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一

　　这是法属交趾支那的一家穷白人，由于没有向地籍管理局官员行贿，穷寡妇十年的辛苦积蓄化为乌有，租借了一块完全不能种植的盐碱地。她动员当地人修筑了一条堤坝，但须臾间就被太平洋（暹罗湾）的海潮冲垮，还欠了银行一屁股的贷款利息。

　　穷寡妇有一双儿女，儿子约瑟夫二十，女儿苏珊十七，长得都还不错。穷寡妇便在女儿身上打主意，想用她来钓个金龟婿，改变一家子的穷困命运。

　　在云壤的一家餐厅里，他们邂逅了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有二十五岁，身穿米灰色柞丝绸西服，手上戴着一枚极美的钻戒，还拥有一辆黑色利穆新汽车，莫里斯·莱昂-博来牌的，配有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司机。餐厅老板巴尔老爹介绍说：“那车是从北方来的做橡胶生意的那个家伙的，比这里的可有钱。”穷寡妇默默地、瞠目结舌地凝视着那枚钻戒，然后鼓励女儿主动一点。苏珊朝年轻人嫣然一笑，他便走过来邀请她跳舞。全家人都定睛看着他的钻戒，其价值相当于全部租借地的总和。

　　这是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以下简称《堤坝》）里中国情人的首度出场（她那时还没敢明确说情人是中国人）。他叫若先生，肩窄臂短，身材中等偏下，整洁讲究，文质彬彬，说话的声音温柔优雅，一双小手保养得很好，有点瘦削，相当漂亮。不过在这家穷白人眼里，他蠢笨如牛，长相丑陋，活像个猴儿，只是有钱而已。他看上了苏珊，从此展开了追求，那辆黑色豪车每天都停在她家的吊脚楼前。

　　现在，母亲心急如焚，期待着若先生的求婚。她盘算着，苏珊一旦完婚，若先生就会给她重新修筑堤坝的钱（她预计这堤坝比其他的要大两倍，并用水泥柱子加固），还有修缮完吊脚楼，换屋顶，另买一辆小汽车，以及让约瑟夫修整牙的钱。这桩婚事必须成功，母亲这么说。这甚至是他们走出平原的唯一机会。如果这件事不成功，那么，这就同堤坝一样，是又一次的失败。

　　不过，母亲看上若先生的财富，想以之来改变自家的困境，却又看不起若先生的种族，所以只希望他能向女儿求婚，却绝不允许女儿同他睡觉。约瑟夫更是瞧他不起，对他粗鲁无礼，厌恶至极，让他心生恐惧。苏珊也没有动过心，甚至都没拥抱过他，只是奉母命勾搭他，以骗取他的钱财。最后一次见面，他想吻她，她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连忙挣脱，叫了起来：“我不能。跟您在一起，我永远也不能。”

　　本来，白人女孩相对拥有性自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睡觉。苏珊后来把自己给了出去，一个白人混混阿哥斯迪，她母亲知道了也没说啥。但是对于有色人种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最重要的是您要娶她。要么就娶她，要么就完，没有别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不让她和她想要的人睡觉，而是您，如果您要和她睡觉，您就必须娶她。这就是我们骂您是畜生的方式。而且，即便我们接受了所有的东西，留声机、香槟酒，这对您也无济于事。”约瑟夫如此“点拨”若先生。

　　然而，若先生受制于父亲的严命，他的父亲对他有别的安排，得娶门当户对的富家女子，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娶苏珊。在若先生所处的社会阶层，认为女孩在婚前要洁身自好，保持处女之身，但是他也很清楚，在其他阶层，情况并非如此，有钱阶层的男人，可以玩弄贫困阶层的女人。于是他想利用自己的财富，与穷白人家的苏珊睡觉。

　　这样，就展开了一场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在这本书里，天平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前者。

　　若先生送了苏珊许多礼物，连衣裙、化妆品、留声机，换取她洗澡时打开浴室門，以便他看到她全裸的样子。而后他又得陇望蜀，对苏珊说，如果她同意和他一起到城里旅行，一起待三天，一起看电影，他保证不碰她，他就会送给她一枚钻戒。他果真把钻戒带来了，一共三枚，任凭苏珊挑选一枚。苏珊选了一枚最贵的，大概价值二万法郎，抵得上她家的吊脚楼。虽然约瑟夫不同意若先生的计划，但若先生还是把钻戒给了苏珊，希望以大方换取他们的回心转意。

