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

　　

　　

　　

　　

　　

　　

　　

　　一

　　药草/罂粟/无花果/柳树叶/红曲。

　　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花草的浓郁香气，我们触到了什么？又闻到了什么？是雨雪风霜、月色阳光，还是怜悯忧伤、晓梦春红？从植物到汉方，本草还是私心不免揣揣地参与了人类重建和人类主导的叙事。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祥地底格里斯河川，在被发掘出的黏土板上，留有用楔形文字刻写的古代医书，记录着当时人们为了治病，使用叫作“herb”的带有芬香的药草。这是在公元前二○○○年前后。

　　埃及第十八王朝编撰的医药学全书《埃伯斯纸草文》里，收录了超过八百种处方。其中关于罂粟的条目，写有镇痛和催眠等药效。罂粟当时被誉为“神药”，当然也是人类最远久记录。这是在公元前一五五○年前后。

　　《圣经·旧约》记载，以色列的希西家王患重病，用干枯的无花果，贴在疮上得以治愈。这位被耶和华判死刑的希西家王，为此多活了十五年。无花果有整肠和抗酸化作用，现在也是自然界的良药。

　　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以及古代印度、中国的医圣们，常用柳树叶解热镇痛。到了一八九七年，德国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受此启发，从中分离出药效成分，合成我们今天的阿司匹林，开始了一个被称之为“阿司匹林的新时代”。一九六九年，阿司匹林被带上阿波罗十一号，为宇航员们缓解登月的头痛和肌肉痛。

　　日本作家山内喜美子，二○○七年出版畅销书《世界上卖得最好的药》（小学馆），直言全球卖得最好的是他汀类抗血脂药物。书中写日本医学科学家远藤章在一九七九年发现了红曲中含有天然降血脂物质—他汀。他成功地从红曲霉菌中分离出了“洛伐他汀”的活性物质，用以改善体内胆固醇含量。据估算，全球每天大约有四千万人服用他汀类药物，以预防冠心病和中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评价红曲“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当然，更有我们的古代诗人说“瘦尽红曲绿已肥，杜鹃何事苦催归”。

　　二

　　日本学者嶋崎正树，在二○一九年翻译出版了法国哲学家库查（Emanuele Coccia）的新著《植物的生的哲学：混合的形而上学》（The Life of Plants： A Metaphysics of Mixture）。库查在书中提出新的自然哲学观—植物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激进的生命形式。他说，比人和动物更能与这个世界“触面”的是植物。植物体现了生命与这个世界最初始、最密切、最基本的關系。在库查看来，这种“混合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关注植物才能看到。

　　日本专攻农业史和食思想史的学者藤原辰史，在二○二二年出版了《植物考》。作者在书中考察了植物行为，指出植物不食人，但人食植物；植物不用人为自己搭建住所，但人用植物为自己搭建住所；植物不用人的毛发为自己编织衣物，但人用植物纤维为自己编织衣物；植物不命名分类人，但人命名分类植物；植物不爱人类，但人类爱植物。对此作者提出一个新观点：“朝向人的内在植物性”—有一些强大的植物对手与我们并肩生活，它们已经溜过了人类意图，影响了人类命运，这让我们既惊讶又高兴。

　　其实，至少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植物在我们的认知里，总是沦为人类情感的载体或反映者，从而最终产生情感误置的迷思。这表现在人类神话中，有无数人变身植物的奇妙物语。美少女达芙妮变成月桂树；美少年纳喀索斯变成水仙花。在日本，也有美少女辉夜姬从竹子里诞生的美丽物语。现在要翻转这种认知。花茎若被折断，女神宁芙也会流出鲜红的血液，不得不走向死亡。将植物与自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是人类。这种信仰，在泛神论的古希腊时代就存在。根、枝、花、果、叶、皮、种—是我们将植物纳入了想象力的结构中而不是相反。这就如同鲜花的宿命是立刻会枯萎，将这些鲜花进行搭配后做成饰物，成了人们“一体共命”的心理。一如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中，主人公在海里对着海藻射精。欲望在无意识中朝着植物并发，用一种异教徒式的冲动，稍释罪愆，互表亲密。虽然正值夏末秋初，路旁高大的梧桐树叶已有了些许枯黄。我们将植物对象化，如《诗经》所言：“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植物也将我们具象化，在我们身上找寻着它们自身，思考着它们自身。如果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身体借给世界”的身体现象学，讲述的是人在世界的呈现方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植物的相遇，绝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第一人称“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同的身体界面触碰整体性世界的关系。这样看，植物与人类有着类似的话语，历史代嬗与植物枯盛也有恰好的重叠之处。“人是一棵思考的芦草”，这是帕斯卡尔的名言，讲最孱弱的人则有最强的思考力，一如“疏花已是不禁风，那更夜深清露、湿愁红”（清·纳兰容若）。所以医圣希波克拉底如是说：所有的病患从肠开始。人生短呀人技长。

