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

　　最近咖啡断供了。好不容易团到了挂耳咖啡，终于续上了“命”。忐忑之余，不禁想到了一段关于咖啡的轶事。

　　十八世纪的欧洲，腓特烈二世（1712-1786，1740年后在位）治下的普鲁士人原本不喝咖啡。一些法国胡格诺派信徒受到迫害而逃亡到了柏林，他们带来了时髦的社交习惯—喝咖啡。不过，当时的咖啡豆产地主要在英法的殖民地。普鲁士由于没有自己的货源，不得不通过英法商人用重金购买咖啡豆，有时候还买不到。七年战争，国库紧张，为了防止资金外流，一七八一年腓特烈二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国民私自进口、烘焙咖啡豆和喝咖啡。为此，他还建立了一支由四百名退伍老兵组成的特殊警察队，德语直译过来叫“嗅咖啡者”（Kaffee-Schnueffler或者Kaffeeriecher）。他们会在柏林的大街上使劲闻，哪家的窗户里飘出咖啡香，就可以“入户执法”，对他们进行罚款。腓特烈进而鼓励民众喝啤酒—毕竟生产啤酒的原料可以全部产自普鲁士本土，由此也养成了德国人喝啤酒的习惯。不过，法律的执行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很多人将咖啡豆藏在沙袋、煤篮、啤酒桶甚至棺材里，偷偷运到家家户户。有的家庭还叫人在门口“放哨”，看到警察走近，就发出约定的信号，好让在楼上偷喝咖啡的人赶紧掩盖“罪证”。腓特烈死后，咖啡禁令就很快被取消了，而那些“嗅咖啡者”也失业了。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提到，根据亚历山大·洪堡的研究，一八○○年欧洲的咖啡消费量达到了人均一磅，咖啡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尽管如此，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当上大学教授之前是喝不起咖啡的。在耶拿时（1801-1807），为了写《精神现象学》他不得不喝一种用大麦和菊苣做的苦味茶（Muckefuck）来提神，虽然功效类似，但是里面没有一粒咖啡豆。一直到班堡和纽伦堡时期（1807年之后），在担任了校长和学校事务委员会督导之后，黑格尔才实现了“咖啡自由”。（Pinkard， Terry. Hegel： A Biography.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战期间，那种“代用咖啡”又成为了德国士兵补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香的咖啡是奢侈品，而苦味的代用咖啡僅是功能饮料。有时奢侈变成日常，有时日常又变为奢侈。写到这里，杯中咖啡已经见底。再冲些热水，那包挂耳还能泡第二遍。