　　苏珊把钻戒给了母亲。她母亲藏好了钻戒，然后开始痛揍苏珊，用全身力气揍她。她骂苏珊是烂货，怀疑她跟他睡了。这不是因为睡觉，而是不该跟他睡；跟白人睡没关系，跟他睡就是耻辱。苏珊辩称没有睡过，但她母亲还是揍她，因为她要留下钻戒，不可能再归还原主，这让她心里不好受，简直像是受了羞辱，必须通过揍苏珊来洗刷。

　　为了造那条徒劳无益的堤坝，母亲欠了银行一万五千法郎。现在她有了这枚钻戒，便指望卖了钻戒来还债，即使女儿没跟若先生睡过觉，她也不可能再把钻戒还他了。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她是有权留下一枚戒指的，拒绝接受也许会大错特错。送给你戒指却不接受，这简直不可思议。况且对于若先生来说，一枚戒指实在不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谁可能有相反的意见呢？

　　他们留下了若先生的钻戒，却让苏珊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他是不可能娶苏珊的。要是他敢要回戒指，那可就有点滑稽了。但他竟想要回自己的钻戒，苏珊坦诚而自然地笑了，笑他头脑简单，天真无知，以为他们可能把这枚戒指还给他。虽然他很富有，但跟他们相比，他只是个小蠢蛋。这枚钻戒现在属于他们了，就如同他们已经吃了、消化了一样，就像这戒指已经同他们的血肉之躯融为一体，难以再拿回来了。况且，若先生太虚弱，分量太轻了，约瑟夫只要一拳，就会把他击得粉碎。

　　“要是我要拿回来呢？”

　　“您不能。现在，您该走了。”

　　“你们太缺德了。”

　　“我们就是这样。您该走了。”

　　苏珊跟她哥哥说起此事。“他跟我说我们很缺德。”

　　约瑟夫又一次笑了起来。“哦，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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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他们确实是这样的。近五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谁可能有相反的意见呢？

　　二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司机穿着白色制服。是啊，这就是我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车厢大得就像一个小房间似的。在那部利穆新轿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看着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米灰色柞丝绸西服。所以，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过的那样在云壤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渡船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之下。”

　　这是杜拉斯《情人》（1984）里中国情人的再度出场（这次她明确说情人是中国人，却不再赋予他以任何名字）。他也来自北方，也穿着米灰色柞丝绸西服，也有一辆黑色利穆新汽车，也是莫里斯·莱昂-博来牌的，也有穿着白色制服的司机。“我书”指的就是《堤坝》，“我过去写过的”指的就是上述《堤坝》开头的那个情节。杜拉斯在此纠正了三十四年前的叙述，把邂逅中国情人的地点从云壤的餐厅挪到沙沥的渡船，时间也挪到了放弃租借地后的两三年。她想要由此重新展开一个故事，那个关于有钱的中国情人的故事。

　　中国情人来自中国的北方，不再是做橡胶生意的了，而是房地产金融家的独子，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不许他同这个白人女孩结婚，况且她家在当地名声也不好，他难以违抗父命而娶她。这与若先生的处境是一样的。这次的中国情人风度翩翩，也是刚从巴黎回来，吸英国纸烟，喝威士忌酒，手上不再戴有那枚大钻戒，豪车及司机则一如往昔。他家也住在沙沥，在河岸上有一幢大宅，平台镶有蓝色琉璃砖。据说它至今还在那里。他对她一往情深，他不惜花费金钱，也给了她一枚钻戒。但他心里有所惧怕，说话怯生生的，声音和手都会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

　　这次她的年龄小了一岁半，是一个十五岁半的小萝莉，但已有了耽于逸乐的面孔，知道如何激发男人的欲念。他则比她大十二岁，算起来应该是二十七岁，比若先生大了两岁。她与苏珊完全不同，在渡船上，她就已经想要他了，当然也想要他的钱。她喜欢他的文雅，他的温柔甘美，他的孱弱胆小；也深知他的胆怯，知道得由自己主动，事情得由她来决定，他已落入她的掌中。“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当然还要到堤岸的小屋里去做爱。她隐隐约约地想以此来炫耀自己，让中学里蔑视她的同学刮目相看。她这种近乎受包养的生活方式，让人想起了洛蒂的《菊子夫人》（1887），只不过角色分配已经完全相反。她父母当初之所以来到殖民地，就是因为受了洛蒂作品的蛊惑，这对他们不啻是个莫大的讽刺。

