，主张爱情“是性欲的精神化”。毕竟如若只强调前者，那人类的爱情和动物的交配就别无二致，如若只强调后者，那爱情和友谊的界限又会变得模糊不清。以上三派所达成的共识是，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爱情往往都与冲动、感性挂钩，这与号称是男性本质的理性相违背，因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哲学世界中，爱情似乎一直都是个不温不火的话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对爱情价值的绝对否定。早在《会饮篇》（Συμπ?σιον）中，斐德若（Phaedrus）就称赞爱情可以让懦弱的人变得勇敢。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还借用“半个橙子”的传说，表明缺失感是爱情发生的动机，人类寻找另一半的目的是弥补自身的残缺，由此强调了爱情对于自我完整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从爱是对美的追求这一角度，强调了爱情之于永恒的价值。但在《会饮篇》结尾，当爱而不得的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踹门而入，对苏格拉底横加指责时，我们又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爱情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人心生恐惧，对爱情望而却步。

　　什么是爱情的痛苦？基于书中哲学家的言论，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种：肉欲之爱的空虚之苦、精神之爱的虚假之痛、极端之爱的占有之难。纯粹由肉欲催生的爱情虽可短暂地带来精神的愉悦，麻醉内心的缺失，但激情之后往往会让人陷入失落—空虚—愉悦—失落的恶性循环。精神之爱所引发的狂热则容易让人丧失判断和反思能力，无法客观、全面地认識对方，进而陷入一种虚假之爱，即“被爱之人只是想象中的优点所层层叠加的投影”，如此海市蜃楼般的爱情终究会走向烟消云散。更有甚者，一旦陷入狂热，便会无限地扩张欲望。具象到爱情中，则主要表现为占有欲的失控。双方在无休止的欲望之战中不断拉扯，相互掠夺、束缚彼此的自由，最终只能以两败俱伤的方式收场。综上所述，没有爱情的人既不完整又无法获得永恒，而拥有爱情的人又难以逃离爱情之苦。面对这一困境，哲学家们也大为困扰，并对此展开了前赴后继的哲学思考以及实践探索。

　　二

　　从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时期，到以波伏瓦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哲学家们大多亲历或思考过爱情，并从中想方设法规避爱情的痛苦。柏拉图（Platon）和伊壁鸠鲁（Epicure）在空虚之苦的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否定生理欲望，而是强调节制，以避免在纵欲中迷失自我。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们甚至因此直接拒绝坠入情网，力图从根源上抵制爱情之苦。卢克莱修（Lucretius）为了避免虚假之痛和占有之难，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倡导用纵欲的方式打破情人的唯一性。他主张远离爱情，只享受性爱之乐，警告世人切勿在露水情缘中投入过多真心，以免落入爱情陷阱。但若不小心失足，也不必惊慌，卢克莱修建议不择手段地以毒攻毒，即及时用新恋情覆盖旧恋情，以规避失恋的痛苦。不过遗憾的是，卢克莱修本人似乎并没能从自己的理论中受益，他在“中了爱情的毒药后变得神志不清……最后在四十四岁时自杀”。蒙田（Montaigne）延续了卢克莱修的观点，在生活中推崇享乐主义，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作风放荡”。但他并不满足于纯粹的肉欲之欢，而是倡导灵与肉的结合，推崇不加束缚的恋爱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将恋爱与婚姻区分开来，认为兼顾爱情、友情、欲望及社会规约的婚姻难以维持。因此，婚姻对于蒙田而言，只是社会大背景下的被迫效仿，“娶妻生子”四个字做到满满当当，但也仅此而已，毫无爱情可言。可婚姻之外，耽于猎艳的他也并没能收获一段稳定持久的恋情。同样的，卢梭（Rousseau）也试图“和一个不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然后再去爱那些不适合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如此虽维系了一段相对稳定又自由的婚姻关系，但也没能因此找寻到长久的爱情。晚年的他只能在脑海中虚构一位完美爱人，自言自语地与想象中的“她”展开精神对话。不同于前人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常态化思考姿态，康德（Kant）在女性普遍失语的哲学界，倡导女性“养备胎”，以备不时之需，试图以此争取两性关系中的真正平衡。而事实上康德并没有践行自己的爱情观，他最终以禁欲的方式逃离了两性关系，在稳定的学术研究中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康德一样是个矛盾体，虽然理论上强调爱情存在的意义，并倡导用理性、伦理控制性欲。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为了信仰而摒弃了与蕾吉娜（Regine）珍贵的恋情。相比前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叔本华（Schopenhauer）的爱情哲学观，则是来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受到无意维持婚姻关系却醉心于两性关系的母亲的影响，叔本华对女性群体大失所望，奉行不婚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恋爱，并通过极端占有或冷酷抛弃的方式摧毁一段段关系。总的来说，他既厌恶女性的生育功能，抨击以繁衍为目的的爱情令人作呕，又追捧可以让人为之赴死的爱情，认为避免痛苦的方法就是不存于世。

