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与徐城北先生去日本访问,经靳飞先生安排,我们在东京做了几次演讲。我介绍鲁迅,徐先生讲梅兰芳。我每次谈及鲁迅,徐先生都在摇头,不太认可鲁迅的审美意识。我在台上讲,他偶尔在台下回应,质疑我的一些想法。我们虽然私下很好,但在对于现代文化的认识上,有不小的差异。这才感到,许多欣赏梅兰芳的人,并不亲近鲁迅。在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对于梅兰芳倒是了解了许多,但鲁迅的审美风格,似乎没有进入到徐城北的世界里。他拒绝对五四一些作家的凝视,在他看来,新文化人对于传统的批评,尤其对于京剧的态度,是有点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
此后多年,我开始留意戏剧研究的动态,看了不少关于梨园的文献,才发现许多话题是值得深入对话的。我们外行看梨园,内中的经纬不易弄清,不免讲一些隔膜的话。百年来,关于京剧的著述已经汗牛充栋,这些讨论者有两类,一类属于业内的专家,比如齐如山的著述,说了许多梨园知识,乃不可多得的珍品。翁偶虹的夫子自道,也都是难得的文献,至今还被人喜爱。天底下钟情于旧戏的人,不都是思想的浸染,而是迷恋那其间的形式,说起来颇有意思。另一类论及京剧的,属于文化批判类的学者,比如魯迅、胡适、钱玄同等,他们推进新文学的过程,对于旧的遗存多有微词,目的是拓出新路。这两者互动的时候有限,前者钟情于艺术审美,精神温和的居多,后者属于批判审美,外在于梨园的大的文化视野,所以两者在不同的路径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有别的。今人看这两种知识人的文章,常常看到对立和冲突,这是不错的,但细细看来,情况也颇为复杂,五四之后,新旧之间的生态变化,也非今人想象得那么简单。
陈独秀、胡适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要清除艺术思想里的主奴元素,提出戏剧改良,有着寻找新路的渴念。新文化人从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理念出发讨论旧戏,看到的是思想的冷热,但京剧的内在的丰富性被怠慢也是一个问题。近年戏剧界对此的反省,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而批评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在梨园界常可见到。但能够从理论的层面解释旧戏的审美精神何以引起新文人的不满,似乎讲得并不透彻。最近郭宝昌、陶庆梅新书《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就在梳理京剧的审美特点,回答五四以来知识界对于旧的戏剧的质疑,有许多经验之谈。作者坦言,京剧的重要意味在于有超现实的东西—游戏性。在狭义的审美中可能看不到它的价值,郭宝昌说:
京剧是一种程式的艺术。这大家都知道。但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京剧会形成这样的程式?如果我们这么追问,就会发现,京剧程式涵盖了古代生活形态的全部,只是,它以游戏手段呈现出的人生之美,以超高视角来俯瞰人生百态,这,就是京剧的游戏规则。
用游戏的概念来看京剧艺术的特色,令人想起康德的思想,某些地方也是呼应了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认为艺术因为非功利而生愉悦,艺术因了“无概念而有普遍性”。在不同的表现形式里,美的灵光要比确切性的概念更有广远性,所以尽管批判美学无情质疑过各类文本,但非功利的美,也非新的观念的艺术可以代替。这种看法周作人与朱光潜都很认可。京派的主要审美理念,与康德的思想不无关联。一些学者对于旧京的艺术遗产的迷恋,都可以看出审美的核心点。郭宝昌受到了西方美学精神影响是显然的,他将京剧的魅力解释为是“中国审美的超越性原则”在起作用。以此为标尺衡量古代诗词与文章,也不无这个特点,可以说点到了东方艺术的穴位。不过我疑心这个超越性原则背后也有许多限度,仅仅在梨园的经验里看五四新文化人的观点,也未必都体味到内中的本质。新旧问题背后的艺术想象与创造,有时候是可以互为借鉴的。