　　母亲仍是小学教师，但这次升为了校长。她还是一个穷寡妇，还是购置了租借地，在柬埔寨的波雷诺（位于云壤附近，距唝吥八十公里），是没法种植的盐碱地，最后只能完全放弃，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但这次母亲没动钻戒的脑筋，没想着用它去换钱还债，而是以女儿的订婚指环，替她向校方争取出入自由。母亲在等着他向女儿求婚，又知道他是完全没希望的，只期待女儿能借此搞到钱。母亲怀疑她已跟他睡过，以后就要嫁不出去了，发起疯来仍会痛揍她。“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还是《堤坝》里的那种调调，但这次却是无奈的谎言。母亲要是知道了真情，一定会把她给杀掉的。

　　这次又添出了一个哥哥，但两个哥哥都粗鲁无礼，欺负这个柔弱的中国人。在高档的中国饭店，在城里最讲究的地方，他请她的家人吃饭。他们埋头大吃大喝，吃相简直前所未见，但是从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根本看也不去看他，就像他是看不见的，吃完了站起来就走，没有人说一声谢谢，就因为他不是白人。

　　归根结底，这还是那场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但比起三十四年前的《堤坝》来，天平已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因为男女主角已经揭竿而起。

　　现在的她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写，是因为母亲和两个哥哥都已不在人世，所以她现在写母亲是这么容易，写得这么长，可以一直寫下去，母亲已经变成文从字顺的流畅文字了。“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由此反推，《堤坝》里写若先生给了苏珊留声机和钻戒，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甚至连接吻都做不到，那纯粹是骗骗还活着的母亲和兄弟的吧。“关于我家里这些人，我已经写得不少，我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母亲和兄弟还活在人世……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

　　不过，在中国情人的二度出场里，她对自己感情的性质仍难以完全把握—也许种族因素还是残留了一点点。与中国情人相处一年半后，轮船载着她全家回法国。轮船起航了，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她不能够爱他，她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她也没有当着她的母亲、她的小哥哥的面，表示她心里的痛苦，什么表示也没有。后来，独自一人时，她真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上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她，她为此感到痛苦，觉得自己有罪，自己对不起他。但她又说，自从她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她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她知道。

　　也许，一直要等到数十年后，昔日的中国情人来到巴黎，往她的公寓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仍像过去一样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她才能够确定自己感情的性质，然后重写这个中国情人的故事？要知道，她根据《堤坝》改编的话剧《伊甸园影院》，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奥赛剧院首演，仍沿袭了《堤坝》里的主要情节。决定性的转变，也许在那个电话之后才发生？还是因为有了扬？

　　此外，我想就连她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次她重写的，不仅仅是中国情人的故事，也是拉拉和洛丽塔的故事，那些二三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故事。她的年龄，正介乎拉拉与洛丽塔之间。“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也用自己的女性身份证明，女孩的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她遇到的是什么人才是关键。又过了二十年，马尔克斯在《苦妓回忆录》中，用他非凡的想象力再次论证了这一点。

　　三

　　这是湄公河上的渡船。渡船上有搭载本地人的大客车，长长的黑色的莫里斯·莱昂-博来牌汽车，有中国北方的情人们在船上眺望风景。渡船离岸后，女孩走下大客车。她观看黑色汽车里那个衣着讲究的中国人。他从黑色汽车上走下来，他不是上本书里的那个男子，他是另一个中国人，二十七岁，来自中国东北。他跟上本书里的那一个有所不同，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他更漂亮，更健康。他比上本书里的男子更“上镜”。面对女孩，他也不那么腼腆。一个高大的中国人，他有中国北方男人的那种白皮肤。风度优雅。穿着米灰色柞丝绸西服和红棕色英国皮鞋，那是西贡年轻银行家喜欢的打扮。这次他不再是做橡胶生意的，或房地产金融家的独子，而是百年银行家世家的长子，全部庞大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这是杜拉斯《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里中国情人的三度出场。“上本书”指的自然是《情人》。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场景还是那个场景，汽车还是那辆汽车，女孩还是那个女孩，情人还是那个情人，仍然来自中国北方，手上仍戴着那枚大钻戒，但不再像《堤坝》里那么丑陋，也不再如《情人》里那般孱弱，而是变成了一个高富帅，风度更优雅，气场更强大，还有一种华丽的中国式的温柔，身躯瘦长、灵活、奇妙、完美，金黄色的皮肤丝绸般柔软，身体周围飘着欧洲古龙水的香味，以及淡淡的鸦片和柞丝绸的气味，丝绸上和皮肤上的龙涎香的气味。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好东西，似乎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而她，依旧是上本书里的那个女孩，年龄则更小一些，十五岁都未满—在撰于翌年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1992）里，更说“那时我十四岁，甚至还不到”。从十七岁，到十五岁半，到十四岁未满，女孩的年龄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洛丽塔了。