　　哲学家们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情感探索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首先，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倡导理性之爱，以规避纵欲之苦；到了卢克莱修时期，则开始倾向于纵欲，强调肉体之爱，以消解占有之难；继蒙田、卢梭之后，爱情又回归理智，反对虚假之爱，主张精神对话，并通过与多人恋爱或禁欲的方式，规避占有之难。在此过程中，男权中心主义非但没有转变，还一直在被不断强化：从卢克莱修到叔本华，哲学家们大多强调女性的依附地位，将爱情之苦归罪于女性。他们在妖魔化爱情的同时，也把女性妖魔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哲学家最终选择远离女性或同时与多名女性有染，试图以此规避爱情之苦的原因。总体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哲学界，“男性不愿或更少被鼓励在爱的问题上公开表达自己……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又很少看到女性的发声”。不过，自尼采时代开始，以阿伦特（Arendt）、波伏瓦（Beauvoir）为代表的女性就登上了哲学舞台，与男性哲学家一起探索爱情的新范式—多配偶制，倡导“纯粹的”、具有契约精神的、足够自由的爱情。

　　在多配偶制爱情中，女性似乎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主体性和话语权，与男性展开了相对平等、平衡的情感交流，因而这种复数式爱情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相安无事，甚至一度受到了众人的追捧，但鲜有后人效仿成功。深究个中缘由，我们发现这主要归结于哲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对于非常注重精神追求的群体而言，哲学家们的复数式爱情并非是大众眼里群体性爱的雏形，他们彼此之间对应的身份更像是朋友意义上的灵魂伴侣。正因为友谊可以共享，所以才有可能达成各自独立、彼此坦诚、互不干涉又互相依赖的结合。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家们探索的是朋友与恋人之间的边界。其次，以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波伏瓦等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为例，他们之间不受约束的契约爱情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具象化产物。这样的爱情范式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富含特殊的哲学意蕴。

　　即便如此，在书中列举的四个多配偶制范本中，哲学家的感情生活也并非如理论设想般一帆风顺。尼采虽然曾主动与哲学家朋友保罗·雷（Paul Rée）一起假扮马车夫，向持鞭女神—莎乐美俯首称臣，以表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绝对服从。但在备受兄弟和情人冷落之后，尼采恼羞成怒地指责情人莎乐美是“戴着一对假胸的母猴子—一个灾星”，甚至还试图与保罗决斗，三人关系最终分崩离析。海德格尔曾宣称发展婚外情是为了激发创作，以合理化与妻子埃尔福丽德（Elfride）、学生阿伦特的三人关系。妻子虽然也愿意给予丈夫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通过一封未寄出的信向海德格尔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涩哀怨”。至于阿伦特，虽然也与同为哲学家的丈夫吕布赫（Blücher）和老师海德格尔维持了一段三人关系，并表示不介意建立多向依恋关系，却也一直担心自己被踢出局。除此之外，与萨特结为契约情侣长达五十一年的波伏瓦也曾通过《女宾》（L’Invitée）等作品揭露多配偶制关系下的爱情隐痛。由此可见，三人情感模式哪怕是建立在男女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依旧存在多重矛盾，也有可能走向因爱生恨的结局。《哲学家与爱》一书的作者对此解释道，忠诚的排他性会导致情人间的嫉妒，而嫉妒正是多配偶制无法真正施行的根源，连海德格尔自己也意识到，“在这样的感情规则里，从各个角度来看，‘痛苦会一直存在’”。

　　三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在爱情领域的大胆探索，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那这是否意味着逃离爱情，奉行独身主义才是唯一的真理？克尔凯郭尔用他的亲身经历，给予了否定回答。正如作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克尔凯郭尔为他未来的读者作出了自我的牺牲”。克尔凯郭尔在逃避与蕾吉娜的爱情之后，又在《非此即彼》（Enten-Eller）、《爱的作为》（Kjerlighedens Gjerninger）中直面了自己亲手毁灭的情感关系，并“劝告所有人去相信爱情，爱情是‘生活的载体’。爱情永远都值得去尝试。幸或不幸，爱情都会让人明白存在的本质，然后将人‘永远地往前推’”，以此肯定了愛情存在的意义和失去爱情的遗憾与痛苦。如果说逃避和远离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又该怎样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应对爱情带来的恐惧—爱情之苦呢？

