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木

　　

　　

　　

　　

　　

　　一

　　在这本《苏东坡新传》（以下简称《新传》）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苏东坡。过去的传记给苏东坡贴上了一大堆标签—乐天派、作家、画家、书法家、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佛教徒、士大夫、心肠慈悲的法官、诗人……这堆标签构成了一个简化的，甚至是脸谱化的苏东坡。连语文教材里的选篇也成了这一堆标签的注脚，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诸如此类。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苏东坡才华横溢，豪放豁达，苏东坡开创豪放词，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但是，苏东坡果真只是如此吗？且不论《东坡乐府》里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翻一翻《东坡志林》，那里面关于朋友故旧死亡的记叙就多得数不清……苏东坡这一形象必定有更复杂的内涵。

　　在李一冰所著的这本《新传》里，苏东坡剥掉了这些标签，走进了生活的泥水里，在里面挣扎、打滚、写诗、作画、呻吟、沉思，一个鲜活的宋代读书人的一生，栩栩如生地跳跃在优美典雅的文字里。

　　李一冰早年曾留学日本，后随叔父渡海来台，五十六岁那年遭旧友陷害入狱。历时四年，在狱中，他每日读《古香斋施注苏诗》，将苏东坡两千多首诗烂熟于心；出狱后，已年过花甲，搜罗各种有关苏东坡的史料，写作苏传，历时九年，完成七十多万字的《苏东坡新传》。

　　在这部传记里，李一冰时刻与苏东坡对话，老老实实，始终贴着东坡的诗文处境去写，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量文字直接化用了苏轼的诗歌，读进去，你会触摸到文字的温度，感知到东坡的心跳。当然，其中也有作者自身的情绪在里面。正如其子对友人的信中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张辉诚《序：寻找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我读书教书写作近二十年，对苏东坡形象产生松动，来自十六年前在北方小镇读《东坡志林》，后来读《苏轼文集》，读《东坡乐府》，读着读着，这位宋代通才的形象越来越复杂，对所见到的苏轼传记也越来越不满意。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与不满中，我与《新传》不期而遇，这是一个饱经乱离的学人一生的心血，书写东坡，正是在书写自己与那个乱离的时代。

　　读完《新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心绪都不平静。作者的遭遇，传主的人生苦旅时时在脑海呈现，如电影一幕又一幕。这本书解开了我此前的疑惑，还让我看到了汉语传记写作的新天地。

　　二

　　《新传》忠实于苏东坡，在史料和文字上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至少在六个方面展示出过人之处—

　　其一，史料功夫扎实。为了还原历史场景，作者在史料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后记里交代，作者深入研读了所能找到的苏东坡诗歌，因此《新传》也可作为细读苏诗极好的入门文章。同时，对与苏轼相关宋人笔记的梳理，几乎搜罗殆尽。不仅如此，对苏东坡几幅画像的来龙去脉也弄得清清楚楚。书中开头部分对四川历史的回溯，道出宋人灭后蜀后的所作所为，造就了蜀地的民风。这一点，没有对《宋史》的研究，很难说得清楚。以此作为开端，苏东坡足迹所至，作者都不厌其烦地讲明该地域的风土人情，乃至苏东坡在当地的政治作为、交游活动、人物关系、交情深浅、宴饮唱和等。且除了知名度甚高的陈季常、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门四学士等人之外，那些不知名的平民百姓如庞安常、海南老妪等人，也都笔墨清晰，毫不含糊。晚年苏东坡贬官到惠州和海南，故友凋零，知名的朋友寥寥，作者同样认认真真写得明明白白，绝不给读者一个模糊的印象。

　　其二，忠实描述，拒绝将苏东坡标签化。李一冰把苏东坡放入北宋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历史生活场景。苏东坡可谓“学士面目流人命”，一生颠沛流离，其文人性格与政治环境格格不入，恰是根源，且遭遇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祸，差点丧命。东坡一生，西至凤翔，接近西夏，东到密州，渤海已近，北至定州，已是宋辽交界，南到儋州，面前是茫茫南海，家乡是蜀地眉州，足迹几到北宋疆域之极限。被贬谪之频繁，在当时官员中也十分罕见。而苏轼在贬谪中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从容应对，从未丧失读书人应有的尊嚴，从未做过蝇营狗苟之事，从未丧失宽容善良的品性，这就尤为难能可贵。在书中这些都得到了忠实可信的描述。

