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城

　　

　　在短篇小说《本地英雄》中，项静写到一对好友短暂相会：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梁宇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来电者是她十五年未见的好友令箭，两人曾在傅村度过平淡而又慌乱的少女时代。令箭学习成绩不好，早早地离开学校，成了所谓的“社会人”，走南闯北，为生活而奔波。

　　梁宇则像所有尖子生一样，按部就班地考试、升学，最终成功地走出小镇，落脚于上海。两人的人生轨迹已截然不同，生活圈子几无交集，仅有的交集只是在微信中极为稀少的寒暄。令箭这个突兀的电话，让梁宇回到了二○○三年的夏天。那时，她已接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在傅村的一所高中当兼职辅导老师。令箭则从南方归来，处于人生的空窗期。两人与同是辅导老师的大雷度过了一个“没事偷着乐”的夏天，一起看电影、吃夜宵、侃天侃地。夏天结束后，三人各奔东西，不复再見。

　　令箭前来上海出差，顺道想到梁宇家拜访。客人上门，在傅村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对在城市生活已久的梁宇来说，却犯了难。与先生何林商量后，梁宇最终与令箭在一家私房菜相见。在这长达三小时的相会之中，这对好友“接着一阵沉默”“两个人聊一聊停一停”。努力寻找话题的尴尬与局促始终存在着。紧接着，项静带我们走进了令人猝不及防的瞬间：

　　梁宇问了一句：“你来找我，有没有其他事情？”令箭抬头看了梁宇一眼说：“没有没有，就是来看看你。”梁宇拿纸巾拭了拭嘴巴，把面前的盘子向里推了推，这顿饭吃得有点超量。她抬起头第一次长时间看着令箭的眼睛。令箭扭转脖子，朝服务员摆了摆手，说：“说实话，我就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梁宇两手一摊，靠在沙发上说：“喏，你看到了，就这样。”说这话的时候，穿暗红色上衣的服务员已经在收拾盘盏。梁宇想说再坐一会儿，但已经来不及了，令箭回转身拎起了那只硕大的黑包。

　　我们当然能理解梁宇的直接，亦能理解她的善意。在城市生活已久的她，显然接纳了新的人际交往的原则。比如，邻里之间，不再随便串门。人与人之间，拥有清晰的边界。这种边界，建立在尊重个人隐私之上，建立在市场秩序之上。在梁宇的认知上，做客本身算不上是一件“事情”。或者，更严谨地说，做客不算是一件严肃的事。有目的性，甚至带有交易性质的，才能算是“事”，才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因此，面对突然来访的令箭，梁宇自然会心有疑虑，担忧着客人是来寻求帮忙的。而令箭的回答显然是出乎梁宇的意料，仿佛她只是出于关心与好奇才前来拜访故友的。

　　之所以说是“仿佛”，自然是项静在文本中埋藏了足够丰富的细节，让我们疑心令箭此行是否真的“有事”。比如说，令箭的第二句话，就显得不那么自然，像是戳穿心事后的保证;再比如，令箭朋友圈晒的照片，给人感觉“像是做微商”的。种种迹象表明，令箭拜访梁宇的目的，也许并没有她所说的那么纯粹。当然，我们已无法得知令箭的真实意图，正如我们无法彻底理解他人的生活，无法彻底地对他人的境遇感同身受。我们所能理解的，无非就是自己眼前的生活与状况。无论如何，我们该为令箭的行为而感动，因为她还记挂着十五年未见的好友。

　　《本地英雄》收录于项静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清歌》（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这是评论家项静的第二部小说集，首部为《集散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两部小说为同一系列，都以傅村为中心，以追忆之眼回眸着、凝视着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们的生活与境况。

　　这是项静对故乡的书写，以及对成长、自我的梳理与确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傅村”系列文本的写作起始于二○○四年冬天，体裁亦从纪实的散文逐渐转变为虚构性的小说。其中原因，项静在《清歌》的后记中写道：“到二○二○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超过了在农村的时长，对于乡村与乡土，我还能写什么？记忆越来越空虚，但生活本身一定是扎实的。我只能使用虚构的工具，去填补记忆空白，我想用一种绵密的语法表现那里的生活—物质、人情和农耕社会的日常。而实际上，我固然了解一些乡土的现实，但毕竟已经隔膜了，我写的只能是那里的风度与精神。我想每一个有乡土生活经历的人都难以忘记，也难以祛除那个空间给予自己的痕迹。我想把这个痕迹写出来，看似沉默之处的暗流，人们潜在的精神空间。”即，在现实生活之中，乡村与项静渐行渐远，最终成为“隔膜”的存在。而这，正是众多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异乡人所要面临的境况。