　　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下情感现状对此进行了延展性、介入性的思考。面对年轻人对“零风险”爱情的期待或追捧，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曾在二○○九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爱情的“安全性的威胁”，它跟美军在战争中所宣传的“零死亡”一样荒谬，我们必须接受而非规避爱情之苦。马丁·富尼耶（Martine Fournier）也在二○一二年发表的文章《爱情：二十一世纪哲学新命题》（L'amour： une philosophie nouvelle pour le XXIe siècle）中表示：“爱本应该同时带来‘激情和幸福，强度和长度，性欲和信任，同谋和独立，亲切与自由，新鲜感和持久度……’而这些东西往往又是自相矛盾的。”这意味着爱情天然的矛盾性背后本身就隐藏着情感危机，进一步说明我们无法从源头上规避爱情之苦。

　　鉴于爱情的价值不容忽视，爱情的痛苦又无法避免，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自我保护机制，倾向于短期化、金钱化、多向化的恋爱关系，试图以此削弱爱情带来的痛苦。针对这一趋势，当代哲学家也和前人一样大多保持抵制的态度。克尔凯郭尔曾对短期化的爱情感慨道，现代人只看到了“眼下的时间”，忘记了内心对永恒的需要，抨击追求及时行乐的、快餐式的爱情无法引人走向永恒。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在《金钱的智慧》（La sagesse de l?argent）中揭露了金钱化爱情背后的个人利益与欲望，认为世人将情感付出视为一种投资、希冀获得回报的心理是一种放贷者心理。在他看来，“我把一切都给你了，我为你牺牲了一切”的埋怨表明了付出者对回报的期待，“这样的馈赠像是在放贷，他希望获得利息”，精于算计的爱情是不纯洁的爱情。阿兰·巴迪欧也对此总结道，“当代人唯利益至上的自由市场以及唯纵欲至上的观点让爱情岌岌可危”。面对颇受年轻人追捧或标榜的开放式关系，刘擎教授也曾在二○二一年的“思想之夜”中分析道：“正是因为爱的对象的不稳固性，导致现代年轻人不再对婚姻（必须有固定的恋爱对象）抱有幻想，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爱本身没有期待。”总的来说，如今两性关系的松散与疏离，看似是对爱情的抗拒，实则是对利己主义、个人自由的追捧。但对自我的强调势必会忽视恋爱中的他者，甚至给他者带来威胁，从而催化爱情之苦，加速感情的分崩离析。而这其实也是以往哲学家在爱情实践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回顾书中哲学家的情感经历，他们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否认情感关系的双向性特质，但在实际的爱情探索中，却也大多单向性地从“自我”出发，很少顾及感情中“他者”或“他者们”的感受。无论是与蒙田、卢克莱修有过“床伴关系”的情人、各自的结发妻子，抑或是萨特、波伏瓦的“第三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成了哲学家爱情实践的牺牲者。怀恨写下《一个被打扰的女孩的回忆录》（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dérangée）的比安卡·兰博尼（Bianca Lamblin）、写下《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问题》（La question Simone de Beauvoir）的纳尔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更是直接以薩特和波伏瓦关系中“第三者”们的身份，向公众“打破了这对存在主义者的爱情神话”，控诉了“他者”所遭受的附带性伤害。而如上文所述，在情感关系中看似占据主导的哲学家们也并没能免受爱情之苦，这说明单向利己性的苦心经营始终无法赢得“他者”的信任与回馈，自然也就无法达成双向性的良性循环。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共同困境，在《哲学家与爱》的序言中，作者批判世人“在唯一的原则—个人主义—下可怜兮兮地盘算各自的心机。不负责任并充满暴力，就是爱情在世人眼中的另一副模样”，并呼吁“爱情哲学仍是一片需要重新开拓甚至亟须保护的领域”。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有关爱情的哲思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困境的根源，从而对“自我”的关注逐渐扩展至对“自我”与“他者”关联性的考察。例如德裔美籍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中就强调，成熟爱情的本质应该是“给予”而不是“索取”，而且这种“给予”应该不计回报。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爱的悖论》中也大力称赞纯洁奉献的爱，认为“这种奉献并不会将奉献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而是让他比以前变得更富有”。阿兰·巴迪欧更是将爱情称为“最小的共产主义”，认为“爱的主体是一对夫妻，而不只是满足于个体的组合”。由此，我们似乎捕捉到了当代哲学爱情理论的最新转向，即从“‘如你所是’地存在”变为“我越付出，越成为我自己”，从强调个体自由的独立性转为聚焦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联结。而这也正好回应了《哲学家与爱》一书的作者在访谈中的呼吁：“我们可以用兰波的一首诗给这本书下个结论‘众所周知，爱情有待重塑’。”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家与爱》这本书不仅旨在考古哲学家对爱情的思考与实践，更是希冀通过总结前人对爱情之苦的探索，积极引导爱之哲思与爱之体验朝向新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