　　女孩从头就吃定了他，说他全身都漂亮，从未见过他这么美。他半真半假地要她承认，她是为了他的钱而来，但她不能撒谎：“不是的。这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在渡船上，没想到钱。完全没有。一点没有，就跟钱这东西不存在一样。”她拿起他的手，看着，吻上去：“对于我，是你那双手……我那时这么以为。我好像看到你动手脱掉我的连衣裙，把我剥光了站在你面前，由你观看。”可见，欲念从头就已存在。当然，金钱仍是重要目标。“她独自与钱待在一起，面对这一笔她从外人那里成功得到的钱，她被自己感动了。她与母亲合谋做了这件事，她们取到了—钱。”这次她终于说出了“我爱你”，平生第一次说出了这句话，为她与他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而在《堤坝》中只有若先生说过。“是放学的时间。女孩走到他跟前。一言不发，当着众多行人和学生，他们久久相拥相吻，忘了一切。”这次女孩已爱得如此坦荡大方，令她的同学和路人都刮目相看了。

　　这次，母亲对中国情人彬彬有礼，完全接受他的安排和做法：“您应该知道，先生，您爱的即便是条狗，那也是神圣的。人有这个权利—它和生存的权利一样神圣—有权不对任何人解释这种爱。”但对女儿的感情，她还是有所保留，她盘问女儿：“那么……你去见他不仅仅是为了钱。”“不是……不仅仅是。”她惊讶，突然感到痛苦：“莫不是你对他有了情……”“也许吧，是的。”但这次女大不由娘，母亲已控制不住了，更不要说是痛揍了。那枚几乎是《堤坝》中心道具的钻戒，在这本书中依然出现了，但就像在《情人》里那样，它已不再具有重要性，卖钻石也已经变成了别人家的故事。

　　大哥这次叫皮埃尔（作者大哥的名字），一如既往地粗鲁无礼，却再也占不了上风，反被中国人视若无物。中国人与女孩共舞，大哥怪笑讥讽，嘲笑他俩不般配。中国人放开女孩，走到大哥面前，细细打量他的脸。大哥害怕了：“说到打架，我随时奉陪。”中国人开怀大笑：“我练过功夫。我总是事先告知。”母亲也害怕了：“先生，您别在意，他喝醉了……”大哥越来越害怕：“难道我没有权利笑吗？”中国人笑着说：“没有。”大哥远离中国人坐下。母亲心有余悸，声音发颤：“您真的练过中国功夫，先生？”中国人笑了：“没有，从来没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哥：“真奇怪，见了您儿子就想揍他一顿。”母亲说他喝醉了，“这孩子欠揍”，请中国人原谅他。大哥看到危险过去了，于是高声说：“臭中国人。”对比下《堤坝》里的约瑟夫、《情人》里的大哥，这次他真的惨不忍睹。

　　在高档的中国饭店，在堤岸最讲究的地方，中国人请她全家吃饭。这家人点菜的唯一标准，就是“本店特别推荐”，也就是那些最昂贵的菜，烤鸭、烤虾、鱼翅羹……他们狼吞虎咽，吃相夸张，吃法相同，谁也顾不上说话。侍者用小碟子递上账单，中国人掏出一沓钞票，把其中八张放进碟子。这笔数目使众人目瞪口呆，母亲和大哥面面相觑。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与《情人》里的同样场面比较，人物关系简直是天壤之别。