　　苏东坡身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君王，最重要的其实是神宗、哲宗两朝，属于北宋中后期，外有北辽西夏，内有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积重难返。同时，也因为科举制革新，寒门读书人得以跻身庙堂之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王安石皆不算出身高贵之人，能凭借文章才华入朝为官，这是此前朝代所不能见到的局面。为了应对危局，前有范仲淹、韩琦诸人推动的“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变法，后者伴随苏东坡大半生，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命题。变法本是为了解决问题，后来变法本身就沦为问题，出发点与落地执行的反差是其失败的关键原因。朝野上下，反对声不绝于耳，苏氏兄弟也在其中。尤其是苏轼文章名满天下，影响力不小，招致的怨恨也深，最终酿成“乌台诗案”。李一冰的《新传》正是由此开笔。

　　苏东坡有丰富的地方官经验，行政灵活，不执一端，本性直率，两头不讨好。作者站在传主的角度，对苏东坡赋予了更多的理解之同情，但若是換个角度，脱身出来，或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苏东坡作为政治游戏的参与者，对政局的判断也会基于自身的认知与利益诉求，即便作为理想型官员，也脱离不了这一基本事实。作者从文人苏东坡的立场去看待作为政治人物的东坡，自然有些内容是看不到的，这恐怕是这本《新传》美中不足的地方。

　　其三，对黎民之苦的关注。从北宋政府对蜀地的掠夺开篇，到苏东坡任地方官的诸多描述中，满眼尽是黎民之苦。在那个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老百姓并未感受到同样的优待。官多、兵多，需要老百姓供养。打不赢辽国、西夏，需要花钱买和平，买单的依然是老百姓。整本书里，无论是天府之国的蜀地，还是偏远的凤翔，边境的定州，还是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苏杭一带，老百姓的生存都一样艰难，如遇灾荒，更是流离失所，哭声满途。

　　更可怕的是，百姓之悲苦不仅出于天灾，更多还有人祸，朝廷政策的不合理。王安石变法在落实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官就打着救助百姓的旗号，干出诸多祸害百姓的事情，这让爱民心切的苏东坡尤其不能容忍。这种民本思想在书中到处都是，作者曾说：“苏轼一生三大目标：一是艺术的创造冲动，二是善善恶恶的道德勇气，三是关心人类的苦难，这三者，构成他的生命热情。”（《苏东坡新传》，第690页）正是这样的情绪，令苏东坡写了《上神宗皇帝书》，皇皇万言，与王安石的万言书并称奏章中的双璧。当然，还有大量诗歌和文章，研究王安石变法在民间的情况，苏东坡的诗文是不能不读的。正是这些流传甚广的诗文，使得变法派的李定诸人对苏东坡怨恨甚深。

　　其四，广博的知识储备。要理解苏轼这样的艺术通才，做不到这一点，无从动笔。在《新传》中，李一冰对苏东坡在读书、医药、绘画、书法、佛理、烹饪等诸多方面的造诣都作了深入中肯的描述。这些逸闻趣事在《东坡志林》和友人的笔记里描述得不少。苏东坡读书下功夫很深，抄书，熟读，几能背诵，且反复咀嚼，曾有八面受敌读书法传世。其学问底子与此不无关系。绘画方面最著名的是与文同、王诜的交往，其中后者还引出一个书童高俅的故事来，后来被明人改编进了《水浒传》。由于南方多疫情，医药有大用，东坡认真研究，虽不能成为医者，但对于防疫救人，贡献不小。至于烹饪，虽是生活琐事，却是苏东坡面对人生困境的一种态度，满是生活的温度，作者挖掘得很细，描述得很有意思。