　　话说回《本地英雄》，我之所以先谈这部短篇小说，那是因为梁宇与令箭的聚餐极具象征意义，像是两种命运的短暂的相汇。当一切结束后，两人的命运又像是两条遥遥相望的平行线，各自远行。梁宇是学习成绩好的代表，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了所谓的“阶级”的跃升，而令箭是留守在乡村生活的“本地英雄”。

　　因此，当会面结束后，“梁宇回到家，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一阵疲惫”，进而“在两个房间都紧闭的空荡荡的家里，梁宇又非常后悔没有邀请令箭来家里坐坐”。梁宇面对着故乡来客时所流露的夷犹与繁杂的情绪，正是异乡人的心灵困惑。

　　

　　异乡，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诞生于故乡之上。有了故乡，有了离乡，才会有异乡。在异乡生活久了，建立新的生活圈子与习惯后，成为“新”人（新上海人、新北京人、新深圳人，等等），故乡便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清晰而又遥远的记忆与乡愁。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成为“新”人，总是会有些“故”事无法忘怀的。比如，家乡的菜肴，曾经中流击水的河流，邻里之间的孩童嬉闹，等等。

　　于是，如何面对故乡，便成为无数异乡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一三年春天，我从家乡乘坐T字头火车，一路北上。火车穿山越岭，奔袭十四个小时后抵达上海南站。像许多从小镇出来的人一样，我开始海投简历，在这座常居二千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这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这期间，我适应了上海菜肴的味道，结交了许多好友，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得益于科技与物流的发展，故乡亦似乎近在自己的身边。每周可以在微信视频中与父母见面，聊聊家中情况;想吃老家的特色菜，可直接在淘宝上下单，生鲜物流二十四小时内可到达。女儿出生时，母亲在家杀了鸡，酿好了黄酒，寄了过来。可我内心深处也知道，故乡正在渐渐远去：儿时的好友，几乎没有联系了;一些家乡话，也忘记怎么说了;过年回到老家，跟同龄人们除了追忆往事外，几无他话可谈。正如芭芭拉·卡森在《乡愁》一书所言：“我似乎回到了家，但这不是我的家。”

　　没有哪个时代像现代一样，制造出数以亿计的离乡者与异乡人。人们离开故乡，踏上旅途，参与到浩浩荡荡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来。卢建红在《乡愁与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到城市，这就是当我们想到‘家’或‘家乡’的时候，记忆起的总是乡村的背景，而事实上城市已成为我们的永久居住地。所谓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就是把‘家’连根拔起的过程，就是把‘家乡’变成‘故乡’的过程。”

　　八○后群体恰恰是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见证者与亲历者。许多成长于乡村的八○后，孩童时与泥土亲昵，奔跑于田野之间，生活方式是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延续。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而来，八○后目睹了父辈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务工人员，坚韧、奋力地为自己争取美好的未来。他们则在学习、成长过程中，一路跋涉，从小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省城。更为远足者，则冲出国门。每跨越一步，他们的视野便会愈加广阔，变化亦会愈加激烈，与故乡的距离便会愈加遥远。

　　最能贴合现代化社会变迁主题的小说是《见字如面》。在这篇小说中，项静以信为线索，向我们讲述了家族两代人为生活奋斗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由于土地少，无法养活众多儿女，作为长子的大伯以及三叔，接连离开傅村，像历史上的先辈们一样，闯向了关东。“关东神秘而博大，它收留了我们村二十五口人”，大伯与三叔凭借着商人的嗅觉，在东北农场上白手起家，相继成家立业。大伯在东北的成功，帮助大家族渡过难关。