　　情人的父亲年迈、高贵、有钱，是个极为强势的中国富翁。他出钱，他买通，他的情报网遍布殖民地，他什么都知道，包括与她家有关的一切。他宁可看到儿子去死，也不允许他娶这个白人女孩，就连做他的情妇也不行；他了解女孩母亲的困境，还知道她家有个败家子；他知道她大哥哪天几点在几号码头上船，也知道她家哪天会坐邮轮回法国；他知道女孩的确切年龄，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但他能把事情摆平，保护儿子不受指控，所以这次情人并不担心：“假如警察找到我们……我可是未成年人……”“我可能会关押两三天……我不太清楚。我父亲会出钱的，没那么严重。”中国富翁出手大方，礼数周到，愿意給她母亲许多钱，让她摆脱欠银行的债务；他把她家的什么钱都付了，包括她家回法国的旅费、大哥在鸦片烟馆的欠账，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她家滚出殖民地，别再来烦他的儿子。

　　歸根结底，这仍是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但比起七年前的《情人》来，天平已完全倾向于后者；比起四十一年前的《堤坝》来，更可以说已恍如隔世了。

　　杜拉斯第三度写中国情人，是因为刚获知了他的死讯。“有人告诉我他已死去多年。那是在一九九○年五月，也就是说一年以前。我从未想到他已经死去。人家还告诉我，他葬在沙沥，那所蓝色房子依然存在，归他家族和子女居住。又说在沙沥，他因善良和质朴备受爱戴，他在晚年变得非常虔诚……我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他的身体、肌肤、阳具、双手都会死亡。整整一年，我又回到昔年乘坐渡船过湄公河的时光。”这一次给她带来了更大的震动，比写《情人》时的那次刺激更大，因为那时至少中国情人还在，但现在随着中国情人的死去，一段往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自己的人生似乎也随之而去。“我放弃了手头正在做的工作。我写下中国北方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在《情人》里，这个故事还没有写进去，那时候时间不够。写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写作带来的狂喜。我有一年工夫沉浸在这部小说里，全身心陷入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之中……我又成为写小说的作家。”第三次写完中国情人后又过了五年，她留下了扬，跟着中国情人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从《堤坝》到《情人》再到《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的后半辈子，漫长的四十余年间，中国情人在她的小说里三度出场。“玛格丽特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讲述这个和情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她用尽了各种办法。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叙述出来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她那时还没敢让情人成为中国人……必须等到老了，无所顾忌了，等到足够的一把年纪，玛格丽特才敢写情人不是一个种族的，甚至在最后那本书的题目里还写了他的来处：‘中国北方的情人。’”“有个当地的情人是件非常有损体面的事情……一直到生命垂暮，玛格丽特才让别人—同时也让自己—相信她曾经爱过中国人。”（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有意思且有象征意味的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破天荒头一遭，中国情人对女孩讲起了中国，讲起了中国历史和近现代史，尽管讲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但看得出杜拉斯经过了恶补。“你的那些个中国故事，我可是百听不厌……”女孩说出的，也许正是杜拉斯彼时的心声。女孩告诉中国情人，中学里没人跟她说话，因为他们怕中国人。“为什么怕中国人？”“中国人没有被殖民化，他们在这里像他们在美国一样，到处流动。人家抓不住他们，没法叫他们归顺。人家不甘心啊。”中国人一笑。她跟他一起笑，望着他，这个明显的事实令她佩服不已：“真是这样的。这也不要紧。不要紧。”—这当然不要紧，不仅不要紧，而且还很正常。在这本书里，借助可能晚年才获知的“明显的事实”，杜拉斯率先让海外华侨“去殖民化”了。另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是，中国功夫在这本书里也登场了，而这，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力量的象征。

　　在传记层面上，中国情人的哪一度出场会更“真实”呢？或换言之更符合杜拉斯的人生轨迹呢？首度出场，他是被极度丑化了；三度出场，他是被高度美化了（她的传记作者说它大大损害了前一部，她自己则坚持说它比前一部更真实）；二度出场，看上去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也许可能性最大？但谁知道呢。也许三度出场，都有一些真实，也有许多虚构，合在一起，才是全貌？

　　而在观念层面上，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一年，中国人在杜拉斯乃至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概也像杜拉斯小说里三度出场的中国情人一样，在缓慢然而有力地发生着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