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

　　

　　

　　

　　

　　

　　一

　　二○二二年初，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谢冕先生九十岁生日的消息，恍然意识到这位印象中身板硬朗、目光炯炯的学术前辈竟然和我父亲同龄，而且两人生日仅相差一天！只是我父亲去世已

　　

　　十一年，两人的职业、个性也很不一样。作为晚辈的我，因为在高校从事中文专业教学，又在“新诗研究”的学术圈里向同行们求教，这就有了接触谢冕先生的机会，大言不惭地说，也算是同行意义上的“同道”。

　　当然，这并非说我对谢先生多么熟知和多么理解，恰恰相反，尽管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知晓且佩服“三个崛起”的论者，工作之初的一九八二年购得谢先生早期著作《北京书简》，此后也从未中断对谢冕先生行踪和言谈的关注，甚至会把看到的谢先生文章从报章上剪存下来，我的第一本书《冷雨与热风—现代诗思问录》记得也曾给谢先生寄过。可是若说到真正用功通过阅读去索解其人其著，去深入地“研究”谢冕，却又似乎从未有过。

　　事实上，我不知为何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从谢先生的文章里不太容易找到他关于自我的文字—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的感情，统统不太容易找到。而我却恰恰更倾向于比较感性化的人与事，至少在中年之前是不太懂得“至味无味”的道理的。以故，我对谢先生似乎也就一直有那么一点“隔”的感觉。新世纪初年，我从泰山脚下调动到西子湖畔，继续做我的当代“归来者诗人”考察，没想到二○○四年到晋江参加蔡其矫诗歌研讨会，第一次见到了与会的谢先生。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听得十分仔细，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极深，我以为我从那句话里感知到了谢冕先生内心某种属于自我的、真实的波澜—可惜这样的感知也唯有这一次，后来我注意到，谢先生这次发言的文字稿上已经找不到这句话了。

　　此后在珠海、天津、廊坊、武夷山、诸城等多次关于诗歌的会议上，我都与谢先生不期而遇。从他主编《诗探索》、与我考察的几位“归来者诗人”熟识这些事情，我能感觉到我和谢冕先生应该还有超乎同行意义上的“同道”层面的关联。因此我和謝先生建立了电子邮件联系，不过也往往仅止于年节期间的问候。谢先生的回复也不过是客气的道谢，而并无更深一些的学术的或其他问题的讨论。

　　为了筹备第十九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一年前，徐志摩纪念馆的罗烈弘馆长向我表示，希望能邀请谢冕、吴思敬两位现代诗歌评论家来杭州与会，我也把这个设想先向思敬先生流露过。但由于此起彼伏、变幻不定的疫情，会议就一直拖延下来，邀请两位先生来杭的事也只能搁浅。不过，徐志摩纪念馆的馆刊《太阳花》还是如期刊行。为了配合民读会，下半年要出的第十二期已在暑期前大致编好。这一期打头的几篇就定为“谢冕小辑”。只是因为我的疏懒，没有及早去查阅谢先生的文集，误以为他写徐志摩的文章仅有两篇。我给谢先生写电子邮件寻求支持，他欣然同意刊用。没想到谢先生第二次来信表示“我在考虑写一短文”。可我想，谢先生毕竟九十岁的人了，对他答允的新作并未抱太大希望。这样我就把已编就的包含“谢冕小辑”两篇文章的第十二期电子文档发到编辑小组群里。子善先生表示，谢先生有两篇文章已经够好，于是大家也就心安理得地准备排校和印刷，以备十一月二十八日要开的第十九届民读会之需。

　　其实，在十月五日谢先生表示“我在考虑写一短文”的第二天，我抱着再争取一下的念头，给谢先生发了条微信：“您的两篇专文对徐志摩谈得很全面了，我觉得您不妨谈谈您个人对徐志摩了解、认识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比如您最早对徐志摩的了解，中间有什么波折或观点的改变？等等。”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我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还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谢先生应《诗刊》之约编撰过《新诗发展史概况》（当时参与者还有他的同学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人）。“新月派”或“格律诗派”是无论怎样都必须写到的，虽然在当时的文坛背景下徐志摩不会是撰述的重点。谢先生这项早期研究，二三十年前我在资料室翻阅《诗刊》时就看到了，由此加深了对他的认识。谢先生作为评论家，又有过治文学史经验，毕竟有其独到的眼光和心境。