　　三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日，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高山真特命教授率领的小组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项成果宣布：汉方药葛根汤+小柴胡汤+桔梗石膏，对急性期的新冠感染者有效。

　　研究小组在二○二一年二月至二○二二年二月的一年时间里，与七家医院互动，将感染者一百六十一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服用三次汉方药，另一组接受常规治疗，根据症状服用退热药和镇咳药。结果显示，在发病后的四天内，使用汉方药的患者恢复得更快，而且发生呼吸衰竭、需要吸氧的重症风险更低。研究小组认为，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就在于将汉方药三合一并用，有显著的抗病毒和抗炎症效果。领军的高山教授说：“汉方药价格低廉，安全性高，可以立即使用。”

　　这就引出日本汉方文化的诸话题。何谓“汉方”？照我们的理解，不就是中医药吗？不过，日本人并不这样理解。如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汉方医学中心主任渡边贤治，早在二○一二年出版的《日本人不知道的汉方力》一书中说，所谓汉方就是指日本“独自发展的传统医学”。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医学，韩国是韩医学，那么日本就是汉方学。尽管渡边也承认，汉方是在五世纪至六世纪从中国传来的医学，在传来后，依照日本风土气候和日本人体质而独自发展，形成的专门医学。在江户时代从荷兰传来的西洋医学，日本人叫“兰学”。为了与“兰学”区分，便造出“汉方”两个汉字组合。所以，这位主任强调，“汉方”是和制日语。中国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经典医书《伤寒杂病论》，日本在江户时代有吉益东洞编撰的《类聚方》，日本人说这部《类聚方》虽然不善理论，却强调疗效。因此吉益东洞被日本人视为日本汉方的鼻祖，是中国医学日本化的大功臣。

　　与渡边贤治过于强调“汉方”日本化（独自）不同，最近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小组依据文献调查，有了新发现。这个新发现的核心内容是：中医学传到日本数百年后的奈良时代，唐高僧鉴真和尚为日本带来的汉方药，成就了现在日本临床使用的汉方基础。冈大的调查还表明，当初鉴真和尚不仅带来了佛典，同时也带来了医学书和三十六种汉方药。如芍药、杏仁、半夏、厚朴、旋覆花等。在九八四年编撰的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全书《医心方》中，就记载了鉴真带来的部分汉方处方。按逻辑，这就表明，没有中国的中医学，就没有日本的汉方学。正如有日本汉方医直言，日本汉方首先是源于中国，然后才能谈论形成与发展的问题。

　　就拿这部全三十卷的《医心方》来说，当时宫廷医官丹波康赖用两年时间编撰而成。据说丹波康赖是“渡来人”的后代，其祖先可上溯到汉灵帝五代孙阿智王。献给当时的圆融天皇的这套医书，编撰时引用了隋唐和朝鲜等二百零四部医书，收录的医学条目有一万零八百条之多。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1273条）。有日本学者说，当时担任陆军军医总监的森鸥外，如果能早点读到《医心方》，日本陆军因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而死的人数就会低很多；如果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能早点解读《医心方》，就会对民俗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医心方》最早刻本刊行是在一八五八年。四十八年之后，即在一九○六年（明治三十九年）由日本医史学会创始人土肥庆藏、吴秀三、富士川游三博士联名，在金港堂书店再次刊行了《医心方》。