　　其五，对苏东坡本人诗歌、词、散文等内容的深入解读，比如对苏和陶诗以及读书方法等的理解。苏东坡一生最佩服的两位先贤，一位是韩愈，另一位就是陶渊明。苏东坡对陶诗的喜欢，非同寻常，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越来越喜欢陶渊明。陶诗是陶渊明表明心迹的作品，外表朴素，内在丰厚。对陶诗的阐释和解读，苏氏门人黄庭坚亦参与其中。或许正是苏东坡的重视，使得宋代陶诗的阅读与传抄范围很广，对陶诗的接受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李一冰作了详细的分析，没有深入的研究，也确实很难做出精准的解读。

　　苏东坡认定陶渊明为异代知己，李一冰认苏东坡为异代知己，其中的微妙之处，非局中人难以尽知。陶诗解读中时刻不能忘的是一个黑暗污浊的官场，而苏东坡正处在类似的官场当中，其中凶险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北宋君王虽然对读书人礼遇有加，东坡作为蜀派首领，文名满天下，于政治尚有诸多期待，但心中的撕裂感很深。本质上苏东坡是个艺术家、学者，平生快言快语，实在不太适合做官。这一点与其老师欧阳修很相似，欧阳修作为朋友很亲近，一旦深入官场，关系便处理得很紧张，用语尖锐，文章饱含锋芒，灵活性不够，在官场并不算得意。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也可见出他的不适应。

　　苏东坡的学问底子比较杂，儒书自不必说，史书、诸子书、佛书也不少，尤其是《庄子》《战国策》，这对写文章是好事，杂取旁收，但在纯正的程派理学家看来就显得不够醇厚。在学问理论层面，蜀派与二程的洛派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加之他性格诙谐幽默，在性情古板的程颐等人看来，当然就显得不够庄重且不适宜高居庙堂了。这也是洛派排斥苏东坡的原因。无奈君王多番恩遇，苏东坡也只能是勉力而为。一生几起几落，与此不无关系。晚年贬谪岭南，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理解就更深了，自从得到陶渊明的集子，苏东坡对陶诗解读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最后到思想境界的过程。或许正是这种精神支撑，帮苏东坡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其六，化用古诗文的功夫。这点功夫民国读旧书的作家都有一些，如郁达夫化用六朝诗和唐诗，徐志摩化用宋词，张荫麟化用史书，其中郁达夫功力最深，他本人也是写作七绝的高手。相比之下，化用苏轼诗歌来写传记，李一冰的功夫就非他人能比，因其熟读苏诗成诵，几乎首首都能背出。因此《新传》随处可见化用的文字，比如《登进士第》这一篇，对《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的化用就很见功底—

　　这一年的四月，河北发生大水，商河泛滥成灾。五月间京师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决，河水一直冒上岸来，泛滥入城，大水涨到与安上门的门关相齐，城南全部浸在水里，公私屋宇数万栋都被大水冲坏。六月间连地基很高的社稷坛都淹了水。苏轼等来时，看见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县衙门里日费千万，忙着征召民夫来抽水，沿途数十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

　　七月，大雨虽止，而京城内繁华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车马的影子，路上到处都是小艇，在浊水里划来划去。有天晚上，苏轼独自一人走上大内正对面的龙津桥上观看夜市，虽然仍是满街辉煌的灯火，却照耀在黑黝黝的脏水面上，像无数蠢动的金蛇，抬头上看，则星寒月皎，一片凄清，这岂是繁华的京城？宛然为江湖水乡的风貌。“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心里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乡愁。（《苏东坡新传》，第38页）

　　可以说，苏轼散文、诗歌、词，尤其是诗，成为他这本传记的主干部分，作者在后记中有言：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 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新传，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間，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苏东坡新传·后记》）

　　即便是在陆游的时代，读苏东坡的诗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诗人中，解读难度最大的有两人，一为杜甫，另一位就是苏轼。当然，苏轼诗歌难解还有一个原因：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嬉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同上）

　　三

　　若要挑本书最大的问题，那便是稍微缺乏政治家的视角，比如对“王安石变法”相关内容的处理。这是贯穿苏东坡大半生的政治命题，他官宦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变法之中，且是作为变法的反对派面目出现的。宋史名家刘子健曾这样描述苏东坡为首领的蜀派的情况：