　　改革开放以后，关东在傅村人心中逐渐失宠。“一九九○年以后，村里去关东的人陆续全家都搬回来，故地虽然不是发达的地区，但已经生活温饱了，条件也已大為改善。”傅村人谋生的途径不再是闯关东或到山西挖煤，而是去经济更为活跃的城市，“年轻人都把附近的县城、省城和毗邻的大城市，甚至是北京、上海作为寻求出路的地方。人跟人，水顺水，慢慢地路就广了，虽然只是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职业：男孩子一般到大城市工厂里做生产线上的工人，到建筑工地或装修工程中做学徒，时间久了当个拿钱多的师傅;女孩子出去较多做售货员、保姆、服务员，也有出去做小生意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堂弟（大伯的儿子）就是在此大背景之下，从东北回乡创业，一路摸爬滚打，开启了自己的生活。傅村人的谋生选择，与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潮流吻合。傅村人像无数的中国人一样，随着社会大潮流，以坚韧向上的精神，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在《见字如面》中，有个情节令人唏嘘：二○一六年九月，“我”跟随一个团队到黑龙江采风两天，期间联系了在此定居的小叔。小叔很是热情地邀请我前去泡温泉。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张，我们一行人商量下来，行程不方便更改，我感到了他的失望”。小叔的失望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久居他乡的他，想见到故乡的亲人，想听听乡音，想亲自确认一下亲人“过得好不好”，正如令箭一样。同时，他也迫切地想向亲人展示自己的生活。

　　叔叔的故事还在延续。在《见字如面》的姐妹篇《地平线》之中，我们看到叔叔活力四射又茫然无措的青春，也看到他在黑龙江一路打拼的辛酸。他既会慷慨地帮助家族里的后辈们，又会因为后辈们的礼节问题而心生埋怨。“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要交五百块报一个竞赛辅导，爸爸不在家，妈妈凑不齐这些钱。他说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叔叔，他心里很高兴。”“叔叔是我们傅村世界里走出来的行侠仗义者，随时施展他对别人的爱与义。”

　　帮助亲人是叔叔与故乡联系的一种途径。因此，这也不难理解，当孩子们成家立业后，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忙时，他该有多么失落。更令人心酸的场景，还在后头：叔叔的教育哲学以及他的生存之道，与孩子们的观念分歧渐大。他对故乡人情的思念，正在被孩子们忽略;他对故乡充满柔情，想象着年轻时的岁月;同时对故乡又充满了埋怨，因为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傅村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地方。

　　说它存在，它自然是以项静所生活的村庄为原型的。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大部分都是有现实根据的。傅村的某些部分，真实存在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说它不存在，原因亦无他。因为即使我们穷尽文本中的线索，找遍山东全境，也无法找到与文本完全一致的傅村。因此，从这点来说，傅村是项静“一个人的村庄”，是她一人的乡愁。

　　不过，项静并不满足将傅村当作是“一个人的村庄”，而是“试图在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建立起某种恰当的联系”（韩松刚《必要的幻觉，或抒情的延伸—项静短篇小说〈清歌〉读扎》，《上海文化》2022年1月号）。她在写作上刻意保持了与傅村之间的距离。不管是在《集散地》，还是在《清歌》中，项静有意识地拒绝描绘傅村的风俗、习惯以及方言，生怕读者精准定位到具体的村庄。（尤其是方言，近年来已成为小说家们时髦的技艺。在创作之中，将方言纳入文本之中，当然会令读者有炫目惊奇之感，起到所谓的“拓宽汉语表达”的妙用。但方言在文本中，真的不可替代吗？）因此，我们不妨将傅村当作是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村庄的代表。它可以是在山东，也可以是在山西，可以在广东，也可以在广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自愿或被迫地加入到浩浩荡荡的社会大发展之中。

　　这群人的底色是坚韧。他们拥有健朗向上的精神，有着走南闯北的丰富经历，当然也会有挫败与失落。但他们无一不在认真地生活。比如，《三友记》是为傅村三位乡村医生所立的小传，《清歌》是对乡村教师的教育事业的讴歌，《宇宙人》是对流动电影放映员的追忆，《壮游》则记录乡村留守老人的失落与微小的幸福，《人间食粮》是记录着家族的饥饿记忆，等等。这批平凡的普通人，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在努力、认真地生活。正如项静在《见字如面》结尾的感慨：“很多事情和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很多人仍然在努力地生活，即使在距离别人高速公路很远的小路上，一点都不偷懒，不耽误编织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