　　《医心方》之所以在日本人气不衰，最大原因在于编入了“房内篇”（第28卷）。“房内篇”更是参照了中国包括《彭祖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医书在内的二十三种古代书籍，引用其经典用语至少在一百五十条以上。如“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人之所上，莫过房欲”“阴阳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等“房内”名言，其实都来自中国。日本战后不久，《医心方》（仁和寺本）被指定为国宝，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二○一七年日本发起“国宝《医心方》登录吉尼斯‘世界记忆”推进会，“房内篇”一度成了《医心方》的代名词。日本古典医学研究家、作家槙佐知子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着手用现代日语翻译《医心方》全书。筑摩书房从一九九三年开始用十九年时间出齐了《医心方·全译精解》。

　　四

　　汉方传入日本，之所以能得到较为顺利的受容与发展，笔者认为这与日本人认知深层有一种基于植物的美意识有关。

　　成书于七八世纪之交的《万叶集》，在全二十卷四千五百一十六首和歌中出现了一百五十种植物，最高数是萩，一百四十一首，其次是梅，一百一十九首。其中被歌人山上億良所歌咏的“秋七草”中的葛根和桔梗，则是现代日本汉方的主要药材。葛根对发汗和镇痛有效，桔梗对镇咳、祛痰和消炎有效。

　　《万叶集》里与药有关联的和歌有三首。一首是《采药歌》，有“四月五月间/服役出药猎/艰难往攀登/偏僻深山里”的句子。另二首是《服药歌》，有“纵有灵药/可以升天”“胜服仙药/升天成行”的句子。这里的服药，非为治病，而是想拥有升天能力。显然，这里的药已成仙药。值得注意的是，《服药歌》里出现的“药”字，是用万叶假名“久须利”（即现代日语“药”的发音“くすり”）来表示。《采药歌》里出现的“药”字则是用汉字“薬”来表示。据日本《万叶集》研究者的解说，这里的“薬”字不能保证是当时原作，后人写本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在这之前，成书于七一二年的《古事记》写允恭天皇时（5世纪前后），已有“这人深知药方”的记述。成书于七二○年的《日本书纪》有“狩药”（采药与狩猎相同）的记载。完成于九二七年的律令条文《延喜式》里，有“典药寮”记载。所谓“典药寮”是指药用植物的采取、栽培、管理以及医疗担当者养成等的专门机构。

　　再看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的《枕草子》。清少纳言在书中写了一百一十六种植物。如写龙胆，说龙胆花虽杂乱，但在多花霜枯之季节，独有它色泽艳丽，很是可爱。而龙胆作为汉方药材，则有利胆健胃之功效。作者还写了艾蒿，艾蒿可以用来止痛止吐止血；写了菖蒲，菖蒲可以用来健胃祛痰止泻；写了泽泻、桔梗、葛根、厚朴、杨梅、香橙、槟榔、胡桃等本草植物。《枕草子》里还罕见地写了患病—“病是胸，死灵，脚气”，说在八月时节，年轻女人患了很重的胸病，女官们轮流来看望她。按照槙佐知子的解释，这里的“胸病”，并非指肺结核，而是胸部疾患的总称。日本医书《类聚方》里，记载与胸有关的疾病有“武奈智须美也美/むなちすみやみ”“武娜加差/むなかさ”等。“むなちすみやみ”是指“胸血澄”病，“むなかさ”是指“胸疮”病。这两种病若按汉方医释义，就是一种痰饮咳嗽的病脉。（参见槙佐知子《日本古代医术》，文艺春秋1999年）此外，《枕草子》还写了被牙痛缠身的美女，说女子十八九岁，很是娇美，这几天牙痛，啼哭得连额发都被眼泪打湿了。

　　当然还有《源氏物语》。紫式部书写作为姫君的末摘花，鼻尖总是红红的。红鼻→红花→末摘花→光源氏命名系列。表明末摘花就是红花，当时从印度及中国传入。汉方里有红花（コウカ）药材，用于妇科疾病的治疗。鲁迅在留日期间也感铭于日本的药用植物文化，在晚年陆续翻译了药理学家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翻译文连载在《自然界》月刊上。这些文章又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结集出版，书名为《药用植物及其他》。我们来看看“何首乌”的译文：“何首乌，是自生于中国及日本各地的多年性蔓草，根称何首乌，汉方以为强壮药，谓有长生不老之效。约十年以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何首乌者，令何氏的发变黑之意，是起于‘昔何公服之，白发变黑，故号何首乌的故事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七三三年的《出云国风土记》里，已经出现作为治疗用的“药汤”。白术、独活、细辛、苦参、贝母、茯苓、芍药等，都是今日超人气的生药材。总之，对日本人来说，让这些植物远离食用概念，代之以药的概念，并作为赠答之物和商品流通确立其独自性，这种认识开始于平安时代以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药开始在村落共同体内出现。从草根木皮为主的食用年代，到能缓解身体不适的植物，在先祖代代的民间传播，作为经验积淀的药方终于被定型。童氏老鹳草、鱼腥草、千振等，这些古来药草，进入了人的身体记忆中。