京剧到了民初的时候,风头正劲,一面也遇到新文化的冲击。最初只是少数精英在文章里讽刺过梨园旧习,并不被大众注意,但后来新文化运动影响日隆,旧戏被青年诟病的时候增多,文化生态就有了一些变化。新文化人眼里有别一参照,在审美方式上多有西洋诗学的影子,一时遮蔽了传统某些遗存也是自然的。倘从美学领域来看,古老的艺术美学遭遇了新的思潮,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据靳飞的研究,民国时期京剧的发展,也是受到新文学的影响的。齐如山为梅兰芳写的剧本,就带有西洋歌剧的元素。这些都是慢慢地改变,不易被人看到。倘不发现京剧自身也在变革中进化,以为是凝固的艺术,也是不得要领的。
当艺术美学遇到批判美学的时候,纯粹的审美静观无法说服倾斜的诗学理念,尼采当年对于瓦格纳的批评,可能也缘于此。在尼采眼里,那些高贵和圆满的戏剧,对于精神解放并无帮助。因为思想的眼睛被什么蒙住了。鲁迅对京剧艺术体现的美学的不满,多少带有这类因素。京剧无论表现怎样曲折的故事,都存在着一种均衡感,用靳飞的话说,它在根本层面从属于儒教伦理。因为教化让人在出走后还要回来,团圆才是一种美满。
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等人翻译的易卜生戏剧,对于青年的冲击不可小视。鲁迅对于该剧的翻译,颇为看重,说了许多感慨的话,由此引发的对于旧剧的思考一时震动了学界。易卜生戏剧给国人的印象,一是写实的力量,将生活里隐秘的存在托出,让人有彻骨的体味;二是打破了平衡感,确立了个人主义精神。胡适曾肯定尼采式的精神,要做偶像的破坏者。他自己的气质虽然与尼采相去甚远,但就思想方式而言,尼采与易卜生都给了他不小的启示。他的审美思想与传统戏剧的距离,是一下子可以看出来的。传统戏剧让人有悠然的欣赏感受,而现代艺术则显示存在的无序,并引人到思索的险径去。因此,写实的艺术不是对观众的催眠,而是精神的冒险,引人到惊涛骇浪中去,于是也打开了思想之门。
对比起来,京剧艺术更多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和谐之美。古代艺术家已经懂得舞台表演的阴阳互补,他们与观众属于亲和的关系。郭宝昌认为观众的叫好,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动,这种互动使表演者与观众间完成了一种思想的达成。像《赵氏孤儿》《四郎探母》因了人性的因素而征服观众,那是有国人精神美德的。难怪像徐志摩这样很西化的诗人也沉浸于青衣表演的旋律中,那里也有唯美的色调让他着迷。他的那句“透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地跳荡》),与其说是新诗的表达,不如说也是旧舞台的一种吟哦。只是这一层,人们没有挑明而已。
但是鲁迅审美理念就与之完全不同,不是亲和观、寻找彼此的平衡,相反,而是冒犯观众,以残酷的拷问撕裂视觉的帷幕,告诉人们一个荒唐的存在。鲁迅笔下的世界是灰暗和沉重的,他不仅不讨好生活,也不讨好读者。他欣赏的是大漠惊沙,深渊里的死火,以及无路之途的孤魂野鬼。但在绝望里依然有精神的热力。在京剧里,人物是类型化的,故事再曲折,结局都以大团圆为主。而在鲁迅、郁达夫等作家那里,人性有复杂的图景,不能以脸谱的方式简单为之。所以,我们在这些新文学家那里,看到了反本质主义的忧虑和个体意识的韧性。他们偶尔讥讽旧戏,并非哗众取宠的随意表演,其实是思想本色的流露。