　　十月七日下午，收到谢先生留言：“我正在写一篇小文，《一曲康桥便成永远》，请稍等。”十月九日下午，谢先生又留言：“小文已发你邮箱了。”真是意外之喜，当晚我从外校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开电脑，果然从邮箱里看到了谢先生这篇刚刚写出的文章。一千六百六十三个字符，凝练、精当、漂亮！最难得的是，谢先生果然谈了他个人和徐志摩的种种因缘际会，使文章平添了历史和个人情感的波澜，有力量也有温度，实乃一篇饱含理性和深情的美文。我怀着感激立刻给谢先生回邮件：“您今天在昌平写完的大文《一曲康桥便成永远》赫然入目！一口气读下来，深深为您对志摩先生的真诚情意所感动，您还回顾了自己如何从时代性的‘隔膜’慢慢走近志摩先生的历程，而且是如此优美动人的文笔，这哪里像一位耄耋高龄的九十岁老人‘即兴’写下的文字呢！”我也立刻把文章分享到编辑小组群里，引发了烈弘“谢老以李白譬喻、起兴，真是卓见高识”的赞叹。最终，“谢冕小辑”援例还是由三篇文章组成，打头的就是这篇专为《太阳花》写的《一曲康桥便成永远》。

　　交代过“谢冕小辑”的编辑经过，才意识到作为“编读余话”似乎已经写得太长了。不过回顾四年来编八册《太阳花》专家“小辑”的过程，的确是这回“谢冕小辑”的编辑最具有一点“传奇”色彩。不说《一曲康桥便成永远》是谢先生专为本期《太阳花》赶写出来的最新之作，单说九十岁的高龄和有情有味的美文风致，不就足够令人称奇了吗？或许正是此种拍案惊奇带来的兴奋，鼓动我再次跑到二十公里外的图书馆，翻阅十二卷本《谢冕编年文集》，竟然真的又有了新的发现！但“小辑”既已编成，我就想另找途径延续这个有意思的传奇故事吧！也许会有朋友和我一样对此抱有某种期待。

　　二

　　

　　阅读《谢冕编年文集》的新发现，是找到了谢先生关于徐志摩的更多议论或专文。这使我觉得，单单就谢冕与徐志摩这个话题，完全可以勾勒出一条有意思的关于文学接受的心理曲线。

　　勾勒这条曲线，要从谢冕先生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与写作开始。《谢冕编年文集》前两卷收入了谢冕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作品。我惊讶于谢先生在四十几岁以前更近乎一个纯粹的诗人而不是评论家和学者，包括一九五九年前后那几年以学生身份参加编写文学史和新诗史的实践，似乎也只能视为谢冕转向学术工作的起点。读谢冕中学时代的诗作，我注意到他对中国现代诗的接近。他提到的诗人和理论家包括冰心、刘大白、臧克家、李广田、梁宗岱、刘西渭、唐湜以及T.S.艾略特。他一九四八年写的《自传》里宣示“我要负起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责任”，也提到个人的兴趣在“文艺”—这种混杂着对艺术和政治双重热情的激进态度，正是那个年代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精神特征。联系他对一九四九年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认为在谢先生青少年阶段的文艺阅读中，“新月派”诗人也好，徐志摩也好，都未必是他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即便不是最爱，只要有关于艺术价值的基本判断力，也不致偏颇到极端处。随着社会阅历和审美阅历的增加、变化，当会于将来的某一天作出新的判断与评价。以故，我觉得谢先生“认识与理解徐志摩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及“我终于能够判定”，这样的说法是诚实的、可信的。

　　同样，对于一九五九年谢先生和他的同学们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时秉持的“指导方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诗人中分出进步的和落后的、现实主义的和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重笔肯定”殷夫、蒋光慈，对徐志摩等“则有意地予以贬低”的做法，也是真实甚至真诚的。几十年之后回忆这段历程，谢先生也并没有试图遮掩此种“扭曲”的真诚。

　　谢冕在回忆中还有一句话：“由于那段工作，使我们对新诗的历史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在为它唱颂歌的时候，的确也看到了它的问题。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文革’结束后，面临八十年代新诗潮的崛起，我们心中是非常明白了。我个人当日对于‘朦胧诗’的态度，应当说是在编写《概况》时就在酝酿并逐渐明确的。”这段话之不宜忽略，就在于它让我看到了一条淹没在杂草中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或许是谢冕文学与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否定之否定完成的地方。至少，相对于一九七八年《今天》上奇异的诗章对他的唤醒，一九五九年新诗史的梳理才是他从概念回归真实的远因。