　　五

　　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在一九六六年出版《华冈青洲的妻子》（新潮社），第二年获得第六回女流文学奖。华冈青洲是谁？是世界上首次（1804年）用全麻成功实施乳腺癌手术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外科医。他的妻子华冈加惠，则是丈夫实施全麻的人体试验者。小说中，青洲的母亲也是全麻试验的“被害者”。小说生动描写了婆媳俩出于对儿子/丈夫事业的热爱，自告奋勇地争抢全麻试验而引发争执的細节，读来令人感动。让母亲尝试毒性较弱的药，让年轻的妻子尝试毒性较强的药。两人多少次的死去活来。青洲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最终，年迈的母亲死于全麻试验，妻子因药物的副作用而双目失明。不过在至爱之女的支持下，麻醉药通仙散终于研制成功。直到今天，芝加哥国际外科学会荣誉会馆里，还挂着一幅《麻睡试验图》。画面上华冈青洲正在做试验，躺在身边的是他妻子。这幅名画是当时日本癌症权威中山恒明博士，委托美人画家立石春美，在一九五六年创作的。青洲的出生地—和歌山县纪州市青洲纪念馆也收藏了一幅同样题材的画作。

　　青洲用有毒的曼陀罗华和乌头草研发麻醉药。乌头草的花色除紫色之外，还有白、黄、粉色。花形类似鸟帽子或鸟兜。英文名“monkshood”就是僧侣头巾之意。日本有不美女人是“ブス（丑陋）”的说法。这一说法被认为是来自乌头草中毒后造成神经损伤，导致面部表情怪异而变得丑陋。乌头草的毒性仅次于河豚。为此在希腊神话中，乌头草被象征为魔法女神赫卡忒独有之花。甚至有乌头草是从地狱看门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的唾液里萌生之说。曼陀罗华是茄科植物，属牵牛花成员，可长到一米高。在夏季开出与牵牛花相似的白色花朵。传说曼陀罗华是四华之一（即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珠沙华/摩诃曼珠沙华），当佛陀讲经时，这些花会从天而降，给人们带来欢乐。作为药用植物，曼陀罗华的凶狠在于会让服用者神经中毒而产生幻觉。柏拉图曾用笔描述过苏格拉底被执行死刑的细节，说苏格拉底喝了一杯毒参汁颠茄（同属曼陀罗华一员）后，毒性从腿部开始发作，最后到达心脏。据考，曼陀罗华传入日本是在江户时期。

　　青洲开发的内服麻醉通仙散，其灵感来自中国三世纪华佗的麻醉药—麻沸散。青洲在京都的好朋友中川修亭著有汉文书《麻药考》（1796）。其序文开首引用《后汉书·华佗传》文字：“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中川修亭高度评价华佗的麻沸散，说犹如“张午子之地铜仪”。这里，“张午子”指东汉的张衡，“地铜仪”为地动仪。在做完首例全麻乳腺癌手术之后，青洲又做了一百五十多例相同的手术。青洲喜欢中国文化，特别喜欢李白。他曾步李白的七绝《少年行》，写下自己的《少年行》：“白马金鞍大道东，扬鞭日暮度秋风。胡姬十五媚于月，一顾忽过酒肆中。”再看看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显然，李白被青洲幻觉化了。笔者以为这是他冒险试制麻醉药，企图“笑入胡姬酒肆中”的最大因缘。这正如白齿所以宜笑，小腰所以窈窕。