　　蜀是西南四川地区的名称。它的政治理论更比其道德哲学有佛教影响和道教浪漫主义的痕迹。……尽管该学派的成员也与保守主义者一同反对新政，但往往更为温和。他们部分赞成政府政策强调功利主义一面的必要。但他们不赞同激烈或是根本的改变，或者说，不经过仔细斟酌，没有品行良好的人去执行，就不应改变。另一方面，该学派的许多成员也批评北方的学派（保守主义者）武断地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批评并不单纯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它也源于自我实现理念上的根本区别。自我实现，对于该学派在道德哲学方面的领袖如苏轼来说，应该包含自然人性，有些类似于道家的精神，以作为对自以为是、教条主义的僵化和过度严苛—这些经常使得领导者脱离普通民众—的平衡。（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张钰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2页）

　　与王安石、司马光一样，苏东坡也属于理想型官员，这也是他后来会与前两位均保持良好私交的前提。《新传》中详尽描述了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江宁之会，代表着两人最终的和解。乌台诗案的引发虽是变法派对苏东坡的清算，但与王安石实际上关系不大。而在反变法时期，苏东坡又认为全盘否定新法不妥。且他的温和主张与洛派二程的极端做派针锋相对，书中描述的是苏轼性情的随和诙谐，与程颐的古板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是两派儒学理论和文学主张的根本对立。彼此水火不容，陷入政治倾轧的怪圈。要论孰是孰非，孰好孰坏，君子小人，似乎也难以一概而论。

　　虽然苏东坡离开朝堂，尚可在地方上逍遥一阵。等到哲宗亲政，他暗地里早已恨透了宣仁太后的保守主张，这时候对苏东坡的迫害就实实在在走向极端了。章惇等人对他的一切迫害措施，一方面出于党派争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落实皇帝的想法。这一点是书中未曾涉及的。作者毕竟不是研究宋史的专家，要求他对王安石变法有史家的见识与眼光，有政治史研究的视角，确实有些求全责备。更何况“王安石变法”作为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公案，在学界依然存在诸多争议。但是，若不能将苏东坡放到变法的大背景下去观察，仅从苏轼个人的视角去看，很多问题难免只能留下模糊不清的影子。

　　苏东坡死于一一○一年。第二年，刚刚即位的宋徽宗下令：刻元祐党人碑。主持刻碑的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哥哥，早年是变法派，他将元祐年间的司马光、二程、苏轼、苏辙以及诸多门人均刻于碑上，称为“奸党”。党人子孙不得留在京城，不许参加科考，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叙用。二十六年后，金人南下，攻破东京汴梁，宋徽宗父子被抓到东北，最后死在了那里。在靖康之耻的前一年，蔡京被贬儋州，死在路上。

　　南宋高宗年间，可能是在哲宗废后孟氏的影响下，后变法派误国的结论被朝廷接受，元祐党人恢复名誉。苏轼文集得以出版，名誉恢复。一一七○年，宋孝宗赐谥号“文忠”。据说高宗、孝宗均喜欢读苏东坡的文章。一二三五年，苏轼从祀孔庙，位列张载、二程之上。与此同时，王安石父子则失去了从祀资格。

　　苏东坡墓地在颍州，并未葬在故土。李一冰葬在美国，与故土隔着浩瀚无边的太平洋。

　　本书如同刀刻一般，一笔一画，莫不用尽全力，深深扎进文字里，回望东坡一生，漂泊无定，可谓人生苦旅。他把人生苦旅活成了一种艺术，处处展示出一个读书人的智慧与仁厚，认真优雅地面对一切逆境，从未丢掉天真烂漫的本性，从未失去对生活的趣味，从未丧失从政的良知，时刻保持一个儒者的尊严，从这一点上看，他与那些“吹洞箫饮酒杏花下”的岁月已经紧紧融到一起，不能分开了。

　　勘? ?误： 本刊2023年1月号《张元济与新文化传播的海上叙事》一文，第9页左栏第9-10行“佩弦（俞平伯之妻）则留在圣陶所”，此处“佩弦”应指朱自清，非括号内“俞平伯之妻”。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书城杂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