　　这样，伴随着一九八○年南宁会议发言与《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新诗潮的辩护，对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徐志摩的再認知与再评价也出现在谢冕的不少文章中。他以现代诗歌的多样化生态为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作“经验”，认同朱自清的“宽容”与冯牧的新诗“多血型”提法（《新诗的希望》），发问：“让徐志摩不无惶惑地倾诉‘我不知道风是哪个方向吹’与闻一多迸着血泪呼喊‘这不是我的中华’并存不是很好吗？”（《迎接诗的新时代》）他一再强调传统的动态性和发展性，认为新诗在与旧传统的关联之外，也有着自己的“新的传统”，“新诗的传统是从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郭沫若一直到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新诗的进步》）。在一九八一年写的《不会衰老的恋歌》和《漫步在诗的郊野》两篇文章中，他都例举了徐志摩的名作《沙扬娜拉》，认为徐志摩是新月诗人中情诗作得最好的诗人，《沙扬娜拉》则更表现出一种“例外”的“纯熟朴素”，他甚至在一篇书评里认为作者对徐志摩“还有简单粗疏之处”（《历史启示着未来》）。

　　对《沙扬娜拉》的赏析文字，因为编辑自作主张的改动，不少读者对作者谢冕的误会，这给谢冕带来很大的被动，不得不一写《为“沙扬娜拉”送行》，再写《质问〈文学自由谈〉》作出解释。现在回头看，当然也成了一则趣谈。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章中的片段点评还只是某种预备，那么八十年代中期写的长文《云游—论徐志摩》就是谢冕全神贯注聚焦、打量、思考徐志摩的厚重成果了。长文依次讨论徐志摩思想的“复杂”、文化性格的“世界性”、诗艺的“创格”以及生命的浪漫精神，从而全面实现了他对这位“中国现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所作的论断，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否定之否定”的另一标志性实绩。

　　此后几年，为了弥补未能写作一部《徐志摩传》的遗憾，他终于和另一些学者合作完成了《徐志摩名作欣赏》的编选工作，并在“后记”中再次表达他对徐志摩才华的由衷称赞：“想作诗便作一手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这便是此刻我们面对的徐志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另一篇题为《从徐志摩想到文学竞争》的文章中，他还侧重谈了徐志摩散文的成就：“他以浓郁而密集的风格出现在当日的散文界，使人们能够从周作人的冲淡、冰心的灵俊、朱自清的清丽、丰子恺的趣味之间辨识出他的特殊风采。”

　　进入新世纪，他还写过一篇仅有两百余字的《纪念徐志摩先生》，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徐志摩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加上为《太阳花》写的这篇《一曲康桥便成永远》，谢冕先后以徐志摩为主题的文章就有五六篇之多了。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又有了新的发现”的所指，现在我终于慢慢勾勒出了这条“文学接受的心理曲线”。

　　三

　　与徐志摩这个话题互为关联的，当然也应该包括谢冕先生本人心路历程以及学术选择的话题。这是我阅读《谢冕编年文集》的又一意外收获。

　　在谢冕先生关于个人的文字中，一九八八年夏天写的《流向远方的水》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以为此文是深度索解谢冕人格的一把钥匙。细读此文，不但可以获知谢冕的家世和人生的诸多节点，更能感知谢冕生命历程中的精神搏动，而这些恰恰是在他更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文字中看不到的。

　　谢先生讲到他对“苦难”的体认，比如“青年时代的灵魂的自我约束”与“对于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就“给了我以外人几乎难以觉察的坚定、耐忍和决断”，他甚至由此“相信磨难和困苦对人的品格形成的推动力，而且愿意相信这种环境对于青年时代甚至是一种必要”。

　　他还谈到少年时代所反对的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精神给予他的“浸润”，北大给他的“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还有文学与哲学中的人性、人道精神，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谢冕“入世和治学的潜在‘思想核’”。

　　有了这样的“思想核”，“把诗看得很崇高，诗人在世界面前必须是无保留的。诗人不是训导者，诗人只是他自己。诗人的方式是用人格告诉世界，而不是其他”的观念是容易理解的。但另一方面，谢冕在说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观念时，也没有回避青年时代的另一种“狂热”。他怀着内疚提到自己“自觉而冷静否定了我作为作家的可能性”，原因呢？则是“在我生活的那个新的年代，我模糊地感到了气氛已经失常，一种环境的自觉和才华的自审，使我放弃了创作”。