　　六

　　活跃于江户时代的大学问家，被西方人誉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贝原益轩，在八十三岁高龄写下令日本人至今爱读的《养生训》（1713）。他说所谓养生，就是保得老天给你的天寿。没有长寿之药，只有长寿之道。这个道，就是养生。不过，他的“吃熟食、热食，不吃生冷坚硬之物”的养生训之一，则被喜欢生冷的现代日本人“打脸”。他有“己身非私物”之说，虽称得上是日本劝阻自杀第一人，但他把身体归于“天地父母之恩”，从而跌入“身体论”的死穴，当然也是养生论的死穴。不过他编撰的数十卷《大和本草》，倒也不乏归纳意义上的本草学，为日本的汉方文化注入活力。江户时代盛行“女训”“女大学”等，强调女人“别无主君，以夫君为天”。丈夫是天，女人只能顺天。当时的戏剧家增穗残口写了一本《艳道通鉴》，说“女大学”太虚伪。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则写只有七岁的世之介，能对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把灯熄掉，靠得更近一点。”这部小说还暗示，是汉方支撑了世之介遍历女色的过人精力。说起精力剂，日本食文化学者小泉武夫在二○一○年出版畅销书《绝伦食》（新潮社），说大蒜不只是让男人兴奋，对女人也有用。大蒜也是女人的春药。这就道出了日本人喜欢大蒜的缘由。德川家至少有三代将军死于脚气病，但田安德川家第十一代当主德川宗英著有《德川400年秘传养生训》（小学馆2018年）的书，说家康有吃“麦饭”的习惯，其富含的维生素B群可预防脚气病，并且由于需要充分咀嚼才能吞下，对健康有益。所以司马辽太郎才写历史小说，赞说德川家康或许是东洋世界第一个知道运动可以健身的人。

　　在日本，有一种说法，男人到了不惑的四十岁，为了强壮荷尔蒙，必须多利用汉方的精力剂。那么女人呢？特别是单身女人又如何呢？作家中岛玳子在《汉方小说》（集英社2004年）里直言，单身女人更要服用汉方药。这就好玩了。这部荣获第二十八届昴文学奖的小说，讲三十一岁的独身女性川波实，有一天在家里不能动了，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症状很吓人，但怎么检查，就是查不出病。最后一招只能与汉方医坂口见面试一试。有一段对话如下：

　　主人公川波实问汉方医：我患的是什么病？

　　汉方医坂口：没有病名。

　　主人公川波实：没有病名？

　　汉方医坂口：是的。没有病名。其实也不需要病名。

　　原来汉方医不看局部看整体，看到了她自身体内系统的乱。于是汉方医坂口说：疾病是自身的一种变化，所以也应该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之后在汉方药的调理下，川波实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善。从此之后，她逢人就说：“我很好呀，一直在吃汉方药的嘛。”以此隐喻这个社会，要想靠一己之力独自生存，就必须无时无刻不依赖他物才行。哪怕是染发剂、假牙、隐形眼镜、硅乳、人工脏器、汉方药。这样看，这部小说想用汉方来揭破常人的一个认识误区：人，不该对他物有所依赖。其实，恰恰是依赖与调理，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作家养老孟司在二○一○年出版《养老训》（新潮社），说现代社会轻视身体，强调脑优先，所以也叫“脑化社会”。年轻人自杀多，就是轻视身体，脑化社会的一个结果。

　　七

　　那么如何才能重视身体呢？汉方是其出路吗？目前还没有答案。不过，直觉告诉笔者，每天服用汉方药的人，一般不会自杀。汉方药有一种不为眼见的亲和力和调剂力。为此，日本人总结出汉方与西洋医学太多不同之处。诸如汉方是哲学的，西洋医学是科学的；汉方是综合的，西洋医学是分析的；汉方是全体的，西洋医学是局部的；汉方是对“证”的，西洋医学是对“症”的；汉方是經验的，西洋医学是理论的；汉方是个人的，西洋医学是社会的；汉方是顺应自然的，西洋医学是凌驾自然的；汉方重视自觉症状，西洋医学重视他觉症状。如此等等。这样看，汉方的思想就是小宇宙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