远古的戏剧什么样子,我们不太知道。但看《诗经》与楚辞里的句子,最初的舞者与歌者,对于思想的看重总要多于形式。当一种艺术表达被不断重复的时候,游戏意味就自然出来,表演者与欣赏者都有不小的快乐。我小时候发现一些老人坐在剧院,不是看戏,而是闭目聆听。寻的是一种感觉。倘音调不对,便会蹙眉睁眼,不满起来。至于思想的意义,似乎都忘记了大半。《徐策跑城》《时迁盗甲》,就是高级的游戏,在紧张的氛围里,有了形体的把玩和调子的把玩,思想与审美都契合无隙,观众是买账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京剧有游戏的一面,是不错的。梅兰芳缓缓的身段,曼妙的舞姿,都很美丽。由此易想起中国绘画与诗歌里的空灵,彼此是在更高的层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新青年》同人在讨论艺术问题时,更注重的是思想性的存在,审美的根本点其实与思想的走向有关。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里描述易卜生与托尔斯泰,是从思想入手,形式还在其次。他在一些文章中议论欧洲戏剧,都是以思想性为第一要义的,形式方面则思之甚少。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在引介域外小说家的理论时,把艺术当成思想的圣神之物,而非游戏之作。而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与文学理论的著述,重视的也是思想性的部分。文学不是闲书,是要改良社会的。这些看法,在初期白话文作家那里是一致的,在他们眼里,古老的戏剧,有时候显得过于轻松了。
与市井里流行的京剧比,新生的白话文有点生猛和先鋒气,前者的老到、成熟之调,有参透生命的圆滑和机智;而新文学则纠缠着什么,写出现实的紧张与无奈。新文学是写实的居多,京剧则有着无所不在的象征色彩。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写到对于京剧的印象,觉得舞台上下过于吵闹,人物也是脸谱化的,演员动作颇多。但也承认“在此种离写实主义稍有距离的约定俗成的艺术世界里,甚至可以发现存在着出人意料的美”。芥川龙之介没有详细分析那美的原因,可是嗅出了古老的戏剧非同寻常的一面,也是客观的态度。我们从鲁迅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审美与中国戏剧是完全不同的,其作品的隐喻更有现代意味。
古老的艺术与现代艺术都各自有着存在的理由,共生共荣才是理想的状态。五四后,一些激进的文人心平气和地面对京剧与昆曲时,态度渐渐客观起来。我们看曹聚仁、田汉、黄源这些新文人与梨园的关系,就觉得他们是融入传统的人,且以自己的激情,激活了古老的艺术。当真的沉浸在京剧与昆曲中时,他们的审美理念反而显得更为宽容。因为那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至今还有着诱人的一面。许多小说家与剧作家,都从中得到不少的灵感。
齐如山描述京剧的特点时,总结为舞蹈化、美术化、如意化、通俗化等,但细细想来,都没有“游戏说”简单明了。京剧的游戏性表现在方方面面,郭宝昌例举的几条,分析得入微入理。他认为用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观点解释京剧是错误的。认识京剧要一套特别的视角,而那理论都在演员的经验之谈中。京剧的剧本与表演体系是可以作深入分析的。演员的形体、念白、舞蹈带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感,而演员与观众间,是互为游戏的。观众的叫好,乃一种审美的呼应,看似不雅,实则有深的精神交流。演出能否引出精神愉悦,是一个标尺。而这些,都离不开超然中的净化。
在梨园的游戏化的互动里,不同的角色起到的作用不同。郭宝昌特别提及丑角的审美价值。关于丑角,齐如山与俞平伯等人都有深入论述,类型化中也有反类型的东西。郭宝昌从不同演员的经验里发现了秩序里非正襟危坐的美,这里有着民间的哲学理念,其实与儒学是略有偏离的。他认为丑角“是京剧唯美表现方式的最典型的代表”。那魅力在于“自嘲与自讽”的力量:
自嘲与自讽是京剧丑行一个极为宝贵的艺术品格。它通过把角色的内在以夸张的形式直接呈现在舞台上,是对虚伪欺诈、文过饰非的刻意反叛,也是一种对人生、人性的大彻大悟后的反思与内省。这种大彻大悟的态度,在这类角色的定场诗里就能看到。
内行看京剧,寻常之处也有妙意,这是外行久久品味才能感到的。郭宝昌谈及京剧的好,自然也不满于五四那代人对于旧剧的抨击。他认为新文化人从西洋戏剧理念来评判京剧得失,似乎不得要领。中国固有的表演体系,只能在汉语的语境中可以玩味出来,西洋的概念,总还是与其隔膜的。