　　直到经历了种种“狂热”和后来的一切，谢冕再度提及这些往事时，以这样的话语表述他的思考：“我们为当年的粗疏、片面和狂妄而羞愧。我们也为当年的无畏和热情的奉献而自慰—我们的青春在扭曲的时代虽受到了扭曲而又不曾虚度。”或许在有人看来，谢冕这番“羞愧”与“自慰”俱有、“扭曲又不曾虚度”的表白因为有所保留而显得不够分量，或曰不像有些人所期待的“忏悔”。不过从我自身经历“扭曲时代”的经验，所谓“扭曲的青春”或因为“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或因为青春本身的智慧局限，也就是无知和片面，而非主观意图上的投机取巧或刻意堕落。此种主客观之间距离造成的“失误”的确也令人羞愧，但若言“忏悔”那就看个人的内心要求了，岂可硬性规定人人必须按某种模式去“忏悔”？那恐怕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无知和片面吧。

　　忏悔不忏悔，也并非仅关乎仪式，它更关乎每个人的内心。在无法抗拒的更普遍、更巨大的无知与傲慢造成的大劫难中，或许个人内心某种自觉而平静、无声却坚韧的精神独立才是更珍贵和更必要的。

　　当我读到谢先生此文中的一段话后，我感觉找到了谢先生一九八○年南宁会议发言，特别是《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成因或源头活水。如果说任何事的发生均非偶然，而一定是有远因或近因的话，谢冕的“崛起论”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甚至如有些人居心叵测的所谓“投机”“风派”说，而是如他所言：“历史的灾难给了我历史的眼光。我改变了六十年代初期那种在一个作品中寻找一点属于自己的艺术见地的学术视角，我开始把对于诗和文学的考察放置在文化摧残和文化重构：放置在社会的正常生态的修复和建设的大视野之中。我深知一个已成定势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思维有着为数众多的卫道者。我深知这是一个力量极为巨大的固化的存在，但我选择了秩序的反抗而不选择秩序的维护。”

　　“但我选择了秩序的反抗而不选择秩序的维护！”我以为，这就是作为新诗评论家的谢冕经由文化大劫难而自觉到的内心澄明和精神独立，也是他学术路途中带有自我革命性质的否定之否定的关键一环。

　　“生而有涯，而愿生而无愧”，有了这样的定力，则无论什么酒也足能对付了，我想。

　　四

　　一个人，一个诗人或学者，塑造他、成就他的因素很多，家庭或家族，教育与社会，传统和时代……当然还有他自身的禀赋与心性，这一切一切，都制约着他的形象和地位。受人尊崇也好，遭到误解、贬斥也好，成就大也好，小也罢，或许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只要诚实地活一生，不欺罔世人，也不愚弄自己，就最低限度地接近了人的本质。

　　偶然造就机会，我没想到为《太阳花》约稿的行为倒让我比较细致地读了十二卷本的《谢冕编年文集》，而通过阅读我第一次“走近”了谢冕先生，让我印象中因为某种隔膜而不甚清晰的形象变得立体了、亲切了。我第一次知道謝先生从中学生时代就写了那么多质量并不坏的抒情诗，第一次看到他在一九六○年写的《斋堂人民公社笔记》系列文章中说的那些大实话，第一次读到他写于一九六八年除夕的抒情长诗《告别》，还有七十年代带着种种政治运动色彩的时文。通过这回的阅读，我也意识到谢冕先生以及他们这代学人与民国那批海归学人之间的不同甚至差距。一路读下来，我与谢先生的距离并没有拉大，而是慢慢走近了。我最终理解了谢冕先生文集《前缀》中的话语：“本文集采用编年体。此举旨在让人从它的幼稚和杂乱中，看到一个文学少年蹒跚学步的身影……敝帚自珍，不悔少作。”这大概就是我所谓的“诚实”态度吧—不错，我从文集不少地方都确实感受到此种“诚实”。兹举两例如下：

　　……在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文学是一种信仰》）

　　前些时在一个和青年学者的聚会上，我曾说，“年纪大了，越来越不自信”。我指的不是人生阅历和对事物的判断力，而指的是自己的知识—深感自己所知有限，这种感觉几乎是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的。这话的前提是，在自己年轻时候曾经自信过，谁又没有过年幼轻狂的时候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拔”过我的老师的“资产阶级”的“白旗”，而且口出狂言要写出一本“超越前人”的文学史来。（《有感于“知无涯”》）

　　诚实，并不像成就那样给人带来光环，也不像财富那样使人受到尊崇，但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诗人或学者，却是比成就与财富重要得多的品质。

　　读谢冕先生的文集，深化了我对这个道理的认识。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晴，杭州朝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