　　脑与心。在东洋文化中，“心”并不是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而是一个想象的文化集合概念。在日本，汉方药能做得这么精粹，又能如此持久热销，显然与这个文化集合概念有关。不过，事情总有另一面。既是医生也是作家的海堂尊，在《死因不明社会2018》（讲谈社2018年）一书中说，日本解剖率是2%，在发达诸国中为最低。所以日本是真正的死因不明的社会。作者的结论是要动用AI为死者验尸。虽然日本早在一七七四年就有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从荷兰语翻译的《解体新书》问世。虽然古方派一员山胁东洋，在一七五四年实施了日本最早的人体解剖（对京都死刑犯尸体的解剖），其记录就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藏志》，比《解体新书》早了二十年。虽然鲁迅在百年前就向藤野先生学习解剖了，但日本为什么至今还无法盛行呢？一个原因恐怕就在对“心”的理解。心不是解剖学的，而是文化学的。而文化的集合概念是无法解剖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日本人在汉方整治上也强调“证”的集合性。如果说中国重视脉诊，那么日本重视腹诊。如一五○七年出生的曲直濑道三、玄朔刊行过腹诊书《百腹图说》，一七○二年出生的吉益东洞的门人桃井安亭也画有腹诊图。重视腹诊也是依据《伤寒杂病论》里的一个方术，表明日本汉方并未脱去古方派的本质。中国思想根源性的一个思考方法就是阴阳五行说。阴—日阴、寒、冷、湿、大地、雌、女、月、受动性、消极的、潜在性。阳—日向、热、温、干、天空、雄、男、日、能动性、积极的、显在性。日本的汉方家和普通百姓，至今还信这个哲学。如经营汉方药局四十五年的川手鲇子，在二○二一年出版《汉方生活的365日》（自由国民社），述说永不过时的汉方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八

　　葛根汤。针对感冒的汉方药。也是已知汉方药中最受欢迎的。这是源于公元二○○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里的药方。葛根汤以葛根为主要成分，再配生姜、桂皮、大枣、麻黄、芍药、甘草这七种生药调和而成，相互作用、调节血行、促进发汗，提高分泌和代谢机能。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疗效未失。

　　日本人喜欢葛根汤。有单口相声专说葛根汤。一位女人来到医生面前说：先生，我今天早上肚疼。医生说：怎么会肚子疼的呢？喝葛根汤吧。又有一个男人来到医生面前说：先生，我今天头疼得厉害。医生说：怎么会头疼的呢？喝葛根汤吧。医生又指着一位站着的人说：这位是谁？喝葛根汤吧。那人说：我不是病人。我是病人同伴者。医生说：喝吧，喝吧，大家都喝葛根汤。你看，葛根汤在日本成了万能汤。

　　日本在明治之前，汉方使用的药材叫本草。明治以后，替代本草的生药这个词语开始流行。当下日本汉方市场上有两百余种生药，不过常用的也就十数种而已。以二○一六年公布的数据来看，使用量占前几位的生药有：甘草1638吨、茯苓1555吨、芍药1513吨、桂皮1037吨、苍术884吨、大枣883吨、当归873吨、半夏866吨、人参735吨、薏苡仁700吨。

　　目前日本有医疗用汉方制剂一百

　　四十八种，医疗用汉方草药一百三十七种，一般用汉方制药二百九十四种。据日本药史学会二○一七年数据显示，一百四十八种医疗用汉方制剂的出典分别是：汉代七十二处方（49%），宋代二十四处方（16%），明代二十三处方（16%），清代以后处方为零，日本自有处方二十五种（17%）。日本在一九六七年开始将汉方药纳入医保，至今汉方药已经扩展到一百四十八种。所谓汉方药，是从各种生药中抽取精华，加工组合成颗粒状。种植药草，确立药理，优质提炼，技术精湛。为此，目前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药市场，都被日本汉方药占据。日本最大的汉方药研发制造企业是津村（ツムラ），创建于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这家百年企业截至二○二二年三月，从业人员有三千九百二十一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3.3%，医疗用汉方制剂88.1%，处方数量一百四十八种。首任创业者是津村重舍，他在年轻的时候，心中燃起良药普及的大志—良药必定畅销。之后他便离开故乡奈良，前往东京创立津村顺天堂。此外，日本还有多家百年以上的汉方制药企业。如武田制药创立于一七八一年，帝国制药创立于一八四八年，太田制药成立于一八七九年，小林制药创立于一八八六年，大正制药创立于一九一二年。