不过,批评那代新文化人的简单化,其实未尝准确。新文化人批评旧戏,并未否定旧的形式,而是不满那里传达的思想,或者是那主题与人物暗示的国人精神存在的瑕疵。在《二丑艺术》一文中,鲁迅讲到浙东民间戏剧的丑角的表演,看的是丑角折射出的思想,而非审美快慰。鲁迅认为二丑就是二花脸,“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这二花脸,乃小百姓看透了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角色”。从效果看,丑角在表演中是达到了自己的审美目的的,观众也于会心一笑中,感叹世道的荒诞。丑角在审美上,是胜利于舞台上的,这连鲁迅都不能否认。但五四那代人从这程式中,却看到了某种畸形的思想,在类型化里,感到某些不满,那是文化批判中不可避免的态度。
其实在鲁迅杂文里,也写过类似的荒诞之感,丑角的审美也被借用过,只是化为知识人的口吻,精神所指在另一个地方。比如谈及古小说中的武人,喜欢的是也被戏剧丑角演示的人物:
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
这些机灵的人物搬到舞台上,一定各有风格定位,如果李逵是花脸,那么张顺就是武丑。王瑶先生论述鲁迅《故事新编》,就发现了鲁迅文本中的丑角元素,传统戏剧游戏性在白话小说的运用也能够有一种意外的效果。鲁迅是深味文字游戏之乐的,他与钱玄同通信时的汉字游戏,就是不正经的表述,而思想却是知识人的一种明达,讽世之深,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游戏不仅在梨园里,也在文章中。古代文章,在妙思里也不免笔墨嬉玩。《容斋随笔》说南朝文人作诗先赋韵,就看出连句与得韵之趣。《文心雕龙》的章法,就带有骈文的味道,载道中每每不忘辞章修饰,汉字的跳跃性和唯美性都有。刘勰写此书,是要呼应孔子思想的,这些鲁迅未必认同,但并不影响对《文心雕龙》的引用和称道。倘深入考察鲁迅批评语态与刘勰之关系,也有不少可陈述的部分。五四那代人在传统与现代间,持的就是这个态度。他们不认可士大夫诗文,但自己也未必没有士大夫气。看似矛盾,实则是统一的。
作为新的知识人,指出旧遗产的痼疾,并非唾之,弃之,而是择其美质而用,这是创新者应有的态度。中国旧的艺术,对于世间风气是颇为熟悉的, 再现历史的时候,也不免有温吞的地方。但内中的形式,也起到了调节的作用,舞台中的时空感,激发了我们对于存在的想象。京剧的游戏,并非漫无边际地游走,而是在一个套路里。鲁迅承认自己的小说就吸收了许多戏剧表现手段,对话与背景,都有绍剧的痕迹,他的游戏笔墨,往往出人意料,是打破程式化的精神出走,就带有现代的色彩。他将有些荒诞的笔意说成“油滑”,意在颠覆作品的四平八稳之调。与程式化的剥离,是现代艺术的特点之一。由此也可以发现,鲁迅之于旧戏剧,并非完全反对,传统的艺术是深化于自己的血液里的。
艺术中的游戏之于思想,有一个微妙的关系。游戏从思想里脱离,还会重新回到思想里。汪曾祺是懂京剧的作家,他的小说里的戏剧元素是深含不露的,戏剧之美也成全了其小说之美。可是他对于京剧的批评,其实比鲁迅更具体,甚至更深刻。汪先生虽然深味京剧的美,但也发现了其自身的先天缺欠,归纳起来是四点,即历史观陈旧,人物类型化,结构松散和语言粗糙。他改写的《沙家浜·智斗》那场戏,也多游戏笔墨,但背后有灵思在,所以人物与场面就活了。汪先生觉得缺乏了现代性的旧剧还是一个问题,阻止京剧的衰落,靠的是精神气象的提升。梅兰芳之后,这种提升还是有限的,而新文学却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与梅兰芳,是可以互为参照的不断生长的遗产,并非对立的存在。中国艺术不缺乏游戏之乐,缺乏的是思想。没有思想的游戏,总还是单薄的。
二○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于新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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