　　日本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以“××堂”命名的既传统又现代的汉方药局。如高岛堂、仁生堂、一二三堂、龟命堂等。这一传统当然是仿制创建于一五七三年的中国老字号时济堂。而跑进任何一家日本药妆店，琳琅满目的是非处方（OTC）汉方药：龙角散、太田胃散、正露丸、五苓黄散、清肺汤、银翘散、柴胡桂枝汤、五虎汤、救心丸等。据统计，至二○二○年年底，日本全国的药剂师有三十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人。其中女性为多，占61.4%。每十万人口中有二百五十五名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包含了西药和汉方药剂师。日本各地药妆店有两万两千多家，药剂师两万一千六百五十三人，医药品登录贩卖人员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人。在江户时代，日本煎药占70%-80%，粉药占10%-20%，丸药占10%。现在正好反过来，煎药只占10%左右，其他都是丸药和粉药。

　　九

　　日本汉方文化的花开花盛，是在吉益东洞们活跃的江户时代。

　　在那个时代，仅本草学的研究，就有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得以刊行。当时较为著名的以本草冠名的医书有：吉田宗恂在一六○三年完成《本草序例抄》，刊行于一六二三年。曲直濑道三在一六二九年完成《宜禁本草》，刊行于一七○○年。山冈元隣在一六三○年完成《和歌食物本草》，刊行于一六四二年。就安齐玄幽在一六五○年完成《本草简便》，刊行于一六五八年。下津元知在一六八○年完成《图解本草》，刊行于一六八五年。林罗山在一六六六年完成《本草纲目序注》，刊行于一六七三年。远藤元理在一六八一年完成并刊行《本草辨疑》。大江颐轩在一六九七年完成《本草和解》，刊行于一七一二年。贝原益轩在一七○八年完成《大和本草》，刊行于一七○九年。山冈恭安在一七七八年完成并刊行《本草正正伪》。杉山维敬在一七七九年完成并刊行《本草正正伪刊误》。曾槃在一七九八年完成《本草纲目篡疏》，刊行于一八○二年。前田利保在一八四八年完成《本草通串》，刊行于一八五九年。（参见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史》，平凡社1973年）

　　江户时期还出现了将本草汉方文学化和娱乐化的风潮。专攻日本近世文学的福田安典，在二○一六年出版《医学书中的“文学”》（笠间书院）。他在书中证实江户时代确实盛行将汉方医学改编成戏仿作品。如与医书拟态，药与病的异类合战书《神农花合战》。出版之前伪装成医书的《加古川本草纲目》。从“纲目”到“盲目”的文字游戏之作，如《翻草盲目》《垣视本草盲目》。井原西鹤的《武道传来记》，讲述江户不为人知的医案世界。曲直濑玄朔的《医学天正记》，则是讲述从将军到庶民间的各种病历卡。而装扮成汉方医学的御伽草子《不老不死》，讲了个耆婆的故事。医家书生的正统戏作《本朝色鉴》，则是挖苦《本朝食鉴》。拟态汉方世界的汉诗文，柏木如亭的《诗本草》，至今日本人还爱读。

　　这些都表明日本远在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对自然去神話的过程，并对自然物作系统且正规的研究。关于这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专家费德里柯·马孔曾说“这与欧洲自然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博物日本—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卫城出版2022年）。这就令人想起一六三三年吉田意安编撰《历代名医传略》一书，留下一句名言：“明性理者是儒学，保寿命者是道教，兼有之者是医也。”表明医是儒道合体之物。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想走汉兰（东西）折中之路。日本首部内科书《西说内科选要》在一七九二年刊行，当时的汉方大家、江户医学馆的多纪元间亲自为该书撰写序文。不过多少年后这本书改版再出时，这篇序文被拿下。这表明东西医学对立在那个时候变得尖锐。这个尖锐，当然也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一百年间，西洋医学频出辉煌业绩有关。这个时期全球病死率第一的是传染病。天花、伤寒、痢疾、肺结核等被西洋医学悉数征服。不过，日本汉方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则是一八四九年牛痘法的导入。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牛痘疫苗之后五十年，日本开始导入这个新技法，超高的病死率终被控制。东西医学的能力差，在这时点上显现无疑。不久日本迎来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一八七○年汉方界巨匠尾台榕堂去世。一八九四年汉方界最高指导者浅田宗伯去世。汉方大家接连死去，使得当时的日本汉方医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再度盛行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十

　　汉方与科学。汉方与艺术。

　　其实汉方更接近艺术。因为汉方面对的是各种释义均有可能的世界。比如头痛，或许是感冒引起的，或许是情绪引起的，或许是新生物引起的，又或许是脑卒中引起的。对病状的领悟，对个体的执拗，对处方的忖度，仅用精准的科学恐怕难以奏效。这是汉方走向艺术的最大公约数，当然也是汉方世界的现实。

　　将正解归结为一，这是西洋医学的理想图式。要达成这个理想状态，前提条件必须是诊断和治疗得准确无误。这就是所谓各种疾病的“指南”。有了这个指南，不管患者是谁，不管谁是医者，接受相同治疗将成可能。将正解归结为多，这是东洋医学的理想图式。同样的患者，A给与甲药方的治疗药，B给与乙药方的治疗药。看似是完全不同的释义与归结，但这个不同，内在又同时趋向改善相同的病状。这也就是说，尽管给与的药方不同，但都获得了正解。

　　确实，汉方具有模糊和暧昧的特性。或许由此故，仅用理论和逻辑建构汉方学是徒劳的。必须运用艺术的感觉来理解和应用汉方这一现实的医疗手段。那么，理解汉方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汉方内在的艺术性？当人们看到一幅画，企图理解它。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知性活动永远是艺术的乐趣所在。不过，觉得蝉鸣声声入岩石就是理解蝉鸣了吗？我们从周遭获得的“肯定”感觉，是否真的基于知识？其实“我听到”“我看到”有时并不是一种理解，而是一种感觉。积累这种感觉，才能真正理解何谓汉方。因此，首先是感觉，然后用知识理解。知识总是出现在感觉之后。山谷的晨雾，随季节的光线纹理而变化。这就是感觉。这样看，你从周遭的一切事物中获得的实在感，才是理解何谓汉方所需要的表象“钝感”。日本人在文化养成方面有一个与众不同，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东西。如茶道，如花道，如赏樱，如切腹，如打扒金库，如演色情片。

　　说实话，这很扭曲，也不时髦，更不是赞美。不过，它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神秘感，如果你释义了它，那就是故事的结局。所以日本人说，汉方也是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边境”文化之一。这正如对于一个真正的原创画家来说，沒有什么比画一朵玫瑰更难的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忘记他迄今为止所画的所有玫瑰花。用身体而不是用头脑去理解的感受性，才是汉方世界所需要的。如果说中医讲辨证论治，那么汉方讲辨病论治。如感冒开葛根汤，流行性感冒开麻黄汤，消化不良开六君子汤，慢性肝炎开小柴胡汤，大肠癌手术后开大建中汤，更年期障碍开桂枝茯苓丸，老年痴呆开钓藤散等。这样看汉方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就在于它是一门基于感受的想象力医学。

　　十一

　　这就引出一个期待。

　　《黄帝内经》讲“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逻辑；讲“天有八风，触五脏，易发病”的真相。日本人信这套说教吗？看来还是信的。一九七六年去世的龙野一雄，是医学博士，汉方医学权威。他去世后的一九七八年，日本雄浑社出版了他的全十八卷的《汉方医学大系》。这套皇皇大系，就是以《黄帝内经》为其内在之理而编撰的。日本江户后期医师中西惟忠埋头研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三十年，出版《伤寒论辨正》《伤寒名数解》经典大著。日本作家黑川达郎在《汉方历史小说集》（谷口书店2005年）里，有一篇写中西惟忠，说他对《伤寒杂病论》的评价是“感觉完全不像人能够写出来的”。

　　日本有“同源异流”“同根异枝”之说，表明日本人既讲同也讲异。创建日本早期卫生行政系统而至今被日本人记住的长与专斋，在一八七五年创生新词“卫生”。虽然是从《庄子》里取出“卫生”二字，但对应的是英语和德语中的“hygiene”一词。这个词既结合了个人行为，又强调了国家角色。这一卫生的现代意义和导出的制度安排，在一九○○年后的东亚变得极为重要。从这一视角看，日本的汉方文化导出的现代意义和未来对人类长寿的贡献，恐怕也是可期待的。日本人的健康长寿，是否与汉方有关？虽还缺乏实证数据，但“汉方可信”在日本确实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